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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晋中朝，隐逸之思弥漫。自东汉中晚期形成的隐逸风气对魏晋士人的人生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名教即自然”的玄学思潮使得他们对隐逸有强烈的认同感，园林经济的发达又为士人的隐逸行为提供了条件。加之政局内乱频繁，在仕宦沉浮及生命忧虑的痛苦中，他们的隐逸思想时常涌现，创作了大量企慕隐逸、歌咏隐士的作品以抒发隐逸之情怀。潘岳作品中呈现出的隐逸之思，正是西晋士风中的隐逸之风影响其文学创作的结果。
关键词： 西晋； 隐逸；潘岳；文学创作
《后汉书·逸民列传》云：“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1]范晔分析了士人隐逸的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去危以图其安”，指出了社会现实方面的客观因素。魏晋易代之际，社会动荡，政治杀戮尤其残酷。士人因卷入政治斗争而丧命者，比比皆是。因此，隐逸成为文人士大夫全身避祸的最佳途径。此外，魏晋士人渴慕隐逸，还受到当时玄学思潮的影响。此时，以郭象的“独化论”思想为代表，提倡名教与自然的融合，郭象在《庄子注》中阐述了他的“独化论”思想：
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2]
在郭象看来，“内圣就是外王，内圣是一种理想人格，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外王是一种功业、事功，是人的社会行为。……人若是自然地按照内圣品格去生活、去行动，这自然地就有了外在的功業，内圣就自然地表现在、体现在外王中了。”[3]至此，郭象的“名教即自然”论就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从而在理论上消除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肯定了现存秩序和人的欲求的合理性，因而为中朝士人在积极追求事功的同时而又宅心事外、不婴事物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在名教与自然的选择上，士人们更倾向于站在自然的方面。于是，以超然物外、纵情山水为表现形式，以崇尚自然、追求精神自由为特点的隐逸，成为此时士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虽然士人们渴慕隐逸，但真正的隐士生活是很艰苦的。要远离尘世，风餐露宿。非寻常人所能忍受，那些名士和贵族子弟更是不敢亲自实践的。于是，“朝隐”行为及理论便应运而生了。所谓“朝隐”也即是指在朝任职，而淡泊恬退与隐居生活无异。他们认为只要适意从心，则“朝隐”也可，市隐也可，未必要居住在山泽之中，还可以身居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虽然“朝隐”的生活使得士人在不失功名利禄的同时又可获得山水之隐的高逸，但是这种隐逸方式也只不过是精神层面的超越，是“心隐”而已，并不能够亲临恬淡宁静的山水园林，这对于追求“士当身名俱泰”的西晋士人来说是莫大的憾事，于是士人开始寻求更加理想和适意的隐逸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能够代表魏晋士人隐逸思想和隐逸人格的是他们的私人园林”。[4]西晋时期私人园林之发达和园林中物产之丰富，这就为士人的园林隐逸生活提供了条件，而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占据着特权地位，比如存在的“荫客制”和“占田制度”就为庄园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以及良田沃土，使得庄园经济迅速发达。此外，自东汉中晚期形成的隐逸之风气对魏晋士人的人生观和行为选择也有重要的影响。两次党锢之祸，一些关心朝政和社稷的士大夫诸如李膺、陈蕃等人被残酷杀害，使得士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东汉政权产生了深深的疏离感，于是纷纷选择远离政治，隐逸于山林或者田园，主动寻求保全性命和安置心灵的归宿。东汉中晚期，士人这种对个体自我生命的珍惜与持重已经开启了魏晋时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先河，千古流芳的魏晋风度已经于此初露端倪。迨至西晋时期，玄学思潮影响之下的“朝隐”理论的提出与流行则为士人的园林隐逸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西晋时期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石崇及其“金谷园”。元康六年（296），石崇外任，友人们前往金谷为其饯行，对于这次“金谷宴游”的盛况及金谷园林的美景，石崇《金谷诗序》和潘岳的《金谷集作诗》有比较详细的描绘。潘岳的诗歌侧重于描述园林果木的丰富和美感，而石崇之序则不仅仅局限于清泉密林、花果草药这些自然景色，还详细地交代了园林中的田地、鸡羊一直到鱼池、水窟，侧重于物质的富饶，体现出对物质和精神双重满足的追求。据《晋书》卷六二《刘琨传》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5]可以看得出来金谷园林是这些人常常聚会、游乐的地方。士人们在朝为官的同时，于私人园林中诗酒唱和，这实际上也是“朝隐”的表现形式。
