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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大家尊称他为“谢老”。他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他俩从1920年相识，到20世纪70年代先后去世，相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可谓“知根知底”。谢觉哉有写日记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毛泽东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在谢觉哉的日记和著作中多有记载。有不少内容或是谢觉哉亲眼所见，或是毛泽东的同学亲口所述，真实度极高。在关于毛泽东的各种回忆录质量参差不齐的当下，谢觉哉的这些记录显得尤为珍贵，让人读之慨然，回味良久。
才 华 横 溢
毛泽东极有才能，不管是分析国情，还是列举典故，都能信手拈来。在谢觉哉看来，毛泽东的才能既是实践锻炼出来的，也是读书读出来的。
1920年，何叔衡担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他把他的朋友毛泽东、谢觉哉聘来编教育馆的附属报纸湖南《通俗报》。就这样，谢觉哉在教育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成了同事。他们之间有分工，毛泽东负责采风、写作，谢觉哉负责整理印刷。
初次见面后，谢觉哉很久没见毛泽东到编辑部来，只是陆续收到他从不同的县寄来的信件。原来，毛泽东去做“游学客”了，在当时也被戏称为“斯文叫花子”。路过某县，盘缠不足就向当地劝学所或有钱人求助一点钱，然后继续“穷游”。毛泽东后来对他说：“原本打算游遍湖南七十五县，但只游历了湘中各县，就为工作所不许可了。”
实践出真知，当谢觉哉读到毛泽东寄回来的文章时，总会啧啧赞叹：“哎呀！毛润之这篇文章写得真好！”谢觉哉曾评价道：“他游历时写的报道，是《通俗报》上最实际而又出色的文章。”正因如此，谢觉哉总是把毛泽东的文章编排在报纸的头版。有趣的是，毛泽东游历湘中到过谢觉哉的老家宁乡，宁乡劝学所的人后来对谢觉哉说：“你们那里有一位叫毛润之的记者，到所里求助，我们给了他几串钱，走了。”
除了实践，毛泽东的阅读量也十分惊人。有一次，谢觉哉去编辑部的宿舍探望毛泽东，宿舍正在搬家，但毛不在，搬运工正在搬东西。他这才发现毛泽东的书籍很多，一个超大的网兜装得满满的。
1933年春夏之交，谢觉哉来到了中央苏区，很快被分配给毛泽东当秘书。据他回忆：“到的次日，拟一个开会的通知，毛泽东同志全改了，一字不留，加的也不少。我问：‘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毛泽东同志望了我一阵，只答复两个字：‘你学！’”谢觉哉回忆：我首先学毛泽东同志修改的通知，那是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我初到苏区，不知道查田是件什么事，要解决什么问题，不加调查，就动起笔来，可谓冒失。其次，参加会议的都是农民，不只是要他们看得懂，而我以前写的文章，读者多是知识分子。第三，这是被“围剿”的苏区，物质困难，来的人要带着碗筷，带被单，这是我没想到的。他反思道：我的经验，我没有从赞许我的文章的人那里得过好处，只有年轻时一位塾师批评过我的文章，从他的几句话里我才知道写文章应该注意些什么，我至今还感激他。还有，就要算毛泽东同志的“你学”了。谢觉哉是秀才出身，在旧社会来说文化层次不低，但在他眼里小他九岁的毛泽东足以当他的“老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1944年7月初，谢觉哉去毛泽东处谈工作。他在日记中说：“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毛的工作可谓忙矣，但他总有工夫寻绎旧籍，和人谈天。合乎古人说的‘好整以暇’。”谢觉哉感叹：全党有谁敢说自己比毛泽东还要忙？以忙为借口不想学习的人，要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做的。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别人的忙，常常不定是事忙而是心忙，越忙越急，越急越搞不清事。若能以闲应忙，脑子清清爽爽，从容考虑，事来，一下就解决了，事不积，就会见得无事。而且闲则看得清楚，某须自己做某须他人做，某须指导他人做，不一股脑揽在自己身上，使自己忙不了，别人又感得太闲。”
不 拘 一 格
