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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争暗斗学区房
进入4月，一年一度的小学入学面试即将展开。当广州天河区教育局发布公办小学和初中招生地段微调公示后，薛女士傻眼了。去年底，她和老公，加上父母公婆，一家人兜出老底，花费近700万，一举拿下峻林小区的一套房子。当时家人认为，峻林小区的孩子将对口华阳小学。没成想过户没多久，教育局微微调一调，峻林小区的孩子就被“踢出”了华阳小学。
同在天河区，余先生去年以近500万元的总价购买了华景锦苑的房子。该小区距华景小学一街之隔。“开发商从开盘到销售整个过程，都以华景小学为卖点，说这是‘学府大宅’，而且跟教育局谈妥了，没有问题。我们查询了一下，近两年这里都属于华景小学地段，加上楼盘确实离华景小学最近，因此也就相信以后能读华景小学了。”余先生如此说。为此，余先生和妻子集两家、两代人之力，又向亲朋好友借了款，打算宽宅与好学校一步到位。如今地段一公布，他连呼吐血，却不敢跟家中老人说，否则老人“心脏肯定受不了”。
如此揪心的故事，在中国各大城市中不断上演，学区房价格，也随之被越炒越高。今年，上海出台新政，以对应学区房带来的教育不公平现象。
上海今年首次启用的“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正式开通，与此同时，上海17个区县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实施意見和小学对口地段表发布。其中，已有5个区县全部或在部分热门小学实施“5年一次同校入学机会”，坊间称为“5年限学令”。也就是一套房子里， 5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
至于户口不在上海的外来人士，择校则有别的“门道”。某房产中介公司经理向《新民周刊》记者透露，她的儿子今年将入小学。她公司所在梅川路附近的几所小学，都是她儿子入学考虑的对象。她向“黄牛”打听行情：“最好的那所小学标价10万，其次一所是8万。”还有一种与业主勾连，到社保中心登记租房合同的方式，进入外环线以外普通小学，“黄牛”开价是2万。当然，政府也开办了专门针对持有居住证者子弟的学校。另一方面，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上海各种小学校长实际上已向教育局“上缴了”批“条子生”的权力，“黄牛”运作的空间已然大大收窄。然而，公办学校成为明码标价的资源，从价码上看，有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差距。诚如“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所编《教育改革进行时》一书前言所称，“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影响面大，利益诉求复杂，随着旧矛盾的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涌现……”
如今的教育公平吗？
面对学区房暗地里的明码标价，学者易中天的态度是——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多样化办学校来减压学区房。
“减弱教育不公平的办法是承认差距！”易中天认为如今的教育并不公平，而绝对的公平，所谓“有教无类”是不存在的。已从厦门大学退休的易中天，亮相华东师范大学，再次语惊四座。“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该论坛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教育公平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易中天作为嘉宾，发言引起会场上几番波澜。
对于好老师、好学校供不应求的局面，有人提出可以使用“慕课”等新办法解决，而易中天给出的答案是：“绝对的公平是做不到的。”在易中天眼里，现在最纠结的、感觉入学难问题最大的，恰恰是城市白领阶层。“他们不会像有钱人可以任性，可以挑最好的最贵的学校，再不行出国念书。对于都市白领来说，他们工作最累，纳税最多，好学校，又是自家可能负担的，就那么几家，孩子上不到这样的学校，怎么办？打破头吗？”易中天给出的答案是——多元化、多样化办学。比如最顶尖、最贵的学校，留给富豪和精英子弟，他们交纳昂贵的学费后，这部分学费就像税收调节一样，可以去扶贫，可以去改变老少边穷地区学校的硬件、软件。比起那些最贵的学校，城市白领也该有他们可以花钱能够企及的教育。
作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民进中央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朱永新也持有类似观点。在他《重启教育改革》一文中，如此写道：“精英人士的子女如果接受特殊教育，可以到高收费的民办学校去，贫困学生也可以通过学费减免等方式进入这些学校。”朱永新认为，推进教育公平，就要让公办教育资源均衡化，这意味着那些名校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获得更多资源。而且与“差校”相比，可能得到的资源更少。换言之，公办学校的办学水平将更平均，由此产生的“学区房”概念甚至能一定程度弱化。
2015年3月18日，上海，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在中介门口看“学区房”房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则认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一个政府态度的问题。 “目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未来的发展主要靠创新。教育的公平，比如说基础教育阶段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属性等等，国家还是相当重视，乃至做得比其他一些领域要好。” 葛延风说，“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城市流动人口教育保障是否足够？如果流动人口行为出现偏差，农二代无法根植于城市，乡村又回不去了。这样的城市化就是不彻底的城市化。”如此不彻底的城市化，可谓是城市某种程度的乡村化，乃至导致阶层群体敌视。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说：“在东部发达地区，我们很多学校的硬件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美学校，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认认真真研究过，究竟多大的校园是必需的;各级各类学校究竟需要多少建筑面积才是合理的;教育设施的投入与更新是否要拟一个标准或规范？”
什么是教育公平？
有学者举过一个例子：把教育公平看成是大街上的公共汽车，所有人都可上车，每个人都有座位，这就公平了。但是，一个城市的交通如果只提供单一的公共汽车，那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坐，因为他会晕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供自行车和三轮车呢？
