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书院教育属于为科举制度服务的儒学教育体系。清末，随着学堂教育的出现和对传统教育改革呼声的高涨，书院加速衰落，最终改为学堂教育。书院改学堂，有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国家的政令、政策的监督，也有来自民间的呼声和志士仁人的努力，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过程。
关键词 书院，学堂，教育改革，教育现代化
一、清代书院改革的价值取向
书院，作为一种民间聚众讲学的教育形式，对古代中华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代，文化专制日趋严重，政府通过掌握书院的经费、控制书院的设立、书院院长的选聘和对书院生员的考核，把书院大部分官学化，民办的书院几乎无足轻重。据有关资料统计，清代设立的书院有780多所，连同复兴的书院合计有1900多所，而其中民办的只有182所，所占的比例尚不及10％，绝大多数书院都掌握在政府及其各级官员手中。书院教育逐渐成为科举教育的附庸，导致教育与社会应用严重分离。清政府所以不遗余力地创办如此之多的书院，其根本的目的就是通过掌握书院教育，进一步保证封建政权的稳定。同时，也正是这些书院教育面对西方教育文化的源源东渐，在相互的碰撞交接过程中，起到暂时承接和消化的缓冲作用。谢国桢在《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中指出：“当清光绪中叶，提倡新学之际，学校尚未成立，所定学制章程，多取材于书院；而厘定章则，讲学宗旨，于今日学校犹不相远。于此可以知近代书院学校之演变，而为今日教育可以借鉴者甚繁。”这正是近代书院所处的时代所赋予它的教育改革的价值所在。
清代的书院，由于纳入官办儒学的封建科举教育体系，目的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教学内容以制艺为主，“多课帖括，无裨实用”。冯桂芬就曾感叹：“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改革书院，已经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没有新的教育模式做参照，也没有出现新的教育体制，因此他们的“改革”追求，仅仅是企图突破八股取士体制的束缚，对于已经破损的科举价值体系进行恢复或修补，并且局限在追求实学的专攻经史的“通经致用”圈子里。嘉庆、道光年间一些文人学者企图将书院与科举分离，就是一种尝试。如浙江巡抚阮元创办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提出书院要以经史、训诂教育为主，“专勉实学”，“非以弋功名”。在追求“实学”，固守“中体”的历史惯性下，很多地方书院效仿“古经精舍”的书院办学模式，如上海的古经精舍、江阴的南菁书院、武昌的经心书院、长沙的校经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等。甚至一些原以八股制艺来衡量教学得失的旧书院，也在革新教学内容，仿诂经精舍成例，在书院内“敦课古学”。可以看出，“通经”的价值是把握书院的教学方向，“致用”才是学术追求的教学目的。虽说这种书院改革的方向在培养人才的目标和学习内容上企图摆脱科举与理学的束缚，但在封建政治体制框架内，注定是难以实现的。最终又必然作出调整，同时兼顾练习科举时文，表现的是一种历史的无奈。
由于这一时期，西学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书院创建逐渐向中西兼采的目标过渡，这是书院改革的一个基本趣向。为向“西学”靠拢的“新学”体系提供了思想模式，成为书院价值理念转向近代化的桥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颁布了《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要求在科举考试中给予学习西学考生一定录取名额，即允许通晓西学的考生参加顺天府乡试。于是有的书院开始教授西学，陕西泾阳味经书院时务斋的主要教学内容体现出中西兼顾的特点，其中的“训诂类”就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和天文学，并且该书院特别强调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的学习。这种教学方案在部分书院中的采用，使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的考课式书院一统天下的局面有所改观。
尤其是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个是向西方学习，一个是救国图强。资产阶级改良派积极主张变法自强，掀起戊戌变法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废八股，兴学校”，“改书院，建学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在介绍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学校制度以后，提出将原来的州、县、省会、京师的官学和书院改为小学、中学、大学，作为创建新学制的过渡办。清末书院改学堂作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对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从清末书院的变革与近代学堂的兴起中，也可以窥见中国知识分子认识教育的渐进过程以及中国教育近代化步伐的蹒跚与沉重。
