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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从疫情中获取
怎样的“抗体”和“免疫力”？
一个城市改变整个国家的步调，这样的时刻，在共和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疫”。从元旦到春节，直至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们依然没有看到鸣锣收兵的迹象。
风起于青萍之末。回头看去，在2019与2020的新旧交替之际，这座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医者、患者、决策者，本应是公共卫生体系中良性互动的基本关系，如何演化成了“不可能三角”？痛定思痛，我们又该从疫情中获取怎样的“抗体”和“免疫力”？
第一章
生死线上的患者
逝去的、幸存的、等待的，在这场“战疫”中，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逝者
今年67岁的王壮壮是一名普通退休工人，家族有心脏遗传疾病。从怀疑感冒住院到“重症肺炎”死亡，只用了14天。他是第一位在这场疫情中死去的患者，但不属于确诊病例，也没有出现在政府公布的死亡名单中，死亡证明上写着直接死亡原因：重症肺炎。
2019年12月23日起，王壮壮先后在武汉协和肿瘤医院、协和医院、金银潭医院治疗，但最终于2020年1月7日在金银潭医院不治身亡。病人去世后，院方曾要求家属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遭家属拒绝后遗体于当天火化。医生告诉家属，王壮壮是这场疫情中的第一个死亡病例。
王壮壮究竟是怎么被感染的，家属到现在也不知道。2019年12月20日，他感觉身体不适并一直打嗝，连着3天停不下来。王壮壮的爱人处于胰腺癌晚期，一直在武汉协和肿瘤医院治疗，每隔半个月要到医院取药。因此，王壮壮也来到该医院检查。
当时，对普通市民来说“新冠肺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王壮壮只是怀疑自己感冒了。在这家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给他把脉，并告知他心率不齐。“我们家族确实有心脏方面的遗传病。”王壮壮的妹妹王兰告诉《中国慈善家》，但她并没有把这一信息告诉医生。
进一步听诊后，医生建议王壮壮拍肺部CT，结果显示肺部感染。医生建议住院治疗，王兰于当天办理了住院手续。“医院刚开始按肺气肿来治疗，用的是一些中药。”王兰说，由于自己住得离医院远，她经常在电话里和哥哥沟通病情，每次通话都感觉他的病情在加重。
“我怎么感觉住院之后越来越难受了。”12月29日，王壮壮告诉王兰。电话里，妹妹能听出来他说话时在喘粗气。12月30日，王兰花了一个小时坐地铁来到肿瘤医院，当时正是中午，她对值班护士提出想找主治大夫了解哥哥的病情，护士告诉她医生两点半上班。看到病情加重的哥哥，王兰坚持要见主治医生，情绪有些激动。护士通过电话将情况电话告诉了医生。
随后，王兰见到医生，问王壮壮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见好反而加重了？双方语言有冲突，医生不满王兰对其“治疗方案”的质疑。“这个你要问X教授，方子是他开的。”医生说。X教授出面没有解释太多，只是告诉家属，如果对医院不信任，今天就办出院。王壮壮在出院责任书上签了字，他让女儿王倩挂了第二天武汉协和医院的普通内科号。由于已是晚上，他们没有离开肿瘤医院。
当天，坊间流出一份据称是武汉市卫健委所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这份通知显示，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有关医疗机构做好救治工作。这是“新冠肺炎”出现的最早的一个信号。
第二天，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第一则通报：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
这是首次对于“新冠肺炎”的认知——“病毒性肺炎”，通报明确，此时病毒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王壮壮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协和医院，此时的他走路需要有人搀扶，而且走两步就大喘气。“你这病我们普通内科治不了，你现在必须去挂急诊。”医生看完后告诉他们。急诊科医生要求拍肺部CT。结果出来后，家属将1月23日拍的CT片一同给医生看，时隔仅一周，医生竟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人——肺已经全变白了。
医生怀疑是艾滋病，肺部形态几乎和艾滋病晚期病人是一致的。王壮壮又被安排做了甲流、梅毒、艾滋检测，结果均呈阴性。随后，医生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单，并告诉家属：如果治疗的话很可能人财两空，治还是放弃？得到家属肯定回答后，协和医院将呼吸科的专家请来会诊。
2020年1月1日，王壮壮转到呼吸科ICU病房。医生告诉家属，王壮壮得的病只知道是病毒性感染，但查不到病毒是什么，没有办法治疗，只能把现有的抗生素全用上。
“我们也表示理解，毕竟得了一种之前没有见过的病，谁也没有办法。”不管是女儿王倩还是妹妹王兰，都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亲人好起来，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试试。在各种方法和药物都用完的情况下，1月3日，医生建议家属将病人转到金銀潭医院救治。在转院问题上，王兰和王倩商量后一致认为，只能听医生建议，没有别的办法。