进入4月，一年一度的小学入学面试即将展开。当广州天河区教育局发布公办小学和初中招生地段微调公示后，薛女士傻眼了。去年底，她和老公，加上父母公婆，一家人兜出老底，花费近700万，一举拿下峻林小区的一套房子。当时家人认为，峻林小区的孩子将对口华阳小学。没成想过户没多久，教育局微微调一调，峻林小区的孩子就被“踢出”了华阳小学。
同在天河区，余先生去年以近500万元的总价购买了华景锦苑的房子。该小区距华景小学一街之隔。“开发商从开盘到销售整个过程，都以华景小学为卖点，说这是‘学府大宅’，而且跟教育局谈妥了，没有问题。我们查询了一下，近两年这里都属于华景小学地段，加上楼盘确实离华景小学最近，因此也就相信以后能读华景小学了。”余先生如此说。为此，余先生和妻子集两家、两代人之力，又向亲朋好友借了款，打算宽宅与好学校一步到位。如今地段一公布，他连呼吐血，却不敢跟家中老人说，否则老人“心脏肯定受不了”。
如此揪心的故事，在中国各大城市中不断上演，学区房价格，也随之被越炒越高。今年，上海出台新政，以对应学区房带来的教育不公平现象。
上海今年首次启用的“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正式开通，与此同时，上海17个区县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实施意見和小学对口地段表发布。其中，已有5个区县全部或在部分热门小学实施“5年一次同校入学机会”，坊间称为“5年限学令”。也就是一套房子里， 5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
至于户口不在上海的外来人士，择校则有别的“门道”。某房产中介公司经理向《新民周刊》记者透露，她的儿子今年将入小学。她公司所在梅川路附近的几所小学，都是她儿子入学考虑的对象。她向“黄牛”打听行情：“最好的那所小学标价10万，其次一所是8万。”还有一种与业主勾连，到社保中心登记租房合同的方式，进入外环线以外普通小学，“黄牛”开价是2万。当然，政府也开办了专门针对持有居住证者子弟的学校。另一方面，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上海各种小学校长实际上已向教育局“上缴了”批“条子生”的权力，“黄牛”运作的空间已然大大收窄。然而，公办学校成为明码标价的资源，从价码上看，有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差距。诚如“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所编《教育改革进行时》一书前言所称，“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影响面大，利益诉求复杂，随着旧矛盾的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涌现……”
如今的教育公平吗？
面对学区房暗地里的明码标价，学者易中天的态度是——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多样化办学校来减压学区房。
“减弱教育不公平的办法是承认差距！”易中天认为如今的教育并不公平，而绝对的公平，所谓“有教无类”是不存在的。已从厦门大学退休的易中天，亮相华东师范大学，再次语惊四座。“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该论坛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教育公平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易中天作为嘉宾，发言引起会场上几番波澜。
对于好老师、好学校供不应求的局面，有人提出可以使用“慕课”等新办法解决，而易中天给出的答案是：“绝对的公平是做不到的。”在易中天眼里，现在最纠结的、感觉入学难问题最大的，恰恰是城市白领阶层。“他们不会像有钱人可以任性，可以挑最好的最贵的学校，再不行出国念书。对于都市白领来说，他们工作最累，纳税最多，好学校，又是自家可能负担的，就那么几家，孩子上不到这样的学校，怎么办？打破头吗？”易中天给出的答案是——多元化、多样化办学。比如最顶尖、最贵的学校，留给富豪和精英子弟，他们交纳昂贵的学费后，这部分学费就像税收调节一样，可以去扶贫，可以去改变老少边穷地区学校的硬件、软件。比起那些最贵的学校，城市白领也该有他们可以花钱能够企及的教育。
作为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民进中央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朱永新也持有类似观点。在他《重启教育改革》一文中，如此写道：“精英人士的子女如果接受特殊教育，可以到高收费的民办学校去，贫困学生也可以通过学费减免等方式进入这些学校。”朱永新认为，推进教育公平，就要让公办教育资源均衡化，这意味着那些名校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获得更多资源。而且与“差校”相比，可能得到的资源更少。换言之，公办学校的办学水平将更平均，由此产生的“学区房”概念甚至能一定程度弱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则认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一个政府态度的问题。 “目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未来的发展主要靠创新。教育的公平，比如说基础教育阶段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属性等等，国家还是相当重视，乃至做得比其他一些领域要好。” 葛延风说，“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城市流动人口教育保障是否足够？如果流动人口行为出现偏差，农二代无法根植于城市，乡村又回不去了。这样的城市化就是不彻底的城市化。”如此不彻底的城市化，可谓是城市某种程度的乡村化，乃至导致阶层群体敌视。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说：“在东部发达地区，我们很多学校的硬件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美学校，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认认真真研究过，究竟多大的校园是必需的;各级各类学校究竟需要多少建筑面积才是合理的;教育设施的投入与更新是否要拟一个标准或规范？”
什么是教育公平？
有学者举过一个例子：把教育公平看成是大街上的公共汽车，所有人都可上车，每个人都有座位，这就公平了。但是，一个城市的交通如果只提供单一的公共汽车，那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些人不愿意坐，因为他会晕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供自行车和三轮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