毛泽东为人慷慨豁达，不拘小节，颇有古之贤者之风。而且他的这种不拘一格，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天性使然。他从不哗众取宠，更不会故意标新立异以吸引眼球。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他对“填鸭式”教学有抵触情绪，甚至发展到不去上课。他的同学何叔衡对此事知之甚详，并告诉谢觉哉。谢觉哉将他的话记录了下来：
润之是个奇人：在第一师范读书，看不起学校的课目，不大上课。那一向研究甚么，就把那一类的书搬来，关起门一个人在读。管理王季范是他的亲戚，劝他说：“你要上课！不上课是不合校规的。”毛说：“这样，破坏了我的读书计划，我不能够。”又说：“你定要我上課，我一发问，教员不能答时，就请他滚蛋，你能答应吗？”王没办法只好任他。
自然，学校里记分数的成绩不及格了，几次教务会议都要开除他。杨怀中教授不肯，说：“这不能拿寻常校规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学生，你们不知道的。”
当时，毛泽东知道旷课的后果是什么，因而对杨教授的帮助心怀感恩。多年后，他深情回忆：“那时几十个教员我敬重的只有两个：一为徐老（徐特立），另一位姓杨的。”
赵恒惕在湖南掌权时，杀了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激起民愤。他压不下去，只好想办法缓和一下。谢觉哉回忆：
一天，找一些群众领袖去谈话，毛也去了。谈了一阵，不大对劲。毛故做不认识赵的样子说：“你先生的话不对头，我们要直接见省长！”旁边人说：“这就是省长。”于是又谈下去。这一来，使得赵恒惕的脸上，不免红一块白一块。
事后，赵恒惕对人说：幸而只有一个毛泽东，不然，湖南早就给他们翻转了。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诙谐的一面。
当年有不少人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真理。毛泽东也有出国的机会，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谢觉哉曾问过青年毛泽东这个问题，毛泽东回答：“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中国而不是外国。” 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仍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1944年，战争形势逐渐明朗，边区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4月底，枣园的花开了。毛泽东邀请老同志们一起赏花，谢觉哉也在其中。在4月28日的日记中，谢觉哉非常愉快地写下了：“在毛主席处吃饭。”1945年12月23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四时至王家坪参加毛主席生日宴，毛主席满五十二岁。”1946年劳动节，谢觉哉又开心地在日记中写道：“同参议会几位老人至毛主席处午餐。”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毛泽东并不死板，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他肯定会和大家同甘共苦，在经济好转的时候也会吃得稍好一些。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一个收放自如，与民同甘苦共欢乐，具有平民气质的伟大领袖。
胆 识 过 人
1920年3月，一位住在长沙的朝鲜人收到家中寄来的100块大洋。居住在长沙的日本流氓知道了这件事，便一路追逐圖他的钱财，这个朝鲜人慌不择路，逃到长沙本地的青年会躲起来。出人意料的是，有中国人站出来见义勇为。管他什么日本流氓，我偏要管一管！这个人是谁呢？在同年3月19日的日记中，谢觉哉揭晓了答案，他写道：“夜，润之迎某韩人居于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的血性跃然纸上，谁敢说在那个羸弱的中国“竟无一人是男儿”？
1921年6月底，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出发去上海。他们去上海做什么呢？在6月29日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
“〇〇〇〇〇”表示共产主义者。原来他们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去了。
1944年，毛泽东的老同学萧三对谢觉哉谈及毛泽东的往事，不胜感慨。在这一年9月2日的日记中，谢觉哉是这么写的：
萧三同志谈：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外讲民主，成立学生自治会，毛是实际组织者，弄得孔昭绶有苦说不出。一次军阀军队要占校舍，职员无办法，许多学生藏在宿舍了。毛组织一批好打球的同学，持校中破枪放哨，把校门关闭，桌凳作障碍物，谁来即打。毛巡察各处，职员、学生谁都听他指挥。军队见有备，不敢入。