这时，王壮壮要靠呼吸机续命，但神志清醒。王兰问他：“插上呼吸机感觉好点了吗？”得到的回答是“一下子感觉从地狱上了天堂”。想不到的是，这竟成了王壮壮留给家属的最后一句话。
幸存者
吴先生是武汉疫情中第一位治愈出院的重症患者。2019年12月底，他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一度住进重症监护室，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曾在重症监护室盯着天花板两夜没合眼，怕自己睡着就再也醒不来。出院后隔离14天后，他除干咳外无其他症状。
吴先生是湖北黄冈人，在当地一家菜市场从事家禽经营，虽然从未去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但与从那里进货的商户经常往来。去年12月底，他发现自己“感冒”了，一点食欲也没有，几天基本没吃东西，然后就是发高烧。因为父亲刚刚去世，吴先生没有时间去就医。拖了一个星期，他才去了医院，拍片结果显示，右肺出现阴影。他接受了三天消炎输液治疗，再拍肺部CT片，双肺都出现阴影。 “我身体平时非常好，很少去医院，感冒三两天基本就好了，但这次情况不一般。”吴先生告诉《中国慈善家》。感冒拖了一周，输液三天不见好转，双肺又出现问题，这让吴先生一下子紧张起来。三年前，一个亲戚就因感冒拖时间太久转成肺炎，最后肾衰竭去世。
他和家人商量了一番，1月5日，救护车直接将他送到武汉治疗。这时，武汉协和医院和同济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没有床位。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也同样没有床位。一来二去，又耽误了两天。
1月7日，吴先生高烧39.3度，出现呼吸困难症状，中南医院的医生见状马上给他安排了临时床位。随后拍摄的CT片显示，双肺已发白。经紧急讨论，院方综合评估吴先生各项指标后，对他采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治疗。他成了武汉疫情中首位使用该技术治疗的患者。
“ECMO技术并不是‘杀死’病毒，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手段。”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夏剑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肺部受损，在人体外安放人工膜肺替代肺的工作，帮助患者渡过最艰难的时刻。待患者的肺能够承担机体功能时，人工心肺仪就可以撤掉。
此时，吴先生意识清醒，打麻药、上人工呼吸机和增氧机、做心电图……这一系列动作他都记得，但身体虚弱到连手都无法抬不起。他感觉浑身发冷，示意医生给自己加盖了一床被子。他感到特别困，拼命握紧拳头，脚上也不断使劲，强忍着不让自己睡着。就这样，他盯着天花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睡着了以后人的意志力会薄弱，我怕再也醒不来了。”吴先生说。
在重症监护室，他每天输液，不停地抽血做生物指标检查，量体温、测血压、测心跳。经过五天密集治疗，吴先生的状态开始有了好转，明显感觉身体在一点点恢复。就连医生也被他的意志力所感动，每次查房都给他竖起大拇指。
从需要医生喂饭到自己拿起筷子，从动弹不得到在医生搀扶下下地挪动，吴先生说，“是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五天后的CT片显示，他的肺部出现明显好转，随后他被转到普通病房。1月28日，吴先生正式出院，成为这次疫情中第一位康复出院的重症患者。
出院时吴先生问医生，自己的身体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医生告诉他：“从CT片上的情况来看，你的肺恢复了90%，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等待者
等候多日，闵先生还是没有等到一张床位。
今年44岁的他是一名货车司机，曾在汶川大地震中义务为政府部门运送物资。从1月22日起，闵先生反复高烧，在武汉市东西湖人民医院检查发现双肺病变，属于新冠肺炎“高度疑似”患者。2月2日，他已发展到重症，呼吸窘迫，无法行走、进食。
初诊时属于疑似病例，只能在家自行隔离，到了后期重症阶段又无法收治。在武汉市，与闵先生有类似情况、一样无法找到床位的病人不在少数。朋友圈和微博上，到处都是需要病床的求助信。更让闵先生一家焦虑的是，两个孩子也出现了类似新冠肺炎的症状，一家老小的命运不知何去何从。
1月30日上午，武汉协和医院发热门诊前排起了长队，穿着防护衣的工作人员引导患者就诊并维持秩序。已经连续发烧4天的王先生瘫坐在医院旁的马路牙子上，他已经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但医院根本没有床位。
“每天的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人数增长太快了，实在没有办法。”协和医院宣传部门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慈善家》。
1月28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武汉将通过“10+10”模式，即10家大医院出人员、出技术、出力量，征用10家中小型医院出场地、出床位和医务人员，作为定点医院收治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尽管如此，当前发病人数还在上升。床位紧张的另一客观原因是，很多医院缺乏符合要求的隔离病房，普通病房无法防控病毒，而隔离病房的要求很高，除了分区设置隔离外，室内设备、甚至空调系统都有严格要求，很多医院无法完全做到。
