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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当699万高校毕业生涌向社会时，遭遇了“人增”、“岗减”、“薪降”的尴尬境遇。究其原因，“大学扩招”首当其冲。
1998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首次提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自此，中国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然而，高校扩招速度过快，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以及社会教育的不公平。被誉为“教育产业之父”的汤敏因此饱受争议。
7月2日，针对大学扩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的专访。
民：1998年您提出大学扩招建议的初衷是什么？
汤敏：当时我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来支持扩招。
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国企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急需扩大内需，而老百姓需求最大的则是教育，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民：您如何看待扩招致使目前大学生就业难这一说法？
汤敏：1998—1999年，正是几千万国有企业员工下岗的时候。如果不扩招，那些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就要直接进入市场，与当时的下岗工人争夺岗位。如果把这些年轻人放在教室里，每年招一百多万，四年就能招五六百万，起码可以缓冲4年。国企改革是有阶段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大学扩招可以缓和就业市场的压力。但大学教育需要改革，大学里面培养出的人要符合市场的需要，否则将供求失衡。
民：2012年教育部叫停了本科扩招，您怎么看？
汤敏：我完全赞同。扩招速度过快，造成现今二本、三本学校过多，好多高职高专还要挤成二本、三本，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本科更重要。不够办学资格的高校应该适量招生，更为重要的是，本科生需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此外，即使是本科生，为什么不能学一些专业知识？大可把专科知识放到本科里。最后要看市场怎么变化，由学生自己决定。这些都涉及到教育改革的问题。
民：您曾否认1998年提出的大学扩招是教育产业化的这一说法，那该如何给教育产业化下定义？
汤敏：首先，教育产业化更多的是把教育当成一个产业、一个赚钱机器。很多人说我是最先提出“教育产业化”的，但我从没提过，也从没有支持过，当然我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问题。
教育该不该产业化，是个模糊的概念，甚至是一个伪命题。教育具有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从学前教育到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再到大学教育、大学以后的教育，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该不该产业化，谁该产业化，不能笼统地下判断。如职业教育，我认为就更接近市场，而最不应该接近市场的就是基础教育。
民：该如何避免大学生就业率与政府政绩考核挂钩、与高校就业办老师的奖金挂钩？
汤敏：挂钩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能弄虚作假。可抽样调查，把弄虚作假最厉害的大学进行排名公示。抽样调查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数据不真实的可进行曝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否则现行机制就是鼓励作假，且谁作假谁得益。
民：现在大学里流行一种“大学无用论”，认为一纸学历不如技能，您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汤敏：十年之后我们可以再回首看这个问题，可以发现没上过大学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层次区分得十分明显。大学教育必然是一个长期回报，也许在起点时期大学生的起薪不高，但其收入增长很快，因为他有高等教育的基础。
民：缓解高等教育面对的就业压力，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汤敏：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就业难”不是供给过多造成的人才过剩，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表现。造成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高等教育的反应相对滞后一些，使得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有失平衡，培养出的许多大学生素质和能力不适应市场需要。
然而，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也许正是由于大学生就业难，才会进一步推动一些高等教育的改革。一所大学的教育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自然会被市场淘汰。由于高等教育有一个周期，而市场在不断变化，特别是一些与市场经济结合比较紧密的专业，必须对市场做出科学预测，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进行调整。
民：国外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汤敏：扩招前，每年约有100万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数量已经接近700万，但学生却一直想着自己处在100万大学生的年代，这已经不现实了，因为大学生数量已经扩大了9倍。解决就业难题，中国可以借鉴欧洲的模式，在大学教育中加入职业教育，使大学生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外还能掌握一门技能，这样就可以扩大就业范围。
1998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首次提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自此，中国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然而，高校扩招速度过快，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以及社会教育的不公平。被誉为“教育产业之父”的汤敏因此饱受争议。
7月2日，针对大学扩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的专访。
民：1998年您提出大学扩招建议的初衷是什么？
汤敏：当时我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来支持扩招。
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国企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急需扩大内需，而老百姓需求最大的则是教育，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民：您如何看待扩招致使目前大学生就业难这一说法？
汤敏：1998—1999年，正是几千万国有企业员工下岗的时候。如果不扩招，那些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就要直接进入市场，与当时的下岗工人争夺岗位。如果把这些年轻人放在教室里，每年招一百多万，四年就能招五六百万，起码可以缓冲4年。国企改革是有阶段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大学扩招可以缓和就业市场的压力。但大学教育需要改革，大学里面培养出的人要符合市场的需要，否则将供求失衡。
民：2012年教育部叫停了本科扩招，您怎么看？
汤敏：我完全赞同。扩招速度过快，造成现今二本、三本学校过多，好多高职高专还要挤成二本、三本，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本科更重要。不够办学资格的高校应该适量招生，更为重要的是，本科生需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此外，即使是本科生，为什么不能学一些专业知识？大可把专科知识放到本科里。最后要看市场怎么变化，由学生自己决定。这些都涉及到教育改革的问题。
民：您曾否认1998年提出的大学扩招是教育产业化的这一说法，那该如何给教育产业化下定义？
汤敏：首先，教育产业化更多的是把教育当成一个产业、一个赚钱机器。很多人说我是最先提出“教育产业化”的，但我从没提过，也从没有支持过，当然我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问题。
教育该不该产业化，是个模糊的概念，甚至是一个伪命题。教育具有层次多样化的特点，从学前教育到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再到大学教育、大学以后的教育，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该不该产业化，谁该产业化，不能笼统地下判断。如职业教育，我认为就更接近市场，而最不应该接近市场的就是基础教育。
民：该如何避免大学生就业率与政府政绩考核挂钩、与高校就业办老师的奖金挂钩？
汤敏：挂钩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能弄虚作假。可抽样调查，把弄虚作假最厉害的大学进行排名公示。抽样调查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数据不真实的可进行曝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否则现行机制就是鼓励作假，且谁作假谁得益。
民：现在大学里流行一种“大学无用论”，认为一纸学历不如技能，您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汤敏：十年之后我们可以再回首看这个问题，可以发现没上过大学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层次区分得十分明显。大学教育必然是一个长期回报，也许在起点时期大学生的起薪不高，但其收入增长很快，因为他有高等教育的基础。
民：缓解高等教育面对的就业压力，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汤敏：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就业难”不是供给过多造成的人才过剩，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表现。造成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高等教育的反应相对滞后一些，使得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有失平衡，培养出的许多大学生素质和能力不适应市场需要。
然而，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也许正是由于大学生就业难，才会进一步推动一些高等教育的改革。一所大学的教育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自然会被市场淘汰。由于高等教育有一个周期，而市场在不断变化，特别是一些与市场经济结合比较紧密的专业，必须对市场做出科学预测，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进行调整。
民：国外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汤敏：扩招前，每年约有100万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数量已经接近700万，但学生却一直想着自己处在100万大学生的年代，这已经不现实了，因为大学生数量已经扩大了9倍。解决就业难题，中国可以借鉴欧洲的模式，在大学教育中加入职业教育，使大学生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外还能掌握一门技能，这样就可以扩大就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