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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之中，责任就是我们的一种力量、一个立足点、创造未来的一种动力
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大变局才称得上是大时代，所以我们幸逢大时代。
何为大时代？鲁迅说，不是生乃是死也。也就是说，大时代就是生死相变的时代。处在这样一种大变局、大时代、生死相变之中，每个人、每个行业、每个民族都直接感受到挑战。那么，面对挑战我们靠什么应对？睁眼看见了挑战的人，往往会本能地低头看看自己还有什么资源，可是，这样的挑战前回应挑战的立足点和能量不可能是你以往具有的资源，因为那些资源就像你站立的冰块，而大变局的挑战正是融化了这些冰块。在大变局、在根本性的挑战面前，责任就成为我们的一种力量、一个立足点，成为我们可能创造未来的一种动力。
我们又如何理解责任？如果往深里看，可见责任有三个层面，也就是所谓责任的三重境界。
第一个层面，就是生存的责任。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公益文化传播与媒体的责任”，其实所谓“公益人”和“媒体人”有“同病相怜”之处：首先是我们都说不清“我是谁？”公益解决社会问题，难道政府、商业不解决社会问题？现在还倡导商业向善呢！媒体是“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可是在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这工具还有专门性吗？所有人都自带工具还只有你是“媒体”吗？另外，我们都觉得自己肩负使命，志存高远，最看不上那种把工作当作“找碗饭吃”的人，但突然发现我们都越来越边缘化了，被挤得连养家糊口“找碗饭吃”也不易！
所以，我们面临的第一层的责任就是生存。无论是一个公益项目，一个公益组织，还是一个有社会抱负的媒体，要在时间的消蚀下，在时代的浪击中，虽不显赫一时，而能行稳致远——生存本身不需要理由，需要你尽责。
我们如何理解生存的责任？如何履行这个责任？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对象是那些艰苦创业的企业家和那些在贫困中挣扎谋生的人们，学习他们的勇气、坚韧、勤勉、求变，那种在失败中百折不饶闻鸡起舞的英雄主义！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内涵践行到公益组织和媒体实践中。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历尽磨难建立统一以色列王国的大卫王，他有一个著名的戒指，上面刻着这样一段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后来的文学家们常常会说，读一读大卫王戒指上的铭文，你高兴的时候会难过起来，难过的时候又会高兴起来。而几乎同时代的《周易》思想也充满了这样的辩证法。失败会过去，成功也会过去，所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向死而生，生是责任。我们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正需要有这种辩证法的乐观主义。如何看今天和未来？如何看困局与机会？大变局告诉我们，未来不在今天的延长线上，我们不能拿今天已有的一切推测未来，因为今天已有的东西已经改变了由昨天变为今天的条件，从而改变了今天通向明天的路径，所以创新才是走向明天的生存法则。
在中国文化中，对生存之道的责任感是非常突出的，在文化基因上，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很强。我们要解决的只是怎么用好、怎么用对的问题。要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文化基因，我们也不可能千年来始终是人类的第一大族群。
生存不需要理由，但如何生存却需要理由。所以，生存的责任背后有一个支撑的东西，这就到了意义层面。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层面是意义的责任。如果没有对意义的责任感，那就成了好死不如赖活。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可见，不仅仅是“生”，还需要“知生”，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类比苏格拉底的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而对生的意义有了认知，反过来就会对我们生存的责任形成一种支撑的力量。也就是说，生存的意义会成为我们的一种力量，成为我们在生存困境中度过困难的一种力量。
中国文化中衡量一个人的操守，对一个所谓发达的人（即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强调要看其所为。也就是说，你有钱有势之后做什么？光是盖房子、买车子吗？而对一个落魄、穷困的人，就要看你是不是有所不为，所谓人穷志短，活下来最重要，但能有奶便是娘，伤天害理无所顾忌吗？正因为这样，意义层面的责任在背后支撑着你生存责任的方向。
说到意义，我们还会看到社会共同体对意义的共识是什么，这种共识就意味着社会蓝图的建构，也就意味着社会方向的认知。我很赞成刚才马国川所说的，公益组织除了扶贫济困还有一种使命，就是探索社会进步的各种措施，包括社会进步的方式。从这个角度去看，这种意义的发生、意义的责任，就是媒体的担当。
让我们看一看一百年来仁人志士走过的道路。一百年前，中国人面临着一个大变局。“大变局”这个说法最早是李鸿章1874年提出的，所谓“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那一代中国文人开始努力去应对这个变局，为此走过漫长的路。我可以用三个人的句诗归纳当时从文人到志士的“三步曲”。
这个路程的出发点都是起步于“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的诗句）;淬炼于“伤心不许问家国”（李木庵的诗句），和环境发生了冲撞。
走完这第二步以后，他们的思想开始分野，许多人看透、转向于“躲进小楼成一统”（鲁迅的诗句），另一些人则踏出了第三步“我以我血荐轩辕”（也是鲁迅的诗句），踏出第三步的人，由文人成为了志士。
