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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成为书写乡村时难以规避的内容。有些小说将基督教文化深度介入文本；有些小说展现新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向基督教寻求精神寄托；有些小说只是将基督教作为文化背景，融入到多元宗教文化叙事中；有些小说单纯呈现基督教在乡村出现的现状。基督教文化在新农村题材小说中的表现差异，是其对小说创作者影响方式转变的结果。
关键词： 基督教 新农村题材 小说 影响
社会学研究显示，新世纪以来中国从内陆到沿海甚至边地的乡村，基督教信仰已然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从农民的皈依动机来看，“除了传统的因病信主求医治、因事入教求平安之外，追求精神满足、业余娱乐，向往教会的高雅和文明的信徒多了。”[1]乡村基督教地域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力度逐步增强。基督教广泛渗透乡村社会的现状，在乡村小说中也有反映。据笔者对五种文学期刊（它们是《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上海文学》《钟山》）2000年至2010年所刊载全部小说的查阅，其中涉及到基督教的乡村小说篇目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笔者选取了其中五篇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用社会学诠释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进行仔细的阅读研究，归纳出基督教文化在新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四种呈现方式。
1.基督教文化深度介入的叙事
《钟山》2006年第5期刊载了张忌的短篇小说《丈夫》。美娟丈夫根生二十年前和别人斗勇，伤了身体，以至行走困难，只能做最简单的活儿。二十年前的根生高大帅气，掳获了美娟的芳心；二十年后根生矮小委琐，生活中处处小心，讨好美娟。在与根生生活的二十年里，美娟多次想离开，却因为没有确定的去处而作罢。美娟的表姐凤兰把庞建设介绍给她，庞建设各方面都让美娟满意，于是美娟回家为离去做准备。根生却突然发病，美娟抢救无效，却立刻觉得轻松起来，因为“庞建设都不知道她有丈夫的事情……现在好了，一切事情似乎都因为根生适时地死去而变得轻而易举”。根生的葬礼按照根生生前的要求采用基督教仪式，庞建设作为耶稣堂的乐手出现在葬礼上，二人都十分震惊，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种局面。“两个人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后来，美娟听见门外的喧闹终于逐渐地平息了下来，人们开始为根生做祷告。就在这时，庞建设也像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闭上眼睛，握起双手，开始与屋外的人一道做起祷告来。”庞建设随着屋外的人一起祈祷。看着庞建设祈祷时雕像一样肃穆的身姿，“美娟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十分奇异的感觉，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像流星一样正在迅速地滑过自己的心房。她开始激动，甚至有些难以自抑，以至于眼角瞬间湿润起来”。当天晚上，美娟想到了根生一个人的生活，于是将木棍绑在自己的右腿上，试着下楼梯，却在楼梯上摔了一跤，疼痛无比。美娟感受到根生生活的艰难，也想起了根生以前对她的好。
庞建设是镇上耶酥堂的乐手，小说虽没写明他的基督徒身份，然而，可以看出他受基督教精神影响深重，认同基督教，至少是一个亲基督教的人物形象。他性格内向，虽多次见过美娟却依然羞涩。在葬礼上看见死了丈夫的美娟，虽然意识到美娟之前欺骗了他，却丝毫没有动怒。在演奏的间隙，他坐到美娟身旁，长久地沉默着。屋外的人开始祈祷，庞建设随着众人虔诚地闭上了眼睛。美娟看着庞建设祈祷，深深地受到震动。随后乐队奏乐时，庞建设“在人群中神情肃穆，吹奏得异常认真”。美娟在小说结尾对根生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折，实质上是一个良心逐渐觉醒的过程，最后的动作就是对根生的忏悔。美娟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准备离开根生的时候，将家里的田地给了别人，换取粮食给根生维持生活，家里大部分的储蓄也留给根生。根生去世之后，美娟终于感到了解脱，并没有过分的伤心，“如果我真的那么哀伤，你们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处。但尽管这么想，她的脸上还是流露出了哀伤的神情”。美娟原先的并不十分悲伤，到最后的真正忏悔，其中关键部分是在葬礼上与庞建设的遇见，这也是小说的高潮。庞建设与根生毫不相识，却为根生虔敬地祈祷，认真地演奏，就像是为一个久识的朋友。庞建设与美娟见面时的沉默，对美娟形成了更为巨大和直接的道德压力。庞建设的宽容、虔诚和肃穆，是基督教文化给予庞建设的精神特质，美娟的转变是基督教文化影响下良心的觉醒和回归。在艰难生活中品尝苦难，产生怨恨心理，本真虽善良，却终归难以忍受生活的巨大痛苦，从而决定离开，却在他人的观照下，受到良心的谴责——良心越来越响亮地批评她。透过宗教仪式，通过与基督徒的接触，激发了美娟良心的力量，最后产生了忏悔意识。《圣经》中有“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5）良心本已刻在人的内心，会对人产生唤醒的作用。
