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打算5年内使GDP翻一番,赶上新加坡。他们最重要的砝码之一是撤销“二线关”,将特区面积从395平方公里扩张到1952平方公里。
　　
　　深圳从来没有像2010年那样需要好消息。
　　今年是深圳设特区30周年。纪念日不仅没有让这里的官员欣欣然,相反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由于恰逢人大和政协换届,加之前任市长许宗衡于2009年6月起接受调查,至今没有移交司法机关,2010年可谓深圳的“多事之秋”,照惯例每年在三四月间召开的当地“两会”,一延再延,直到5月底才开幕。这期间,深圳最大的出口企业富士康发生一连串跳楼事件,广东省和中央政府均派出调查组,再次把深圳推到风口浪尖。
　　好消息如此珍贵。5月30日,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深圳代市长王荣参加政协会议时出人意料地宣布“特区内外一体化方案已经获批”时,特意加了一句,“国家的批文已经在印刷厂了”。如同一阵“及时雨”,立刻激起台下一片掌声。
　　第二天,当地和广东媒体几乎都用足版面,探讨此事对深圳的影响,尤其是对深圳房价的影响。几天之后,富士康宣布加薪,一线员工的工资上涨了30%。这还不算大手笔,因为这家底薪不高但鼓励加班的企业几天后再次宣布了加薪的消息,最高加薪幅度超过了60%。接着,深圳的人大代表们选出了新一任市长。
　　深圳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这一点如此明显,即使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上海,也能够感觉得到。
　　
　　深圳的新象征
　　
　　为了参加世博会,深圳在上海建起了一栋白色的房子,里面最大的展品是一堵长达43米、高7米的色彩斑斓的墙。如果你向右歪一歪脖子,可以看到一张著名的微微笑着的女人的脸——不错,那就是蒙娜丽莎。
　　但她不是。虽然表情和笑容酷似,双手以全世界熟悉的方式交叠在一起,这幅大画上美丽的女人却有另一个名字,人们叫她大芬丽莎。
　　至少在世博会期间,大芬丽莎是深圳新的象征。她由999张小油画组成,画好这些画,花了507名画师的一天时间。他们都是深圳大芬村的画师,只占这个村全部画师总数的6%。
　　在否决了深圳先后送交的13个方案之后,国际世博局认可了大芬丽莎。很显然,大芬丽莎是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象征。在这个世界格局里,数量众多的中国劳动力临摹西方的创造物(从经济制度到蒙娜丽莎),为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增进了自己的财富,也改变了世界。
　　大芬村位于深圳龙岗区布吉镇,方头方脑的七层楼房一栋挨着一栋,上面整整齐齐地贴着十厘米长、6厘米宽的瓷砖。这种式样拘谨呆板的楼房的底层,遍布深圳和珠三角各乡镇,成了过去30年中当地农民洗脚上岸的最好证明。这里是农村,但是再也没有农民了。大芬村原有的300多名农民,多数情况下成了房东。这一点都不奇怪。深圳和珠三角是欣欣向荣的全球制造业基地,厂房占据了田地,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从外地涌入这里,把房子租给他们,就成了大多数本地农民的现实选择。
　　但大芬村并不出产鞋子、成衣、电子元件或任何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商品。这里有800家画廊,8000多名画师,每年向全世界卖出成千上万张书画。这些书画绝大多数临摹自画册、明信片和照片。蒙娜丽莎是大芬村临摹得最多的一张画——这也是大芬丽莎的由来——技巧熟练,价格却很便宜,有的只要几十块钱一张,很适合用来装饰墙面。来自大芬村的油画占领了全球65%的市场,这门生意每年为大芬村创造出5个亿的产值。
　　和深圳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业巨头的规模——30万工人,产值数千亿元——相比,大芬村的经济成就似乎不值得一提。如果说大芬村和此地其他村庄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那里是我看过的第一家有美术馆的村庄。
　　大芬美术馆是一栋后现代的深灰色建筑,里面正在举行画展,展出原创的油画。这些画同样出自那些在大芬村租房卖画的画家之手。中午休息时间,大芬村的孩子在美术馆前翻上爬下,不时发出尖锐的笑声。也许正是这种笑声,可以把大芬村和深圳其他制造业重地区别开来,那些厂房林立的地区很难感受到如此温情而富有生活气息的场面。以十几公里之外的龙华镇为例,那里集中着富士康和华为等庞然大物,整个镇子像一个坐落在郊区的特大技工学校。在门禁森严的富士康厂区,工人们正忙着在职工宿舍楼的三楼部位张起一张白色的大网,另一些人则忙着封闭宿舍的阳台;屋顶天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屏障。这些都是防止还有年轻的工人去跳楼的措施。大芬村的安静和这里的杂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大芬丽莎在上海世博会上成为深圳的象征,看上去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在富士康事件之后,深圳的确需要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以前的发展方式。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所说的那个“特区内外一体化方案”,看上去是个机会。
　　他说的是由广东省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延伸深圳经济特区范围的请示》。请示要求把深圳全区纳入到“特区”的范畴中来,国务院的批复同意,解决了一个持续3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
　　
　　失去的影响力
　　
　　1985年前后,一道自东向西、全长约90.2公里的边防管理线,把深圳一分为二。这道关内即“特区”,由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区组成,总面积395平方公里;关外包括宝安、龙岗和2007年成立的光明新区及2009年成立的坪山新区,总面积1557平方公里,接近特区的4倍。
　　这条边防线由混凝土界桩和铁丝网组成,被深圳人称作“二线关”,以区别于那条分割深圳和香港的边防线。尽管2003年深圳不再执行入关需办理边防证的规定,但在法律意义上,这条边防线要到2010年7月1日才不复存在。
　　在上世纪80年代,“二线关”是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特区——这个和深圳密不可分的词,意味着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重新组合。改革的目的是提升社会主义的效率,“时间就是生命”和“效率就是金钱”都是广东官员发明的。这两句口号代表了效率和物质激励这两种以前不被重视的取向,但决策高层当时对改革可能带来的后果仍心存疑虑,所以,“二线关”就应运而生了。
　　铁丝网的目标是适度降低特区的影响力,并且把一切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隔离在关外,只留下了8个检查站,供人流车辆出入(另有若干耕作口,供关内农民到关外种地)。事实上,柏林墙被推倒后,深圳也许是世界上仅有的用铁丝网和水泥墩将自己一分为二的城市。
　　这道铁丝网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层的矛盾心态。30年后,对市场经济的抵触情绪已经烟消云散,特区内实行的政策早已成为中国各地的普遍做法。但深圳还在品尝自我隔离的苦果,这里如同两个相隔遥远的城市。区一级的行政官员对一组数字如数家珍:
　　关外每平方公里产值仅相当于关内的两成,关外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约1000元。龙岗区区长说,本辖区路网密度不足城市规划标准的一半,每万人病床拥有量只有9.4张,全市平均水平是17张;而在警力配备方面,更是相形见绌,全市每万人14个警力,龙岗每万人只有6个警力,而在布吉街道,每万人只有2个警力。
　　这道关卡造成的最鲜明的痛苦是堵车。大量人口住在房价较为便宜的关外,每到上下班的高峰时段,检查站内外总是拥堵着大量车辆。出租车司机视通关为畏途,而漫长的通勤时间在让上班族感到疲惫之余,也让他们有空编撰出许多嘲笑此事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