二、追求实学的学堂式书院的出现与过渡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随着战争开辟的通道大量涌入中国，逐步开办起一些新式的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教育开始走向两个方向，即服务于科举考试为主的传统教育，和以传授实用的技术、语言等为主的新型教育。后者包括教会学堂、洋务学堂和维新学堂，形成了传统教育之外的一片新天地。这些新的教育形式与传统儒学争夺地盘的结果，逐渐出现一些既保持传统儒学教育又顾及实用之学的学堂式书院。
出于洋务运动的实际需要，一些有识见的朝野人士已经认识到不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家没有出路。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仿照西方经验，先后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洋务学堂。19世纪80年代，维新派又创建了诸如万木草堂、时务学堂、北洋学堂、南洋公学和经正女学等新式学堂。1898年，在戊戌变法中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以官方的名义正式确立了西式教育的趋向，预示了新学堂取代旧教育的美好前景，从而加快了书院改革的步伐。
这时书院与学堂并存发展的局面对书院变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杭州求是书院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建时，曾“拟照新法办学堂”，但“虑杭绅或又中阻，定名为求是书院”。同年，湖南时务学堂创办，聘梁启超为主席，梁在赴湘前曾致陈三立、熊希龄函，谈及办学之法日：“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艾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而由书院改变名称的学堂，往往仍以书院教学为主。如江苏江阴南菁书院规定正科为中学，分经学、掌故等门，为必修课。艺科为西学，分算学、理化、测量、东文四门，为随意科，习否听便。当时人们对于学堂与书院学制的区别已有认识和了解，只因无朝廷明令，又碍于旧习难移，不得已而兼采之。当然还出现一些专门讲授实学的书院。如丁日昌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上海创立龙门书院，《院记》中说该书院“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明白揭示书院只教授实学。《上海县续志·风俗》中说当时“士风丕变，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当时以广方言馆、龙门书院为最”。又如《申报》于光绪二年(1876年)刊登 上海求志书院等章程四则，第一则是“置六斋以宏教育”，是与以往书院的最大不同。过去书院教育从未也没有必要分科设目，因为教学以应试为目的，能习帖括，会写八股即可。而求志书院却分为经学、史学、掌故之学、算学、舆地之学与辞章之学等六门，因材施教，以期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而且在六门学问中经学和辞章之学是虚学，其他四门都是实学。因此《万国公报》评论说：“此书院专求实学，与他书院异。”从光绪二年(1876年)春季首次季考的题目中可以看出这座书院的实学内涵。如宏观题：“算学致用论”“论四元相消之理”。历史地理题：“问秦所置县可考者有几”“问汉时匈奴游牧所在当今何地”。还有与现实相结合的题目：“海运河运议。”这些追求实学的考题，考生如果没有现代的西学知识，是很难解答的。这些书院已经在逐渐向现代的学堂靠拢。
还有张之洞1837年创办的广雅书院，既保留传统的文化，也体现近代文化，经历了由书院——书院增设西学堂——大学堂附设校士馆——高等学堂这样一个演进过程，颇具典型。广雅书院的二十七条学规严格规定了书院的专业、考核、习札、外课、杜弊等条款。其中课期条规定“每月官课一，斋课一，官课于初旬，斋课于中旬”，这些都继承传统书院的教学程序。考核包括传统的经、史、理、文的解说，还有西学和近世科学的问答，如1899年正月督抚宪考的内容包括算学、代数二次解、格致、地心摄力说等。考试分出超等、特等、平等，分别给予奖励，这些措施更注重务实，并且倾向于西学。
改革书院教学内容，增加西学课程，已经成为当时很多人的共识。胡聘之在《变通书院章程折》中提出的“善变书院之法”，就是在保留传统学科的同时，将西学列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变通书院的方案一度得到朝廷的认可。如礼部颁布《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要求在科举考试中给与学习西学考生一定录取名额，录取比例为20名中取一名。正是在朝廷政策的导向下，很多书院开始教授西学。即使是专门教授科举之学的书院的教学内容也不得不中西兼顾。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在原时务学堂的基础上创设了求实书院，其教学内容就既有中学又有西学，“延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学二人，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
