“卅六年前小女郎，今天来写旧厨房。油烟气味须臾尽，只有书香更久长”。
　　九月八日早上，钟叔河先生从长沙打来电话，一字一句地让我记下了上面这四句诗。他说：“原来那首诗是临时写的，不太妥当。这样改符合平仄，也更能表达交往的意义，因为你也读书、编书、写文章，才有了我们后面的往来。”
　　钟先生提到的原诗为：“卅六年前小姑娘，今天来写旧厨房。世事苍黄难自料，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去年暑假我去钟先生家时，先生在我发表的《跟钟叔河先生家共厨房》一文上的题赠。后来，我把那天的聊天内容整理成《听钟叔河先生讲文字与文学》一文，这首诗自然也被写到了文章里。
　　今年暑假，我照例带孩子回长沙父母家小住。八月的一个下午，我带着那篇文章的打印稿，牵着儿子，约上彭国梁老师再登念楼。尽管这是第三次来钟先生家了，但保姆开门后的场景还是让我们有些失措，钟先生仍旧坐在客厅里头那张靠窗的书桌前，手头上还有正在处理的文稿，不同以往的是，他的鼻孔里插着一根白色医用氧气管，显然他是在一边吸氧一边工作。也许是看到了我们担忧的表情，钟先生强打精神，起身问候。
　　我赶忙向钟先生介绍，同来的小朋友是我儿子，今年十岁，很想见见钟爷爷。钟先生微笑招呼孩子。儿子第一次见到慕名已久的钟先生，显得有些腼腆，好在有备而来，只见儿子一边喊“爷爷好！”一边埋头从短裤口袋里掏出了颗小小的戈壁玉石，没头没脑地跑过去放在了钟先生的桌子上：“给您的。”我说这是孩子暑期去新疆旅游时给您带回来的小石头，钟先生笑了，一边摆弄那颗石头一边说：小朋友从这么远背回来的石头很不容易，谢谢啦。说着，钟先生一手拔掉了那根氧气管，推开凳子站起身来，独自走到隔壁房间去，不久就捧着好几本大开本的儿童绘本走过来，说是送给孩子看的，还吩咐保姆去找点好吃的来。看得出钟先生的精神已较之前好了不少，于是，我又请他给孩子签个名。儿子拿出准备好的作文本走到先生身旁，把本子摊在书桌上就开始比画着自己的名字该如何写，钟先生连声点头说好，然后就戴上了他的黑边老花镜，开始一笔一划地给孩子题字，儿子虎头虎脑地把脸凑到先生的肩膀上，瞪着眼睛、屏住呼吸，好像生怕自己名字被写错似的，一老一少在一起的场景好像一幅电影镜头，我连忙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个画面。
　　钟先生给孩子写下：送陈梓田小友，读书多思！钟叔河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显然，先生是看出了我带儿子一起来的小心机，那天下午他跟我们竟聊起了孩子的教育，当然，还有读书。
　　精美的文字不一定是好文章，伟大的作品是震撼人心的。
　　“有些文学家很注意文体，文章写得很精美，像法国文学家梅里美，他写吉卜赛女郎那种狂野的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我们都读过，文字确实漂亮。他会写，写家乡的那段，不很露声色，山村的温煦静好都跃然纸上，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但漂亮的文字不一定是深刻的，能让人产生愉悦的作品不一定是伟大的，戏剧、音乐也是一样。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伟大的，虽然有人说他的文笔不好，累赘粗糙，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是震撼人心的，有力量，有深度的，看着让人很难受……”
　　他说让孩子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数学好的人文章也可以写得好。
　　“你说你孩子喜欢数学，你可能喜欢文学，但不要把你的喜好强加于他。其实，搞数学的人也有文章写得很好的。像原来复旦大学的老校长苏步青就是数学家，他的诗词文章还写得蛮好。爱因斯坦是理论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我看不懂，他写的一本“设定读者具有接受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数理知识水平的普及读物”我也看不懂，但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浅说》那篇序就写得很有文学性，我现在还记得，我觉得可以选到散文选里去。我提议过应选一些不是文学家的人所写的文章，因为他们也有社交生活、家庭生活，有通信，有朋友，也写过一些不是纯学术的文章，我认为会蛮有味”。
　　不必一定要读名校，孩子身心健康才是做父母的责任。“八十年代，有个同事的父亲是抗战前北大的研究生，还是朱镕基的物理老师。后来，那位老先生让我帮他修改文章，一篇是建议修建橡皮堤坝，一篇是建议将拉丁字母改成汉字笔法。我觉得都不妥，便劝说他不要写这种文章，不如写些北大研究生的生活，或北大校长、教授的记忆文章。但他却说没什么可写啊，因为那时的研究生不是成绩不好找不到工作，就是对自己的封建婚姻不满意，不愿意回家，想赖在北京，不受待见的学生。我说这是大实话，那您就写这些，很有价值啊。我想说我们不要迷信什么名校，我们那时读初中，老师很多都是北大、清华毕业，大多也是很平庸的人。现在的人很看重这个，一定要进重点，我不这样认为。孩子感兴趣的事自己会去做，父母可以顺着他的本性让他去发展，不要替他做主，要让他过上正常的生活，受到教育，讓他身体心理健康才是父母最大的责任……”