玄学思潮主张的崇尚自然无为，标榜遗世独立，不为物累之说，通过对创作主体的影响而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生活在此玄风环境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时人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影响，出现了对隐逸思想的认同感；加之在门阀世族把持仕途的西晋社会，九品官人制阻断了大批出身中下阶层而又渴望建功立业的士人的出路，在仕宦沉浮的痛苦中，使得他们的隐逸思想与追求名利之举同时并存。于是出现了不少企慕隐逸、歌咏隐士生活的作品。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即使是被史家斥为“性轻躁，趋世利”[5]的潘岳，他也写了一些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抒发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潘岳隐逸思想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其“仕”与“隐”的矛盾心态变化的过程，这在其诗文中是有迹可循的。晋武帝咸宁四年（278），潘岳为贾充幕府太尉掾时，写了一篇抒发“江湖山薮之思”的《秋兴赋》，其序云：
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此焉游处。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底宁。譬犹池鱼笼鸟，而有江湖山薮之思。
联系潘岳以后的仕途进退，玩味其意，《秋兴赋》似乎已表示了隐居之志；此时他对周旋官场已是十分的厌倦，对长期沉沦下僚更是牢骚满腹，归隐思想的产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潘岳作《秋兴赋》后不久曾在天陵山短暂隐居。咸宁五年（279）春，潘岳出任河阳令，依然觉得仕途失意，本传记载：“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5]其《河阳县作》（其一）云：“长啸归东山，拥耒耨时苗。幽谷茂纤葛，峻岩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诗歌描写了隐逸生活中的自然景致；太康三年（282），潘岳由河阳令转为怀县令，其《在怀县作》（其一）云：“器非廊庙姿，屡出固其宜。徒怀越鸟志，眷恋想南枝。”其《在怀县作》（其二）云：“信美非吾土，祗搅怀归志。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将眷恋的故乡视为精神的家园，隐逸的佳处，渴望在这样的环境中安顿失意而疲惫的心灵。潘岳的隐逸思想，由萌生到发展，最终集中表现在其《闲居赋》中。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潘岳闲居洛阳，“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5]文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其所居住的园林美景以及其乐融融的闲居生活：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殖。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屬，繁荣丽藻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荠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
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体以行和，药以劳宣。常膳载加，旧疴有痊。席长筵，列孙子。柳垂阴，车结轨。陆摘紫房，水挂赪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或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它？
值得注意的是，潘岳选择的隐居之处在京都附近，“陪京溯伊，面郊后市”，在此可以“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作者对京畿环境的描写以及天子郊祀典礼时壮观场面的展示，这与园林中宁静的隐居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之中，作者并没有排斥京都之意，而是将二者融合起来，认为二者的结合才是理想的隐居之处，透露出作者虽然隐居却还心系仕途的思想矛盾，而这又明显是受到“朝隐”思想的影响。对于潘岳的这种思想矛盾，王瑶先生认为：“这些名士们的主要矛盾虽是言行不符，但他们的希企隐逸在主观上却还是衷心的。他们不满意自己现实的生活，怕不能常保，怕名高祸至，因而想要摆脱，当然也不过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真正来尝试解脱。这就是他们生活中的矛盾，——现实与想象的矛盾，所以嵇康临刑时，又想到‘今愧孙登’了。这种表现在诗文里的希企隐逸的思想，虽然和他们一生的事迹格格不入，但这企求还是由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中产生的。”[6]王先生所言甚是。
综上所述，西晋时期盛行的“名教即自然”的玄学思潮，在理论上消除了名教与自然二者之间的矛盾，肯定了现存社会秩序和人的欲求的合理性，因而为中朝士人在积极追求事功的同时而又宅心事外、不婴事物提供了理论支持。生活在此玄风环境中的士人，表现出对隐逸思想强烈的认同感，而园林经济的发达为士人的隐逸行为提供了条件；此外，自东汉中晚期形成的隐逸之风气对魏晋士人的人生观和行为选择也有重要的影响；加之政局内乱频繁，在仕宦沉浮及生命忧虑的痛苦中，使得他们的隐逸思想时常涌现，于是创作了大量企慕隐逸、歌咏隐士的作品以抒发隐逸之情怀。潘岳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家，亦不例外。潘岳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隐逸之思，正是西晋士风中的隐逸之风影响其文学创作的结果。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历代河东著述考”（项目编号：2013335）。
参考文献
[1]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069—2750
[2]庄周著、晋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15
[3]康中乾.魏晋玄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54
