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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好酒也好色。因色致使夫妻不和，家庭不睦；因酒身患恶疾，一命呜呼。
三叔是1964年生人，印象中，他的皮肤较别人白一些，喜穿白衬衫，打扮与农民相去甚远。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但脸上终日阴沉沉，不苟言笑，正好与他工于算计的性格相配。右眼天生有疾，略小于左眼，眼球偏向眼角，因此得一外号：打吊眼。
早前我并不知“打吊眼”是什么意思，跑去问我妈，惨遭毒打，可见这个词儿并非好货色。后来我才知道，在老家话里“打吊”就是瞄准，又隐含着偷窥女人洗澡、换衣的意思。
因为聪明，三叔最讨奶奶欢喜。他曾是这个家里学历最高的人。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小学教书，算得上一份体面的工作，受人尊敬。好景不长，三婶第一胎生了女儿，三叔只好离开学校（当时的政策是教师生二胎将被革职），伺机生个儿子。彼时，在那个村子里，家无男丁是一件令人羞惭又惶恐的事情，不但要忍受旁人指点，也面临着后半生无人赡养的境地，因此，重男轻女现象极为严重。有人为了要个儿子，将头7个女儿全部送与他人，至今，这户人家还未得子。
1988年，三叔离开学校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右眼跟他一模一样儿。旁人借此开些俗滥的玩笑：“打吊眼，一看就知道是亲生的。”三叔听了，翻着白眼，鼓着腮帮子，一脸不悦。
从教师岗位退下来以后，三叔重新回到农田。同时自学了一些家电知识，闲暇时帮人修理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机等极少数出现在农村的家用电器，赚点现金。各种电器零件散落在他卧室的各个角落，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腐锈味，我偶尔捡一两个当玩具，挨了他几顿揍。有一天，他把这些零件东拼西凑，竟组装起一台彩色电视机。
我很高兴，但我妈明令禁止我去三叔房里看电视，否则要打断我的“狗腿”。有时忍不住，我就搬几块土砖垫高，趴在窗外偷看。三叔见了，就大声喊：“粪箕子，进来看啊。”于是，我又挨我妈一顿揍。
我妈不让我去三叔屋里看电视，有她的道理。她听人说，三叔修过的机器，三天两头出问题，说是三叔偷偷地拿旧零件换了好零件，甚至故意拆卸机器，再以坏透了无法修理为由退还。我听了以后很愤怒，发誓再也不看那台来路不正的电视了。慢慢地，再也没有人把东西送给他修了。
1995年春天，三叔拿教师岗位换来的儿子死了。我这位可怜的堂弟，是掉进了他外婆家冰凉的粪坑里，淹死的。
我妈从几里地以外把他抱回来。堂弟的肚子胀得像皮球，好像随时要炸裂开来。三叔在前厅门槛坐着，一言不发，任由他老婆在屋子里哭天抢地。
按老家的习俗，小孩子死了不举行葬礼，没有坟、也没有碑，只能用烂席子裹起，随便挖个坑埋掉了事。因此老家有句恶毒的诅咒：烂席子裹掉的。我的堂弟就这样被埋在村子南边的荒坡上。为了来年好祭奠，三叔立了块砖以做标识。今天，一条高速公路横在上面。
三婶每天只顾着哭，凄凉无比。生完二胎，她已结扎，要想继续生育只能重新接通输卵管，那就意味着一笔不菲的手术费。
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右眼依旧和三叔一样儿，脑子却不大灵光。邻居里刻薄的，又跑出来发表意见：“哎呀，机器接好的东西还是差劲些。”三叔觉得脸上无光，小孩长到两岁时，南下去了广东。