毛泽东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在青年时代已展露，这份勇气远非常人所及。
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毛泽东被迫率领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在大山里与敌军周旋。8月28日，谢觉哉和王明找毛泽东聊天，夜谈颇久。毛泽东说了什么呢？在当天的日记中，谢觉哉记录了原话：
怕，一是由不了解情况而来，敌和我同是用脚走，这在山地是确定了的；步枪二千米外无效，也是确定了的。我隔敌不止二千米，且在二十里外，怕甚么？自然，也不可冒险。
敌人的大军在区区20里之外，毛泽东竟如此淡定！王明“骇然”于毛泽东的勇敢，替他捏了一把汗。谢觉哉了解毛泽东年轻时的事迹，深知他的勇敢是一以贯之的，觉得不用大惊小怪。
待 人 以 诚
对于朋友，青年毛泽东能做到开诚布公，评价对方能切中要害。在认识毛泽东以前，谢觉哉曾听何叔衡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道着了。”毛泽东看人很准，能够准确道出朋友的优缺点。毛泽东对何叔衡评价并不低，后来对谢觉哉说：“何胡子是感情一堆。”谢觉哉极为赞同，并替他解释：“不是一堆骨和肉，而是一堆感情；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他感动。叔衡同志确是如此。他的感情是统制在高度的正义感下面的。”
20多年后，谢觉哉回忆初见毛泽东的场景时说：“我在《通俗报》馆的一个会议上，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同志。会后他到我房子里座谈，我不知道那回他对我感想怎样，后来我觉得他是想了解我，态度谦虚，不离不即，人自乐于相告，所谓‘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也。”谢觉哉说：“虽然他对我的感想，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确有物色同志的意思，因为他这时候久已从事于社会运动。”何叔衡曾多次赞扬毛泽东，谢觉哉还以为这是个牛气冲天的人呢，没想到他这么真诚友善。
1921年元旦，经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谢觉哉加入了新民学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有趣的是，他对加入新民学会热情很一般，并没有多欢欣。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开会以入会手续未完，未往。”那么，他在这一天干吗去了呢？原来，他去和一些绅士交谈了，他告诉绅士们：“欲改造地方，须先造舆论；欲舆论正确，须先养成学者；当纠纷之际，现状复杂，厉害混淆，尤非学者莫为力。”说到底，虽然他此时在办报纸，但并不相信“舆论救国”一说，他赞同的是“教育救国”，培养“学者”。
谢觉哉入会当月，新民学会会员围绕“主义问题”产生激烈争论。毛泽东、何叔衡等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另外一些人认为，应该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不需要政府、法律这些国家机器，要以无政府主义救中国。谢觉哉听得烦，忍不住站出来说：“宇宙之大无所不容，进化之途且恒赖矛盾之主义互抗互厉。以狭义言，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广义言，无所谓是非也。”意思就是：信仰哪种学说是个人自由，你们就别争啦！虽然他这次并没有站在毛、何一边反驳对方，但毛、何二人并没有怪他，友谊如旧。
毛泽东知道谢觉哉暂时不够党员的标准，所以并不急着介绍他入党。之后的几年里，谢觉哉为党做了很多工作。直到1925年，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谢觉哉才作为一位秘密党员，加入中国共
产党。
长征途中，毛泽东力所能及地帮助谢觉哉。每当谢觉哉忆起这段往事，他眼中总是噙着泪水：
长征时，在毛儿盖，没有吃的，毛主席叫人把马杀了，分送给同志们。我在休养连，也分到一份。后来主席发现他身边的人分得多一些，我少一些，来信道歉，说是特务员分的，他不知道。见面时又几次提及，他认为生活艰苦，大家都应一样多。
