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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出头，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几乎可以预见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轨迹。如果单纯从个人的前途来说，孙蕴伟医生也在这个年龄上看到未来：继续医生职业，医治病人，积累临床经验，总结科研成果，老去，成为让人尊敬的好医生……
但同时，孙蕴伟对未来又深感不安：医患关系是否能够改善？是否有更多年轻人安心做医生？社会矛盾能不能少一点？法制化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研习医学的人最“唯物”，孙蕴伟把2012“末日论”当作一个笑话，他只希望，这样一个被赋予神秘色彩的年份，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拐点”，他期待更多人像医生一样抱有务实的精神，用切实的行动让未来变得更好。
医生的2012
年初从媒体上读到2012“末日论”的新闻时，孙蕴伟权当是个笑话。从18岁选择进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医开始，孙蕴伟注定成为一个“唯物”的人。在一个“唯物”的人看来，只要没有科学证据证明“末日”的存在，那么，它就是不存在的。就像通过人体解剖如果找不到某个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就一定不存在一样。
直到有一天，上初中的女儿也开始提到“末日论”，孙蕴伟才认真地想了想这个名词。
孙蕴伟现在是上海瑞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从实习医生到现在近20年的从医生涯，难免见证病人的“末日”。见过太多以后，孙蕴伟以为自己对生命的消逝已经麻木，但这种麻木感，其实只是特殊职业从业者的一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医生最明白生命的归宿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总要避免去端详命运的模样。
医生这样有可能见证他人“末日”的人，更能体会“今天”的珍贵。因此，像“末日论”这样的故事，让孙蕴伟觉得不值得讨论，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末日”，既然如此，2012年12月21日，又与平常的每一天有什么区别呢？
孙蕴伟自己的2012年，充满积极的暖色调。从事业发展上来说，孙蕴伟获评“正主任医师”，同龄同行中，评上正高职称的并不多，这是对他多年学习积累和工作实践的肯定。这一年，孙蕴伟还接受了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带队援滇。
瑞金医院援滇医疗队，是上海市医疗援滇计划中的一部分，医院希望“留过洋”的孙蕴伟也能“下下乡”。一开始，在接受医院任务时，孙蕴伟有一些不情愿。半年的援滇一方面会影响科室发展，他带的研究生也会受影响。另一方面，孙蕴伟多年在国外求学，一直遗憾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女儿成长，现在女儿正读初三，学业压力大，孙蕴伟本想多陪陪她。
不过孙蕴伟最后还是接受了任务。孙蕴伟和同事们的目的地，是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泸水县。从上海先乘坐飞机到昆明，第二天再乘飞机到保山，从保山换乘近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颠簸2天之后，一行人才到达边陲小城。
这是孙蕴伟第一次在如此落后的地方长期工作，泸水县邻近缅甸，只有17万人口，生活在县城里的仅3万，大多数人居住在山区峡谷地带。县医院楼房看上去还不错，但一进入内部，孙蕴伟就发现了巨大的反差。
一个差别是，像瑞金医院这样的大型三甲医院，分科很细，医生一般都是在某一个专科上具有专长，而泸水县医院的科室设置，还像几十年前的医院一样只分大科室。还有一个更大的差别是，“现代医学越来越依赖仪器，当地几乎没有先进的仪器，我们的本事很多都用不上。”
现实情况给援滇医生们出了难题，但他们又不甘于无所事事。孙蕴伟和同事们调整了一下“战略”，把工作重心放在对当地医疗人员的培训上，向他们传授现代医学分科等知识。
医生多多少少有些理想主义，在援滇的半年中，孙蕴伟和同事们虽然没用上自己的“看家本领”，但如果当地医生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有所收获，他们也会体会到满足。
手电筒与希望
“其实做医生很矛盾，一边总是抱着希望，一边又见过太多的社会矛盾，太多让人悲观的现实。”中国医生的职业处境，本身就是一个冷酷的现实。
孙蕴伟当年报考医学专业，最重要的原因是认为医生这个职业非常稳定。“1990年代初，社会还充满动荡的气氛，当时觉得，当医生是最稳定的职业，而且还能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带来健康上的保障。”当时，医生在社会上受人尊重，医患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
