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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记忆
顾诵芬是1986年从沈阳调到北京，担任航空工业部第二届科技委副主任的。2009年，沈阳市总工会举办“感动沈阳60年——劳动功勋”评选，601所推荐的仍是顾诵芬。9月23日，评选活动揭晓，包括顾诵芬在内的60名劳模榜上有名。23年过去了，顾诵芬的美好身影仍然没从601所人的心目中抹去。
有人曾回忆一件小事：上世纪70年代，按照当时规定，全所各单位人员都要定期到新台子农场轮换参加劳动。有一段时间，已是副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也与大家一道在农场参加育秧劳动，和大家共睡通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早晨，院里围着一大群人，正在看着两个人在房顶上摆弄烟筒。原来是屋里炉子不好烧，向屋里倒烟。这两个人中就有顾诵芬。当他踏梯子爬上房顶时，有人起哄说：顾总是气动力专家，调整烟筒这个难题应该请他解决。劳动结束后，晚上大家坐在一起谈体会。那一天，大家异口同声对顾诵芬在劳动中的表现提出表扬，有人称赞他是“人民的气动力专家”。顾诵芬听出来是说他上房顶调整烟筒的事，笑着摆摆手说，你们没听人家老师傅说吗，上房踩坏了好几块瓦。顾诵芬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中不仅不摆资格处处带头当先，而且随和平易，即使受到揶揄，也从不和人计较，有着很好的人缘。
从1961年601所成立到1986年，顾诵芬在沈阳的塔湾工作生活了25年。许多同志在文章中回忆：顾诵芬同志曾多次出国，却没有为自己买什么高档家用电器设备。为给国家节省外汇，给他的补助他都回来上缴国家。有人建议他应买一部好的电视机，他说任务这么重，工作这样忙，哪有时间看电视。他在市内各厂所搞协调经常是骑自行车；去外地出差回来也经常乘公共汽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要车？他说还是为国家节约点能源吧。国家财政有困难，他积极带头购买国库券；有位同志家里遭火灾，他慷慨解囊；他还多次把分得的科研成果奖全部交了党费。直到2009年7月，在集团公司组织的“学习吴大观先进事迹缴纳特殊党费活动”中，他一次就缴纳了12000元。他的基本原则就是：“多做工作，少拿钱！”
601所的同志都知道顾诵芬对一位名叫孙新国的技术人员的关心：孙新国是1964年北航气动力专业毕业分配到所气动力室工作的，他在顾诵芬的指导下从事操纵稳定性专业工作，工作勤勤恳恳，曾到英国宇航公司BAE学习，业务很优秀，顾诵芬很喜爱这个年轻人。1990年春节前后他不幸去逝，当时顾诵芬已调到北京工作，听到消息后非常悲痛，时过不久孙新国的爱人也离开了人间。顾诵芬的心里始终惦念着孙新国。601所的同志到北京来看顾诵芬的时候，经常会有人从他那里领受一个任务——带一个装着厚厚一叠钱的信封转交给孙新国的家人，开始是给他的妻子，后来则是给他们的孩子。顾诵芬除从经济上予以接济外，还对他们的学习、工作非常关心，曾多次给所党委、所领导写信叮嘱。在顾诵芬的关心下，孙新国的两个儿子健康成长并都在所里安排了工作。
顾诵芬虽然离开了塔湾，但仍然密切关注着塔湾、关注着601所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601所首席专家杨凤田说：1988年后我在主持研制的歼8D、歼8H、歼8F飞机研制过程中，每每遇到技术关键都得到了顾总的关切和帮助。工作中我和顾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既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兄长，更是我的好朋友。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学问，可以不夸张的说，他是除了我父母以外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人。
塔湾，给顾诵芬留下了欢乐，同时也给他留下了遗憾和一丝伤感。然而当他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仰望蓝天，看着成队的战机凌空飞过，在威武雄壮的轰鸣声中，他可以为自己曾经在塔湾的那一段生命而欣慰，为至今还生活工作在塔湾的人们感到骄傲自豪。
追求淡泊宁静的心理境界
顾诵芬获得奖励开始于1962年12月，在601所设计组长的岗位上，“因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经所首长批准给予书面嘉奖奖励。” 1963年12月，经所首长批准给予通令嘉奖。到了1983年，顾诵芬所获奖励的等级出现了明显的跃升，获得“五一劳动奖章”；1985年，因歼8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11月，获航空航天部最高荣誉奖“航空金奖”称号??