共计2500多张床位的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临时医院建起来了，1万多个床位的方舱医院建起来了。2月5日，湖北省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会议强调，加快解决床位紧张问题，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同一天，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专访时建议，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湖北，以及与湖北邻接的河南、湖南的病人上面，不仅仅是疑似患者诊断，更重要的是对发烧门诊及有发烧咳嗽和其他症状的人进行诊断，把可疑病人变成确诊病人。只有把潜在病人诊断出来，全国才有希望看到拐点。
“拐点”在一周后来临。据国家卫健委通报，2月12日0时-24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武汉市13436例），全省累计病亡1310例（其中：武汉市1036例）。
在不绝于耳的求助声中，在地毯式搜救来临前，有多少人在绝望中等待救治，甚至失去生命，已无法一一统计。
第二章
夹缝中的医者
從2019年12月初发现病例、2020年1月初出现一定规模病人传染，武汉当地对外发布消息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所有人都信了。于是，1000多万武汉市民加上近500万流动人口在一座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城市随意流动。
“以一个医生的常识判断，这种病不可能不会发生人传人。”一线医生作为亲历者、吹哨人，他们的专业判断和直观感受却被忽视，直至疫情大爆发。
“心里都明白”
2019年12月26日上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附近小区的一对老夫妻，他们因发烧、咳嗽自己步行到医院看病。该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看了CT片后发现，他们的肺部都呈现出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症状。
临床经验丰富的张继先第一时间想到了传染病，她让老两口叫来他们的儿子做检查，没有任何症状，但CT一照，肺部也有同样表现。这一天，还来了一位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同是发烧、咳嗽，同样的肺部表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是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两家三级医院之一，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 早在10天前，2020年全国春运已正式启动，离开武汉的人数倍于平时，疫情也随之在无声中成倍蔓延。据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中透露，春节前后有近500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
据统计，1月10日至22日，武汉流出人员最大的流向是武汉周边区域，黄冈和孝感是其中人口汇集最多的两个城市;流出的外省城市中，在1月10日至15日间，长沙、北京、重庆、上海等比较靠前;1月15日-22日，武汉流出人口至四川成都，河南信阳、驻马店以及重庆市十分明显。
一年一度的春运高峰到来，数亿人口或返乡或出游，给这场从“可防可控”到“人传人”的疫情防控大战带来巨大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极限手段。1月23日，武汉城市公共交通暂停运营，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正式宣布“封城”。
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需要获得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他还表示，“直到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该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在很多方面采取一些强硬措施，不是慢半拍，可以说是硬了一拍。”
两天后的1月29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回应了武汉疫情应对是否“缓慢”问题。他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
机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锡锌对《中国慈善家》表示，疫情的发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公开的主体的确是国务院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从权限上，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武汉市政府确实不能发布疫情，但当地政府有责任在不宣布“疫情”或“疫区”的情况下，将已获得的信息公开，并且通过预警的方式让民众有所警惕，提高防范的意识。