在陕西省有关中、宏道、味经、崇实等一批传授西方科技教育的书院。崇实书院特别重视实践，提倡学以致用，学校设有制造处，是学生实验习艺的场所。并派学生赴上海学习机器制造和其他生产技术，购买新式农具，研究和推广发展生产的技术和经验。这一时期，许多书院内设学堂，这是书院、学堂交替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如1897年江苏高邮珠湖致用书院，内设学堂，教授英文、算学。1898年金陵文正书院创办西学堂，开设汉文、英文、翻译、算学等课程。这些包含“学堂”的书院从学者“往往扬西抑中，未免弃本逐末”。而浙江求是书院、陕西崇实书院等教学内容以西学为主，目标是培养近代化所需要的实用人才，已经具备了西方近代学校教育的雏形。
另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加强文化侵略，西方传教士即开始在五口通商地区建立书院。如道光三十年，美国传教士范约翰在上海建立清心书院；咸丰二年，美国传教士何柏林在广州建立英华书院；咸丰三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建立潞河书院等。同治、光绪时期，此类书院进一步增多并扩大到了内地和沿海其他城市。这些书院大量开设西学课程，讲授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严格地说来，这些书院更属于西方学校类型，而不是传统的中国书院。
三、书院全面改学堂的一个历史过程
19世纪80年代末，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改革中国教育的方案，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改书院为学堂、改革书院教学内容和创设西学书院等三种。郑观应是最早提出学习西方教育体制，改书院为学堂设想的思想家，他建议根据书院的层次，分别改为小学、中学和大学。1898年6月光绪帝下令废除八股取士，改试时务策论，7月下令全国书院改设各级学校。这项教育改革后虽经戊戌政变遭到挫折，但书院改学堂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尤其是经过1903年制定《癸卯学制》，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全国正式进入书院改学堂的运行程序。
清末建立新式学堂，为什么不以府州县学为基础进行改造，而要把各级书院改为学堂?《清史稿·选举志》有这样一段概括性的话：“儒学寝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非浅鲜也。”一方面书院教育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兴办新式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经费难筹，许多人便不约而同将目光落到了书院上——“以书院改为之”。当时，全国各省、府州县都设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并且都有一定的办学经费。将其改为学堂，无须再另起炉灶，只需追加部分办学经费，“则万学就可一朝而起”。撤书院，将其经费用于学堂，在原书院的基础上改建、扩建变为新式学堂这是教育改革中的一大热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上谕曰：“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用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分理。”
遵照朝廷的上谕，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改造两湖、经心和江汉三书院的基础上，对全省书院改制作了周密的部署。四川学政吴庆抵颁布了《通饬各府厅州县变通书院章程札》，严格要求全省书院改革教学内容，“一律改课时务策论”，不得再教授时文和试帖诗。在湖北，武昌、汉阳、德安三府的书院，按照规定改为新式中学堂；全省67个州县，也一律改现有的书院为小学堂。山西巡抚胡聘之将令德书院改为山西省会学堂，并对已经查明的山西全省109所书院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改为新式学堂。仅就江苏省清末改办情形来看，直接或间接改办自书院的新式学堂多达90余所。安徽、直隶、山东等地亦纷纷进行书院改制。有的地方即使没有立即宣布改书院为学堂，也调整了其教学内容。如山西巡抚胡聘之奏请变通书院章程，改革课程设置，每月诗文等课酌量并减，除经史外，兼学算学、格致，包括天文、地舆、农务、兵事及其他有用之。
大量新式学堂丛书院脱胎而来，借用了书院的经费、房舍、师资，甚至办学的经验，在新式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背景下，对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书院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历程，是发展新式教育的一条有效途径；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主体，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总之，书院改学堂是清末教育改革上的一件大事，这个历史过程说明了教育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响应时代的精神呼唤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清末从书院到学堂的转变，首先有一个民众的适应过程，进而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最终清政府以法规的形式向全国推广。在这期间，知识结构和普遍利益起着根本的拉动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民众为利益而突破，却因为知识结构的不足而难以内化、辐射以形成潮流；知识分子因维护知识和利益而没有首应行动，反而先进行思辨、探寻，经历了民众突破后才有所行动，继而吐纳传播。官方总是在二者之中反复之后才成为规范者，认定推广者。”