《丈夫》详细地描写了基督教会的活动，出现了基督教赞美诗《有一地比正午更光明》名，借用了大量的基督教文化因素。除此之外，小说中的丈夫根生，二十年前高大英俊，之后逐渐丧失了力量，他孤独，对现实失望，对生活现状不甘，要求别人在他死后举行基督教仪式的葬礼。在他的观念中，死并不是完结，他在思考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并希望死去之后会有天堂，他能够去天堂，摆脱生前的不幸与灾难，“天堂”观念也是基督教独特的文化因素。小说超越了此类题材寻常的伦理道德叙事，在思想内容上涉及了基督教文化对人物良心的唤醒，将基督教文化因素深度介入到文本叙事。
2.基督教作为精神寄托的叙事
羊子的短篇小说《大寒》，表现新时期乡村女性悲惨的命运。“我”毕业后只能回到家乡的小村庄教书。“师范毕业后，我困兽一样在小村庄一呆十年，梦想一个个逝去，甚至怀疑活着的理由”。三阿婆曾是“我”父亲的奶娘，在旧社会当过童养媳，后被好不容易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却得不到儿女的善待，靠捡垃圾为生。在捡垃圾的时候，三阿婆经常小偷小摸，被狗咬得伤痕累累。三阿婆问“我”：“‘归耶稣’（信基督教）到底好不好？素琴他们几个教会里的人来我这里说，要我信耶稣，信了耶稣，今生一切苦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归了耶稣就有福了。”三阿婆之问不禁让人联想到《祝福》里祥林嫂问“我”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问题。与《祝福》中祥林嫂传统的佛道信仰不同，三阿婆想要寻求灵魂庇护的是基督教。尽管后来三阿婆入了基督教，但人们认为有福有德的人才有资格信主，三阿婆在人们的冷眼中，渐渐不去参加教会活动，却依然相信归基督教可以让她死后消除苦楚，因此让“我”母亲帮她在被子上绣十子架。十字架刚绣好没多久，三阿婆自杀了，“我看见三阿婆未蒙住的脖子青青的，像有乌青一样……”，尽管她之前问“我”，“像素琴那样信耶稣的人吃‘药水’（农药），死后是不是不能进天堂？”三阿婆死后，她的家人却没有遵从她的遗愿举行基督教式葬礼，而为她请来了最贵的道士做道场。三阿婆的死随着坟上的白雪渐渐在乡人心中融落，却刺激“我”忆起曾经的梦想，提醒我远离烦闷而痛苦的环境。“我”的苦闷来自于理想抱负的无法施展，三阿婆的苦痛来自周围人包括亲人的冷漠。 鲁迅写《祝福》是1924年，85年后的今天，乡土中国的弱势群体寻求精神庇护的对象，已经从传统的佛道转向基督教，乡土叙事出现新的书写经验。时光流转、社会变迁中有些东西却从不曾发生变化。譬如小说中表现宗教信仰的世俗偏见。《祝福》里祥林嫂在祭祀的时候十分清闲，当她想去摆放碗筷时，“‘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祥林嫂不准碰祭祀物品和人们认为三阿婆无福无德不能归了基督教，是如此相似。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农民深层次的观念意识却很难迅速改变，而文学作品通过相似的书写将之表现了出来，这是新世纪乡村叙事在表现叙事对象时“变”中的“不变”。
《大寒》与《祝福》的叙事结构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大寒》开篇的景物描写，“从窗口望去，铅色笼罩着整个三台门，阴沉沉透出死气。全村的人把门关得紧紧的，没有人影”，营造出压抑的叙事氛围，却不得不让人再次想起《祝福》开篇几乎类似的景物描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大寒》开篇预感到三阿婆的死亡与《祝福》开篇讲述祥林嫂的死又是一处相似。之后，无论是《大寒》还是《祝福》中的“我”，深感思想苦闷，不为人理解，随后由人物的将死开始倒叙。与《祝福》展露出的同情和自责情感不同，《大寒》中更着重描写了“我”的思想转变。“我”本来对三阿婆很是厌恶，“放着好日子不过，靠捡垃圾、偷垃圾过日子，犯贱骨头劳碌命”。三阿婆死后，我却看着三阿婆绣了十字架的被子被狗撕咬，产生空落和凄凉的感觉。“我”的情感态度由开篇的极度厌恶到结尾荒凉感的产生，这种转变并不是基督教之于“我”的影响，更多来自于死亡的震撼和对生命况味的深层体验。
3.多元宗教叙事中的基督教