一百年前到今天，这条路一路走过来，无论是启蒙、变法、维新、救亡、革命、改革，或者到今天我们所说的复兴，背后的主题并没有变，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当今的中国人，这个路怎么走？今天我们在实现现代化或者说实现民族复兴最关键的路段上，依然需要“我以我血荐轩辕”，可怎么个荐法？还是以一百年前那样的方式吗？我想如果还是那样的话，那就太悲剧了，太伤心了。远的说经历了数代人的浴血探索，近的说历经了40年的改革，我们要珍惜这个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改革使中国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巨大的物质基础，可以说这个进步、这个成绩无论怎么评价都是不为过的。
今天的社會矛盾，主要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个美好生活包含着什么？是否包含着精神生活？当然是！ 今天来看，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化追求正在从经济的追求走向社会的追求。我所说的社会的追求，就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当年市场经济改革刚刚开始时一样，社会治理的改革也夹在两种压力之间，就如同40年前对市场与经济有个经典的说法：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如此循环。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我们的政府还是市场主体已有了一套比较自如的方式了。但是，在社会管理中是不是依然还会面对那种“放-乱”“管-死”的循环？这是今天在社会治理中要正视的问题。
正视这个问题，也不是管理者单方面的事。看看我们今天的公益组织，近8000家基金會，80多万家社会组织，还有30多万家社区登记的社会服务组织。在社会组织的自身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像40年前的企业家们一样，走出一条路来？这是政府和社会互动的过程。
所以说，公益组织和媒体承担意义的责任，在今天就应该更加关注人，关注人的发展，关注我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关注人类进步的方向问题。
刚才，资中筠老师演讲中提出一个问题：美国一些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提出建立共益企业，把企业单纯为股东利益服务改为为客户、员工、供应商、所在社区和股东等多个利益相关方服务，这些既得利益者主动放弃部分利益来回馈社会，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机制中是可以赢得其长远利益的，资先生问，如果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机制中不能建立这种好的长远利益的预期，有什么动力使他们这么做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这就涉及意义的责任背后有什么？生存的责任背后是意义的责任在支撑，意义的责任背后还有一个东西支撑着它，那就是人性的责任。
责任的最深层面是人性的责任。康德为什么认为一个慈善家如果出于对同情心的偏好，对荣誉的偏好而做慈善，应该受到称赞和鼓励但并不值得尊崇？因为他认为这并不具有正真的道德价值。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里，康德指出在目的王国中，一切东西要么有一种价格，要么有一种尊严。凡是与普遍的人类偏好相关的东西，都是具有一种市场价格至少是情感价格，因为都和外在评价相连嘛！康德认为没有等价物，不可转让的东西只有一种，就是人性的尊严。他说只有“道德和能够具有道德的人性是唯一具有尊严的”。这时候理性为自己立法，你所做的一切出自道德人性的自觉义务，目的和手段是一体的，这时候你才可能具有“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的意志自律”。
康德对人性的追溯，对道德本质的追溯，拿到中国文化里来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性善论是指出唯有人具有这种向善的本性，这种向善的本性使人成为人，其他动物不具有这种本性也就不可能进化为人。所以人要表现自身的本质不在于显示身体多强壮、有多聪明，而是这种向善的可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作为人的本质发挥到什么程度。这种道德境界的提升、人性善的本质发挥也是和成败得失的外部评价不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即“义命分立”。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但是他是还要“知不可为而为之”啊！“命”就是外在的条件，可能的结果;“义”是道德追求，展现人性善的本质，两者可以分开。《论语》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矣。”已经明知道义不行于天下社会理想无法实现，君子为什么还要出去做官？你要去行义，这里的“行义”，就是一种对“正当性”的责任。
从这一点来看，当回到责任的最深层次的时候，和得失无关，也和成败无关，这只是作为理性、人性的本质，或者作为人的本质，人性向善的本质表现。
以上所说的责任三重境界，是一重对另一重的支撑。但有时候，它们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在一个平面上同时考验着一个人。我们如何面对考验呢？不久前，在公益界的老朋友商玉生先生的追思会上，我说过一段话：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你要选择的是做玉，还是做瓦？至于你是“全”还是“碎”，那是上天的选择。而且，你如果选择了做一块玉，并不只是在生死成败的关键时刻经受考验，而是要体现在日常的工作和操守中。
我前面讲的这三个层次的责任体现，事实上是时刻都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有时候认识到，有时候认识不到。希望我们明白的时候能多一点。
我最后祝《中国慈善家》能够在这个责任当中始终贯穿自己的认知，而且把你们的认知推而广之到中国公益界，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界。