在清末书院学堂化的转化过程中，还出现了既受西方影响，又标榜“保存国粹”的独特的“存古学堂”现象，值得关注。存古学堂的首倡者是张之洞，将湖北经心书院改为存古学堂。其办学宗旨就是“保存国粹”，培养国学传人。1907年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表述说：“新设学堂学生所造太浅，仅可为初等小学国文之师……倘高等以下各学堂之中学既微，中师已断，是所有国文之经史诗章，无人能解，无人能教，然则将来所谓大学专门，岂非徒托空言?”接着，湖南、江苏、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等先后奏请办理存古学堂。不得已，学部专门颁布一个《修订存古学堂章程》，纳入学制系统，一时形成一股潮流。从存古学堂的教学内容可以看出，是继承清代经史词章类书院的传统，而从其教学和管理模式来看，又吸收了新式学堂特色。它即可视为学堂化的书院，又可视为书院式的学堂。它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尤其是书院改学堂的过程中中西教育制度碰撞的火星。
应该看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虽然出现一些具有新学意义的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台湾西学馆等。还有船政学堂、武备学堂，医学、铁路、电报等学堂，但由于“中体西用”观的作用，这些学堂尽管对传播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奠基的作用，但就教学内容看，仍然是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教育。这些学校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不能称为具有西方近代意识的新式学堂。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形成新的教育管理体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更新中国教育的内容和目标，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的教育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而书院改学堂，是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标志旧的教育体制的最终退出和新的教育形式的确立。虽然其过程仅仅只是几十年，但涉及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诸多问题，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 书院，学堂，教育改革，教育现代化
一、清代书院改革的价值取向
书院，作为一种民间聚众讲学的教育形式，对古代中华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代，文化专制日趋严重，政府通过掌握书院的经费、控制书院的设立、书院院长的选聘和对书院生员的考核，把书院大部分官学化，民办的书院几乎无足轻重。据有关资料统计，清代设立的书院有780多所，连同复兴的书院合计有1900多所，而其中民办的只有182所，所占的比例尚不及10％，绝大多数书院都掌握在政府及其各级官员手中。书院教育逐渐成为科举教育的附庸，导致教育与社会应用严重分离。清政府所以不遗余力地创办如此之多的书院，其根本的目的就是通过掌握书院教育，进一步保证封建政权的稳定。同时，也正是这些书院教育面对西方教育文化的源源东渐，在相互的碰撞交接过程中，起到暂时承接和消化的缓冲作用。谢国桢在《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中指出：“当清光绪中叶，提倡新学之际，学校尚未成立，所定学制章程，多取材于书院；而厘定章则，讲学宗旨，于今日学校犹不相远。于此可以知近代书院学校之演变，而为今日教育可以借鉴者甚繁。”这正是近代书院所处的时代所赋予它的教育改革的价值所在。
清代的书院，由于纳入官办儒学的封建科举教育体系，目的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教学内容以制艺为主，“多课帖括，无裨实用”。冯桂芬就曾感叹：“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改革书院，已经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没有新的教育模式做参照，也没有出现新的教育体制，因此他们的“改革”追求，仅仅是企图突破八股取士体制的束缚，对于已经破损的科举价值体系进行恢复或修补，并且局限在追求实学的专攻经史的“通经致用”圈子里。嘉庆、道光年间一些文人学者企图将书院与科举分离，就是一种尝试。如浙江巡抚阮元创办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提出书院要以经史、训诂教育为主，“专勉实学”，“非以弋功名”。在追求“实学”，固守“中体”的历史惯性下，很多地方书院效仿“古经精舍”的书院办学模式，如上海的古经精舍、江阴的南菁书院、武昌的经心书院、长沙的校经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等。甚至一些原以八股制艺来衡量教学得失的旧书院，也在革新教学内容，仿诂经精舍成例，在书院内“敦课古学”。可以看出，“通经”的价值是把握书院的教学方向，“致用”才是学术追求的教学目的。虽说这种书院改革的方向在培养人才的目标和学习内容上企图摆脱科举与理学的束缚，但在封建政治体制框架内，注定是难以实现的。最终又必然作出调整，同时兼顾练习科举时文，表现的是一种历史的无奈。