　　也许是听不懂钟先生带着平江口音的湖南普通话，儿子看了一会书就躺在沙发上发呆，后来索性跑到客厅中间的桌球台旁乒里乓啷地玩起桌球，我有些窘迫，觉得孩子太不懂事，几次制止，钟先生都说：“让他玩，让他玩，孩子都这样的。”
　　孩子应该读一点古文，还要能通畅地写作，这个任务最好在初中完成。“中国几千年来的文章都是文言文，而白话文变成通行文体却只有百年历史，所以，作为中国人，应该要读一点古文，这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对孩子也有好处，不管孩子以后是学理工还是做科研，都是要成为高级知识分子，读懂古文是权利也是义务。中国人总不能说不读《红楼梦》、《三国演义》吧，即使不读《三国演义》，《水浒》还是必须要读的，我觉得还有一本书需要读，那就是《儒林外史》，有人说它结构散，但我觉得它的文学性很高。我认为能读懂先秦以下的文言文，能写得出简单通顺、没有语病的文言文，这个任务最好在初中完成”。
　　不知哪里传来电子闹钟的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八点整。”
　　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国民的劣根性，知识分子的毛病，在两个地方最明显，一个是高校，一个是作协。《儒林外史》写得好就是如此，刻画了中国人的毛病，鲁迅的伟大也就在于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劣根性看得最深，尤其是读书人的毛病。当然，这些谈多了对你没有积极的意义，你可能会采取批判的态度来看待问题，对你的为人以及对你要处的环境都没有蛮多好处。我跟孙女们也不谈这些，主要是不希望后代们像我一样到处碰壁，受那么多罪。苏东坡那首诗最有味：‘人人生子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当然他是在讲反话，但当父母的也确实会有这种顾虑。那时我被认为是最坏的人，不然怎么会判刑十年，后来改正右派时还不给我改正。我虽是右派，但我看右派里也有很坏的人，因为告密的人就是右派。读书人的劣根性太深重，现在的人还是《儒林外史》的那些人，只是服装、语言不同了而已。我亲自经历过，我有篇文章叫《买旧书》，不知你看过没有……如果你比别人优秀，你就有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但如果你很平庸，关系就好处些。但真正来讲，别人的看法无足轻重，眼光要远一点，你们还年轻，还会有更好的一天、正常的一天，假如这个信心都没有，今天我们就不用说这些话了”。
　　这时，只听保姆在厨房大喊一声：“六点半哒咧！”
　　临走时，我把打印好的《听钟叔河先生讲文字与文学》一文交给钟先生，请他看看有没有写得不妥的地方，钟先生笑着说，不用看，是非功过任人评说，随你怎么写我都行。我再三坚持，钟先生答应留下文章。
　　没过两天，我接到钟先生的电话，他说我写的那篇文章已经看完了，没动几个字，让我去他信箱拿。我拿到文章一看，才知道钟先生修改得仔细，红色和蓝色的签字笔修修补补达十几处，不仅调整了些文字内容，还发现了我的三处错别字。
　　十几天后，又有了开头的那一幕，钟先生不但惦记着我那篇文章，还把自己写的题赠诗的后两句也重写了。
　　先生为文的虚心严谨，我在他的书中曾读到过。
　　《偶然集》小引里，他写道：所有写文章的人，都是在写自己，但天赋有高低，本领有大小。我的天赋低，本领小，做诗做小说都做不来，偶尔写点小文章，也缺少“思想水平”，更缺少“艺术性”，只是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照实写下来罢了……这些文章都做了或多或少的修改。喜欢改动是我写文章的一大毛病，即在看校样时也总要改，遭排字工人和责任编辑诟病久矣。我也极羡慕下笔千言、落笔不改的人，但自己实在没有那样的天赋和本领，看了自己写的东西总觉得不顺眼，忍不住又要改，当然改也还是难得改好，真是：“黾勉写文字，心尽力不随。”
　　钟夫人朱纯也在《老头挪书房》一文中提到：我常笑他“獭祭鱼”，写篇千字文，也要摊开好多书，这里查，那里找，“抄都没有你这样不会抄的”。如今总算有了摆书的地方，可以放开手脚“抄”了……
　　我学音乐出身，深知自己作文的不尽人意，在《听钟叔河先生讲文字与文学》一文中，硬是把一次随意的聊天写成了一场正襟危坐的访谈，反而露了怯。有人说较“共厨房”那篇，这篇写得拘谨、显得刻意；还有人劝我要多读书才好去跟先生聊天；更有文学博士调侃道：“艺术家走到文史界，过眼迷离，纷繁言语，不妨一顾。”
　　如果说走进钟先生的家意味着闯入文史界，那是我的福分。我虽不知深浅，但先生不弃。
　　“文从字顺，真诚书写，独立思辨，个性语言。合乎平仄，多对对子，读书多思，不断完善。”不就是先生教我的作文之道吗？
　　无论如何，我也不想辜负了和先生的这份油烟之缘、书香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