[4] 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304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504-1679
[6]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6
关键词： 西晋； 隐逸；潘岳；文学创作
《后汉书·逸民列传》云：“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1]范晔分析了士人隐逸的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去危以图其安”，指出了社会现实方面的客观因素。魏晋易代之际，社会动荡，政治杀戮尤其残酷。士人因卷入政治斗争而丧命者，比比皆是。因此，隐逸成为文人士大夫全身避祸的最佳途径。此外，魏晋士人渴慕隐逸，还受到当时玄学思潮的影响。此时，以郭象的“独化论”思想为代表，提倡名教与自然的融合，郭象在《庄子注》中阐述了他的“独化论”思想：
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2]
在郭象看来，“内圣就是外王，内圣是一种理想人格，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外王是一种功业、事功，是人的社会行为。……人若是自然地按照内圣品格去生活、去行动，这自然地就有了外在的功業，内圣就自然地表现在、体现在外王中了。”[3]至此，郭象的“名教即自然”论就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从而在理论上消除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肯定了现存秩序和人的欲求的合理性，因而为中朝士人在积极追求事功的同时而又宅心事外、不婴事物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在名教与自然的选择上，士人们更倾向于站在自然的方面。于是，以超然物外、纵情山水为表现形式，以崇尚自然、追求精神自由为特点的隐逸，成为此时士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虽然士人们渴慕隐逸，但真正的隐士生活是很艰苦的。要远离尘世，风餐露宿。非寻常人所能忍受，那些名士和贵族子弟更是不敢亲自实践的。于是，“朝隐”行为及理论便应运而生了。所谓“朝隐”也即是指在朝任职，而淡泊恬退与隐居生活无异。他们认为只要适意从心，则“朝隐”也可，市隐也可，未必要居住在山泽之中，还可以身居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虽然“朝隐”的生活使得士人在不失功名利禄的同时又可获得山水之隐的高逸，但是这种隐逸方式也只不过是精神层面的超越，是“心隐”而已，并不能够亲临恬淡宁静的山水园林，这对于追求“士当身名俱泰”的西晋士人来说是莫大的憾事，于是士人开始寻求更加理想和适意的隐逸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能够代表魏晋士人隐逸思想和隐逸人格的是他们的私人园林”。[4]西晋时期私人园林之发达和园林中物产之丰富，这就为士人的园林隐逸生活提供了条件，而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占据着特权地位，比如存在的“荫客制”和“占田制度”就为庄园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以及良田沃土，使得庄园经济迅速发达。此外，自东汉中晚期形成的隐逸之风气对魏晋士人的人生观和行为选择也有重要的影响。两次党锢之祸，一些关心朝政和社稷的士大夫诸如李膺、陈蕃等人被残酷杀害，使得士人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东汉政权产生了深深的疏离感，于是纷纷选择远离政治，隐逸于山林或者田园，主动寻求保全性命和安置心灵的归宿。东汉中晚期，士人这种对个体自我生命的珍惜与持重已经开启了魏晋时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先河，千古流芳的魏晋风度已经于此初露端倪。迨至西晋时期，玄学思潮影响之下的“朝隐”理论的提出与流行则为士人的园林隐逸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西晋时期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石崇及其“金谷园”。元康六年（296），石崇外任，友人们前往金谷为其饯行，对于这次“金谷宴游”的盛况及金谷园林的美景，石崇《金谷诗序》和潘岳的《金谷集作诗》有比较详细的描绘。潘岳的诗歌侧重于描述园林果木的丰富和美感，而石崇之序则不仅仅局限于清泉密林、花果草药这些自然景色，还详细地交代了园林中的田地、鸡羊一直到鱼池、水窟，侧重于物质的富饶，体现出对物质和精神双重满足的追求。据《晋书》卷六二《刘琨传》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5]可以看得出来金谷园林是这些人常常聚会、游乐的地方。士人们在朝为官的同时，于私人园林中诗酒唱和，这实际上也是“朝隐”的表现形式。
玄学思潮主张的崇尚自然无为，标榜遗世独立，不为物累之说，通过对创作主体的影响而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生活在此玄风环境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时人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影响，出现了对隐逸思想的认同感；加之在门阀世族把持仕途的西晋社会，九品官人制阻断了大批出身中下阶层而又渴望建功立业的士人的出路，在仕宦沉浮的痛苦中，使得他们的隐逸思想与追求名利之举同时并存。于是出现了不少企慕隐逸、歌咏隐士生活的作品。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即使是被史家斥为“性轻躁，趋世利”[5]的潘岳，他也写了一些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抒发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潘岳隐逸思想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其“仕”与“隐”的矛盾心态变化的过程，这在其诗文中是有迹可循的。晋武帝咸宁四年（278），潘岳为贾充幕府太尉掾时，写了一篇抒发“江湖山薮之思”的《秋兴赋》，其序云：