浙江作家东君因小说《书巢》引起文坛注意。新世纪十年，他的两篇乡村题材的中篇小说《子虚先生在乌有乡》《述异记》，叙事对象都是佛、道、基督教和地方宗教多重宗教影响下的乡村社会。两篇小说思想复杂，情节曲折，表现的是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和思考，以虚构和近乎寓言的形式表现。《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写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姚碧轩返回故里，本想颐养天年，还是没能放下求财之心，在聪辩法师的配合下，顺利完成了当地的寺庙重现和房地产开发。最终在幡然醒悟后去世。整篇小说以佛教文化为主线展开。《述异记》却以道教为小说的主要文化背景。阿婆原是虔诚的基督徒，小儿子与人私奔后醉酒溺水身亡，阿婆不再信仰基督，在与佛教短暂的交接后，最终成为乡间的柳仙姑，帮人捉鬼治病行异术。小说最后，同样点明了主旨，“不为长生，也不为富贵，只是为了能到阴曹地府走一遭，去看看我的儿子。”所有一切所求，无非是能看看死去儿子的魂灵，这番复杂叙事之中，其实最动人的无非是这番真情。
东君的两部中篇小说，一篇讲佛教一篇讲道教，却都不是宗教信仰叙事。这两篇小说中都出现了大量基督教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小说人物信仰的复杂性上。《子虚先生在乌有乡》里的聪辩法师是佛家之人，却熟读《圣经》。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母亲靠传道为生。姚碧轩故乡的人们都信仰基督教，聪辩法师就跟老人们聊亚当夏娃，谈该隐，也谈耶稣关于种子的比喻。《述异记》里的阿婆原先是虔诚的基督徒，后来阿婆的小儿子溺水身亡，阿婆从此再也不信奉基督教。“阿婆说，上帝欺骗了我，我死也不信上帝了”。过一段时间，阿婆在水月庵“菜园子坐了六七日，早晚听闻经声，心底里的杂念渐渐散去，开始有了向佛之心”。最后，阿婆变成了马仙姑的传人，不禁让人感叹：“阿婆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她从一个基督教徒摇身变为准佛教徒，再变为马仙姑的传人，手中没有两把刷子，想必是玩儿不转的。”除了人物信仰的复杂外，《圣经》原文的引用，“拿刀的，必死于刀下”，出现在《子虚先生在乌有之乡》，这是聪辩法师的基督徒母亲所言。而《述异记》则将《申命记》中的“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作为小说题记。
东君这两部中篇都将宗教文化作为背景，并选择一种宗教文化为主要叙述对象，辅以其他宗教内容混杂其中。这种写作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宗教文化丰富的隐喻和象征意味，既造就了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在叙事上有利于形成复杂曲折的情节。另一方面，宗教的超越性质，使小说摆脱了现实主义叙事过于写实的弊端，小说获得了灵性的超越。多元宗教叙事使小说思想内涵深化和复杂化，使小说叙事更为曲折动人，使小说叙事风格更为灵动。利用多元宗教文化叙事的，还有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和《水乳大地》，小说写汉藏结合地带的康巴藏区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多重信仰的交流和碰撞，大气磅礴又不失斑斓多姿。
4.仅出现基督教文化因素的叙事
以上三种基督教文化在新世纪乡村小说中，多多少少、或深或浅地涉及了基督教的精神文化，但此类小说数量上是占少数的，更多的乡村小说只是提一下基督教或相关文化因素，并未介入到基督教思想层面，如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写“我”的祖母艰难痛苦的一生，但并未涉及基督教文化精神层面内容，只提到“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信了基督教。此时也已经退休，整天在信徒和教堂之间奔走忙碌，把充裕的时间奉献给了主”，作者对人物的基督教信仰并没有什么个人的评价，只是进行写实性的叙述而已。
基督教文化影响文学创作方式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中发生了改变。基督教虽于唐朝已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起较大影响，仍然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宗教随着西方殖民者一同进入中国，通过教会学校等途径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最普遍的老百姓，佛道以及各地的地方宗教依然是主流。现代作家的基督教叙事呈现出与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暗合，是基督教思想被作家主体吸收之后在创作中的流露，基督教精神文化已经深深嵌入到作家的精神资源中去。周作人就宣称自己虽不是基督徒，却崇拜基督；冰心的“爱”的哲学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文学表现。