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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要想生活得好，就需要正确处理社群中的关系，定好自己的位置，尽自己的义务以获得圈子的认同和庇护。本文就中国社会人情做了较浅的讨论、分析。
【关键词】：中国社会人情；中国哲学；政治哲学；法制
前言
最近在读《中庸》，了解了好的德性需要把握两个原则，首先是向内收敛，其次是富有同情心，照顾他人的感受，强调社群。最好的德性即谦卑，性格要柔顺，我本身是一个有些急躁的人，学习这些能让我更沉稳，对我终生有益。
除了修心之外，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中西方在这一方面差别很大，几乎没有可比性，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深厚的民主传统，东方则强调顺从、害怕变革，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去年年底的“聂树斌案件”，再次将中国的法制发展和依法治国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看了网上的新闻及一些评论后，我觉得相对于法制健全的国家而言，我国的法律建设需要完善的还有很多，并且有时候虽然有法律条文列在那里，但法律的执行却总会带着那么几分“人情”，我认为这一现象与中国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本文从理论到实际，就中国社会人情做了下些较浅的分析。
一、中国社会人情的表现
中国哲学本质上是政治哲学，中国哲学蕴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交融相伴。中国传统文化对一个人成功层次的界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大丈夫进可以以身许国，退可置身于家。再加上各种客观条件的不便，古时候一个人能够接触到的世界，或许只有父母、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如果去读书，才会将这层关系扩展至师长，在读书的过程中，可以结识一些相互欣赏的朋友，“六纪”的人际关系网就形成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过：《白虎通》中的三纲六记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六纪”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阶层能够持续稳定的重要人际关系基础，直至今天还产生着重要影响。
《红楼梦》中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是为人情社会突出的代表之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四家在鼎盛时期互为姻亲，而一夜大厦倾之后，就一起走向破落。明朝末年东林党也不失为一个特别的代表，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集团，一人飞天，仙及鸡犬，在明朝的晚年里浮沉。一开始是协助皇帝处理朝政，智斗权奸魏忠贤。然而由于德治社会中，权利往往都是仅凭个人的心性修为即所谓的伦理来约束，这样一来，对统治、执行者的素质要求就极高，不光执行力要强还要品德高尚。否则二者稍有瑕疵，德治社会就会慢慢腐化，加之既有法律约束的局限性，古代中国的政权的腐化往往都是彻底且迅速的，一烂都是一窝。在最为繁盛的时候，东林党把控着国家人才晋升渠道，竭力提拔依附于自己的人才，对待异己则无情铲除，可谓是将“人情”政治推向了极致。
反观西方，较之古代社会，我认为古希腊社会运转主要依托商业契约以及公民身份，而传统中国社会的主导原则是以血缘关系和宗法人伦为核心。因此，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民主的传统，强调个人权利，中国政治就很少讲公平，忽视个人，始终关注着社群需要，家与国在人们心中有着极高地位。
人情、关系和面子，应该是每个人传统中国人都能够深刻体悟到的东西。传统社会以个人与他人关系的远近作为采取行动的原则。个人、家人、熟人到最外层的陌生人形成了一个人的关系网络。评价体系的背后隐藏的标准也都是“谁做的，这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如何”。 人情关系的基本法则是“你给我人情，我也会还你人情”，也就是说，人情是关系社会中一种资源交换的手段。一个人的关系网絡越大，地位越高，越有面子，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往往越有利。因此，人人都要做足面子，如果人情账没算好，就会被别人视为不给人情、面子。人情也可以作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手段，成为走后门和搞关系盛行的根基。
二、中国社会人情的成因简析
两千多年来，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人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铐上了宗法人伦的等级枷锁，失去了平等。整个社会，论尊卑、讲辈分、论大小、分亲疏，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从小孩起就被教导做事不要没大没小的。这在体现孝的同时，也体现着东方强调顺从，重视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的传统。彼时平等意识被埋没在了宗法人伦之中，成为了一种不可能。
我国古代是个君主专制、皇权极度发达的国家，儒家为了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在对法律的阐述方面，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行了区别对待，统治者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成为了统治者与儒家政治交换的条件，成为了历朝历代一般性的法律立法准则。践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基准点，粉碎着国人的平等意识。受孔子“德治社会”的乌托邦之梦的影响，儒家一直主张着非常空想的“德主刑辅”的法制理念，把法律放到辅助道德的次要位置，力图通过德治教育，消除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争端与诉讼。