由于这一时期，西学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书院创建逐渐向中西兼采的目标过渡，这是书院改革的一个基本趣向。为向“西学”靠拢的“新学”体系提供了思想模式，成为书院价值理念转向近代化的桥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颁布了《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要求在科举考试中给予学习西学考生一定录取名额，即允许通晓西学的考生参加顺天府乡试。于是有的书院开始教授西学，陕西泾阳味经书院时务斋的主要教学内容体现出中西兼顾的特点，其中的“训诂类”就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和天文学，并且该书院特别强调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的学习。这种教学方案在部分书院中的采用，使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的考课式书院一统天下的局面有所改观。
尤其是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个是向西方学习，一个是救国图强。资产阶级改良派积极主张变法自强，掀起戊戌变法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废八股，兴学校”，“改书院，建学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在介绍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学校制度以后，提出将原来的州、县、省会、京师的官学和书院改为小学、中学、大学，作为创建新学制的过渡办。清末书院改学堂作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对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从清末书院的变革与近代学堂的兴起中，也可以窥见中国知识分子认识教育的渐进过程以及中国教育近代化步伐的蹒跚与沉重。
二、追求实学的学堂式书院的出现与过渡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随着战争开辟的通道大量涌入中国，逐步开办起一些新式的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教育开始走向两个方向，即服务于科举考试为主的传统教育，和以传授实用的技术、语言等为主的新型教育。后者包括教会学堂、洋务学堂和维新学堂，形成了传统教育之外的一片新天地。这些新的教育形式与传统儒学争夺地盘的结果，逐渐出现一些既保持传统儒学教育又顾及实用之学的学堂式书院。
出于洋务运动的实际需要，一些有识见的朝野人士已经认识到不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家没有出路。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仿照西方经验，先后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洋务学堂。19世纪80年代，维新派又创建了诸如万木草堂、时务学堂、北洋学堂、南洋公学和经正女学等新式学堂。1898年，在戊戌变法中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以官方的名义正式确立了西式教育的趋向，预示了新学堂取代旧教育的美好前景，从而加快了书院改革的步伐。
这时书院与学堂并存发展的局面对书院变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杭州求是书院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建时，曾“拟照新法办学堂”，但“虑杭绅或又中阻，定名为求是书院”。同年，湖南时务学堂创办，聘梁启超为主席，梁在赴湘前曾致陈三立、熊希龄函，谈及办学之法日：“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艾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而由书院改变名称的学堂，往往仍以书院教学为主。如江苏江阴南菁书院规定正科为中学，分经学、掌故等门，为必修课。艺科为西学，分算学、理化、测量、东文四门，为随意科，习否听便。当时人们对于学堂与书院学制的区别已有认识和了解，只因无朝廷明令，又碍于旧习难移，不得已而兼采之。当然还出现一些专门讲授实学的书院。如丁日昌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上海创立龙门书院，《院记》中说该书院“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明白揭示书院只教授实学。《上海县续志·风俗》中说当时“士风丕变，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当时以广方言馆、龙门书院为最”。又如《申报》于光绪二年(1876年)刊登 上海求志书院等章程四则，第一则是“置六斋以宏教育”，是与以往书院的最大不同。过去书院教育从未也没有必要分科设目，因为教学以应试为目的，能习帖括，会写八股即可。而求志书院却分为经学、史学、掌故之学、算学、舆地之学与辞章之学等六门，因材施教，以期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而且在六门学问中经学和辞章之学是虚学，其他四门都是实学。因此《万国公报》评论说：“此书院专求实学，与他书院异。”从光绪二年(1876年)春季首次季考的题目中可以看出这座书院的实学内涵。如宏观题：“算学致用论”“论四元相消之理”。历史地理题：“问秦所置县可考者有几”“问汉时匈奴游牧所在当今何地”。还有与现实相结合的题目：“海运河运议。”这些追求实学的考题，考生如果没有现代的西学知识，是很难解答的。这些书院已经在逐渐向现代的学堂靠拢。
