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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一定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能力、为人和表现如何,才决定是否起用。主席常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主席的目光炯炯有神,非常敏锐。他狠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错了。”
师哲,俄语翻译家,曾先后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访问苏联及东欧,参加了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对话。新中国成立后,他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以下是师哲回忆与毛泽东交往的点滴故事。
主席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
我(师哲)随(张)闻天、(任)弼时(张闻天、任弼时和师哲一样,都曾留学苏联)等搬到杨家岭(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地)后,和主席(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接触越多,了解越深,也就越敬佩他。
我是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任务是参加中共七大,然后回莫斯科汇报。由于中共七大推迟召开,(周)恩来决定将我安置在弼时那里,名义上是弼时的秘书,实际上是给主席担任俄文翻译。我的国际身份在中央只有主席、弼时、恩来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1942年底,苏联方面捎来口信,让我回去汇报工作。听到消息后,主席一愣,眼睛看着我,意思是要我表态。我马上说:“不回去。”主席说:“那好,你和他讲。”我当着主席的面对苏联同志说:“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国局势紧张,任务繁重,我不能回去。”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我将苏联的来电译出后读给主席听。主席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然后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我也不用回去了。
我回国时,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很稳固。但他每走一步都要再三试试,对大小事都是如此,要有十分把握才做。他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一定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能力、为人和表现如何,才决定是否起用。主席常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延安整风之后,1943年1月,我到边区保安处工作,后又被派到绥德、关中。经过几年基层工作的考验,中共七大后,主席认为可以信赖我,便让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他对我说:“现在你担任了书记处办公室的工作,我有事就可以直接找你,比你在弼时同志处工作时要方便得多。”
“对敌要狠,对内要和”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他曾反复地说:“对敌要狠,对内要和。”
主席很重视地方干部,他曾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他也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他还特别嘱咐:“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外来干部比本地干部要差一些。以我为例,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聯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主席对干部是爱护的,特别是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工作时,首长的警卫员不从警卫团里挑选,而是从前方野战部队选调。先送进中央党校学习、培训,然后直接分配到每个首长身边。主席对警卫员的态度很好,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甚至连婚事也都要管。
主席看人不仅从大处着眼,也注意一些小事——观察你的衣着、表情、言谈和举止,以了解你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比如,我在国外呆得较久,养成了打手势的习惯。西方人认为打手势可以加重语气,主席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年轻人在年纪大的人、长辈面前不可手舞足蹈。
他狠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错了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共约18年之久,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脾气以至于要拍桌子、踢板凳。有一次,我对他说:“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他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
主席的目光炯炯有神,非常敏锐。他狠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错了。他说话很注意逻辑、分寸。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时说错了一句话或一个词,他就用眼睛盯着我,说:“你再讲一遍。”就这么一句话,便能提醒我马上纠正。
我们住在枣园时,主席常坐车去杨家岭礼堂看戏。许多年轻人喜欢蹭车,主席从不干涉。
在路上,有时主席会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说话时,主席的眼睛喜欢注视着对方。事后,这些年轻人对我说:“我看见主席就害怕。他看着我,几乎要把我看穿了。”主席的厉害也就在这个地方,什么事他都要看透、弄个明白。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专注,入木三分。
(水云间荐自《燕赵老年报》)
师哲,俄语翻译家,曾先后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访问苏联及东欧,参加了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对话。新中国成立后,他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以下是师哲回忆与毛泽东交往的点滴故事。
主席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
我(师哲)随(张)闻天、(任)弼时(张闻天、任弼时和师哲一样,都曾留学苏联)等搬到杨家岭(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地)后,和主席(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接触越多,了解越深,也就越敬佩他。
我是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任务是参加中共七大,然后回莫斯科汇报。由于中共七大推迟召开,(周)恩来决定将我安置在弼时那里,名义上是弼时的秘书,实际上是给主席担任俄文翻译。我的国际身份在中央只有主席、弼时、恩来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1942年底,苏联方面捎来口信,让我回去汇报工作。听到消息后,主席一愣,眼睛看着我,意思是要我表态。我马上说:“不回去。”主席说:“那好,你和他讲。”我当着主席的面对苏联同志说:“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国局势紧张,任务繁重,我不能回去。”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我将苏联的来电译出后读给主席听。主席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然后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我也不用回去了。
我回国时,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很稳固。但他每走一步都要再三试试,对大小事都是如此,要有十分把握才做。他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一定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能力、为人和表现如何,才决定是否起用。主席常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延安整风之后,1943年1月,我到边区保安处工作,后又被派到绥德、关中。经过几年基层工作的考验,中共七大后,主席认为可以信赖我,便让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他对我说:“现在你担任了书记处办公室的工作,我有事就可以直接找你,比你在弼时同志处工作时要方便得多。”
“对敌要狠,对内要和”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他曾反复地说:“对敌要狠,对内要和。”
主席很重视地方干部,他曾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他也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他还特别嘱咐:“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外来干部比本地干部要差一些。以我为例,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聯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主席对干部是爱护的,特别是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工作时,首长的警卫员不从警卫团里挑选,而是从前方野战部队选调。先送进中央党校学习、培训,然后直接分配到每个首长身边。主席对警卫员的态度很好,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甚至连婚事也都要管。
主席看人不仅从大处着眼,也注意一些小事——观察你的衣着、表情、言谈和举止,以了解你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比如,我在国外呆得较久,养成了打手势的习惯。西方人认为打手势可以加重语气,主席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年轻人在年纪大的人、长辈面前不可手舞足蹈。
他狠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错了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共约18年之久,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脾气以至于要拍桌子、踢板凳。有一次,我对他说:“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他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
主席的目光炯炯有神,非常敏锐。他狠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错了。他说话很注意逻辑、分寸。我在他面前说话,有时说错了一句话或一个词,他就用眼睛盯着我,说:“你再讲一遍。”就这么一句话,便能提醒我马上纠正。
我们住在枣园时,主席常坐车去杨家岭礼堂看戏。许多年轻人喜欢蹭车,主席从不干涉。
在路上,有时主席会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说话时,主席的眼睛喜欢注视着对方。事后,这些年轻人对我说:“我看见主席就害怕。他看着我,几乎要把我看穿了。”主席的厉害也就在这个地方,什么事他都要看透、弄个明白。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专注,入木三分。
(水云间荐自《燕赵老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