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此焉游处。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底宁。譬犹池鱼笼鸟，而有江湖山薮之思。
联系潘岳以后的仕途进退，玩味其意，《秋兴赋》似乎已表示了隐居之志；此时他对周旋官场已是十分的厌倦，对长期沉沦下僚更是牢骚满腹，归隐思想的产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潘岳作《秋兴赋》后不久曾在天陵山短暂隐居。咸宁五年（279）春，潘岳出任河阳令，依然觉得仕途失意，本传记载：“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5]其《河阳县作》（其一）云：“长啸归东山，拥耒耨时苗。幽谷茂纤葛，峻岩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诗歌描写了隐逸生活中的自然景致；太康三年（282），潘岳由河阳令转为怀县令，其《在怀县作》（其一）云：“器非廊庙姿，屡出固其宜。徒怀越鸟志，眷恋想南枝。”其《在怀县作》（其二）云：“信美非吾土，祗搅怀归志。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将眷恋的故乡视为精神的家园，隐逸的佳处，渴望在这样的环境中安顿失意而疲惫的心灵。潘岳的隐逸思想，由萌生到发展，最终集中表现在其《闲居赋》中。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潘岳闲居洛阳，“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5]文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其所居住的园林美景以及其乐融融的闲居生活：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殖。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屬，繁荣丽藻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荠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
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体以行和，药以劳宣。常膳载加，旧疴有痊。席长筵，列孙子。柳垂阴，车结轨。陆摘紫房，水挂赪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或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它？
值得注意的是，潘岳选择的隐居之处在京都附近，“陪京溯伊，面郊后市”，在此可以“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作者对京畿环境的描写以及天子郊祀典礼时壮观场面的展示，这与园林中宁静的隐居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之中，作者并没有排斥京都之意，而是将二者融合起来，认为二者的结合才是理想的隐居之处，透露出作者虽然隐居却还心系仕途的思想矛盾，而这又明显是受到“朝隐”思想的影响。对于潘岳的这种思想矛盾，王瑶先生认为：“这些名士们的主要矛盾虽是言行不符，但他们的希企隐逸在主观上却还是衷心的。他们不满意自己现实的生活，怕不能常保，怕名高祸至，因而想要摆脱，当然也不过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真正来尝试解脱。这就是他们生活中的矛盾，——现实与想象的矛盾，所以嵇康临刑时，又想到‘今愧孙登’了。这种表现在诗文里的希企隐逸的思想，虽然和他们一生的事迹格格不入，但这企求还是由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中产生的。”[6]王先生所言甚是。
综上所述，西晋时期盛行的“名教即自然”的玄学思潮，在理论上消除了名教与自然二者之间的矛盾，肯定了现存社会秩序和人的欲求的合理性，因而为中朝士人在积极追求事功的同时而又宅心事外、不婴事物提供了理论支持。生活在此玄风环境中的士人，表现出对隐逸思想强烈的认同感，而园林经济的发达为士人的隐逸行为提供了条件；此外，自东汉中晚期形成的隐逸之风气对魏晋士人的人生观和行为选择也有重要的影响；加之政局内乱频繁，在仕宦沉浮及生命忧虑的痛苦中，使得他们的隐逸思想时常涌现，于是创作了大量企慕隐逸、歌咏隐士的作品以抒发隐逸之情怀。潘岳作为该时期的代表作家，亦不例外。潘岳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隐逸之思，正是西晋士风中的隐逸之风影响其文学创作的结果。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历代河东著述考”（项目编号：2013335）。
参考文献
[1]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069—2750
[2]庄周著、晋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15
[3]康中乾.魏晋玄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54
[4] 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304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504-1679
[6]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