还有张之洞1837年创办的广雅书院，既保留传统的文化，也体现近代文化，经历了由书院——书院增设西学堂——大学堂附设校士馆——高等学堂这样一个演进过程，颇具典型。广雅书院的二十七条学规严格规定了书院的专业、考核、习札、外课、杜弊等条款。其中课期条规定“每月官课一，斋课一，官课于初旬，斋课于中旬”，这些都继承传统书院的教学程序。考核包括传统的经、史、理、文的解说，还有西学和近世科学的问答，如1899年正月督抚宪考的内容包括算学、代数二次解、格致、地心摄力说等。考试分出超等、特等、平等，分别给予奖励，这些措施更注重务实，并且倾向于西学。
改革书院教学内容，增加西学课程，已经成为当时很多人的共识。胡聘之在《变通书院章程折》中提出的“善变书院之法”，就是在保留传统学科的同时，将西学列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变通书院的方案一度得到朝廷的认可。如礼部颁布《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要求在科举考试中给与学习西学考生一定录取名额，录取比例为20名中取一名。正是在朝廷政策的导向下，很多书院开始教授西学。即使是专门教授科举之学的书院的教学内容也不得不中西兼顾。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在原时务学堂的基础上创设了求实书院，其教学内容就既有中学又有西学，“延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学二人，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
在陕西省有关中、宏道、味经、崇实等一批传授西方科技教育的书院。崇实书院特别重视实践，提倡学以致用，学校设有制造处，是学生实验习艺的场所。并派学生赴上海学习机器制造和其他生产技术，购买新式农具，研究和推广发展生产的技术和经验。这一时期，许多书院内设学堂，这是书院、学堂交替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如1897年江苏高邮珠湖致用书院，内设学堂，教授英文、算学。1898年金陵文正书院创办西学堂，开设汉文、英文、翻译、算学等课程。这些包含“学堂”的书院从学者“往往扬西抑中，未免弃本逐末”。而浙江求是书院、陕西崇实书院等教学内容以西学为主，目标是培养近代化所需要的实用人才，已经具备了西方近代学校教育的雏形。
另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加强文化侵略，西方传教士即开始在五口通商地区建立书院。如道光三十年，美国传教士范约翰在上海建立清心书院；咸丰二年，美国传教士何柏林在广州建立英华书院；咸丰三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建立潞河书院等。同治、光绪时期，此类书院进一步增多并扩大到了内地和沿海其他城市。这些书院大量开设西学课程，讲授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严格地说来，这些书院更属于西方学校类型，而不是传统的中国书院。
三、书院全面改学堂的一个历史过程
19世纪80年代末，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改革中国教育的方案，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改书院为学堂、改革书院教学内容和创设西学书院等三种。郑观应是最早提出学习西方教育体制，改书院为学堂设想的思想家，他建议根据书院的层次，分别改为小学、中学和大学。1898年6月光绪帝下令废除八股取士，改试时务策论，7月下令全国书院改设各级学校。这项教育改革后虽经戊戌政变遭到挫折，但书院改学堂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尤其是经过1903年制定《癸卯学制》，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全国正式进入书院改学堂的运行程序。
清末建立新式学堂，为什么不以府州县学为基础进行改造，而要把各级书院改为学堂?《清史稿·选举志》有这样一段概括性的话：“儒学寝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非浅鲜也。”一方面书院教育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兴办新式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经费难筹，许多人便不约而同将目光落到了书院上——“以书院改为之”。当时，全国各省、府州县都设有书院，多者十数所，少者一二所，并且都有一定的办学经费。将其改为学堂，无须再另起炉灶，只需追加部分办学经费，“则万学就可一朝而起”。撤书院，将其经费用于学堂，在原书院的基础上改建、扩建变为新式学堂这是教育改革中的一大热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上谕曰：“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用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分理。”