但是，这并没有把中国社会带向那美满的乌托之梦，反而畸形产出了人情社会，让国人遇事想到的不是怎么解决，而是找关系，比关系。
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物质要从家族和熟人社会中取得，农业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实践性和经验性知识，世界是经验社会的世界，因此经验就很重要。这些经验知识在长辈那里可以学到，个人要想生存，就需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自己的交际圈。这个交际圈具有封闭的特性，晋《帝王世纪》记载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传统农业社会下先民生活封闭的特征。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们养成了强烈的家族本位，一个人首先是家族成员，其次才是社会成员。[1]
人们要想生活得好，就需要正确处理社群中的关系，定好自己的位置，尽自己的义务以获得圈子的认同和庇护。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义又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从亲情出发，人心才会有依靠，才能消除不安与焦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规范表现为儒家所设定的三纲五常等礼教内容，君子就是要学习这些三纲五常，从而能够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于是，人情、面子以及世俗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伤面子不是伤了一个人的面子，而是一个家族或者团体的面子，不近人情不是伤了一个人的自尊心，而是伤了整个圈子的自尊心。
三、小结
在中国，对姑姑，姨妈等七大姑八大姨的称呼分得特别细致，而在英语语系中，姐姐妹妹统一称呼sister，哥哥弟弟统称为brother，剩下的大部分就用uncle，aunt等来称呼。小时候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觉得外国人好方便，除了爸爸妈妈之外，称呼都能够统一了，而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分得特别清楚。
也正是西方社会中的“浑”和中国社会中的“清”，造就了西方法制社会的“清”和中国法制社会的“浑”。“浑”与“清”的关键在于人，也正是人，构成了人情，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成为了制约中国法制社会发展的障碍之一。
路还很长，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参考文献：
[1]单许昌 杨百寅.战略与管理[J].传统社会治理文化的两大基因：关系本位与官本位，2015：3.
【关键词】：中国社会人情；中国哲学；政治哲学；法制
前言
最近在读《中庸》，了解了好的德性需要把握两个原则，首先是向内收敛，其次是富有同情心，照顾他人的感受，强调社群。最好的德性即谦卑，性格要柔顺，我本身是一个有些急躁的人，学习这些能让我更沉稳，对我终生有益。
除了修心之外，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中西方在这一方面差别很大，几乎没有可比性，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深厚的民主传统，东方则强调顺从、害怕变革，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去年年底的“聂树斌案件”，再次将中国的法制发展和依法治国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看了网上的新闻及一些评论后，我觉得相对于法制健全的国家而言，我国的法律建设需要完善的还有很多，并且有时候虽然有法律条文列在那里，但法律的执行却总会带着那么几分“人情”，我认为这一现象与中国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本文从理论到实际，就中国社会人情做了下些较浅的分析。
一、中国社会人情的表现
中国哲学本质上是政治哲学，中国哲学蕴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交融相伴。中国传统文化对一个人成功层次的界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大丈夫进可以以身许国，退可置身于家。再加上各种客观条件的不便，古时候一个人能够接触到的世界，或许只有父母、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如果去读书，才会将这层关系扩展至师长，在读书的过程中，可以结识一些相互欣赏的朋友，“六纪”的人际关系网就形成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过：《白虎通》中的三纲六记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六纪”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阶层能够持续稳定的重要人际关系基础，直至今天还产生着重要影响。
《红楼梦》中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是为人情社会突出的代表之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四家在鼎盛时期互为姻亲，而一夜大厦倾之后，就一起走向破落。明朝末年东林党也不失为一个特别的代表，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集团，一人飞天，仙及鸡犬，在明朝的晚年里浮沉。一开始是协助皇帝处理朝政，智斗权奸魏忠贤。然而由于德治社会中，权利往往都是仅凭个人的心性修为即所谓的伦理来约束，这样一来，对统治、执行者的素质要求就极高，不光执行力要强还要品德高尚。否则二者稍有瑕疵，德治社会就会慢慢腐化，加之既有法律约束的局限性，古代中国的政权的腐化往往都是彻底且迅速的，一烂都是一窝。在最为繁盛的时候，东林党把控着国家人才晋升渠道，竭力提拔依附于自己的人才，对待异己则无情铲除，可谓是将“人情”政治推向了极致。
