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全国各高校都纷纷提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新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大的变化就是引入SSCI等国际索引指标。日前公布的人大版《大学排名》开始采用这个指标，并号称这是一个全新的大学评价体系。联想到近二十年来SCI、EI等的引入对中国科技评审体系以及科技未来发展图景造成的深远影响，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如果这个做法得到了政策的固化，那么下一个被毁掉的领域将是人文社会学领域。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在科技评价领域已经全面沦陷，把整个评价工作懒惰地委托给国际期刊与机构，以此来应对越发糟糕的国内评价体系失败后留下的真空，这种饮鸩止渴式的选择难以掩饰中国科技评价体系整体遭遇的尴尬。
　　当一种评价体系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后(即政策)，很少有人能够全面考虑到它对未来潜在的影响，政策是当下人主动地对未来采取的应对措施，由于未来的发展存在诸多可能性，任何政策都无法事先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再加上任何一项政策后果的表达都有一个10-15年的滞后期。换言之，只有经过这么漫长的一个表达期，政策的后果才能完全显现，而历史经验证明，终结一项政策往往是非常艰难的，有时终结成本甚至是我们的社会所无法承担的，因此任何一项严肃的政策的出台都应当是非常谨慎的。之所以谨慎，是因为从制度的构成要素上我们可以看出它对社会群体行为方式的多重规训作用。按照目前的理解，制度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三个规训要件：其一，规制性要素；其二，规范性要素；其三，文化一认知要素。其中第一要素对群体成员的规训作用最为强烈，它通过明确的奖惩以及资源分配模式规制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而后两项则是通过群体对规则的内化，来缓慢地塑造群体为达到利益最大化所采取的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变化对未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发展模式影响深远。现在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到底是为了谁?就目前而言，还不是所有的国人都有能力和机会阅读英文文献，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当下的中国现实，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些有针对性地解决措施，这样的研究首先是为了解决我们所遭遇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获得国外评价体系的认同。如果我们认同了这次改革的目标，那么将出现一个很荒谬的结果：我们花费巨额的研究投入，仅仅是为了我们的SSCI等所谓的国际期刊的收录数大幅上升，在国际上获得一个好的排名，而多数国人却无从知道我们的最新研究结果，那么，这样的成果对中国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在科技领域，中国不是已经用大量的科技投入换来了世界论文排名第二，而国家整体创新乏力的荒谬现象吗?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学费不够高吗?
　　当然，此项改革也许初衷是为了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低的老问题，但是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解决策略，其潜在危害巨大。解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低劣的方式有很多，但不论怎样改革，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与读者群体应该是中国的现状与中国公众。以什么语言发表文章与成果的研究质量高低是两回事，关键是评价体系的客观、公正。很难想象，老子的《道德经》、唐诗、宋词等如果要求用英文写将会是什么境况?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这些东西都是基于中国文化语境下用中文写的，而且丝毫不影响它的伟大意义。反观当下，面对国内科技评价体系的日益全面沦陷，我们懒惰地采取了一种借西方相对成熟的评价体系来完成对国内评价的尴尬局面。举目四望，我们的高端人才政策已经全面借用西方的评价体系，而全国2000多所大学所代表的高等教育却普遍被视为失败的，国内人才的处境也每况愈下。客观地说：中国学术界的口味已经全面“西餐化”，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种制度性懒惰的科技评价体系实在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它已经不是中国人是否还有自信的问题，而是一项荒谬的选择标准，中国正在日益沦落为西方评价体系的注脚和牺牲品。
　　改变中国科技评价体系的落后局面本不是很困难的问题，笔者曾建议采用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就是一种很好的策略。这是基于如下两个考虑：其一，中国人的审美能力与良知并没有完全丧失；其二，打破评价体系的制度性垄断，培养科技界的竞争氛围就是解决当下困境的一条很好出路。如果这两条基础条件成立，那么制度性层面需要做的就是给予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得出的结果一视同仁的公平与公正对待，尤其是在奖惩与资源分配方面。在评审方面，收买一个人或者一些人是可能的，但是收买所有人是不可能的，除非它是公正的。让竞争真正成为一种决定性力量，中国科技界之所以迷信全面西餐化，是因为我们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它是对长期缺乏公平与公正的伪竞争的一种犬儒主义似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