梳理近两个月的疫情发展史，无论是去年12月的那段空白期，还是今年1月5日起不定期发布的武汉市卫健委官方通报，都找不到与“预警”相关的表述。
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表示，在这次疫情暴发的早期，政府部门防控的步子比较慢、措施没有跟上，有一个延缓的过程，是造成全国疫情大暴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张作风同时认为，这次疫情应对的过程也充分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诸多缺陷，包括公共卫生人才的缺乏，很多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一些政府部门对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不重视等等。其不良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疫情的初始阶段没有充分利用公共卫生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的专家来指导防疫，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政府和管理部门平时对预防医学、公共卫生重视不够，投入不够，国家和省市疾控中心失去了许多优秀的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疾控中心和从事公共卫生的单位不盈利，所以造成收入低，在社会上不受尊重，有一些地区已经取消疾控中心，或者合并到医院。同时， 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学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生毕业后学不致用，导致疾控系统后继无人。”
张作风呼吁，通过这次疾病暴发流行的控制过程，希望国家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系统，并且加强投入，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疾病控制系统和公共卫生学院。
旅居新加坡的资深媒体人于晓东对《中国慈善家》表示，新加坡是中国以外新冠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该国政府在防控新冠病毒方面的措施对中国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新加坡政府长久以来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技术专家治国政体（technocracy）的典范。所谓技术专家治国，指的是由在技术上拥有高水平的专家来决定政策，其特點是在决策中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因素最小化，强调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主导地位，其不同于西方民主制以民选代表为核心的决策机制，也不同于权力集中的传统威权体制。”于晓东介绍。
根据他的观察，自新冠疫情在新加坡出现以来，政府的反应基本上符合技术专家治国的路线。“新加坡出现第一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在1月23日，他是一名从广州飞到新加坡的武汉游客。就在同一天，武汉宣布封城，新加坡政府立刻在机场开始实施体温检测等措施，将体温异常的中国游客进行隔离。到了1月27日，新加坡的确诊病例达到7例，全部都是来自武汉的游客，新加坡政府随即将疫情预警级别定为第三级的黄色。到了2月3日，新加坡出现了首例在本地感染的病例，政府随即将疫情警戒级别调高至黄色;在2月7日出现数例群聚感染病例之后，再将警戒级别调高到橙色。”
据介绍，新加坡的防疫预案简称DORSCON，是在SARS病毒之后的2005年由新加坡卫生部主导制定的，在2009年的H1N1流感疫情中首次启动，最近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
“这个预案很详细地对相关情况下的防御措施、政府跨部门协调、出入境控制、公众交流、应急物资采购等方面的应对措施做了说明。内容涉及组织早期治疗、采取降低病毒传播和减低对卫生系统冲击的措施，并对如何保护医疗人员、确保基本社会服务，以及商业的延续性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预案对疫情出现时的隔离、治疗、接触隔离、探访、甚至尸体处置也做出了指导性安排。”
于晓东认为，在中、新两国各自的制度和应对措施下，最终都能控制住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来说，尊重科学在决策中的应有地位应该是当下中国社会团结一心的最大公约数。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王壮壮、王兰、王倩、王敏、李丹均为化名）
摄影/湖北日报 柯皓
2月9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ICU病房， 重症监护室主任彭勇（右一）手持掌上超声仪协助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中心主任黄晓波（中）运用ECMO技术共同抢救重症患者。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是武汉市第一批疑似、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收治定点医院，也是四川省第一和第二批医疗队288名队员的集结地。从1月26日正式进驻到2月9日，四川援助湖北医疗队已在该院连续奋战整整15天。
