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当中，父亲一辈子都没有过上一天轻松的日子。但我也从未看见父亲流过泪。
　　我从小就目睹了父亲所承受的重重压力。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爷爷几乎长年卧病在床需要医治，更有每学期开学前一大群儿女的学杂费总是弄得他寝食不安。大集体时家里是全村“第一超支大户”，每到过年又是一“关”，要东拼西凑缴清超支款，否则过年的口粮也分不到。记得有一年腊月，因尚差十八元超支款未交清，奶奶和母亲去分过年口粮时空着箩筐回到家里，抱着我们兄弟姐妹们哭作一团，但父亲没有哭，独自坐在门口石墩上抽了一个下午闷烟。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父亲匆匆出去了，直到晌午才回来，把二十元钱交给奶奶。当奶奶把过年的口粮带回时，全家人都欢呼雀跃，但父亲没有笑，悄然坐在一旁。后来才知道父亲把最心爱的、当时最能“显示身份”的一块手表给卖了。
　　父亲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就是为别人活着。但他却从不保留地将自己掠夺性地燃烧。作为一个十八岁就入党的老党员，他默默无闻地在基层粮管所干了一辈子，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并没有过多的奢望，每年的一张奖状就已令他心满意足。他一辈子几乎没有乱花过一分钱。他也几乎没有给过母亲零用钱，而对于比自家还贫困的左邻右舍，他却从不吝啬，有求必应，每次回来都会给他们捎上一些米面、钱物。他一辈子并没有留下积蓄，不过直到他死后多年，仍时不时有人把向父亲借的钱还给母亲，每当此时，对父亲抱怨了一辈子的母亲都会暗自落泪。
　　父亲心中没有恨。我几乎没有听他说过别人的不是，更多的是检点自身。多少唾手可得的名利地位拱手相让，他无怨；即使面对别人无理的伤害，他常用的办法就是忍让。唯有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他才恨之入骨；尤其对搞腐败、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深恶痛绝。记得那年家里建新房，正巧父亲所在的粮管所建大楼，包头要送上几车砖头，被当所长的他骂得狗血淋头。他有一个近房兄长原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但他从不对外甚至对我们提起，当我们开始懂事并提及利用这个关系时，他竟怒斥我们别有非分之想!直到有一年伯父从京回乡，陪同的有关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回答得干脆利索：没有。气得我们直跺脚。还有一年二弟考师范，正好学校一把手是父亲的老同事，我们都希望他出面说说，但他却抛下硬梆梆的一句话：考得上就读，考不上就别读!
　　父亲的无情也许是从他总是紧绷的脸上得到淋漓尽致体现的。面对我们学习、工作中的一个又一个进步，他非但从未露出笑脸，反而还常常板着脸训斥我们妄自菲薄。因此我们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不厌其烦地忠告我们路在自己脚下，谁想躺在前辈的功劳薄上获取好处，那是白日做梦!正是由于他的严厉，我们家率先打破了本地考取大中院校零的历史记录，而且兄弟姐妹七个当中有六人考取或参军提干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连当初兄弟姐妹们个个“觊觎”父亲退休时的顶替指标，最终也没派上用场。
　　父亲对自己的严酷即便在他最后的日子也未曾解冻。父亲日渐苍老了，儿女们都按他的教诲忙着“多为社会作贡献”。多少次的病痛，他都独自硬撑着，不愿惊动儿女们，一来不想影响我们工作，他说，只要看到我们进步就高兴；二来想为家里更为单位节省点钱，他说，出不了力了就少增加负担吧。每次生病，父亲都凭着几十年磨难炼就的一副铮铮硬骨和刚强意志战胜病魔。
　　父亲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亲眼看到新世纪的曙光。我们也有一个愿望,就是让老父亲那久超负荷的身心在新世纪有所放松。然而，他却在新世纪的黎明前永远地阖上了他那双似乎永远闪烁着光芒的大眼睛，只把我们的孝心永远地锁在了追悔的记忆深处。
　　 在父亲弥留之际，我们按照他的意愿把他送回老家。家乡的父老乡亲接踵而至探望他。苏醒过来的他再也不能作声，只看见他怔怔地望着大家，良久，眼角滚下好大一颗的泪,好象想让一辈子也未流出的泪在这一刻毫无遮拦的释放。我想，这或许就是最后的道别。因为倔强的父亲一辈子也未曾流过泪。我明白，他是想说，再也不能为大家做些什么了。
　　临终前，剧烈的疼痛一直折磨着父亲，全身一阵又一阵抽搐，脸上出现的是从未有过的痛苦表情。当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我却惊异地发现，父亲脸上竟露出了笑容!那是他平生第一次的笑，也是最后一次的笑!那样慈祥，那样和蔼。
　　我独自走到屋后，天空已露出熹微的晨光。我看到父亲年轻时种下的那些枫树，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萌发得茂盛，那郁郁葱葱的嫩叶，绿得澄澈透明，就象父亲那赤诚无暇的笑容。我突然想，这不正是父亲一辈子为人处事的体现么？他用最后的笑容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圆满的答案：无怨、无恨、无悔。尽管嫉恶如仇，但最终还是肯定了人世间一切该肯定的美好；尽管饱尝艰辛，但内心充满的却是对生命的无限依恋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清明时节，我又一次回到了老家。屋后的枫树已是父亲去逝后第五度的吐露出新叶，那绿清翠欲滴，那香却清淡幽雅。在那葱茏的枫叶中，我又一次看到了父亲那最后的也是一辈子仅有的一次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