延安时期，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毛泽东也会向谢觉哉请教，姿态放得很低。据革命家方仲如回忆：“有一次，为甘肃一件事情，毛泽东亲拟了一个电稿，送给谢老征求意见。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写的电稿还要征求谢老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因为谢老办事严谨细致，擅长文字，曾经给毛主席做过秘书，又当过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熟悉甘肃的情况，所以征求谢老的意见就更能客观地符合实际地解决问题，免出差错。” 作 风 优 良
大革命时匆匆一别，直到1933年谢觉哉来到中央苏区，这才又重见毛泽东。当谢觉哉来到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迎上前来，紧紧握住谢觉哉的手说：“谢胡子，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谢觉哉连忙回答：“还好，还好！”接着，毛泽东介绍他给贺子珍认识，他与贺子珍聊得也很愉快。
很快，吃饭时间到了，那时苏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毛泽东和战士们吃的东西一样，一天一角钱的伙食。谢觉哉清晰地记得：为了招待他，毛澤东让警卫员到老乡那里买了三个鸡蛋，算是加了一个菜。毛泽东不让警卫员去伙房要油，而是照旧打来了饭和辣椒炒酸菜。
同年，毛泽东在长冈乡、才溪乡开展调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及“妇女要顶半边天”等著名论断，当时毛泽东把秘书谢觉哉也带去了。谢觉哉后来说：“毛泽东同志调查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我是看见的。找来乡长支书三两个农民，每个乡都差不多谈了个把星期。他亲自照顾他们的食宿，生怕他们不能熬夜，一句句很谦虚地问。”这位党的高级干部，将自己视为学生，将农民视为先生，这让谢觉哉击节赞叹。多年后，谢觉哉坦率地说：“像毛主席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材料现在还找不到第二个。”
在毛泽东言传身教之下，谢觉哉的工作水平和党性修养都有了很大提升。在中央苏区的两年里，谢觉哉参与起草了《选举法》《土地法》《税收条例》《婚姻条例》等多部法规。谢觉哉学习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坚持“先调研，再起草；不调研，不起草”原则，使这些法规易被群众接受。通过努力，他越来越接“地气”，真正成长为毛泽东的好帮手。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惜物。对此，谢觉哉回忆说：“内战时代，毛主席就是病，跛子疟疾打得起不了床，还是同士兵和工作人员吃同样一份的饭和菜，和列宁同志不肯多吃一点面包一样；衣服烂了，硬拒绝被服厂多发他一套衣服。”
谢觉哉曾想起一件趣事：“一九三三年我跟毛主席做秘书的时候，那时烟草十分困难，经常抽树叶。有一次，事务长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烟草，分给抽烟的同志，每人一份。我不抽烟，毛主席爱抽烟，领烟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谢胡子，你那份烟给我吧！’事务长没有多给，毛主席也没有多要。”
长征时期，中央红军到达阿西时，毛泽东分到一点牛肉，他想到谢觉哉正又累又病，便让人切一块送给他。结果谢觉哉也没有独享，他去找别人一块吃，刚好对方有个大萝卜，他们便将牛肉和萝卜一块煮，连盐都没有，但是他们吃得很开心。
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军围攻延安，毛泽东带领大家撤出延安。在行进途中，谢觉哉见证了领袖与人民的鱼水情。据他回忆：“1947年，河北山西搞土改，有一些翻身农民入伍组织了几百人过河去保卫毛泽东，他们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讲了一次话，有些人当时说：‘这不是毛主席吧！毛主席怎么穿得这么坏？’毛主席经常在桌上写字，棉衣的袖子搞掉一块。有的人讲：‘我们凑几个钱给他做一身衣服好不好？’”这是谢觉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主席与人民同甘苦，人民与主席心连心！有这么好的人民，这么好的主席，何愁反动派不垮台？