怎样的“抗体”和“免疫力”？
一个城市改变整个国家的步调，这样的时刻，在共和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疫”。从元旦到春节，直至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们依然没有看到鸣锣收兵的迹象。
风起于青萍之末。回头看去，在2019与2020的新旧交替之际，这座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医者、患者、决策者，本应是公共卫生体系中良性互动的基本关系，如何演化成了“不可能三角”？痛定思痛，我们又该从疫情中获取怎样的“抗体”和“免疫力”？
第一章
生死线上的患者
逝去的、幸存的、等待的，在这场“战疫”中，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逝者
今年67岁的王壮壮是一名普通退休工人，家族有心脏遗传疾病。从怀疑感冒住院到“重症肺炎”死亡，只用了14天。他是第一位在这场疫情中死去的患者，但不属于确诊病例，也没有出现在政府公布的死亡名单中，死亡证明上写着直接死亡原因：重症肺炎。
2019年12月23日起，王壮壮先后在武汉协和肿瘤医院、协和医院、金银潭医院治疗，但最终于2020年1月7日在金银潭医院不治身亡。病人去世后，院方曾要求家属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遭家属拒绝后遗体于当天火化。医生告诉家属，王壮壮是这场疫情中的第一个死亡病例。
王壮壮究竟是怎么被感染的，家属到现在也不知道。2019年12月20日，他感觉身体不适并一直打嗝，连着3天停不下来。王壮壮的爱人处于胰腺癌晚期，一直在武汉协和肿瘤医院治疗，每隔半个月要到医院取药。因此，王壮壮也来到该医院检查。
当时，对普通市民来说“新冠肺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王壮壮只是怀疑自己感冒了。在这家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给他把脉，并告知他心率不齐。“我们家族确实有心脏方面的遗传病。”王壮壮的妹妹王兰告诉《中国慈善家》，但她并没有把这一信息告诉医生。
进一步听诊后，医生建议王壮壮拍肺部CT，结果显示肺部感染。医生建议住院治疗，王兰于当天办理了住院手续。“医院刚开始按肺气肿来治疗，用的是一些中药。”王兰说，由于自己住得离医院远，她经常在电话里和哥哥沟通病情，每次通话都感觉他的病情在加重。
“我怎么感觉住院之后越来越难受了。”12月29日，王壮壮告诉王兰。电话里，妹妹能听出来他说话时在喘粗气。12月30日，王兰花了一个小时坐地铁来到肿瘤医院，当时正是中午，她对值班护士提出想找主治大夫了解哥哥的病情，护士告诉她医生两点半上班。看到病情加重的哥哥，王兰坚持要见主治医生，情绪有些激动。护士通过电话将情况电话告诉了医生。
随后，王兰见到医生，问王壮壮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见好反而加重了？双方语言有冲突，医生不满王兰对其“治疗方案”的质疑。“这个你要问X教授，方子是他开的。”医生说。X教授出面没有解释太多，只是告诉家属，如果对医院不信任，今天就办出院。王壮壮在出院责任书上签了字，他让女儿王倩挂了第二天武汉协和医院的普通内科号。由于已是晚上，他们没有离开肿瘤医院。
当天，坊间流出一份据称是武汉市卫健委所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这份通知显示，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有关医疗机构做好救治工作。这是“新冠肺炎”出现的最早的一个信号。
第二天，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第一则通报：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
这是首次对于“新冠肺炎”的认知——“病毒性肺炎”，通报明确，此时病毒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王壮壮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协和医院，此时的他走路需要有人搀扶，而且走两步就大喘气。“你这病我们普通内科治不了，你现在必须去挂急诊。”医生看完后告诉他们。急诊科医生要求拍肺部CT。结果出来后，家属将1月23日拍的CT片一同给医生看，时隔仅一周，医生竟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人——肺已经全变白了。
医生怀疑是艾滋病，肺部形态几乎和艾滋病晚期病人是一致的。王壮壮又被安排做了甲流、梅毒、艾滋检测，结果均呈阴性。随后，医生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单，并告诉家属：如果治疗的话很可能人财两空，治还是放弃？得到家属肯定回答后，协和医院将呼吸科的专家请来会诊。
2020年1月1日，王壮壮转到呼吸科ICU病房。医生告诉家属，王壮壮得的病只知道是病毒性感染，但查不到病毒是什么，没有办法治疗，只能把现有的抗生素全用上。
“我们也表示理解，毕竟得了一种之前没有见过的病，谁也没有办法。”不管是女儿王倩还是妹妹王兰，都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亲人好起来，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试试。在各种方法和药物都用完的情况下，1月3日，医生建议家属将病人转到金銀潭医院救治。在转院问题上，王兰和王倩商量后一致认为，只能听医生建议，没有别的办法。