顾诵芬收获着越来越多的荣誉和奖励，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以及各种学会、协会和社会团体、学术组织的理事、委员、主任??诸多的桂冠和头衔加在了顾诵芬名字前面，面对这一切，顾诵芬保持着冷静和自持。
在科技委，顾诵芬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过：顾总多次推掉名目繁多的担任顾问、名誉主席这样的邀请，他希望把更多的时间拿来学习钻研、看书、看杂志、上网搜集科研方面的信息，或处理与飞机设计、航空科研有关的工作。他和吴老（吴大观）在科技委工作这么久，有多少次将外单位寄来的评审费、审稿费退回，我没有记录，因为这在我们工作中已经是常态的。
与此相反，他对这种像潮水一样的荣誉、奖励、名誉、地位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我们从顾诵芬的《重读科研十四条》一文中，可以找到他的这种心态的诠释：
“当然现在没有政治运动了，政治学习也很少了，甚至于过去科研机构的清扫环境也都有专门的清洁工干了，应该说保证科技人员科技工作时间已不存在问题了。可是自己切身体会近些年来真正用于科研工作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的“六分之五”大概是各种成果鉴定会、方案评审会以及各种职称评定等。
“就科研成果来说，近几年往往能评出几百项国家级成果，而国家级成果又是由几千项的部门成果评出来的。这样有时候就需要参加几个层次的成果鉴定。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奖励，这些又都与成果鉴定有关。鉴定成果根据上面的要求有一定的程式和文件要求，申请报成果的科技人员要准备好一系列的文件、表格，而且还要复制数十份之多，参加鉴定的专家少则5人，多则10人。一般会议至少一天。为了能将人家好几年的研究结果肯定下来，用半天、一天的时间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做好这样的工作，不得不在科研机构中再设一个过去所没有的管理部门———成果办。成果鉴定工作要占用科技人员大量的科研活动时间，而且也可以想象到要花去多少宝贵的科研经费，而评得的成果项目虽然很多，据统计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百分比很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少。成果已成为科技人员晋级、奖励甚至分房子等的依据，所以非评不行，而且越演越烈。
“回想建国初期6年当中，才评出了钱学森同志的《工程控制论》等三项成果，而这些成果确实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钱学森同志《工程控制论》的出版推动了我国自动控制的发展。至于部门的成果，就航空工业来讲，新中国建立后5年也只评了一项，即一级工程师咎凌同志领导的科研小组，在国外封锁条件下，利用国内市场能获得的元器件，装出了引进不到的闪光测速仪。这一成果为支援抗美援朝的空军，造出了大量的陀螺仪表和瞄准具，贡献确实是显著的。
“改革开放之初，报上曾登过有人提议要给华罗庚先生的一部新的数学著作评奖，华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说要在使用中考验一段再去评。而我们很多科技人员往往工作还没有做完就申报成果。现在这种形式主义的成果鉴定，确实还需要研究进一步改革的办法，不要让我们科技人员的精力消耗在这种形式主义的成果鉴定上。科研成果就是科技人员科研工作的终结，科研工作开始下达任务的单位应该有明确的技术要求，完成了这项工作，应该由下达任务单位来验收。这是正常的科研工作程序，没有必要件件都要奖励。报得上国家奖励的，应该是极少量，而且间隔时间要长些，决不能年年都搞。
“至于方案评审的问题，也不宜召开大量不了解情况的人的短期评审会。因为工程方案的最终技术责任还在总设计师，总设计师决不能把自己的技术责任推到评审委员会身上去。评审委员会只凭1?2天功夫就了解方案的全貌，一般来说是做不到的。至于决策机关不相信总师，非要找一帮人帮他把把关不可，也是流于形式。比较有效的方法还是方案主持人和总师对那些问题没有把握，就去找有关的专家去讨教。形式主义的项目评审会也应尽量减少。
“关于职称评定，按正常就是直接领导者应负的责任，直接领导者不该将这种工作推给不相干的人去作，因此建议职称评定也应少开那些不直接相干人组成的评审会。