现代作家在接受和吸收基督教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自然地表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基督教遭到了排斥和打压。“总体看来，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大陆，宗教处于受压抑的状态。相应地，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在此前的联姻关系亦疏远了”。[2]社会学研究表明，城市化背景下的乡土中国的宗教信仰，已经主要转向了基督教。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在80年代告别宏大的历史，失去这个巨大的精神驰援后，很快就进入迷惘。至今已是信仰危机重重，主要表现在：第一，多数作家没有信仰；第二，以世俗价值取舍信仰……信仰难以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和审美素质进入文学”。[3]当代作家大多数没有信仰，他们的创作，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总体上呈现出紧贴现实社会生活的极度写实主义和碎片化叙事的局面。文学创作者们由于缺乏基督教文化深层思想基础，难以在文学创作中自觉地表现出基督教精神层面的内容。然而，基督教在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中成了无法回避的存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乡村都市化过程起重要作用。书写现实的作家，无法回避存在基督教的现实。当代基督教文化影响文学创作的途径，已经从上世纪上半叶的作家自我抒发，到创作对象触发作家的创作。前者是自为型，后者是被动型。
基督教已然渗入乡土中国，乡土中国呈现出文化同质性的化解和宗教信仰多元化与自由化的局面。大多数的小说创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乡村伴随着都市化所发生的宗教信仰的转变。由于当下写作多是从现实出发，又由于乡村基督教实质上并没有完全融入到乡民的思想精神的内在，所以我们期待新世纪基督教文化与乡村书写能够深入到宗教文化深层，具有一定的文化深度，能够出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论及的与基督教文化相对应的“幽邃庄严”的文本。
参考文献：
[1]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229.
[2]丛新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4：30.
[3]荆亚平.当代中国小说的信仰叙事·绪论.学林出版社，2009.9：3.
关键词： 基督教 新农村题材 小说 影响
社会学研究显示，新世纪以来中国从内陆到沿海甚至边地的乡村，基督教信仰已然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从农民的皈依动机来看，“除了传统的因病信主求医治、因事入教求平安之外，追求精神满足、业余娱乐，向往教会的高雅和文明的信徒多了。”[1]乡村基督教地域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力度逐步增强。基督教广泛渗透乡村社会的现状，在乡村小说中也有反映。据笔者对五种文学期刊（它们是《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上海文学》《钟山》）2000年至2010年所刊载全部小说的查阅，其中涉及到基督教的乡村小说篇目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笔者选取了其中五篇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用社会学诠释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进行仔细的阅读研究，归纳出基督教文化在新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四种呈现方式。
1.基督教文化深度介入的叙事
《钟山》2006年第5期刊载了张忌的短篇小说《丈夫》。美娟丈夫根生二十年前和别人斗勇，伤了身体，以至行走困难，只能做最简单的活儿。二十年前的根生高大帅气，掳获了美娟的芳心；二十年后根生矮小委琐，生活中处处小心，讨好美娟。在与根生生活的二十年里，美娟多次想离开，却因为没有确定的去处而作罢。美娟的表姐凤兰把庞建设介绍给她，庞建设各方面都让美娟满意，于是美娟回家为离去做准备。根生却突然发病，美娟抢救无效，却立刻觉得轻松起来，因为“庞建设都不知道她有丈夫的事情……现在好了，一切事情似乎都因为根生适时地死去而变得轻而易举”。根生的葬礼按照根生生前的要求采用基督教仪式，庞建设作为耶稣堂的乐手出现在葬礼上，二人都十分震惊，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种局面。