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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化蓝皮书《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发布了一个颇为令人注目的结论——“数字化传媒手段的普及正在启动数字内容的应用，‘新娱乐时代’已经来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不仅是飞速变化的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泛娱乐化”正在以来势凶猛、无孔不入的姿态，全方位地“侵蚀”着我们的生活，甚至几乎吞没了一个曾经被人们重视和尊敬的字眼——“文化”。
难怪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名著《娱乐至死》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这样一个全民娱乐、甚至要娱乐至死的娱乐时代，思考和强调“媒体精神”，是否会显得太过正统和严肃?尤其是常常被人称之为“娱记”，却自认为是“文化记者”的媒体从业人员，在面对光怪陆离、复杂难辨的各种社会现象时，是否还能保持清醒，坚守精神的家园?
其实，从那个众口一词、奢谈娱乐的时代，过渡到人们开始追求娱乐、追求享受的时代，不失为一种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解放。然而，被压抑太久的渴望，如同被突然轰开的闸门，各种思潮、文化、信息……如同“洪水猛兽”一样大量涌入，迅速吞噬了还来不及消化和判断的人们。而媒体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尤其是新兴的新媒体和新技术，更是催生出了一整套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观念。
比之起传统的纸质媒体，电视堪称更为强势的娱乐媒体。从中央电视台一家独大到各个地方台百花齐放，为了争夺收视率，多年前电视媒体就已经硝烟弥漫，其功能也早已从高高在上的教化、引导、传播，迅速转变为通俗、娱乐和复制。无论是当年以“快乐大本营”为首的娱乐节目，还是全国都掀起轩然大波的“超女”、“快男”选秀节目，无论是昔日的“玫瑰有约”，还是今日“非诚勿扰”这样的相亲节目……以湖南卫视为始作俑者的各地电视台，都在挖空心思的炮制出各种吸引人眼球的节目。而其背后，各种内幕、炒作、噱头、作秀手段层出不穷，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人们的道德界限和诚信标准。短信投票、经纪公司等商业的介入，更是以其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娱乐和消费成为不言自明的共谋。
随着央视春晚的势衰，网络作为势不可挡的后起之秀，迅猛成为最具有冲击力的新兴媒体。并且通过一种全民狂欢般参与的方式，将娱乐时代不断推向新的高潮。网络使得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变极快，媒体的娱乐化导致泡沫不断涌现，事件层出不穷，闹剧不绝于耳。对明星的过度消费，和伴随而来的各种“造星运动”：“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艳照门”、“兽兽门”……人们以往的道德底线、审美标准全部被动摇。传统美不再受重视，“先锋丑”才是受关注的对象。“只要今天能搏出位，哪管明天骂名滔天”，这种急功近利、浮躁追风的价值观迅速泛滥，无数人为了走红与出名，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自毁形象，频频去制造哗众取宠的丑闻。再加上传统媒体的盲目跟进，大幅度地跟风报道……“走红”似乎已经形成一个充满“潜规则”的传播链条。人们也在这种环境中，深陷“娱乐”难以自拔。
然而，这种“娱乐”所带来的“快乐”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前提下的，不过是大众消费文化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而已。尼尔·波兹曼称这种流行的娱乐场面为“伪语境”。人们沉浸在“伪语境”之中，即便是堕落、迷茫，也不觉得。人们忘记了这样的问题：“我为何而笑?”“为什么笑声代替了思考?”