那时，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村里的青壮年纷纷扔下自己的土地，放下自己的孩子，带着发财梦南下正在发展势头上的广东。
关于三叔在广东的种种，皆是道听途说。故事版本太多，内容过于丰富，难辨真假。大致是，到了广东后，三叔进入一家电子厂当技师，凭着娴熟的技术很快成为车间主管，薪水节节攀升。他开始在外面胡搞。有人说他玩弄了很多“厂妹”，还把其中一些“送”进了人流手术室。又有人说他赚够了十几万元，要把妻小带过去。
三婶听了这些话，时而躲在房里嘤嘤地哭，然后揪着她女儿，拣着脏的话骂；时而又趾高气扬跑到集市上招摇过市，碰到熟人非要拉着说上一会儿三叔的成功事迹。
成功男人衣锦还乡的好戏并未上演。三叔是在一个大年二十九的傍晚回的家，手上只提了个旅行包，阿迪达斯的logo下写着“NIKE”。夫妻俩在年夜饭的饭桌上吵得不可开交，三婶追着问钱的事儿，非要三叔把人们口中的十几万元吐出来，否则便是在外有了人，把钱糟蹋了。到了夜里，三婶趁三叔睡着时，往他鼻孔里灌开水，差点儿出了人命。三叔大打出手，三婶喊了一晚上亲娘。第二天三叔嚷着要离婚，三婶又满地打滚地哭起来，她口中的“没良心的老公”只好收起包袱回广东了。
自此，大人们谈起三叔夫妇时，频频摇头，口中“啧啧”两声：“造孽啊，造孽！”
我不喜欢三叔，并不完全因为这些闲言碎语。这个人早就可恨，欠我家钱多年不还。我爸不在家那几年，每次我妈找他要债，他不是借故推脱，就是无耻抵赖，急了还动手打人，暗地里搞些小动作，比如剪断我家电线，或者砸烂我家水缸。他还经常揍我，理由是我欺负他家小孩儿。实际情况是，我的堂妹泼辣无比，不输她妈。有一回我俩拌嘴，她心中不爽，趁我解手时，在我屁股上狠狠咬了一口，鲜血直流。三叔要揍我时，我便一溜烟爬到屋前的梨树上骂他，气急了就解开裤子撒尿示威。他爬不上来，转而气急败坏地骂我妈“教子无方”。有一次我护母心切，跑到柴房拿了把铡刀（铡稻草用的）要砍他，这老小子仓皇逃跑。当时我刚上小学，从《知音》杂志得知少年杀人不偿命。再见三叔已经是3年后，2001年的秋天。因长期酗酒，他患上了肝硬化，检查出来时已是晚期，且有癌变。他快要死了。
自3年前灌开水事件开始，村里便有了关于三婶的不雅传闻。我见到的是，同村一个鳏夫时常到三婶家走动，送些衣物吃食、小孩玩具之类的，逢年过节也给堂弟妹封大红包，他们便管那男人叫“舅姥爷”。大人们说：“要没点儿那关系，男人哪有这么好心的。”
三叔对这些事情早已了然于心。他回来后，“舅姥爷”也照常来，和三叔挺聊得拢，匪夷所思。
有一天，我见三叔坐在前厅门槛上，头发凌乱，整个人没精打采的，看上去随时要垮塌在地。他朝我挤出一点笑容，问了问我的学习情况，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并再三嘱咐帮他收割晚稻。
半个月后，粮食归仓，三叔很高兴，张罗着请吃饭。我怕他的病会传染，不敢吃，别人亦多有踟蹰，不大动筷子。三叔只顾自己大口喝酒，大家劝着，他置若罔闻，一副人之将死、喝死好上路的架势。
几天后的凌晨时分，三婶的尖叫声宣告了她丈夫的死讯。我爸打着手电出门去通知家族的长辈，交代我烧“六斤四两”（一种纸钱，重六斤四两，用来烧给刚过世的人）。我爬到早先给他做好的棺材里把纸钱拿出来（老家人相信拿“六斤四两”压棺材可以延年益寿），抱来一口大锅，放在三叔房门前，跪着给他烧纸钱。透过火光，我看见他的脸，早已失去昔日的光泽，没有表情。此时，隔壁房间传来三婶的呼噜声，我突然觉得躺着的这个男人有点可悲。