“两个人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后来，美娟听见门外的喧闹终于逐渐地平息了下来，人们开始为根生做祷告。就在这时，庞建设也像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闭上眼睛，握起双手，开始与屋外的人一道做起祷告来。”庞建设随着屋外的人一起祈祷。看着庞建设祈祷时雕像一样肃穆的身姿，“美娟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十分奇异的感觉，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像流星一样正在迅速地滑过自己的心房。她开始激动，甚至有些难以自抑，以至于眼角瞬间湿润起来”。当天晚上，美娟想到了根生一个人的生活，于是将木棍绑在自己的右腿上，试着下楼梯，却在楼梯上摔了一跤，疼痛无比。美娟感受到根生生活的艰难，也想起了根生以前对她的好。
庞建设是镇上耶酥堂的乐手，小说虽没写明他的基督徒身份，然而，可以看出他受基督教精神影响深重，认同基督教，至少是一个亲基督教的人物形象。他性格内向，虽多次见过美娟却依然羞涩。在葬礼上看见死了丈夫的美娟，虽然意识到美娟之前欺骗了他，却丝毫没有动怒。在演奏的间隙，他坐到美娟身旁，长久地沉默着。屋外的人开始祈祷，庞建设随着众人虔诚地闭上了眼睛。美娟看着庞建设祈祷，深深地受到震动。随后乐队奏乐时，庞建设“在人群中神情肃穆，吹奏得异常认真”。美娟在小说结尾对根生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转折，实质上是一个良心逐渐觉醒的过程，最后的动作就是对根生的忏悔。美娟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准备离开根生的时候，将家里的田地给了别人，换取粮食给根生维持生活，家里大部分的储蓄也留给根生。根生去世之后，美娟终于感到了解脱，并没有过分的伤心，“如果我真的那么哀伤，你们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处。但尽管这么想，她的脸上还是流露出了哀伤的神情”。美娟原先的并不十分悲伤，到最后的真正忏悔，其中关键部分是在葬礼上与庞建设的遇见，这也是小说的高潮。庞建设与根生毫不相识，却为根生虔敬地祈祷，认真地演奏，就像是为一个久识的朋友。庞建设与美娟见面时的沉默，对美娟形成了更为巨大和直接的道德压力。庞建设的宽容、虔诚和肃穆，是基督教文化给予庞建设的精神特质，美娟的转变是基督教文化影响下良心的觉醒和回归。在艰难生活中品尝苦难，产生怨恨心理，本真虽善良，却终归难以忍受生活的巨大痛苦，从而决定离开，却在他人的观照下，受到良心的谴责——良心越来越响亮地批评她。透过宗教仪式，通过与基督徒的接触，激发了美娟良心的力量，最后产生了忏悔意识。《圣经》中有“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5）良心本已刻在人的内心，会对人产生唤醒的作用。
《丈夫》详细地描写了基督教会的活动，出现了基督教赞美诗《有一地比正午更光明》名，借用了大量的基督教文化因素。除此之外，小说中的丈夫根生，二十年前高大英俊，之后逐渐丧失了力量，他孤独，对现实失望，对生活现状不甘，要求别人在他死后举行基督教仪式的葬礼。在他的观念中，死并不是完结，他在思考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并希望死去之后会有天堂，他能够去天堂，摆脱生前的不幸与灾难，“天堂”观念也是基督教独特的文化因素。小说超越了此类题材寻常的伦理道德叙事，在思想内容上涉及了基督教文化对人物良心的唤醒，将基督教文化因素深度介入到文本叙事。
2.基督教作为精神寄托的叙事
羊子的短篇小说《大寒》，表现新时期乡村女性悲惨的命运。“我”毕业后只能回到家乡的小村庄教书。“师范毕业后，我困兽一样在小村庄一呆十年，梦想一个个逝去，甚至怀疑活着的理由”。三阿婆曾是“我”父亲的奶娘，在旧社会当过童养媳，后被好不容易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却得不到儿女的善待，靠捡垃圾为生。在捡垃圾的时候，三阿婆经常小偷小摸，被狗咬得伤痕累累。三阿婆问“我”：“‘归耶稣’（信基督教）到底好不好？素琴他们几个教会里的人来我这里说，要我信耶稣，信了耶稣，今生一切苦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归了耶稣就有福了。”三阿婆之问不禁让人联想到《祝福》里祥林嫂问“我”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问题。与《祝福》中祥林嫂传统的佛道信仰不同，三阿婆想要寻求灵魂庇护的是基督教。尽管后来三阿婆入了基督教，但人们认为有福有德的人才有资格信主，三阿婆在人们的冷眼中，渐渐不去参加教会活动，却依然相信归基督教可以让她死后消除苦楚，因此让“我”母亲帮她在被子上绣十子架。十字架刚绣好没多久，三阿婆自杀了，“我看见三阿婆未蒙住的脖子青青的，像有乌青一样……”，尽管她之前问“我”，“像素琴那样信耶稣的人吃‘药水’（农药），死后是不是不能进天堂？”三阿婆死后，她的家人却没有遵从她的遗愿举行基督教式葬礼，而为她请来了最贵的道士做道场。三阿婆的死随着坟上的白雪渐渐在乡人心中融落，却刺激“我”忆起曾经的梦想，提醒我远离烦闷而痛苦的环境。