从始至终，谢觉哉都未曾用夸张的语言称颂过毛泽东。因为他深知，毛泽东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人，而且极富批判精神和批判思维。那么谢觉哉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呢？在谢觉哉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归纳为三句话：一、“真有天性的人才能够对国家尽大忠，对民族尽大孝”；二、“毛主席、朱总司令诸将领皆当世之英雄”；三、“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革命老人续范亭评价毛泽东语，谢觉哉深表赞同）。（编辑 王兵）
作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研究生
才 华 横 溢
毛泽东极有才能，不管是分析国情，还是列举典故，都能信手拈来。在谢觉哉看来，毛泽东的才能既是实践锻炼出来的，也是读书读出来的。
1920年，何叔衡担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他把他的朋友毛泽东、谢觉哉聘来编教育馆的附属报纸湖南《通俗报》。就这样，谢觉哉在教育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成了同事。他们之间有分工，毛泽东负责采风、写作，谢觉哉负责整理印刷。
初次见面后，谢觉哉很久没见毛泽东到编辑部来，只是陆续收到他从不同的县寄来的信件。原来，毛泽东去做“游学客”了，在当时也被戏称为“斯文叫花子”。路过某县，盘缠不足就向当地劝学所或有钱人求助一点钱，然后继续“穷游”。毛泽东后来对他说：“原本打算游遍湖南七十五县，但只游历了湘中各县，就为工作所不许可了。”
实践出真知，当谢觉哉读到毛泽东寄回来的文章时，总会啧啧赞叹：“哎呀！毛润之这篇文章写得真好！”谢觉哉曾评价道：“他游历时写的报道，是《通俗报》上最实际而又出色的文章。”正因如此，谢觉哉总是把毛泽东的文章编排在报纸的头版。有趣的是，毛泽东游历湘中到过谢觉哉的老家宁乡，宁乡劝学所的人后来对谢觉哉说：“你们那里有一位叫毛润之的记者，到所里求助，我们给了他几串钱，走了。”
除了实践，毛泽东的阅读量也十分惊人。有一次，谢觉哉去编辑部的宿舍探望毛泽东，宿舍正在搬家，但毛不在，搬运工正在搬东西。他这才发现毛泽东的书籍很多，一个超大的网兜装得满满的。
1933年春夏之交，谢觉哉来到了中央苏区，很快被分配给毛泽东当秘书。据他回忆：“到的次日，拟一个开会的通知，毛泽东同志全改了，一字不留，加的也不少。我问：‘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毛泽东同志望了我一阵，只答复两个字：‘你学！’”谢觉哉回忆：我首先学毛泽东同志修改的通知，那是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我初到苏区，不知道查田是件什么事，要解决什么问题，不加调查，就动起笔来，可谓冒失。其次，参加会议的都是农民，不只是要他们看得懂，而我以前写的文章，读者多是知识分子。第三，这是被“围剿”的苏区，物质困难，来的人要带着碗筷，带被单，这是我没想到的。他反思道：我的经验，我没有从赞许我的文章的人那里得过好处，只有年轻时一位塾师批评过我的文章，从他的几句话里我才知道写文章应该注意些什么，我至今还感激他。还有，就要算毛泽东同志的“你学”了。谢觉哉是秀才出身，在旧社会来说文化层次不低，但在他眼里小他九岁的毛泽东足以当他的“老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1944年7月初，谢觉哉去毛泽东处谈工作。他在日记中说：“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毛的工作可谓忙矣，但他总有工夫寻绎旧籍，和人谈天。合乎古人说的‘好整以暇’。”谢觉哉感叹：全党有谁敢说自己比毛泽东还要忙？以忙为借口不想学习的人，要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做的。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别人的忙，常常不定是事忙而是心忙，越忙越急，越急越搞不清事。若能以闲应忙，脑子清清爽爽，从容考虑，事来，一下就解决了，事不积，就会见得无事。而且闲则看得清楚，某须自己做某须他人做，某须指导他人做，不一股脑揽在自己身上，使自己忙不了，别人又感得太闲。”
不 拘 一 格
毛泽东为人慷慨豁达，不拘小节，颇有古之贤者之风。而且他的这种不拘一格，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天性使然。他从不哗众取宠，更不会故意标新立异以吸引眼球。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他对“填鸭式”教学有抵触情绪，甚至发展到不去上课。他的同学何叔衡对此事知之甚详，并告诉谢觉哉。谢觉哉将他的话记录了下来：
润之是个奇人：在第一师范读书，看不起学校的课目，不大上课。那一向研究甚么，就把那一类的书搬来，关起门一个人在读。管理王季范是他的亲戚，劝他说：“你要上课！不上课是不合校规的。”毛说：“这样，破坏了我的读书计划，我不能够。”又说：“你定要我上課，我一发问，教员不能答时，就请他滚蛋，你能答应吗？”王没办法只好任他。
