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2018年第7期的封二上，登载了一篇署名王蒙的配画文，《戏子》（以下简称《戏》文），画是康笑宇所画，题曰“尊重”。文章主要有两个意思。
　　一是因“有关部门对于演员的收入做了些规范规则规定，网上出现了一批大骂表演艺术家的言论”。什么言论呢？说：“演员在旧社会称作‘戏子’，如何如何没有道理。”于是，引起了《戏》文作者一番严厉指责。
　　《戏》文作者谓，由于“长期绝不公正的封建等级观念”今天“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仍然根深蒂固，又“死灰复燃”了。因此判曰：这是“野蛮丑陋”“乖张暴戾”。进而申论：“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尊重艺术劳动”，是“先进文化”。而“污辱文艺行业，污辱表演艺术”，正说明“这种人是多么可怜”云云。
　　固然，发论者将现今的文艺工作者与旧社会的戏子作简单比附，确实不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叫“读书人”。在封建社会的某些朝代，比如说元朝，“读书人”的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据有关记载，元朝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在乞丐之上，娼妓之下，所谓“八娼九儒十丐”嘛。如果因此就说新社会不应该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还应该将他们放回到元代的地位去，那就更是大谬不然了。
　　因此，《戏》文作者就此提出批评是对的。不过，对归对，但逻辑上却不是那么严谨。《戏》文中，出现一些概念，诸如“演员”“明星”“表演艺术家”“艺术家”“文艺行业”“表演艺术”以及下文“艺术工作者”等概念。凡概念，都有其一定的内涵与外延（比如，读过《读书》的人，和“读书人”就不是一回事了，如果不加区别的混用，便很容易出现逻辑上的错误）。比如，“骂”个别演员，不能就说成是骂所有的表演艺术家。想来发论者一定是有所指，由于笔者未见到过网上这类文章，不好判断所指为个别“演员”，还是所有艺术家。如果指的是前者，则显然没有波及到整个艺术家群体。更不能由此推断出是污辱文艺行业，污辱表演艺术。
　　鲁迅曾在《论辩的灵魂》一文中谈到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曰：“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倘若进一步推断：“中国人从事各种行业，有企业家，银行家，艺术家，理论家……你罵中国人，就是骂各个行业，就是骂各个行业的什么家或从业人员。”如此推断，可乎？！
　　《戏》文的第二个意思呢？是在对一批发论者严责之后，继而提出几个问题：一、“我们的一些演员的自尊自爱自强做得如何？”二、“为什么有的艺术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变得那样不堪？”三、“艺术家的基本品德、基本素养、基本面貌到底是不是出了某些毛病？”
　　对于第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没说原因。对于第三个问题，到底也没说清毛病出了没有。问毕，认为上述演员或曰艺术家“也许这里有可以反求诸己的地方”。按，是“也许”，尚不一定。
　　看起来，对发论者和某些演员或曰表演艺术家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对待两方面的区别是明显的。对于前者责之偏严，而对于后者则大都用不确定的设问，似有过轻之嫌。须要知道，前者观念落后，可以说服教育。而对于后者，如果像有关方面披露的那样，该纳的税变着法躲避，那损失的可是国库里白花花的银子，由此而对社会风气产生的负面影响尚未计算在内。这已不是轻轻一个“反求诸己”即可了事。要求这些人照章纳税总不算过分吧。但《戏》文中只字未提，是不是可以算作一时疏忽呢？不难看出，虽然同样是五十大板，对前者是举起来着实落下，对后者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如此一来，畸轻畸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逻辑归逻辑，《戏》文中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那就是：发论者的“本事与处境距离‘戏子’们十万八千里。”可以说，两者各方面的差距确实不小。仅就收入一款，与那些明星们比起来，恐怕十万八千里还不止，实属可怜。但是说差距大“才会恨得牙根疼”，则不竟然，至少不全都是。至于“以为明星会被收拾得与发论者一样惨淡”，这是发论者“以为”，错了。我可以回答，这绝对不会。
　　封建时代的读书人，面对不合理的现实敢怒不敢言，即使愤满至极，为了远祸保身，也只能如元代张可久在一首散曲中写的：“读书人一声长叹。”今天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天地、新时代，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保障下，对一些不良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是非明确、爱憎分明、旗帜鲜明的评说，应该不是难事。假设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是否该和元朝那位张先生商量，把他那句曲语改一改：一声长叹读书人。
　　顺便申明一点，这里的“读书人”是特称，绝没有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表示失望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