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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一书生动记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从出生到解放大西北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经历，该书编纂严谨，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研究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习仲勋同志为党无私奋斗一生的好书。翻开书页，能感受到老区人民对他的无限怀念和热爱之情扑面而来。该书有三个鲜明特色。
一是内容翔实生动。本书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为主线，以习仲勋同志战争年代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为重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习仲勋同志为中国革命建立的历史功勋。既写人又写事，这样一个结构，使读者不仅看到一个革命家丰富的人生经历，同时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西北革命历史画卷。
二是主题鲜明突出。全书重在展现习仲勋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风范。正如序言所概括的：《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一书记述了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革命品格，记述了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记述了他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三是史料严谨扎实。编纂者深入到习仲勋同志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考察、走访，搜集、整理了大量相关史料，并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书稿，力求做到史实确凿，语言流畅，文笔生动。出版社在审读和编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核查史实，校正注释，选插图片，精心装帧设计。
习仲勋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转战陕甘，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934年11月7日，西北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当时只有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拥有30多个县域、百万人口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使之成为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仲勋同志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群众疾苦，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陕甘宁边区，无论是在关中守卫边区“南大门”，还是在绥德保卫边区的“北大门”，习仲勋同志始终是党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执行者。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1947年10月，《中國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迅速掀起土地改革的热潮，习仲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三次给毛泽东写信或致电，如实报告边区各地普遍发生的“左”倾偏差及造成的危害，提出土地改革中要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对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当即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运行，少犯错误。”
习仲勋同志为革命战争胜利而英勇奋战，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而呕心沥血，是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卓越领导人。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等战斗的胜利，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里，试举书中的事例说明。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主持制定了土地、军事、财经、粮食、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十大政策”，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当时南梁地区地处偏僻的山区，农村经济十分萧条，没有商业贸易活动。习仲勋领导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家具、山货、布匹、粮食、小吃及其他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习仲勋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
对白区来的商贩，边区政府也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一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边区，见了红军哨兵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商人脸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习仲勋闻讯后，派干部去向这位商人道歉，批评了战士不懂礼貌，告诉那个红军战士，应该讲明红军纪律后再退钱，这样鲁莽是不好的。商人连连说：“我不知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给苏区输进货物。这样，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有了新发展。
又过了一段时间，荔园堡的集市交易活动慢慢清淡下来，出现了低潮，集市来人不少，但生意不红火。习仲勋、刘志丹通过深入开展社会调查，访问群众，才摸清底细——原来是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而当时边区苏维埃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为了稳定市场，边区政府决定自己发行货币。但是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机器。习仲勋与刘志丹在一起琢磨研究，没有印钞机器，就刻制木板印刷货币;没有纸张，就用粗布代替，制成布币;怕布币褪色，就在印刷好的布币上刷麻油，用热油处理;缺乏技术人员，就从敌占区“请”人才上“梁山”。最终造成了自己的货币——苏币，被群众称为“苏票”。
“苏票”刚进入市场流通时也并不顺利，群众对“苏票”持怀疑态度，到集市去时也只观望，不做买卖，商人们更不乐意要“苏票”，怕亏本。为了打消群众和商贩的顾虑，习仲勋指示边区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市场上设立了四个苏币与银元兑换处，一元苏币兑换一元银元，群众和商人都可以直接用苏币兑换银元，但不允许用国民党的货币兑换银元。这样，苏币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集市又活跃起来，并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繁荣边区经济奠定了基础。
廉政建设问题事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习仲勋和边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制度，贪污十块大洋就要枪毙。由于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工作人员犯法不但严厉惩处，而且加重处分，或者从重治罪，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边区上下，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各区、乡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习仲勋在陕甘边区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采取的从实际出发，搞活经济、搞活贸易、解决民生的种种措施，与时隔数十年后他领导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竟然有着一定的因果联系。1979年4月，当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之际，习仲勋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大胆提出了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散会后，邓小平同习仲勋进行了谈话，话题就是从陕甘宁边区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那么大的一片江山。邓小平说，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邓小平思考了一会儿后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呢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喜出望外，他脱口而出：“特区，好！”书中评论道：中国沿海地区的开放思路竟来源于深处内陆的陕甘宁边区，由此我们应当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南梁那开放的集市，那粗糙的货币，那吸引外来商人的政策！