自然，学校里记分数的成绩不及格了，几次教务会议都要开除他。杨怀中教授不肯，说：“这不能拿寻常校规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学生，你们不知道的。”
当时，毛泽东知道旷课的后果是什么，因而对杨教授的帮助心怀感恩。多年后，他深情回忆：“那时几十个教员我敬重的只有两个：一为徐老（徐特立），另一位姓杨的。”
赵恒惕在湖南掌权时，杀了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激起民愤。他压不下去，只好想办法缓和一下。谢觉哉回忆：
一天，找一些群众领袖去谈话，毛也去了。谈了一阵，不大对劲。毛故做不认识赵的样子说：“你先生的话不对头，我们要直接见省长！”旁边人说：“这就是省长。”于是又谈下去。这一来，使得赵恒惕的脸上，不免红一块白一块。
事后，赵恒惕对人说：幸而只有一个毛泽东，不然，湖南早就给他们翻转了。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诙谐的一面。
当年有不少人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真理。毛泽东也有出国的机会，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谢觉哉曾问过青年毛泽东这个问题，毛泽东回答：“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中国而不是外国。” 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仍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1944年，战争形势逐渐明朗，边区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4月底，枣园的花开了。毛泽东邀请老同志们一起赏花，谢觉哉也在其中。在4月28日的日记中，谢觉哉非常愉快地写下了：“在毛主席处吃饭。”1945年12月23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四时至王家坪参加毛主席生日宴，毛主席满五十二岁。”1946年劳动节，谢觉哉又开心地在日记中写道：“同参议会几位老人至毛主席处午餐。”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毛泽东并不死板，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他肯定会和大家同甘共苦，在经济好转的时候也会吃得稍好一些。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一个收放自如，与民同甘苦共欢乐，具有平民气质的伟大领袖。
胆 识 过 人
1920年3月，一位住在长沙的朝鲜人收到家中寄来的100块大洋。居住在长沙的日本流氓知道了这件事，便一路追逐圖他的钱财，这个朝鲜人慌不择路，逃到长沙本地的青年会躲起来。出人意料的是，有中国人站出来见义勇为。管他什么日本流氓，我偏要管一管！这个人是谁呢？在同年3月19日的日记中，谢觉哉揭晓了答案，他写道：“夜，润之迎某韩人居于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的血性跃然纸上，谁敢说在那个羸弱的中国“竟无一人是男儿”？
1921年6月底，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出发去上海。他们去上海做什么呢？在6月29日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
“〇〇〇〇〇”表示共产主义者。原来他们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去了。
1944年，毛泽东的老同学萧三对谢觉哉谈及毛泽东的往事，不胜感慨。在这一年9月2日的日记中，谢觉哉是这么写的：
萧三同志谈：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外讲民主，成立学生自治会，毛是实际组织者，弄得孔昭绶有苦说不出。一次军阀军队要占校舍，职员无办法，许多学生藏在宿舍了。毛组织一批好打球的同学，持校中破枪放哨，把校门关闭，桌凳作障碍物，谁来即打。毛巡察各处，职员、学生谁都听他指挥。军队见有备，不敢入。
毛泽东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在青年时代已展露，这份勇气远非常人所及。