“我”的苦闷来自于理想抱负的无法施展，三阿婆的苦痛来自周围人包括亲人的冷漠。 鲁迅写《祝福》是1924年，85年后的今天，乡土中国的弱势群体寻求精神庇护的对象，已经从传统的佛道转向基督教，乡土叙事出现新的书写经验。时光流转、社会变迁中有些东西却从不曾发生变化。譬如小说中表现宗教信仰的世俗偏见。《祝福》里祥林嫂在祭祀的时候十分清闲，当她想去摆放碗筷时，“‘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祥林嫂不准碰祭祀物品和人们认为三阿婆无福无德不能归了基督教，是如此相似。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农民深层次的观念意识却很难迅速改变，而文学作品通过相似的书写将之表现了出来，这是新世纪乡村叙事在表现叙事对象时“变”中的“不变”。
《大寒》与《祝福》的叙事结构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大寒》开篇的景物描写，“从窗口望去，铅色笼罩着整个三台门，阴沉沉透出死气。全村的人把门关得紧紧的，没有人影”，营造出压抑的叙事氛围，却不得不让人再次想起《祝福》开篇几乎类似的景物描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大寒》开篇预感到三阿婆的死亡与《祝福》开篇讲述祥林嫂的死又是一处相似。之后，无论是《大寒》还是《祝福》中的“我”，深感思想苦闷，不为人理解，随后由人物的将死开始倒叙。与《祝福》展露出的同情和自责情感不同，《大寒》中更着重描写了“我”的思想转变。“我”本来对三阿婆很是厌恶，“放着好日子不过，靠捡垃圾、偷垃圾过日子，犯贱骨头劳碌命”。三阿婆死后，我却看着三阿婆绣了十字架的被子被狗撕咬，产生空落和凄凉的感觉。“我”的情感态度由开篇的极度厌恶到结尾荒凉感的产生，这种转变并不是基督教之于“我”的影响，更多来自于死亡的震撼和对生命况味的深层体验。
3.多元宗教叙事中的基督教
浙江作家东君因小说《书巢》引起文坛注意。新世纪十年，他的两篇乡村题材的中篇小说《子虚先生在乌有乡》《述异记》，叙事对象都是佛、道、基督教和地方宗教多重宗教影响下的乡村社会。两篇小说思想复杂，情节曲折，表现的是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和思考，以虚构和近乎寓言的形式表现。《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写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姚碧轩返回故里，本想颐养天年，还是没能放下求财之心，在聪辩法师的配合下，顺利完成了当地的寺庙重现和房地产开发。最终在幡然醒悟后去世。整篇小说以佛教文化为主线展开。《述异记》却以道教为小说的主要文化背景。阿婆原是虔诚的基督徒，小儿子与人私奔后醉酒溺水身亡，阿婆不再信仰基督，在与佛教短暂的交接后，最终成为乡间的柳仙姑，帮人捉鬼治病行异术。小说最后，同样点明了主旨，“不为长生，也不为富贵，只是为了能到阴曹地府走一遭，去看看我的儿子。”所有一切所求，无非是能看看死去儿子的魂灵，这番复杂叙事之中，其实最动人的无非是这番真情。
东君的两部中篇小说，一篇讲佛教一篇讲道教，却都不是宗教信仰叙事。这两篇小说中都出现了大量基督教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小说人物信仰的复杂性上。《子虚先生在乌有乡》里的聪辩法师是佛家之人，却熟读《圣经》。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母亲靠传道为生。姚碧轩故乡的人们都信仰基督教，聪辩法师就跟老人们聊亚当夏娃，谈该隐，也谈耶稣关于种子的比喻。《述异记》里的阿婆原先是虔诚的基督徒，后来阿婆的小儿子溺水身亡，阿婆从此再也不信奉基督教。“阿婆说，上帝欺骗了我，我死也不信上帝了”。过一段时间，阿婆在水月庵“菜园子坐了六七日，早晚听闻经声，心底里的杂念渐渐散去，开始有了向佛之心”。最后，阿婆变成了马仙姑的传人，不禁让人感叹：“阿婆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她从一个基督教徒摇身变为准佛教徒，再变为马仙姑的传人，手中没有两把刷子，想必是玩儿不转的。”除了人物信仰的复杂外，《圣经》原文的引用，“拿刀的，必死于刀下”，出现在《子虚先生在乌有之乡》，这是聪辩法师的基督徒母亲所言。而《述异记》则将《申命记》中的“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作为小说题记。
东君这两部中篇都将宗教文化作为背景，并选择一种宗教文化为主要叙述对象，辅以其他宗教内容混杂其中。这种写作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宗教文化丰富的隐喻和象征意味，既造就了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在叙事上有利于形成复杂曲折的情节。另一方面，宗教的超越性质，使小说摆脱了现实主义叙事过于写实的弊端，小说获得了灵性的超越。多元宗教叙事使小说思想内涵深化和复杂化，使小说叙事更为曲折动人，使小说叙事风格更为灵动。利用多元宗教文化叙事的，还有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和《水乳大地》，小说写汉藏结合地带的康巴藏区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多重信仰的交流和碰撞，大气磅礴又不失斑斓多姿。