反观西方，较之古代社会，我认为古希腊社会运转主要依托商业契约以及公民身份，而传统中国社会的主导原则是以血缘关系和宗法人伦为核心。因此，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民主的传统，强调个人权利，中国政治就很少讲公平，忽视个人，始终关注着社群需要，家与国在人们心中有着极高地位。
人情、关系和面子，应该是每个人传统中国人都能够深刻体悟到的东西。传统社会以个人与他人关系的远近作为采取行动的原则。个人、家人、熟人到最外层的陌生人形成了一个人的关系网络。评价体系的背后隐藏的标准也都是“谁做的，这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如何”。 人情关系的基本法则是“你给我人情，我也会还你人情”，也就是说，人情是关系社会中一种资源交换的手段。一个人的关系网絡越大，地位越高，越有面子，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往往越有利。因此，人人都要做足面子，如果人情账没算好，就会被别人视为不给人情、面子。人情也可以作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手段，成为走后门和搞关系盛行的根基。
二、中国社会人情的成因简析
两千多年来，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人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铐上了宗法人伦的等级枷锁，失去了平等。整个社会，论尊卑、讲辈分、论大小、分亲疏，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从小孩起就被教导做事不要没大没小的。这在体现孝的同时，也体现着东方强调顺从，重视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的传统。彼时平等意识被埋没在了宗法人伦之中，成为了一种不可能。
我国古代是个君主专制、皇权极度发达的国家，儒家为了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在对法律的阐述方面，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行了区别对待，统治者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成为了统治者与儒家政治交换的条件，成为了历朝历代一般性的法律立法准则。践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基准点，粉碎着国人的平等意识。受孔子“德治社会”的乌托邦之梦的影响，儒家一直主张着非常空想的“德主刑辅”的法制理念，把法律放到辅助道德的次要位置，力图通过德治教育，消除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争端与诉讼。
但是，这并没有把中国社会带向那美满的乌托之梦，反而畸形产出了人情社会，让国人遇事想到的不是怎么解决，而是找关系，比关系。
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物质要从家族和熟人社会中取得，农业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实践性和经验性知识，世界是经验社会的世界，因此经验就很重要。这些经验知识在长辈那里可以学到，个人要想生存，就需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自己的交际圈。这个交际圈具有封闭的特性，晋《帝王世纪》记载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传统农业社会下先民生活封闭的特征。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们养成了强烈的家族本位，一个人首先是家族成员，其次才是社会成员。[1]
人们要想生活得好，就需要正确处理社群中的关系，定好自己的位置，尽自己的义务以获得圈子的认同和庇护。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义又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从亲情出发，人心才会有依靠，才能消除不安与焦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规范表现为儒家所设定的三纲五常等礼教内容，君子就是要学习这些三纲五常，从而能够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于是，人情、面子以及世俗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伤面子不是伤了一个人的面子，而是一个家族或者团体的面子，不近人情不是伤了一个人的自尊心，而是伤了整个圈子的自尊心。
三、小结
在中国，对姑姑，姨妈等七大姑八大姨的称呼分得特别细致，而在英语语系中，姐姐妹妹统一称呼sister，哥哥弟弟统称为brother，剩下的大部分就用uncle，aunt等来称呼。小时候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觉得外国人好方便，除了爸爸妈妈之外，称呼都能够统一了，而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分得特别清楚。
也正是西方社会中的“浑”和中国社会中的“清”，造就了西方法制社会的“清”和中国法制社会的“浑”。“浑”与“清”的关键在于人，也正是人，构成了人情，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成为了制约中国法制社会发展的障碍之一。
路还很长，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参考文献：
[1]单许昌 杨百寅.战略与管理[J].传统社会治理文化的两大基因：关系本位与官本位，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