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一定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能力、为人和表现如何，才决定是否起用。主席常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主席的目光炯炯有神，非常敏锐。他狠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错了。”
　　师哲，俄语翻译家，曾先后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访问苏联及东欧，参加了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对话。新中国成立后，他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以下是师哲回忆与毛泽东交往的点滴故事。
　　主席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
　　 我（师哲）随（张）闻天、（任）弼时（张闻天、任弼时和师哲一样，都曾留学苏联）等搬到杨家岭（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地）后，和主席（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接触越多，了解越深，也就越敬佩他。
　　 我是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任务是参加中共七大，然后回莫斯科汇报。由于中共七大推迟召开，（周）恩来决定将我安置在弼时那里，名义上是弼时的秘书，实际上是给主席担任俄文翻译。我的国际身份在中央只有主席、弼时、恩来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1942年底，苏联方面捎来口信，让我回去汇报工作。听到消息后，主席一愣，眼睛看着我，意思是要我表态。我马上说：“不回去。”主席说：“那好，你和他讲。”我当着主席的面对苏联同志说：“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国局势紧张，任务繁重，我不能回去。”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我将苏联的来电译出后读给主席听。主席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然后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我也不用回去了。
　　 我回国时，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很稳固。但他每走一步都要再三试试，对大小事都是如此，要有十分把握才做。他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一定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能力、为人和表现如何，才决定是否起用。主席常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延安整风之后，1943年1月，我到边区保安处工作，后又被派到绥德、关中。经过几年基层工作的考验，中共七大后，主席认为可以信赖我，便让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他对我说：“现在你担任了书记处办公室的工作，我有事就可以直接找你，比你在弼时同志处工作时要方便得多。”
　　“对敌要狠，对内要和”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他曾反复地说：“对敌要狠，对内要和。”
　　 主席很重视地方干部，他曾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他也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他还特别嘱咐：“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外来干部比本地干部要差一些。以我为例，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聯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主席对干部是爱护的，特别是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工作时，首长的警卫员不从警卫团里挑选，而是从前方野战部队选调。先送进中央党校学习、培训，然后直接分配到每个首长身边。主席对警卫员的态度很好，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甚至连婚事也都要管。
　　 主席看人不仅从大处着眼，也注意一些小事——观察你的衣着、表情、言谈和举止，以了解你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比如，我在国外呆得较久，养成了打手势的习惯。西方人认为打手势可以加重语气，主席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年轻人在年纪大的人、长辈面前不可手舞足蹈。
　　他狠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错了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共约18年之久，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脾气以至于要拍桌子、踢板凳。有一次，我对他说：“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他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
　　 主席的目光炯炯有神，非常敏锐。他狠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错了。他说话很注意逻辑、分寸。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时说错了一句话或一个词，他就用眼睛盯着我，说：“你再讲一遍。”就这么一句话，便能提醒我马上纠正。
　　 我们住在枣园时，主席常坐车去杨家岭礼堂看戏。许多年轻人喜欢蹭车，主席从不干涉。
　　在路上，有时主席会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说话时，主席的眼睛喜欢注视着对方。事后，这些年轻人对我说：“我看见主席就害怕。他看着我，几乎要把我看穿了。”主席的厉害也就在这个地方，什么事他都要看透、弄个明白。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专注，入木三分。
　　（水云间荐自《燕赵老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