遵照朝廷的上谕，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改造两湖、经心和江汉三书院的基础上，对全省书院改制作了周密的部署。四川学政吴庆抵颁布了《通饬各府厅州县变通书院章程札》，严格要求全省书院改革教学内容，“一律改课时务策论”，不得再教授时文和试帖诗。在湖北，武昌、汉阳、德安三府的书院，按照规定改为新式中学堂；全省67个州县，也一律改现有的书院为小学堂。山西巡抚胡聘之将令德书院改为山西省会学堂，并对已经查明的山西全省109所书院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改为新式学堂。仅就江苏省清末改办情形来看，直接或间接改办自书院的新式学堂多达90余所。安徽、直隶、山东等地亦纷纷进行书院改制。有的地方即使没有立即宣布改书院为学堂，也调整了其教学内容。如山西巡抚胡聘之奏请变通书院章程，改革课程设置，每月诗文等课酌量并减，除经史外，兼学算学、格致，包括天文、地舆、农务、兵事及其他有用之。
大量新式学堂丛书院脱胎而来，借用了书院的经费、房舍、师资，甚至办学的经验，在新式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背景下，对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书院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历程，是发展新式教育的一条有效途径；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主体，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总之，书院改学堂是清末教育改革上的一件大事，这个历史过程说明了教育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响应时代的精神呼唤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清末从书院到学堂的转变，首先有一个民众的适应过程，进而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最终清政府以法规的形式向全国推广。在这期间，知识结构和普遍利益起着根本的拉动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民众为利益而突破，却因为知识结构的不足而难以内化、辐射以形成潮流；知识分子因维护知识和利益而没有首应行动，反而先进行思辨、探寻，经历了民众突破后才有所行动，继而吐纳传播。官方总是在二者之中反复之后才成为规范者，认定推广者。”
在清末书院学堂化的转化过程中，还出现了既受西方影响，又标榜“保存国粹”的独特的“存古学堂”现象，值得关注。存古学堂的首倡者是张之洞，将湖北经心书院改为存古学堂。其办学宗旨就是“保存国粹”，培养国学传人。1907年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表述说：“新设学堂学生所造太浅，仅可为初等小学国文之师……倘高等以下各学堂之中学既微，中师已断，是所有国文之经史诗章，无人能解，无人能教，然则将来所谓大学专门，岂非徒托空言?”接着，湖南、江苏、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等先后奏请办理存古学堂。不得已，学部专门颁布一个《修订存古学堂章程》，纳入学制系统，一时形成一股潮流。从存古学堂的教学内容可以看出，是继承清代经史词章类书院的传统，而从其教学和管理模式来看，又吸收了新式学堂特色。它即可视为学堂化的书院，又可视为书院式的学堂。它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尤其是书院改学堂的过程中中西教育制度碰撞的火星。
应该看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虽然出现一些具有新学意义的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台湾西学馆等。还有船政学堂、武备学堂，医学、铁路、电报等学堂，但由于“中体西用”观的作用，这些学堂尽管对传播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奠基的作用，但就教学内容看，仍然是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教育。这些学校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不能称为具有西方近代意识的新式学堂。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形成新的教育管理体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更新中国教育的内容和目标，在这种状态下进行的教育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而书院改学堂，是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标志旧的教育体制的最终退出和新的教育形式的确立。虽然其过程仅仅只是几十年，但涉及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诸多问题，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