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刚刚当选了“2010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领军人物”的王秦岱，在业界内拥有“金牌教练”的美誉，更被视为足可挽转公司命运的人。手机大头公司内流传着“互联网行业的公司只要有王总加入，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半的成功”的说法。
个人履历
曾就职于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朗讯科技；
历任北电网络电信事业部总经理兼副总裁，亚信科技、华友世纪总裁；
现任北京大头无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22年的工作经验，两家中国企业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他是留学生归国创业的企业中“吃螃蟹的人”，也是国内最早运作MBO（Management Buyout，管理层收购）买入无线运营执照，成立公司做老板的第一人。
25岁大学毕业到国企工作、辞职，随后入职刚刚进入中国的外企500强工作，之后到美国学习深造和工作；回到大陆企业后的他一直从事经营工作，最终创立和管理自己的公司。王秦岱的从业经历跨电信、网络、移动互联网三个领域，兼具技术知识和战略手段。但也在巅峰后出现过创立的公司被收购后带领原管理团队离职卸任的经历。
沉寂了半年后，47岁的王秦岱选择了时下最热门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再度出任董事长，从事手机客户端的产品研发。谈及个人事业规划和企业经营经历，王秦岱先生愿意与《钱经》读者分享他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
毕业后你走哪条路？
我当时读的是一所工科院校——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改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那个年代比较提倡学好数理化，培养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模式。
在高中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是父亲在部队上时发给干部的内参，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薄薄的小册子，很简单的印刷。通过这本书，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能够可以通过管理、规划，达成阶段性的目标。比如说开会，应该怎么有相应的准备，通过组织协调，在会议沟通中一步步实现。我认为人的一生也可以有机会做一些规划和管理。
那个时候我们讲究自我实现。当时有种说法，说有大学生毕业后有三条路：“红路”从政；“黄路”从商；“黑路”出国读取博士。在学校读书时竞选了学生会主席。我接触系统论和控制论这些从国外传入的管理理论，如饥似渴，也很想从事行政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毕业后却发现想象中的这些理论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践。新现实主义的刘震云曾经有一本书叫《一地鸡毛》就描述着这样尴尬的情况，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事业单位，先要学习打扫办公室卫生，每天早上拎着水壶去给老同事端茶倒水。
初入社会接触到人情世故感觉比较不适应，发觉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想着出国读博士应该能好点吧，毕业后当老师或做研究，传道授业解惑。
考取TOEFL/GMAT和拿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签证却出了问题。那个时候很多被排名稍后的学校录取的同学也都办理完手续。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当时我还挺较真，就请问移民官为什么我有移民倾向？移民官说，“我的职责和我的权利就是判断你是否有移民倾向。我判断你有，你就是有。”听完后我就火了，当着他的面把录取通知书撕了，指着移民官鼻子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不去了。”
然而一旦离开国企，事业档案什么的被退到街道，就再也回不去了。原因是失去了干部身份，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我只能蜗居在同学宿舍的上铺，他把自己的饭票分一半儿给我。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然而随着改革开放，部分外企开始进入中国。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当时是最早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欧美企业之一。他们对员工没有干部身份的需求。得知消息后，我决意北上，最终在几百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录取。
由于个人业绩出色，在职期间连续做了2到3年的“Sales Star”（销售明星）。公司为了嘉奖全球各个岗位上的优秀员工，特别提供了梦寐以求的出国留学深造机会。因为公司负责食宿，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Wharton商学院的学习生活还算舒适。
当时的年轻人多少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总是希望过得生活进取点，那时外企对我们意味着先进的科技、生产力和管理。我很惊讶现在的年轻人以公务员以第一择业标准。