天蒙蒙亮，堂弟醒了，为了不吓着他，我把他带去四叔家。路上，我问他：“你晓得吗，你爸死了。”
“哦。”
“你晓得什么是死吗？”
“……”
“死了就是没了。”
三叔是1964年生人，印象中，他的皮肤较别人白一些，喜穿白衬衫，打扮与农民相去甚远。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但脸上终日阴沉沉，不苟言笑，正好与他工于算计的性格相配。右眼天生有疾，略小于左眼，眼球偏向眼角，因此得一外号：打吊眼。
早前我并不知“打吊眼”是什么意思，跑去问我妈，惨遭毒打，可见这个词儿并非好货色。后来我才知道，在老家话里“打吊”就是瞄准，又隐含着偷窥女人洗澡、换衣的意思。
因为聪明，三叔最讨奶奶欢喜。他曾是这个家里学历最高的人。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小学教书，算得上一份体面的工作，受人尊敬。好景不长，三婶第一胎生了女儿，三叔只好离开学校（当时的政策是教师生二胎将被革职），伺机生个儿子。彼时，在那个村子里，家无男丁是一件令人羞惭又惶恐的事情，不但要忍受旁人指点，也面临着后半生无人赡养的境地，因此，重男轻女现象极为严重。有人为了要个儿子，将头7个女儿全部送与他人，至今，这户人家还未得子。
1988年，三叔离开学校一年后生了一个儿子，右眼跟他一模一样儿。旁人借此开些俗滥的玩笑：“打吊眼，一看就知道是亲生的。”三叔听了，翻着白眼，鼓着腮帮子，一脸不悦。
从教师岗位退下来以后，三叔重新回到农田。同时自学了一些家电知识，闲暇时帮人修理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机等极少数出现在农村的家用电器，赚点现金。各种电器零件散落在他卧室的各个角落，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腐锈味，我偶尔捡一两个当玩具，挨了他几顿揍。有一天，他把这些零件东拼西凑，竟组装起一台彩色电视机。
我很高兴，但我妈明令禁止我去三叔房里看电视，否则要打断我的“狗腿”。有时忍不住，我就搬几块土砖垫高，趴在窗外偷看。三叔见了，就大声喊：“粪箕子，进来看啊。”于是，我又挨我妈一顿揍。
我妈不让我去三叔屋里看电视，有她的道理。她听人说，三叔修过的机器，三天两头出问题，说是三叔偷偷地拿旧零件换了好零件，甚至故意拆卸机器，再以坏透了无法修理为由退还。我听了以后很愤怒，发誓再也不看那台来路不正的电视了。慢慢地，再也没有人把东西送给他修了。
1995年春天，三叔拿教师岗位换来的儿子死了。我这位可怜的堂弟，是掉进了他外婆家冰凉的粪坑里，淹死的。
我妈从几里地以外把他抱回来。堂弟的肚子胀得像皮球，好像随时要炸裂开来。三叔在前厅门槛坐着，一言不发，任由他老婆在屋子里哭天抢地。
按老家的习俗，小孩子死了不举行葬礼，没有坟、也没有碑，只能用烂席子裹起，随便挖个坑埋掉了事。因此老家有句恶毒的诅咒：烂席子裹掉的。我的堂弟就这样被埋在村子南边的荒坡上。为了来年好祭奠，三叔立了块砖以做标识。今天，一条高速公路横在上面。
三婶每天只顾着哭，凄凉无比。生完二胎，她已结扎，要想继续生育只能重新接通输卵管，那就意味着一笔不菲的手术费。
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右眼依旧和三叔一样儿，脑子却不大灵光。邻居里刻薄的，又跑出来发表意见：“哎呀，机器接好的东西还是差劲些。”三叔觉得脸上无光，小孩长到两岁时，南下去了广东。
那时，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村里的青壮年纷纷扔下自己的土地，放下自己的孩子，带着发财梦南下正在发展势头上的广东。