（本文系陈越光先生在《中国慈善家》改版发布暨专家座谈会上的演讲。）
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大变局才称得上是大时代，所以我们幸逢大时代。
何为大时代？鲁迅说，不是生乃是死也。也就是说，大时代就是生死相变的时代。处在这样一种大变局、大时代、生死相变之中，每个人、每个行业、每个民族都直接感受到挑战。那么，面对挑战我们靠什么应对？睁眼看见了挑战的人，往往会本能地低头看看自己还有什么资源，可是，这样的挑战前回应挑战的立足点和能量不可能是你以往具有的资源，因为那些资源就像你站立的冰块，而大变局的挑战正是融化了这些冰块。在大变局、在根本性的挑战面前，责任就成为我们的一种力量、一个立足点，成为我们可能创造未来的一种动力。
我们又如何理解责任？如果往深里看，可见责任有三个层面，也就是所谓责任的三重境界。
第一个层面，就是生存的责任。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公益文化传播与媒体的责任”，其实所谓“公益人”和“媒体人”有“同病相怜”之处：首先是我们都说不清“我是谁？”公益解决社会问题，难道政府、商业不解决社会问题？现在还倡导商业向善呢！媒体是“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可是在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这工具还有专门性吗？所有人都自带工具还只有你是“媒体”吗？另外，我们都觉得自己肩负使命，志存高远，最看不上那种把工作当作“找碗饭吃”的人，但突然发现我们都越来越边缘化了，被挤得连养家糊口“找碗饭吃”也不易！
所以，我们面临的第一层的责任就是生存。无论是一个公益项目，一个公益组织，还是一个有社会抱负的媒体，要在时间的消蚀下，在时代的浪击中，虽不显赫一时，而能行稳致远——生存本身不需要理由，需要你尽责。
我们如何理解生存的责任？如何履行这个责任？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对象是那些艰苦创业的企业家和那些在贫困中挣扎谋生的人们，学习他们的勇气、坚韧、勤勉、求变，那种在失败中百折不饶闻鸡起舞的英雄主义！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内涵践行到公益组织和媒体实践中。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历尽磨难建立统一以色列王国的大卫王，他有一个著名的戒指，上面刻着这样一段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后来的文学家们常常会说，读一读大卫王戒指上的铭文，你高兴的时候会难过起来，难过的时候又会高兴起来。而几乎同时代的《周易》思想也充满了这样的辩证法。失败会过去，成功也会过去，所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向死而生，生是责任。我们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正需要有这种辩证法的乐观主义。如何看今天和未来？如何看困局与机会？大变局告诉我们，未来不在今天的延长线上，我们不能拿今天已有的一切推测未来，因为今天已有的东西已经改变了由昨天变为今天的条件，从而改变了今天通向明天的路径，所以创新才是走向明天的生存法则。
在中国文化中，对生存之道的责任感是非常突出的，在文化基因上，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很强。我们要解决的只是怎么用好、怎么用对的问题。要知道，如果没有这个文化基因，我们也不可能千年来始终是人类的第一大族群。
生存不需要理由，但如何生存却需要理由。所以，生存的责任背后有一个支撑的东西，这就到了意义层面。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层面是意义的责任。如果没有对意义的责任感，那就成了好死不如赖活。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可见，不仅仅是“生”，还需要“知生”，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类比苏格拉底的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而对生的意义有了认知，反过来就会对我们生存的责任形成一种支撑的力量。也就是说，生存的意义会成为我们的一种力量，成为我们在生存困境中度过困难的一种力量。
中国文化中衡量一个人的操守，对一个所谓发达的人（即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强调要看其所为。也就是说，你有钱有势之后做什么？光是盖房子、买车子吗？而对一个落魄、穷困的人，就要看你是不是有所不为，所谓人穷志短，活下来最重要，但能有奶便是娘，伤天害理无所顾忌吗？正因为这样，意义层面的责任在背后支撑着你生存责任的方向。
说到意义，我们还会看到社会共同体对意义的共识是什么，这种共识就意味着社会蓝图的建构，也就意味着社会方向的认知。我很赞成刚才马国川所说的，公益组织除了扶贫济困还有一种使命，就是探索社会进步的各种措施，包括社会进步的方式。从这个角度去看，这种意义的发生、意义的责任，就是媒体的担当。
让我们看一看一百年来仁人志士走过的道路。一百年前，中国人面临着一个大变局。“大变局”这个说法最早是李鸿章1874年提出的，所谓“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那一代中国文人开始努力去应对这个变局，为此走过漫长的路。我可以用三个人的句诗归纳当时从文人到志士的“三步曲”。
这个路程的出发点都是起步于“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的诗句）;淬炼于“伤心不许问家国”（李木庵的诗句），和环境发生了冲撞。
走完这第二步以后，他们的思想开始分野，许多人看透、转向于“躲进小楼成一统”（鲁迅的诗句），另一些人则踏出了第三步“我以我血荐轩辕”（也是鲁迅的诗句），踏出第三步的人，由文人成为了志士。