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毛泽东被迫率领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在大山里与敌军周旋。8月28日，谢觉哉和王明找毛泽东聊天，夜谈颇久。毛泽东说了什么呢？在当天的日记中，谢觉哉记录了原话：
怕，一是由不了解情况而来，敌和我同是用脚走，这在山地是确定了的；步枪二千米外无效，也是确定了的。我隔敌不止二千米，且在二十里外，怕甚么？自然，也不可冒险。
敌人的大军在区区20里之外，毛泽东竟如此淡定！王明“骇然”于毛泽东的勇敢，替他捏了一把汗。谢觉哉了解毛泽东年轻时的事迹，深知他的勇敢是一以贯之的，觉得不用大惊小怪。
待 人 以 诚
对于朋友，青年毛泽东能做到开诚布公，评价对方能切中要害。在认识毛泽东以前，谢觉哉曾听何叔衡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道着了。”毛泽东看人很准，能够准确道出朋友的优缺点。毛泽东对何叔衡评价并不低，后来对谢觉哉说：“何胡子是感情一堆。”谢觉哉极为赞同，并替他解释：“不是一堆骨和肉，而是一堆感情；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他感动。叔衡同志确是如此。他的感情是统制在高度的正义感下面的。”
20多年后，谢觉哉回忆初见毛泽东的场景时说：“我在《通俗报》馆的一个会议上，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同志。会后他到我房子里座谈，我不知道那回他对我感想怎样，后来我觉得他是想了解我，态度谦虚，不离不即，人自乐于相告，所谓‘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也。”谢觉哉说：“虽然他对我的感想，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确有物色同志的意思，因为他这时候久已从事于社会运动。”何叔衡曾多次赞扬毛泽东，谢觉哉还以为这是个牛气冲天的人呢，没想到他这么真诚友善。
1921年元旦，经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谢觉哉加入了新民学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有趣的是，他对加入新民学会热情很一般，并没有多欢欣。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开会以入会手续未完，未往。”那么，他在这一天干吗去了呢？原来，他去和一些绅士交谈了，他告诉绅士们：“欲改造地方，须先造舆论；欲舆论正确，须先养成学者；当纠纷之际，现状复杂，厉害混淆，尤非学者莫为力。”说到底，虽然他此时在办报纸，但并不相信“舆论救国”一说，他赞同的是“教育救国”，培养“学者”。
谢觉哉入会当月，新民学会会员围绕“主义问题”产生激烈争论。毛泽东、何叔衡等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另外一些人认为，应该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不需要政府、法律这些国家机器，要以无政府主义救中国。谢觉哉听得烦，忍不住站出来说：“宇宙之大无所不容，进化之途且恒赖矛盾之主义互抗互厉。以狭义言，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广义言，无所谓是非也。”意思就是：信仰哪种学说是个人自由，你们就别争啦！虽然他这次并没有站在毛、何一边反驳对方，但毛、何二人并没有怪他，友谊如旧。
毛泽东知道谢觉哉暂时不够党员的标准，所以并不急着介绍他入党。之后的几年里，谢觉哉为党做了很多工作。直到1925年，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谢觉哉才作为一位秘密党员，加入中国共
产党。
长征途中，毛泽东力所能及地帮助谢觉哉。每当谢觉哉忆起这段往事，他眼中总是噙着泪水：
长征时，在毛儿盖，没有吃的，毛主席叫人把马杀了，分送给同志们。我在休养连，也分到一份。后来主席发现他身边的人分得多一些，我少一些，来信道歉，说是特务员分的，他不知道。见面时又几次提及，他认为生活艰苦，大家都应一样多。
延安时期，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毛泽东也会向谢觉哉请教，姿态放得很低。据革命家方仲如回忆：“有一次，为甘肃一件事情，毛泽东亲拟了一个电稿，送给谢老征求意见。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写的电稿还要征求谢老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因为谢老办事严谨细致，擅长文字，曾经给毛主席做过秘书，又当过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熟悉甘肃的情况，所以征求谢老的意见就更能客观地符合实际地解决问题，免出差错。” 作 风 优 良