这时，王壮壮要靠呼吸机续命，但神志清醒。王兰问他：“插上呼吸机感觉好点了吗？”得到的回答是“一下子感觉从地狱上了天堂”。想不到的是，这竟成了王壮壮留给家属的最后一句话。
幸存者
吴先生是武汉疫情中第一位治愈出院的重症患者。2019年12月底，他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一度住进重症监护室，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曾在重症监护室盯着天花板两夜没合眼，怕自己睡着就再也醒不来。出院后隔离14天后，他除干咳外无其他症状。
吴先生是湖北黄冈人，在当地一家菜市场从事家禽经营，虽然从未去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但与从那里进货的商户经常往来。去年12月底，他发现自己“感冒”了，一点食欲也没有，几天基本没吃东西，然后就是发高烧。因为父亲刚刚去世，吴先生没有时间去就医。拖了一个星期，他才去了医院，拍片结果显示，右肺出现阴影。他接受了三天消炎输液治疗，再拍肺部CT片，双肺都出现阴影。 “我身体平时非常好，很少去医院，感冒三两天基本就好了，但这次情况不一般。”吴先生告诉《中国慈善家》。感冒拖了一周，输液三天不见好转，双肺又出现问题，这让吴先生一下子紧张起来。三年前，一个亲戚就因感冒拖时间太久转成肺炎，最后肾衰竭去世。
他和家人商量了一番，1月5日，救护车直接将他送到武汉治疗。这时，武汉协和医院和同济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没有床位。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也同样没有床位。一来二去，又耽误了两天。
1月7日，吴先生高烧39.3度，出现呼吸困难症状，中南医院的医生见状马上给他安排了临时床位。随后拍摄的CT片显示，双肺已发白。经紧急讨论，院方综合评估吴先生各项指标后，对他采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治疗。他成了武汉疫情中首位使用该技术治疗的患者。
“ECMO技术并不是‘杀死’病毒，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手段。”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夏剑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肺部受损，在人体外安放人工膜肺替代肺的工作，帮助患者渡过最艰难的时刻。待患者的肺能够承担机体功能时，人工心肺仪就可以撤掉。
此时，吴先生意识清醒，打麻药、上人工呼吸机和增氧机、做心电图……这一系列动作他都记得，但身体虚弱到连手都无法抬不起。他感觉浑身发冷，示意医生给自己加盖了一床被子。他感到特别困，拼命握紧拳头，脚上也不断使劲，强忍着不让自己睡着。就这样，他盯着天花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睡着了以后人的意志力会薄弱，我怕再也醒不来了。”吴先生说。
在重症监护室，他每天输液，不停地抽血做生物指标检查，量体温、测血压、测心跳。经过五天密集治疗，吴先生的状态开始有了好转，明显感觉身体在一点点恢复。就连医生也被他的意志力所感动，每次查房都给他竖起大拇指。
从需要医生喂饭到自己拿起筷子，从动弹不得到在医生搀扶下下地挪动，吴先生说，“是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五天后的CT片显示，他的肺部出现明显好转，随后他被转到普通病房。1月28日，吴先生正式出院，成为这次疫情中第一位康复出院的重症患者。
出院时吴先生问医生，自己的身体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医生告诉他：“从CT片上的情况来看，你的肺恢复了90%，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等待者
等候多日，闵先生还是没有等到一张床位。
今年44岁的他是一名货车司机，曾在汶川大地震中义务为政府部门运送物资。从1月22日起，闵先生反复高烧，在武汉市东西湖人民医院检查发现双肺病变，属于新冠肺炎“高度疑似”患者。2月2日，他已发展到重症，呼吸窘迫，无法行走、进食。
初诊时属于疑似病例，只能在家自行隔离，到了后期重症阶段又无法收治。在武汉市，与闵先生有类似情况、一样无法找到床位的病人不在少数。朋友圈和微博上，到处都是需要病床的求助信。更让闵先生一家焦虑的是，两个孩子也出现了类似新冠肺炎的症状，一家老小的命运不知何去何从。
1月30日上午，武汉协和医院发热门诊前排起了长队，穿着防护衣的工作人员引导患者就诊并维持秩序。已经连续发烧4天的王先生瘫坐在医院旁的马路牙子上，他已经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但医院根本没有床位。
“每天的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人数增长太快了，实在没有办法。”协和医院宣传部门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慈善家》。
1月28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武汉将通过“10+10”模式，即10家大医院出人员、出技术、出力量，征用10家中小型医院出场地、出床位和医务人员，作为定点医院收治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尽管如此，当前发病人数还在上升。床位紧张的另一客观原因是，很多医院缺乏符合要求的隔离病房，普通病房无法防控病毒，而隔离病房的要求很高，除了分区设置隔离外，室内设备、甚至空调系统都有严格要求，很多医院无法完全做到。