4.仅出现基督教文化因素的叙事
以上三种基督教文化在新世纪乡村小说中，多多少少、或深或浅地涉及了基督教的精神文化，但此类小说数量上是占少数的，更多的乡村小说只是提一下基督教或相关文化因素，并未介入到基督教思想层面，如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写“我”的祖母艰难痛苦的一生，但并未涉及基督教文化精神层面内容，只提到“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信了基督教。此时也已经退休，整天在信徒和教堂之间奔走忙碌，把充裕的时间奉献给了主”，作者对人物的基督教信仰并没有什么个人的评价，只是进行写实性的叙述而已。
基督教文化影响文学创作方式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中发生了改变。基督教虽于唐朝已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起较大影响，仍然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宗教随着西方殖民者一同进入中国，通过教会学校等途径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最普遍的老百姓，佛道以及各地的地方宗教依然是主流。现代作家的基督教叙事呈现出与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暗合，是基督教思想被作家主体吸收之后在创作中的流露，基督教精神文化已经深深嵌入到作家的精神资源中去。周作人就宣称自己虽不是基督徒，却崇拜基督；冰心的“爱”的哲学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文学表现。现代作家在接受和吸收基督教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自然地表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基督教遭到了排斥和打压。“总体看来，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大陆，宗教处于受压抑的状态。相应地，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在此前的联姻关系亦疏远了”。[2]社会学研究表明，城市化背景下的乡土中国的宗教信仰，已经主要转向了基督教。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在80年代告别宏大的历史，失去这个巨大的精神驰援后，很快就进入迷惘。至今已是信仰危机重重，主要表现在：第一，多数作家没有信仰；第二，以世俗价值取舍信仰……信仰难以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和审美素质进入文学”。[3]当代作家大多数没有信仰，他们的创作，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总体上呈现出紧贴现实社会生活的极度写实主义和碎片化叙事的局面。文学创作者们由于缺乏基督教文化深层思想基础，难以在文学创作中自觉地表现出基督教精神层面的内容。然而，基督教在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中成了无法回避的存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乡村都市化过程起重要作用。书写现实的作家，无法回避存在基督教的现实。当代基督教文化影响文学创作的途径，已经从上世纪上半叶的作家自我抒发，到创作对象触发作家的创作。前者是自为型，后者是被动型。
基督教已然渗入乡土中国，乡土中国呈现出文化同质性的化解和宗教信仰多元化与自由化的局面。大多数的小说创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乡村伴随着都市化所发生的宗教信仰的转变。由于当下写作多是从现实出发，又由于乡村基督教实质上并没有完全融入到乡民的思想精神的内在，所以我们期待新世纪基督教文化与乡村书写能够深入到宗教文化深层，具有一定的文化深度，能够出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论及的与基督教文化相对应的“幽邃庄严”的文本。
参考文献：
[1]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229.
[2]丛新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4：30.
[3]荆亚平.当代中国小说的信仰叙事·绪论.学林出版社，200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