习仲勋同志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甘当公仆，深受群众拥戴。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在迎接建党100周年的重要时刻，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新形势下，本书值得推荐阅读。
作者系中国文史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编审
一是内容翔实生动。本书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为主线，以习仲勋同志战争年代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为重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习仲勋同志为中国革命建立的历史功勋。既写人又写事，这样一个结构，使读者不仅看到一个革命家丰富的人生经历，同时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西北革命历史画卷。
二是主题鲜明突出。全书重在展现习仲勋同志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风范。正如序言所概括的：《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一书记述了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革命品格，记述了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记述了他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三是史料严谨扎实。编纂者深入到习仲勋同志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考察、走访，搜集、整理了大量相关史料，并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书稿，力求做到史实确凿，语言流畅，文笔生动。出版社在审读和编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核查史实，校正注释，选插图片，精心装帧设计。
习仲勋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转战陕甘，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934年11月7日，西北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当时只有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拥有30多个县域、百万人口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条件，使之成为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仲勋同志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群众疾苦，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陕甘宁边区，无论是在关中守卫边区“南大门”，还是在绥德保卫边区的“北大门”，习仲勋同志始终是党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执行者。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1947年10月，《中國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迅速掀起土地改革的热潮，习仲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三次给毛泽东写信或致电，如实报告边区各地普遍发生的“左”倾偏差及造成的危害，提出土地改革中要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对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当即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运行，少犯错误。”
习仲勋同志为革命战争胜利而英勇奋战，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而呕心沥血，是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卓越领导人。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等战斗的胜利，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里，试举书中的事例说明。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主持制定了土地、军事、财经、粮食、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十大政策”，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当时南梁地区地处偏僻的山区，农村经济十分萧条，没有商业贸易活动。习仲勋领导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家具、山货、布匹、粮食、小吃及其他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习仲勋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
对白区来的商贩，边区政府也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一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边区，见了红军哨兵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商人脸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习仲勋闻讯后，派干部去向这位商人道歉，批评了战士不懂礼貌，告诉那个红军战士，应该讲明红军纪律后再退钱，这样鲁莽是不好的。商人连连说：“我不知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给苏区输进货物。这样，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有了新发展。
又过了一段时间，荔园堡的集市交易活动慢慢清淡下来，出现了低潮，集市来人不少，但生意不红火。习仲勋、刘志丹通过深入开展社会调查，访问群众，才摸清底细——原来是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而当时边区苏维埃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为了稳定市场，边区政府决定自己发行货币。但是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机器。习仲勋与刘志丹在一起琢磨研究，没有印钞机器，就刻制木板印刷货币;没有纸张，就用粗布代替，制成布币;怕布币褪色，就在印刷好的布币上刷麻油，用热油处理;缺乏技术人员，就从敌占区“请”人才上“梁山”。最终造成了自己的货币——苏币，被群众称为“苏票”。
“苏票”刚进入市场流通时也并不顺利，群众对“苏票”持怀疑态度，到集市去时也只观望，不做买卖，商人们更不乐意要“苏票”，怕亏本。为了打消群众和商贩的顾虑，习仲勋指示边区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市场上设立了四个苏币与银元兑换处，一元苏币兑换一元银元，群众和商人都可以直接用苏币兑换银元，但不允许用国民党的货币兑换银元。这样，苏币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集市又活跃起来，并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繁荣边区经济奠定了基础。
廉政建设问题事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习仲勋和边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制度，贪污十块大洋就要枪毙。由于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工作人员犯法不但严厉惩处，而且加重处分，或者从重治罪，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边区上下，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各区、乡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习仲勋在陕甘边区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采取的从实际出发，搞活经济、搞活贸易、解决民生的种种措施，与时隔数十年后他领导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竟然有着一定的因果联系。1979年4月，当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之际，习仲勋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大胆提出了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散会后，邓小平同习仲勋进行了谈话，话题就是从陕甘宁边区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那么大的一片江山。邓小平说，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邓小平思考了一会儿后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呢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喜出望外，他脱口而出：“特区，好！”书中评论道：中国沿海地区的开放思路竟来源于深处内陆的陕甘宁边区，由此我们应当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南梁那开放的集市，那粗糙的货币，那吸引外来商人的政策！
习仲勋同志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甘当公仆，深受群众拥戴。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在迎接建党100周年的重要时刻，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新形势下，本书值得推荐阅读。
作者系中国文史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