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却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曾经像朋友一样与毛泽东相处，却因政见不同公开与毛泽东争吵……正是这种充满矛盾的传奇人生，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圣。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后给儿子写的信。一代大儒的狂傲与自信跃然纸上。
　　有人说，梁漱溟的一生就是一部历史，读懂了他，也就读懂了刚刚过去的百年中国。
　　
　　“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从祖父开始离开桂林迁至北京。1893年10月10日，梁漱溟出生在北京紫金城安福胡同一栋普通的民房里，原名焕鼎，字寿铭。
　　在顺天中学上学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一个特殊的学生。国文课上的作文，他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见，以至一位教师警告他：“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当时的顺天中学是一所新式学校，梁漱溟很快成为各种学生运动的中坚。在1907年抵制美货运动中，梁漱溟甚至还和同学们冲进附近店铺查寻违禁美货。
　　18岁时，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加入同盟会，并在同盟会同仁创办的《民国报》当编辑。一次，该报总编辑孙浚明为梁漱溟画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漱溟很喜欢，从此作为笔名一直沿用。
　　这一时期，刚刚接触社会不久的梁漱溟，因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几度产生轻生的念头。梁漱溟后来回忆起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1913年初，20岁的梁漱溟赴西安，并开始素食。当年7月，他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随后他决定隐居，专心研究佛教。由于深受佛教的影响，看破红尘，梁漱溟公开声称今后不结婚，不吃荤，不喝酒。
　　梁漱溟学佛的收获，是写出了佛学专论《究元决疑论》，推崇佛道的“出世”思想。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居然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1916年，仅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可到了第二年，他再次有了逃离红尘的想法，欲往衡山出家为僧，但未能成志。
　　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8年11月8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并留下了遗书：“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父亲的自杀，使梁漱溟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荡，他在文章里公开责备自己说：“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他为自己忽视了中国文化和父亲的教诲痛悔不已。
　　此后，梁漱溟开始由佛学折入儒学。在北大的7年时间，梁漱溟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8次。
　　由佛学转向儒学以后，梁漱溟吃素的承诺始终没有改变，坚持了一生。但是，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他触动很大。他感到，过去宣称不结婚，是对父母的不孝，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28岁那年，梁漱溟结婚成家。
　　
　　接续三百年儒学
　　
　　


　　梁漱溟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暴得大名”。《剑桥中华民国史》写到：“梁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家。此书的成功，或许应该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以热烈的情绪感染而不是严密的逻辑分析，调和了新传统主义思想家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要继承已经为世人熟知的进化宇宙论传统，另一方面却提出了新的隔离观念，要把不受历史局限的价值、对人类良知的直觉洞察，与受科学支配的自然和社会政治过程彼此分别开来。”
　　与梁漱溟同时代的大师级学者牟宗三这样评价梁漱溟：“（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梁漱溟从宋明理学入手，将西方生命哲学引入到儒学中，对陆王心学进行了“修正”。尊崇儒学，但不排外，将西学引入传统文化，正是现代新儒家的普遍特征，梁漱溟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中，梁漱溟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别。由此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从而跳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局面。
　　不过，当美国学者艾恺将“最后的儒家”称号送给梁漱溟时，梁漱溟却拒绝接受，因为他仍把自己看成一个佛家。他曾极认真地把自己和同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相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一同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梁漱溟终其一生都未抛弃佛教，甚至对佛教崇敬有加。他安身于儒、佛之间，在入世和出世的纠结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
　　
　　将农民组织起来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且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接受朋友之邀，到山东试办中学高中部，并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的实验。
　　梁漱溟说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年），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年）”。这一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和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一样，梁漱溟也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梁漱溟投入乡村建设工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从事乡村工作的简略回顾》一文中，梁漱溟写道：“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欠缺。中国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学技术。我所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我梦想的团体自治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也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西洋进步从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发展贸易，而牺牲农村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总之，中国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八个字。将这两方面补进来，中国即发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
　　自1924年以后的十多年间，梁漱溟先后在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办学，并从事乡村建设实践。1930年，“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创建，梁漱溟在这里一干就是整整7年。
　　有一段时间，梁漱溟的乡村实验曾经拥有很大“特权”，“乡村建设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邹平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梁漱溟通过办学和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社，使当地村民的主体意识及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转变。之后，当时的省政府又决定将济宁和山东西南部的13个县作为“县政建设试验区”。到1937年，实行乡村建设管理的县已达70多个。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
　　


　　有人说，梁漱溟所从事的是一件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事业，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下，他那种改良主义道路是不可能走通的。但是，对梁漱溟个人来说，这7年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农民有了深刻的了解，这才促使他在二十多年之后斗胆“代表农民”说话。
　　
　　与毛泽东的缘分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怀中（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否定“文革”第一人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了，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是6个月的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大会批判。到9月底，召开集中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梁漱溟仔细阅读，发现毛泽东1953年对自己猛烈批驳的讲话也收在其中，题目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1978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
　　梁漱溟在发言中指出，“文革”的最终结果是生产停顿，人民生活贫困，牵连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放眼望去，所谓的“牛鬼蛇神”一大摊，还不包括受害的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样的人治是多么可怕！他说：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是走到了尽头。经过“文革”10年的惨痛教训，大家对人治的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法治才有了迫切的要求。
　　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