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由于媒体精神的缺失所造成的社会现状。媒体在推波助澜的同时，忘记了适度过滤和合理引导；在迎合大众追求通俗的时候，忘记了保持独立独特的品位品格；在大声狂呼的时候，忘记了反思自省；在将大众和自己一同卷入物欲狂潮的时候，遗忘了媒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在娱乐时代重提“媒体精神”，并非仅仅出于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为了媒体本身的自救和存亡。丧失了“媒体精神”的媒体传播，将整个社会引入疯狂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自身的灭亡。
传统媒体自身的生存早已危机四伏。美国第二大周刊类时政杂志《新闻周刊》，在新媒体的紧逼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下，于2010年8月最终拱手送人。虽然《新闻周刊》的遭遇受美国国情影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警示。《新闻周刊》曾试图由新闻杂志转型为观点媒体，但未能成功。2009年11月23日，该刊在对麦凯恩的前竞选搭档、阿拉斯加前州长萨拉·佩林新出版的自传作专题报道时，未经佩林同意，便罕见地在封面上刊登其性感全身照片：红色的紧身上衣，黑色紧身运动短裤，裸露的大腿……此期杂志的性感封面轰动了全美，招致了广泛的抨击，对杂志的可信度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很多人认为这也是该杂志2010年订户大幅度下滑的一个直接原因。批评者认为，《新闻周刊》的封面不仅是对女性政治家，也是对全体女性的性别歧视。更多读者对这份“新闻”周刊如此不严肃的做法也都十分质疑，认为该刊编辑的专业素质令人怀疑。
在人们心目中社会风气更加开放的美国，一份新闻杂志都会因为“不够严肃”而丧失了人们的敬意和信任，并且直接导致其生存危机。对于迷失在娱乐时代中的中国媒体来说，这难道不该引以为诫吗?相反的例子是，英国的时政类新闻周刊《经济学人》，因其特有的文风和对世事冷眼理性的绅士化作风，出人意料地在美国受到高阶读者的欢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评价道：“读者们相信，阅读这份刊名古板的杂志，会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更精于世事’。”
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也常常可见由于媒体精神的缺失，造成的种种问题和弊病，这其中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和原因。李勃在《传媒人文精神缺失的社会原因分析》一文中指出，大众文化以及消费文化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兴盛，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获得的途径多元化。人们被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当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体上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降低了独立思考和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成为“电视人”与“容器人”。过度沉溺于“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的人们在喧嚣浮躁的社会中内心深处却是孤独、封闭、被动的。这种被动接受使得人们满足于媒体提供的“表层文化”，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逐渐地，人类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日益削弱甚至完全丧失，逐渐成为丧失主体精神的被奴役者。同时，受众感官的异化也扭曲了新闻价值的标准，新闻往往采用耸人听闻的极端化标题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二者的互相影响和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模糊了新闻的伦理道德。许多媒体倾向于选择成本低廉又受到大众欢迎的信息，它比那些严肃的有参考决策价值的新闻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创造更多的利润，这就导致了新闻娱乐化的倾向。另外，传媒自身运作机制的不足，也使媒体从业者易于误入利益的陷阱。记者为了在当今媒体的考评制度下生存，更倾向于挖掘容易吸引读者眼球、具有轰动效应、带有娱乐色彩的新闻事件。
到底是在愚民的同时，自己也陷入愚蠢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还是引导着人们通往智慧的道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媒体是无法在迷失中做出正确判断的。而只有仍然具有文化内涵支撑、仍然坚守道德底线、仍然具有独立精神和风骨的媒体，才有能力选择和把握行进的方向，在生存的同时维系住自我的尊严。
具体而言，传媒人要具备“媒体精神”，首先要具备一种悲天悯人的大爱精神。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弗里德曼在积自己30年新闻写作与新闻教育之经验写成的《给年轻记者的信》中，所提到的记者素质修炼问题，他提出：要成为有道德的新闻记者，必须永葆仁慈之心。如果不对这个世界有着仁慈之心，就难免会受到娱乐时代“恶趣味”的影响，成为“逐臭之夫”。
同时，“媒体精神”中还包括质疑的品质。新闻要求客观准确，但往往并不是“相信”使人接近客观和真相，而是在不断的质疑和问询中，揭开表面现象，逐渐接近真理。而这质疑，也不是盲目的怀疑和反对，而是要在事实和科学的基础上敢于质疑。从某个角度上说，没有怀疑也就没有相信，而深刻的质疑也正是为了更坚定的信任。
“无知者无畏，也无耻”，狭隘闭塞的思想境界、孤陋寡闻的知识储备，也是导致媒体容易迷失于娱乐时代的重要原因。因此“媒体精神”还需要媒体从业者不断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开阔眼界，开放胸襟；能够在突发的、纷杂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中保持清醒，并随时对深陷娱乐狂欢中的人们给予响亮准确的提醒。
从强调“娱乐精神”到重拾“媒体精神”，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探索中摸索着道路和出路。而“媒体精神”或许就像是一束火把，引领着人们穿过茫茫的暗夜，跨过荆棘和泥潭，通向智慧、正义与光明。
难怪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名著《娱乐至死》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这样一个全民娱乐、甚至要娱乐至死的娱乐时代，思考和强调“媒体精神”，是否会显得太过正统和严肃?尤其是常常被人称之为“娱记”，却自认为是“文化记者”的媒体从业人员，在面对光怪陆离、复杂难辨的各种社会现象时，是否还能保持清醒，坚守精神的家园?