但是在大型外企里可以发挥的空间和余地总是有限，当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遭遇职业天花板。反而是在中国企业，我们可以从销售、市场做起，做到高级经理、总监，甚至中国区副总裁。
但是外企的运营、产品战略，以及战略部分，普通员工很难接触到并左右其进程。举例来说，当时北电生产最先进的光纤通信系统SDH是最好的商用系统。但有些小的性能并不适合中国需求，所以我们希望做为中国用户进行产品的调适。为此我飞到美国与实验室和产品部门据理力争，那时中国只占据了其全球市场1%的份额，所以他们根本不愿意针对中国用户调整和修改,，中国用户对下一代产品的需求也很难反映到产品上。
互联网教父谈互联网
互联网充满无限的可能性。我在亚信是带领大家做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90年代后期成立公司，是中国留学生将企业做到上市的最早两家公司之一。亚信、UTstar.com，大概前后脚上市，随后新浪、搜狐、网易。
华友世纪是从UTStar.com中分拆出来的增值公司。我们在国内最早做的MBO（Management Buyout，管理层收购），当时我以管理团队的名义买入了这家公司。我们开发了“软件开发+移动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2005年华友获得了7500万美元的融资，是中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第18家公司。美国的Fidelity和TDF都是原来投资亚信的投资方。而后投资华友，现在投资手机大头，一直都是我们的董事会成员。
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原来以持续盈利，或者把送到美国上市作为公司的目标，现在觉得不是。这些只是公司发展阶段中可能要经历的事情。当一个企业能做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拥有坚实的产品、客户基础和一定可拓展的商业模型，当它想拓展商业领域、巩固商业模型、获取更大收益时，需要IPO融资来帮助它做拓展。
从这个角度来说，原来做企业，有时候只是对阶段性的东西有感触和了解。但现在更加觉得，企业的核心价值是在产品和服务，能够建立长期比竞争对手做得好的基础。互联网时代，切换服务对客户来说没有太大的成本。在手机多媒体服务领域，我们是这个市场上做得最早的一批人。我们曾经关注了其它的领域，但现在都集中在手机多媒体的最佳展示上。
内容的积累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这种创意型产业需要非常好的主营业务支撑，通过积累产生巨大的价值。比如盛大可以通过网游的营收，来积累文学、影视、音乐方面的资源，通过既有的平台进行分发、授权和收费。只要拥有足够的耐心和远见，可以逐步实施，通过积累产生巨大的价值。而手机大头本身不产生内容，但是我们提供平台让客户通过客户端软件，在无线互联网来上分发、分销，搜索获取和展示内容。例如我们提供手机音乐的即时存储和自动播放，在试听歌曲时将歌曲自动存储到手机中，这是我们最先做到的。同时，我们拥有业内最佳的视频浏览技术，可以提供在低带宽下的最佳浏览效果。目前，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是我们所有工作的重心。这是我一起参与建设的第三个企业。
个人履历
曾就职于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朗讯科技；
历任北电网络电信事业部总经理兼副总裁，亚信科技、华友世纪总裁；
现任北京大头无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22年的工作经验，两家中国企业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他是留学生归国创业的企业中“吃螃蟹的人”，也是国内最早运作MBO（Management Buyout，管理层收购）买入无线运营执照，成立公司做老板的第一人。
25岁大学毕业到国企工作、辞职，随后入职刚刚进入中国的外企500强工作，之后到美国学习深造和工作；回到大陆企业后的他一直从事经营工作，最终创立和管理自己的公司。王秦岱的从业经历跨电信、网络、移动互联网三个领域，兼具技术知识和战略手段。但也在巅峰后出现过创立的公司被收购后带领原管理团队离职卸任的经历。
沉寂了半年后，47岁的王秦岱选择了时下最热门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再度出任董事长，从事手机客户端的产品研发。谈及个人事业规划和企业经营经历，王秦岱先生愿意与《钱经》读者分享他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
毕业后你走哪条路？
我当时读的是一所工科院校——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改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进入了一家国企工作。那个年代比较提倡学好数理化，培养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模式。
在高中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是父亲在部队上时发给干部的内参，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薄薄的小册子，很简单的印刷。通过这本书，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能够可以通过管理、规划，达成阶段性的目标。比如说开会，应该怎么有相应的准备，通过组织协调，在会议沟通中一步步实现。我认为人的一生也可以有机会做一些规划和管理。
那个时候我们讲究自我实现。当时有种说法，说有大学生毕业后有三条路：“红路”从政；“黄路”从商；“黑路”出国读取博士。在学校读书时竞选了学生会主席。我接触系统论和控制论这些从国外传入的管理理论，如饥似渴，也很想从事行政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毕业后却发现想象中的这些理论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践。新现实主义的刘震云曾经有一本书叫《一地鸡毛》就描述着这样尴尬的情况，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事业单位，先要学习打扫办公室卫生，每天早上拎着水壶去给老同事端茶倒水。