一百年前到今天，这条路一路走过来，无论是启蒙、变法、维新、救亡、革命、改革，或者到今天我们所说的复兴，背后的主题并没有变，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当今的中国人，这个路怎么走？今天我们在实现现代化或者说实现民族复兴最关键的路段上，依然需要“我以我血荐轩辕”，可怎么个荐法？还是以一百年前那样的方式吗？我想如果还是那样的话，那就太悲剧了，太伤心了。远的说经历了数代人的浴血探索，近的说历经了40年的改革，我们要珍惜这个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改革使中国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巨大的物质基础，可以说这个进步、这个成绩无论怎么评价都是不为过的。
今天的社會矛盾，主要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个美好生活包含着什么？是否包含着精神生活？当然是！ 今天来看，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化追求正在从经济的追求走向社会的追求。我所说的社会的追求，就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当年市场经济改革刚刚开始时一样，社会治理的改革也夹在两种压力之间，就如同40年前对市场与经济有个经典的说法：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如此循环。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我们的政府还是市场主体已有了一套比较自如的方式了。但是，在社会管理中是不是依然还会面对那种“放-乱”“管-死”的循环？这是今天在社会治理中要正视的问题。
正视这个问题，也不是管理者单方面的事。看看我们今天的公益组织，近8000家基金會，80多万家社会组织，还有30多万家社区登记的社会服务组织。在社会组织的自身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像40年前的企业家们一样，走出一条路来？这是政府和社会互动的过程。
所以说，公益组织和媒体承担意义的责任，在今天就应该更加关注人，关注人的发展，关注我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关注人类进步的方向问题。
刚才，资中筠老师演讲中提出一个问题：美国一些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提出建立共益企业，把企业单纯为股东利益服务改为为客户、员工、供应商、所在社区和股东等多个利益相关方服务，这些既得利益者主动放弃部分利益来回馈社会，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机制中是可以赢得其长远利益的，资先生问，如果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机制中不能建立这种好的长远利益的预期，有什么动力使他们这么做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这就涉及意义的责任背后有什么？生存的责任背后是意义的责任在支撑，意义的责任背后还有一个东西支撑着它，那就是人性的责任。
责任的最深层面是人性的责任。康德为什么认为一个慈善家如果出于对同情心的偏好，对荣誉的偏好而做慈善，应该受到称赞和鼓励但并不值得尊崇？因为他认为这并不具有正真的道德价值。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里，康德指出在目的王国中，一切东西要么有一种价格，要么有一种尊严。凡是与普遍的人类偏好相关的东西，都是具有一种市场价格至少是情感价格，因为都和外在评价相连嘛！康德认为没有等价物，不可转让的东西只有一种，就是人性的尊严。他说只有“道德和能够具有道德的人性是唯一具有尊严的”。这时候理性为自己立法，你所做的一切出自道德人性的自觉义务，目的和手段是一体的，这时候你才可能具有“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的意志自律”。
康德对人性的追溯，对道德本质的追溯，拿到中国文化里来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性善论是指出唯有人具有这种向善的本性，这种向善的本性使人成为人，其他动物不具有这种本性也就不可能进化为人。所以人要表现自身的本质不在于显示身体多强壮、有多聪明，而是这种向善的可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作为人的本质发挥到什么程度。这种道德境界的提升、人性善的本质发挥也是和成败得失的外部评价不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即“义命分立”。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但是他是还要“知不可为而为之”啊！“命”就是外在的条件，可能的结果;“义”是道德追求，展现人性善的本质，两者可以分开。《论语》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矣。”已经明知道义不行于天下社会理想无法实现，君子为什么还要出去做官？你要去行义，这里的“行义”，就是一种对“正当性”的责任。
从这一点来看，当回到责任的最深层次的时候，和得失无关，也和成败无关，这只是作为理性、人性的本质，或者作为人的本质，人性向善的本质表现。
以上所说的责任三重境界，是一重对另一重的支撑。但有时候，它们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在一个平面上同时考验着一个人。我们如何面对考验呢？不久前，在公益界的老朋友商玉生先生的追思会上，我说过一段话：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你要选择的是做玉，还是做瓦？至于你是“全”还是“碎”，那是上天的选择。而且，你如果选择了做一块玉，并不只是在生死成败的关键时刻经受考验，而是要体现在日常的工作和操守中。
我前面讲的这三个层次的责任体现，事实上是时刻都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有时候认识到，有时候认识不到。希望我们明白的时候能多一点。
我最后祝《中国慈善家》能够在这个责任当中始终贯穿自己的认知，而且把你们的认知推而广之到中国公益界，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界。
（本文系陈越光先生在《中国慈善家》改版发布暨专家座谈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