其实，从那个众口一词、奢谈娱乐的时代，过渡到人们开始追求娱乐、追求享受的时代，不失为一种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解放。然而，被压抑太久的渴望，如同被突然轰开的闸门，各种思潮、文化、信息……如同“洪水猛兽”一样大量涌入，迅速吞噬了还来不及消化和判断的人们。而媒体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尤其是新兴的新媒体和新技术，更是催生出了一整套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观念。
比之起传统的纸质媒体，电视堪称更为强势的娱乐媒体。从中央电视台一家独大到各个地方台百花齐放，为了争夺收视率，多年前电视媒体就已经硝烟弥漫，其功能也早已从高高在上的教化、引导、传播，迅速转变为通俗、娱乐和复制。无论是当年以“快乐大本营”为首的娱乐节目，还是全国都掀起轩然大波的“超女”、“快男”选秀节目，无论是昔日的“玫瑰有约”，还是今日“非诚勿扰”这样的相亲节目……以湖南卫视为始作俑者的各地电视台，都在挖空心思的炮制出各种吸引人眼球的节目。而其背后，各种内幕、炒作、噱头、作秀手段层出不穷，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人们的道德界限和诚信标准。短信投票、经纪公司等商业的介入，更是以其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娱乐和消费成为不言自明的共谋。
随着央视春晚的势衰，网络作为势不可挡的后起之秀，迅猛成为最具有冲击力的新兴媒体。并且通过一种全民狂欢般参与的方式，将娱乐时代不断推向新的高潮。网络使得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变极快，媒体的娱乐化导致泡沫不断涌现，事件层出不穷，闹剧不绝于耳。对明星的过度消费，和伴随而来的各种“造星运动”：“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艳照门”、“兽兽门”……人们以往的道德底线、审美标准全部被动摇。传统美不再受重视，“先锋丑”才是受关注的对象。“只要今天能搏出位，哪管明天骂名滔天”，这种急功近利、浮躁追风的价值观迅速泛滥，无数人为了走红与出名，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自毁形象，频频去制造哗众取宠的丑闻。再加上传统媒体的盲目跟进，大幅度地跟风报道……“走红”似乎已经形成一个充满“潜规则”的传播链条。人们也在这种环境中，深陷“娱乐”难以自拔。
然而，这种“娱乐”所带来的“快乐”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前提下的，不过是大众消费文化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而已。尼尔·波兹曼称这种流行的娱乐场面为“伪语境”。人们沉浸在“伪语境”之中，即便是堕落、迷茫，也不觉得。人们忘记了这样的问题：“我为何而笑?”“为什么笑声代替了思考?”