20年以后，医生居然成为很多恶性伤害事件中的受害者。“杀医”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仅2012年，就有6起“杀医”事件发生，造成3名医护人员死亡，13人受伤。
最近的一起事件发生在11月29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名医生被人用斧头砍伤致死。医院宣传处称，事发时医院处于午休时间，一名中年男子没有挂号，直接冲进诊室，用斧子将正在当班的康红千砍伤。事发时诊室内无其他人，康红千立即被送往三楼急救，但抢救无效死亡。
医生的职业声誉下降，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很多时候是医生替社会承担了社会矛盾的恶果。孙蕴伟说，医院里最常出现的矛盾，是病人对医保限制的不满。“一些病人很贫困，但医保对报销范围又有限制，部分人会把对医保制度的不满，发泄到医院身上，与病人接触的是医生护士，他们自然把怨气发泄到我们头上。”
制度的困境不是医生们能够改变的。孙蕴伟提起晚期癌症患者住院难的问题。今年3月，一封市民写给上海市领导的公开信，引起上海市高层的注意，也引发社会讨论。写信人秦岭的父亲身患晚期癌症，向几家医院申请住院都被拒绝。
医院不愿接受晚期癌症病人的原因，与“病床周转率”这样一个评价指标有关，医院害怕晚期癌症病人“压床”，因此不敢接收病人。但对于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说，他们不会去区分管理制度与医院、医生之间的差别。
像这样无法解决的现实症结，每天都在医院这个“舞台”上上演，医生常常因为现实而心生无奈。
医患关系紧张，具体到一个医生的身上，就变成了对“风险”的恐惧。“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一定会有失误的时候，现在的医患关系，让医生们时时感到紧张。”不过就像孙蕴伟所说，即使现实环境如此，他还是保持着职业上的好奇心。“我不会放弃做一些探索，只不过会更加小心。”
医生更懂得“当下”的重要，更明白行动比任何空想都要有价值。因此，孙蕴伟还是每天7点半准时出现在医院，除了病房查房和专家门诊工作处，还要完成各种内窥镜操作和治疗。孙蕴伟希望，更多人像医生一样，一边心怀期待，一边相信行动的力量。
“如果‘末日’真的到来，你会带上什么东西？”孙蕴伟医生几乎不用考虑，立即回答：手电筒。
这个答案让记者有些意外，通常我们会以为医生在危机时刻，想到的是急救包这样实用的物品。
“有手电筒就有光明啊，那时候精神鼓励和寄托最重要。”尽管现实有些让人困惑，但孙蕴伟还是保持着自己的乐观。
站在2012年的末尾，孙蕴伟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们总是有期待，期待社会变得更好，期待真正的法制化，期待女儿能够生活在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社会，尽管这些愿望在短时间内还很难实现。”
但同时，孙蕴伟对未来又深感不安：医患关系是否能够改善？是否有更多年轻人安心做医生？社会矛盾能不能少一点？法制化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研习医学的人最“唯物”，孙蕴伟把2012“末日论”当作一个笑话，他只希望，这样一个被赋予神秘色彩的年份，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拐点”，他期待更多人像医生一样抱有务实的精神，用切实的行动让未来变得更好。
医生的2012
年初从媒体上读到2012“末日论”的新闻时，孙蕴伟权当是个笑话。从18岁选择进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医开始，孙蕴伟注定成为一个“唯物”的人。在一个“唯物”的人看来，只要没有科学证据证明“末日”的存在，那么，它就是不存在的。就像通过人体解剖如果找不到某个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就一定不存在一样。
直到有一天，上初中的女儿也开始提到“末日论”，孙蕴伟才认真地想了想这个名词。
孙蕴伟现在是上海瑞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从实习医生到现在近20年的从医生涯，难免见证病人的“末日”。见过太多以后，孙蕴伟以为自己对生命的消逝已经麻木，但这种麻木感，其实只是特殊职业从业者的一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医生最明白生命的归宿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总要避免去端详命运的模样。
医生这样有可能见证他人“末日”的人，更能体会“今天”的珍贵。因此，像“末日论”这样的故事，让孙蕴伟觉得不值得讨论，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末日”，既然如此，2012年12月21日，又与平常的每一天有什么区别呢？
孙蕴伟自己的2012年，充满积极的暖色调。从事业发展上来说，孙蕴伟获评“正主任医师”，同龄同行中，评上正高职称的并不多，这是对他多年学习积累和工作实践的肯定。这一年，孙蕴伟还接受了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带队援滇。