共计2500多张床位的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临时医院建起来了，1万多个床位的方舱医院建起来了。2月5日，湖北省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会议强调，加快解决床位紧张问题，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同一天，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专访时建议，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湖北，以及与湖北邻接的河南、湖南的病人上面，不仅仅是疑似患者诊断，更重要的是对发烧门诊及有发烧咳嗽和其他症状的人进行诊断，把可疑病人变成确诊病人。只有把潜在病人诊断出来，全国才有希望看到拐点。
“拐点”在一周后来临。据国家卫健委通报，2月12日0时-24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武汉市13436例），全省累计病亡1310例（其中：武汉市1036例）。
在不绝于耳的求助声中，在地毯式搜救来临前，有多少人在绝望中等待救治，甚至失去生命，已无法一一统计。
第二章
夹缝中的医者
從2019年12月初发现病例、2020年1月初出现一定规模病人传染，武汉当地对外发布消息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所有人都信了。于是，1000多万武汉市民加上近500万流动人口在一座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城市随意流动。
“以一个医生的常识判断，这种病不可能不会发生人传人。”一线医生作为亲历者、吹哨人，他们的专业判断和直观感受却被忽视，直至疫情大爆发。
“心里都明白”
2019年12月26日上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附近小区的一对老夫妻，他们因发烧、咳嗽自己步行到医院看病。该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看了CT片后发现，他们的肺部都呈现出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症状。
临床经验丰富的张继先第一时间想到了传染病，她让老两口叫来他们的儿子做检查，没有任何症状，但CT一照，肺部也有同样表现。这一天，还来了一位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同是发烧、咳嗽，同样的肺部表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是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两家三级医院之一，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 早在10天前，2020年全国春运已正式启动，离开武汉的人数倍于平时，疫情也随之在无声中成倍蔓延。据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中透露，春节前后有近500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
据统计，1月10日至22日，武汉流出人员最大的流向是武汉周边区域，黄冈和孝感是其中人口汇集最多的两个城市;流出的外省城市中，在1月10日至15日间，长沙、北京、重庆、上海等比较靠前;1月15日-22日，武汉流出人口至四川成都，河南信阳、驻马店以及重庆市十分明显。
一年一度的春运高峰到来，数亿人口或返乡或出游，给这场从“可防可控”到“人传人”的疫情防控大战带来巨大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极限手段。1月23日，武汉城市公共交通暂停运营，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正式宣布“封城”。
1月27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需要获得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他还表示，“直到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该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在很多方面采取一些强硬措施，不是慢半拍，可以说是硬了一拍。”
两天后的1月29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回应了武汉疫情应对是否“缓慢”问题。他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
机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锡锌对《中国慈善家》表示，疫情的发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公开的主体的确是国务院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从权限上，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武汉市政府确实不能发布疫情，但当地政府有责任在不宣布“疫情”或“疫区”的情况下，将已获得的信息公开，并且通过预警的方式让民众有所警惕，提高防范的意识。
梳理近两个月的疫情发展史，无论是去年12月的那段空白期，还是今年1月5日起不定期发布的武汉市卫健委官方通报，都找不到与“预警”相关的表述。