大革命时匆匆一别，直到1933年谢觉哉来到中央苏区，这才又重见毛泽东。当谢觉哉来到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迎上前来，紧紧握住谢觉哉的手说：“谢胡子，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谢觉哉连忙回答：“还好，还好！”接着，毛泽东介绍他给贺子珍认识，他与贺子珍聊得也很愉快。
很快，吃饭时间到了，那时苏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毛泽东和战士们吃的东西一样，一天一角钱的伙食。谢觉哉清晰地记得：为了招待他，毛澤东让警卫员到老乡那里买了三个鸡蛋，算是加了一个菜。毛泽东不让警卫员去伙房要油，而是照旧打来了饭和辣椒炒酸菜。
同年，毛泽东在长冈乡、才溪乡开展调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及“妇女要顶半边天”等著名论断，当时毛泽东把秘书谢觉哉也带去了。谢觉哉后来说：“毛泽东同志调查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我是看见的。找来乡长支书三两个农民，每个乡都差不多谈了个把星期。他亲自照顾他们的食宿，生怕他们不能熬夜，一句句很谦虚地问。”这位党的高级干部，将自己视为学生，将农民视为先生，这让谢觉哉击节赞叹。多年后，谢觉哉坦率地说：“像毛主席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材料现在还找不到第二个。”
在毛泽东言传身教之下，谢觉哉的工作水平和党性修养都有了很大提升。在中央苏区的两年里，谢觉哉参与起草了《选举法》《土地法》《税收条例》《婚姻条例》等多部法规。谢觉哉学习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坚持“先调研，再起草；不调研，不起草”原则，使这些法规易被群众接受。通过努力，他越来越接“地气”，真正成长为毛泽东的好帮手。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惜物。对此，谢觉哉回忆说：“内战时代，毛主席就是病，跛子疟疾打得起不了床，还是同士兵和工作人员吃同样一份的饭和菜，和列宁同志不肯多吃一点面包一样；衣服烂了，硬拒绝被服厂多发他一套衣服。”
谢觉哉曾想起一件趣事：“一九三三年我跟毛主席做秘书的时候，那时烟草十分困难，经常抽树叶。有一次，事务长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烟草，分给抽烟的同志，每人一份。我不抽烟，毛主席爱抽烟，领烟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谢胡子，你那份烟给我吧！’事务长没有多给，毛主席也没有多要。”
长征时期，中央红军到达阿西时，毛泽东分到一点牛肉，他想到谢觉哉正又累又病，便让人切一块送给他。结果谢觉哉也没有独享，他去找别人一块吃，刚好对方有个大萝卜，他们便将牛肉和萝卜一块煮，连盐都没有，但是他们吃得很开心。
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军围攻延安，毛泽东带领大家撤出延安。在行进途中，谢觉哉见证了领袖与人民的鱼水情。据他回忆：“1947年，河北山西搞土改，有一些翻身农民入伍组织了几百人过河去保卫毛泽东，他们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讲了一次话，有些人当时说：‘这不是毛主席吧！毛主席怎么穿得这么坏？’毛主席经常在桌上写字，棉衣的袖子搞掉一块。有的人讲：‘我们凑几个钱给他做一身衣服好不好？’”这是谢觉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主席与人民同甘苦，人民与主席心连心！有这么好的人民，这么好的主席，何愁反动派不垮台？
从始至终，谢觉哉都未曾用夸张的语言称颂过毛泽东。因为他深知，毛泽东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人，而且极富批判精神和批判思维。那么谢觉哉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呢？在谢觉哉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归纳为三句话：一、“真有天性的人才能够对国家尽大忠，对民族尽大孝”；二、“毛主席、朱总司令诸将领皆当世之英雄”；三、“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革命老人续范亭评价毛泽东语，谢觉哉深表赞同）。（编辑 王兵）
作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