瑞金医院援滇医疗队，是上海市医疗援滇计划中的一部分，医院希望“留过洋”的孙蕴伟也能“下下乡”。一开始，在接受医院任务时，孙蕴伟有一些不情愿。半年的援滇一方面会影响科室发展，他带的研究生也会受影响。另一方面，孙蕴伟多年在国外求学，一直遗憾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女儿成长，现在女儿正读初三，学业压力大，孙蕴伟本想多陪陪她。
不过孙蕴伟最后还是接受了任务。孙蕴伟和同事们的目的地，是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泸水县。从上海先乘坐飞机到昆明，第二天再乘飞机到保山，从保山换乘近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颠簸2天之后，一行人才到达边陲小城。
这是孙蕴伟第一次在如此落后的地方长期工作，泸水县邻近缅甸，只有17万人口，生活在县城里的仅3万，大多数人居住在山区峡谷地带。县医院楼房看上去还不错，但一进入内部，孙蕴伟就发现了巨大的反差。
一个差别是，像瑞金医院这样的大型三甲医院，分科很细，医生一般都是在某一个专科上具有专长，而泸水县医院的科室设置，还像几十年前的医院一样只分大科室。还有一个更大的差别是，“现代医学越来越依赖仪器，当地几乎没有先进的仪器，我们的本事很多都用不上。”
现实情况给援滇医生们出了难题，但他们又不甘于无所事事。孙蕴伟和同事们调整了一下“战略”，把工作重心放在对当地医疗人员的培训上，向他们传授现代医学分科等知识。
医生多多少少有些理想主义，在援滇的半年中，孙蕴伟和同事们虽然没用上自己的“看家本领”，但如果当地医生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有所收获，他们也会体会到满足。
手电筒与希望
“其实做医生很矛盾，一边总是抱着希望，一边又见过太多的社会矛盾，太多让人悲观的现实。”中国医生的职业处境，本身就是一个冷酷的现实。
孙蕴伟当年报考医学专业，最重要的原因是认为医生这个职业非常稳定。“1990年代初，社会还充满动荡的气氛，当时觉得，当医生是最稳定的职业，而且还能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带来健康上的保障。”当时，医生在社会上受人尊重，医患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
20年以后，医生居然成为很多恶性伤害事件中的受害者。“杀医”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仅2012年，就有6起“杀医”事件发生，造成3名医护人员死亡，13人受伤。
最近的一起事件发生在11月29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名医生被人用斧头砍伤致死。医院宣传处称，事发时医院处于午休时间，一名中年男子没有挂号，直接冲进诊室，用斧子将正在当班的康红千砍伤。事发时诊室内无其他人，康红千立即被送往三楼急救，但抢救无效死亡。
医生的职业声誉下降，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很多时候是医生替社会承担了社会矛盾的恶果。孙蕴伟说，医院里最常出现的矛盾，是病人对医保限制的不满。“一些病人很贫困，但医保对报销范围又有限制，部分人会把对医保制度的不满，发泄到医院身上，与病人接触的是医生护士，他们自然把怨气发泄到我们头上。”
制度的困境不是医生们能够改变的。孙蕴伟提起晚期癌症患者住院难的问题。今年3月，一封市民写给上海市领导的公开信，引起上海市高层的注意，也引发社会讨论。写信人秦岭的父亲身患晚期癌症，向几家医院申请住院都被拒绝。
医院不愿接受晚期癌症病人的原因，与“病床周转率”这样一个评价指标有关，医院害怕晚期癌症病人“压床”，因此不敢接收病人。但对于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说，他们不会去区分管理制度与医院、医生之间的差别。
像这样无法解决的现实症结，每天都在医院这个“舞台”上上演，医生常常因为现实而心生无奈。
医患关系紧张，具体到一个医生的身上，就变成了对“风险”的恐惧。“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一定会有失误的时候，现在的医患关系，让医生们时时感到紧张。”不过就像孙蕴伟所说，即使现实环境如此，他还是保持着职业上的好奇心。“我不会放弃做一些探索，只不过会更加小心。”
医生更懂得“当下”的重要，更明白行动比任何空想都要有价值。因此，孙蕴伟还是每天7点半准时出现在医院，除了病房查房和专家门诊工作处，还要完成各种内窥镜操作和治疗。孙蕴伟希望，更多人像医生一样，一边心怀期待，一边相信行动的力量。
“如果‘末日’真的到来，你会带上什么东西？”孙蕴伟医生几乎不用考虑，立即回答：手电筒。
这个答案让记者有些意外，通常我们会以为医生在危机时刻，想到的是急救包这样实用的物品。
“有手电筒就有光明啊，那时候精神鼓励和寄托最重要。”尽管现实有些让人困惑，但孙蕴伟还是保持着自己的乐观。
站在2012年的末尾，孙蕴伟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们总是有期待，期待社会变得更好，期待真正的法制化，期待女儿能够生活在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社会，尽管这些愿望在短时间内还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