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选择有效比选择正确更重要”。意思是说，我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不仅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要下大力气去研究如何让正确的道理容易被人所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性是正确性到达的途径！倘若我们讲的道理都对，却没人愿意去听或者被接受，那么这道理讲得再正确也是白搭。等于在做无用功。但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引起重视，我行我素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记得有一年。有关部门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一场报告会，邀请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向首都高校师生作理想信念报告时，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6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堂里竞有人在下面打起了瞌睡。有人责怪现在的大学生实在太不懂事，吴院士今年已经92岁高龄了，比在座所有人的爷爷奶奶年龄都大，他们连最起码的尊重都不顾，实在不像话。我当然也很为吳老感到愤懑，但冷静想想，我们如何去避免此类事情的再生？
　　其实没听进去的何止是那些打瞌睡的大学生呢，你能保证台下那些即使没打瞌睡的人，他们都在认真听，并都听进去了么？我在这里丝毫不敢有贬损吴老的意思，由于专业上的原因，我对他一直是很敬重的。我相信他那天讲的道理肯定都正确，也不乏生动（因为报道说有3次热烈的鼓掌）。但为什么还会有人打起了瞌睡。不愿意听呢？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去研究。当然我也相信，在现场打瞌睡的人肯定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在认真听的。然而虽然听了，但愿不愿意接受，或者能不能都照吴老的指点去做，其实也是个未知数。
　　毋庸讳言，90多岁的老人与现在的年轻人之间沟通是有一定困难的（不是说他们对爷爷奶奶不孝顺，这其实是两码事）。有关方面举办这次报告会。当然是想借助于吴老两院院士的声望。但这其实也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实际效果如何，那是要通过实践去检验的。此事就像我们现在谈“反右”、谈“文化大革命”，年轻人就不一定都感兴趣一样。因为双方的经历、阅历、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理念等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不去研究我们的工作对象，去研究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希望我们能对他们讲些什么。而是自以为是，自说自话。再正确的道理也无法深入人心。
　　由此，我便想到了解放初期，北大请老舍先生去作报告的事来。那天，两位学子受命上门去约请，因为陌生，他们找到老舍家后就自报家门说明来意，言罢即想告辞。老舍却没让他俩立即回去复命，而是请他俩坐下喝茶聊天，在聊的过程中详细地询问了学校现在的情况、老师的情况、学生的情况、伙食情况，以及他们希望去讲些什么等等。经过详细了解，老舍心里有了底。于是才从容地答应下来。那天他上台，开口第一句话就把大伙给逗乐了。他说我跟你们北大有缘，我曾经报考过北大，可惜当时的北大不识货，没有录取我，因此我是个弃儿，只能背井离乡到国外去谋生。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比我幸运，我祝福你们，你们将来一定比我有出息！顿时引来一片欢笑声，这样的演讲怎么会不吸引人呢。我们现在作报告、去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去研究过我们的工作对象么？你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又希望我们去讲些什么么？倘若我们所讲的与他们希望听的是两张皮的话，那会产生出好的效果来么？
　　其实不能被人接受的话尽管正确却都是废话，不能被人接受的文字虽正确也都是废纸（有人看都不看，转手就扔进了回收站）。此话虽不中听，但却是事实。
　　现在，我们有许多正确的道理为什么没人要听。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些讲话人耍两面派，他们只负责兜售而不愿意身体力行，不愿意在老百姓面前作表率。过去我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以前焦裕禄、甘祖昌等人没上过什么大学，但他们说出来的话为什么人们愿意听？因为他们以身作则，与老百姓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老百姓信服他们呀。
　　如今，我们干部的学历、职称是提高了。硕士、博士、教授、高工已不稀奇，许多新提拔的干部都有研究生的学历，有些还是洋博士。但他们的人文修养、人格魅力却大相径庭，有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有些人甚至还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来让人不齿！现在个别地方风气不正，两面派作风盛行。不能说与我们某些干部的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一点都没有关系。说他们是一帮蠹虫，并不过分。因此。如何使正确的道理乐于让人接受，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