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由于媒体精神的缺失所造成的社会现状。媒体在推波助澜的同时，忘记了适度过滤和合理引导；在迎合大众追求通俗的时候，忘记了保持独立独特的品位品格；在大声狂呼的时候，忘记了反思自省；在将大众和自己一同卷入物欲狂潮的时候，遗忘了媒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在娱乐时代重提“媒体精神”，并非仅仅出于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为了媒体本身的自救和存亡。丧失了“媒体精神”的媒体传播，将整个社会引入疯狂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自身的灭亡。
传统媒体自身的生存早已危机四伏。美国第二大周刊类时政杂志《新闻周刊》，在新媒体的紧逼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下，于2010年8月最终拱手送人。虽然《新闻周刊》的遭遇受美国国情影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警示。《新闻周刊》曾试图由新闻杂志转型为观点媒体，但未能成功。2009年11月23日，该刊在对麦凯恩的前竞选搭档、阿拉斯加前州长萨拉·佩林新出版的自传作专题报道时，未经佩林同意，便罕见地在封面上刊登其性感全身照片：红色的紧身上衣，黑色紧身运动短裤，裸露的大腿……此期杂志的性感封面轰动了全美，招致了广泛的抨击，对杂志的可信度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很多人认为这也是该杂志2010年订户大幅度下滑的一个直接原因。批评者认为，《新闻周刊》的封面不仅是对女性政治家，也是对全体女性的性别歧视。更多读者对这份“新闻”周刊如此不严肃的做法也都十分质疑，认为该刊编辑的专业素质令人怀疑。
在人们心目中社会风气更加开放的美国，一份新闻杂志都会因为“不够严肃”而丧失了人们的敬意和信任，并且直接导致其生存危机。对于迷失在娱乐时代中的中国媒体来说，这难道不该引以为诫吗?相反的例子是，英国的时政类新闻周刊《经济学人》，因其特有的文风和对世事冷眼理性的绅士化作风，出人意料地在美国受到高阶读者的欢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评价道：“读者们相信，阅读这份刊名古板的杂志，会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更精于世事’。”
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也常常可见由于媒体精神的缺失，造成的种种问题和弊病，这其中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和原因。李勃在《传媒人文精神缺失的社会原因分析》一文中指出，大众文化以及消费文化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兴盛，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获得的途径多元化。人们被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当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体上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降低了独立思考和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成为“电视人”与“容器人”。过度沉溺于“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的人们在喧嚣浮躁的社会中内心深处却是孤独、封闭、被动的。这种被动接受使得人们满足于媒体提供的“表层文化”，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逐渐地，人类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日益削弱甚至完全丧失，逐渐成为丧失主体精神的被奴役者。同时，受众感官的异化也扭曲了新闻价值的标准，新闻往往采用耸人听闻的极端化标题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二者的互相影响和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模糊了新闻的伦理道德。许多媒体倾向于选择成本低廉又受到大众欢迎的信息，它比那些严肃的有参考决策价值的新闻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创造更多的利润，这就导致了新闻娱乐化的倾向。另外，传媒自身运作机制的不足，也使媒体从业者易于误入利益的陷阱。记者为了在当今媒体的考评制度下生存，更倾向于挖掘容易吸引读者眼球、具有轰动效应、带有娱乐色彩的新闻事件。
到底是在愚民的同时，自己也陷入愚蠢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还是引导着人们通往智慧的道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媒体是无法在迷失中做出正确判断的。而只有仍然具有文化内涵支撑、仍然坚守道德底线、仍然具有独立精神和风骨的媒体，才有能力选择和把握行进的方向，在生存的同时维系住自我的尊严。
具体而言，传媒人要具备“媒体精神”，首先要具备一种悲天悯人的大爱精神。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弗里德曼在积自己30年新闻写作与新闻教育之经验写成的《给年轻记者的信》中，所提到的记者素质修炼问题，他提出：要成为有道德的新闻记者，必须永葆仁慈之心。如果不对这个世界有着仁慈之心，就难免会受到娱乐时代“恶趣味”的影响，成为“逐臭之夫”。
同时，“媒体精神”中还包括质疑的品质。新闻要求客观准确，但往往并不是“相信”使人接近客观和真相，而是在不断的质疑和问询中，揭开表面现象，逐渐接近真理。而这质疑，也不是盲目的怀疑和反对，而是要在事实和科学的基础上敢于质疑。从某个角度上说，没有怀疑也就没有相信，而深刻的质疑也正是为了更坚定的信任。
“无知者无畏，也无耻”，狭隘闭塞的思想境界、孤陋寡闻的知识储备，也是导致媒体容易迷失于娱乐时代的重要原因。因此“媒体精神”还需要媒体从业者不断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开阔眼界，开放胸襟；能够在突发的、纷杂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中保持清醒，并随时对深陷娱乐狂欢中的人们给予响亮准确的提醒。
从强调“娱乐精神”到重拾“媒体精神”，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探索中摸索着道路和出路。而“媒体精神”或许就像是一束火把，引领着人们穿过茫茫的暗夜，跨过荆棘和泥潭，通向智慧、正义与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