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表示，在这次疫情暴发的早期，政府部门防控的步子比较慢、措施没有跟上，有一个延缓的过程，是造成全国疫情大暴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张作风同时认为，这次疫情应对的过程也充分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诸多缺陷，包括公共卫生人才的缺乏，很多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一些政府部门对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不重视等等。其不良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疫情的初始阶段没有充分利用公共卫生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的专家来指导防疫，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政府和管理部门平时对预防医学、公共卫生重视不够，投入不够，国家和省市疾控中心失去了许多优秀的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疾控中心和从事公共卫生的单位不盈利，所以造成收入低，在社会上不受尊重，有一些地区已经取消疾控中心，或者合并到医院。同时， 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学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生毕业后学不致用，导致疾控系统后继无人。”
张作风呼吁，通过这次疾病暴发流行的控制过程，希望国家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系统，并且加强投入，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疾病控制系统和公共卫生学院。
旅居新加坡的资深媒体人于晓东对《中国慈善家》表示，新加坡是中国以外新冠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该国政府在防控新冠病毒方面的措施对中国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新加坡政府长久以来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技术专家治国政体（technocracy）的典范。所谓技术专家治国，指的是由在技术上拥有高水平的专家来决定政策，其特點是在决策中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因素最小化，强调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主导地位，其不同于西方民主制以民选代表为核心的决策机制，也不同于权力集中的传统威权体制。”于晓东介绍。
根据他的观察，自新冠疫情在新加坡出现以来，政府的反应基本上符合技术专家治国的路线。“新加坡出现第一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在1月23日，他是一名从广州飞到新加坡的武汉游客。就在同一天，武汉宣布封城，新加坡政府立刻在机场开始实施体温检测等措施，将体温异常的中国游客进行隔离。到了1月27日，新加坡的确诊病例达到7例，全部都是来自武汉的游客，新加坡政府随即将疫情预警级别定为第三级的黄色。到了2月3日，新加坡出现了首例在本地感染的病例，政府随即将疫情警戒级别调高至黄色;在2月7日出现数例群聚感染病例之后，再将警戒级别调高到橙色。”
据介绍，新加坡的防疫预案简称DORSCON，是在SARS病毒之后的2005年由新加坡卫生部主导制定的，在2009年的H1N1流感疫情中首次启动，最近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
“这个预案很详细地对相关情况下的防御措施、政府跨部门协调、出入境控制、公众交流、应急物资采购等方面的应对措施做了说明。内容涉及组织早期治疗、采取降低病毒传播和减低对卫生系统冲击的措施，并对如何保护医疗人员、确保基本社会服务，以及商业的延续性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预案对疫情出现时的隔离、治疗、接触隔离、探访、甚至尸体处置也做出了指导性安排。”
于晓东认为，在中、新两国各自的制度和应对措施下，最终都能控制住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来说，尊重科学在决策中的应有地位应该是当下中国社会团结一心的最大公约数。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王壮壮、王兰、王倩、王敏、李丹均为化名）
摄影/湖北日报 柯皓
2月9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ICU病房， 重症监护室主任彭勇（右一）手持掌上超声仪协助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中心主任黄晓波（中）运用ECMO技术共同抢救重症患者。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是武汉市第一批疑似、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收治定点医院，也是四川省第一和第二批医疗队288名队员的集结地。从1月26日正式进驻到2月9日，四川援助湖北医疗队已在该院连续奋战整整1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