关于三叔在广东的种种，皆是道听途说。故事版本太多，内容过于丰富，难辨真假。大致是，到了广东后，三叔进入一家电子厂当技师，凭着娴熟的技术很快成为车间主管，薪水节节攀升。他开始在外面胡搞。有人说他玩弄了很多“厂妹”，还把其中一些“送”进了人流手术室。又有人说他赚够了十几万元，要把妻小带过去。
三婶听了这些话，时而躲在房里嘤嘤地哭，然后揪着她女儿，拣着脏的话骂；时而又趾高气扬跑到集市上招摇过市，碰到熟人非要拉着说上一会儿三叔的成功事迹。
成功男人衣锦还乡的好戏并未上演。三叔是在一个大年二十九的傍晚回的家，手上只提了个旅行包，阿迪达斯的logo下写着“NIKE”。夫妻俩在年夜饭的饭桌上吵得不可开交，三婶追着问钱的事儿，非要三叔把人们口中的十几万元吐出来，否则便是在外有了人，把钱糟蹋了。到了夜里，三婶趁三叔睡着时，往他鼻孔里灌开水，差点儿出了人命。三叔大打出手，三婶喊了一晚上亲娘。第二天三叔嚷着要离婚，三婶又满地打滚地哭起来，她口中的“没良心的老公”只好收起包袱回广东了。
自此，大人们谈起三叔夫妇时，频频摇头，口中“啧啧”两声：“造孽啊，造孽！”
我不喜欢三叔，并不完全因为这些闲言碎语。这个人早就可恨，欠我家钱多年不还。我爸不在家那几年，每次我妈找他要债，他不是借故推脱，就是无耻抵赖，急了还动手打人，暗地里搞些小动作，比如剪断我家电线，或者砸烂我家水缸。他还经常揍我，理由是我欺负他家小孩儿。实际情况是，我的堂妹泼辣无比，不输她妈。有一回我俩拌嘴，她心中不爽，趁我解手时，在我屁股上狠狠咬了一口，鲜血直流。三叔要揍我时，我便一溜烟爬到屋前的梨树上骂他，气急了就解开裤子撒尿示威。他爬不上来，转而气急败坏地骂我妈“教子无方”。有一次我护母心切，跑到柴房拿了把铡刀（铡稻草用的）要砍他，这老小子仓皇逃跑。当时我刚上小学，从《知音》杂志得知少年杀人不偿命。再见三叔已经是3年后，2001年的秋天。因长期酗酒，他患上了肝硬化，检查出来时已是晚期，且有癌变。他快要死了。
自3年前灌开水事件开始，村里便有了关于三婶的不雅传闻。我见到的是，同村一个鳏夫时常到三婶家走动，送些衣物吃食、小孩玩具之类的，逢年过节也给堂弟妹封大红包，他们便管那男人叫“舅姥爷”。大人们说：“要没点儿那关系，男人哪有这么好心的。”
三叔对这些事情早已了然于心。他回来后，“舅姥爷”也照常来，和三叔挺聊得拢，匪夷所思。
有一天，我见三叔坐在前厅门槛上，头发凌乱，整个人没精打采的，看上去随时要垮塌在地。他朝我挤出一点笑容，问了问我的学习情况，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并再三嘱咐帮他收割晚稻。
半个月后，粮食归仓，三叔很高兴，张罗着请吃饭。我怕他的病会传染，不敢吃，别人亦多有踟蹰，不大动筷子。三叔只顾自己大口喝酒，大家劝着，他置若罔闻，一副人之将死、喝死好上路的架势。
几天后的凌晨时分，三婶的尖叫声宣告了她丈夫的死讯。我爸打着手电出门去通知家族的长辈，交代我烧“六斤四两”（一种纸钱，重六斤四两，用来烧给刚过世的人）。我爬到早先给他做好的棺材里把纸钱拿出来（老家人相信拿“六斤四两”压棺材可以延年益寿），抱来一口大锅，放在三叔房门前，跪着给他烧纸钱。透过火光，我看见他的脸，早已失去昔日的光泽，没有表情。此时，隔壁房间传来三婶的呼噜声，我突然觉得躺着的这个男人有点可悲。
天蒙蒙亮，堂弟醒了，为了不吓着他，我把他带去四叔家。路上，我问他：“你晓得吗，你爸死了。”
“哦。”
“你晓得什么是死吗？”
“……”
“死了就是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