初入社会接触到人情世故感觉比较不适应，发觉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想着出国读博士应该能好点吧，毕业后当老师或做研究，传道授业解惑。
考取TOEFL/GMAT和拿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签证却出了问题。那个时候很多被排名稍后的学校录取的同学也都办理完手续。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社会不公平不公正。当时我还挺较真，就请问移民官为什么我有移民倾向？移民官说，“我的职责和我的权利就是判断你是否有移民倾向。我判断你有，你就是有。”听完后我就火了，当着他的面把录取通知书撕了，指着移民官鼻子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不去了。”
然而一旦离开国企，事业档案什么的被退到街道，就再也回不去了。原因是失去了干部身份，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我只能蜗居在同学宿舍的上铺，他把自己的饭票分一半儿给我。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然而随着改革开放，部分外企开始进入中国。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当时是最早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欧美企业之一。他们对员工没有干部身份的需求。得知消息后，我决意北上，最终在几百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录取。
由于个人业绩出色，在职期间连续做了2到3年的“Sales Star”（销售明星）。公司为了嘉奖全球各个岗位上的优秀员工，特别提供了梦寐以求的出国留学深造机会。因为公司负责食宿，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Wharton商学院的学习生活还算舒适。
当时的年轻人多少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总是希望过得生活进取点，那时外企对我们意味着先进的科技、生产力和管理。我很惊讶现在的年轻人以公务员以第一择业标准。
但是在大型外企里可以发挥的空间和余地总是有限，当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遭遇职业天花板。反而是在中国企业，我们可以从销售、市场做起，做到高级经理、总监，甚至中国区副总裁。
但是外企的运营、产品战略，以及战略部分，普通员工很难接触到并左右其进程。举例来说，当时北电生产最先进的光纤通信系统SDH是最好的商用系统。但有些小的性能并不适合中国需求，所以我们希望做为中国用户进行产品的调适。为此我飞到美国与实验室和产品部门据理力争，那时中国只占据了其全球市场1%的份额，所以他们根本不愿意针对中国用户调整和修改,，中国用户对下一代产品的需求也很难反映到产品上。
互联网教父谈互联网
互联网充满无限的可能性。我在亚信是带领大家做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90年代后期成立公司，是中国留学生将企业做到上市的最早两家公司之一。亚信、UTstar.com，大概前后脚上市，随后新浪、搜狐、网易。
华友世纪是从UTStar.com中分拆出来的增值公司。我们在国内最早做的MBO（Management Buyout，管理层收购），当时我以管理团队的名义买入了这家公司。我们开发了“软件开发+移动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2005年华友获得了7500万美元的融资，是中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第18家公司。美国的Fidelity和TDF都是原来投资亚信的投资方。而后投资华友，现在投资手机大头，一直都是我们的董事会成员。
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原来以持续盈利，或者把送到美国上市作为公司的目标，现在觉得不是。这些只是公司发展阶段中可能要经历的事情。当一个企业能做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拥有坚实的产品、客户基础和一定可拓展的商业模型，当它想拓展商业领域、巩固商业模型、获取更大收益时，需要IPO融资来帮助它做拓展。
从这个角度来说，原来做企业，有时候只是对阶段性的东西有感触和了解。但现在更加觉得，企业的核心价值是在产品和服务，能够建立长期比竞争对手做得好的基础。互联网时代，切换服务对客户来说没有太大的成本。在手机多媒体服务领域，我们是这个市场上做得最早的一批人。我们曾经关注了其它的领域，但现在都集中在手机多媒体的最佳展示上。
内容的积累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这种创意型产业需要非常好的主营业务支撑，通过积累产生巨大的价值。比如盛大可以通过网游的营收，来积累文学、影视、音乐方面的资源，通过既有的平台进行分发、授权和收费。只要拥有足够的耐心和远见，可以逐步实施，通过积累产生巨大的价值。而手机大头本身不产生内容，但是我们提供平台让客户通过客户端软件，在无线互联网来上分发、分销，搜索获取和展示内容。例如我们提供手机音乐的即时存储和自动播放，在试听歌曲时将歌曲自动存储到手机中，这是我们最先做到的。同时，我们拥有业内最佳的视频浏览技术，可以提供在低带宽下的最佳浏览效果。目前，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是我们所有工作的重心。这是我一起参与建设的第三个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