“总之，我们应尽量减少形式主义的东西，建立真正科学的评价体系，让科技人员的时间不要再浪费在形式主义的评审会议上。我们不仅看到他对“时间”和时下“科研成果鉴定”、“方案评审”等活动的看法，更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以平常心看待名誉、金钱、地位，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
作为两院院士，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他坚持专精于自己的学术领域，心无旁骛、专心治学。从他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的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和真正共产党员的崇高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
顾诵芬献身航空工业60年，至今仍然像一颗长盛不衰的青藤，在航空工业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曾说过，徐舜寿、黄志千这一辈人，就是为祖国和民族的飞机设计事业而生的，一心就是要为国家设计出好的飞机来，他们尽心尽力了，但留下了太多未能如愿的遗憾。当年，顾诵芬就是抱着这种神圣的责任感带领前辈和兄长们培育的那支集中着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师的队伍，前仆后继来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调到科技委退居二线后，他的这种责任感仍未从肩上卸下，他站在更高的视野上，密切注视着世界航空技术发展的方向，不仅对自己所从事的气动力专业紧密追踪，又掌握了综合航电专业，而且有了深入的研究，为缩短我国与世界航空强国的差距做出了贡献。
近些年，虽年至耄耋，体有不及，但他还是每年翻阅大量新出的航空技术书籍，遇到对现在工作有用的书籍、刊物、资料，就组织或请人翻译。顾诵芬说，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推荐给有关的同志，有时也翻译一些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他像一个春蚕，在一缕一缕地用余热吐着闪亮的青丝，在编织着我国航空事业未来璀璨的梦。
顾诵芬是1986年从沈阳调到北京，担任航空工业部第二届科技委副主任的。2009年，沈阳市总工会举办“感动沈阳60年——劳动功勋”评选，601所推荐的仍是顾诵芬。9月23日，评选活动揭晓，包括顾诵芬在内的60名劳模榜上有名。23年过去了，顾诵芬的美好身影仍然没从601所人的心目中抹去。
有人曾回忆一件小事：上世纪70年代，按照当时规定，全所各单位人员都要定期到新台子农场轮换参加劳动。有一段时间，已是副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也与大家一道在农场参加育秧劳动，和大家共睡通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早晨，院里围着一大群人，正在看着两个人在房顶上摆弄烟筒。原来是屋里炉子不好烧，向屋里倒烟。这两个人中就有顾诵芬。当他踏梯子爬上房顶时，有人起哄说：顾总是气动力专家，调整烟筒这个难题应该请他解决。劳动结束后，晚上大家坐在一起谈体会。那一天，大家异口同声对顾诵芬在劳动中的表现提出表扬，有人称赞他是“人民的气动力专家”。顾诵芬听出来是说他上房顶调整烟筒的事，笑着摆摆手说，你们没听人家老师傅说吗，上房踩坏了好几块瓦。顾诵芬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中不仅不摆资格处处带头当先，而且随和平易，即使受到揶揄，也从不和人计较，有着很好的人缘。
从1961年601所成立到1986年，顾诵芬在沈阳的塔湾工作生活了25年。许多同志在文章中回忆：顾诵芬同志曾多次出国，却没有为自己买什么高档家用电器设备。为给国家节省外汇，给他的补助他都回来上缴国家。有人建议他应买一部好的电视机，他说任务这么重，工作这样忙，哪有时间看电视。他在市内各厂所搞协调经常是骑自行车；去外地出差回来也经常乘公共汽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要车？他说还是为国家节约点能源吧。国家财政有困难，他积极带头购买国库券；有位同志家里遭火灾，他慷慨解囊；他还多次把分得的科研成果奖全部交了党费。直到2009年7月，在集团公司组织的“学习吴大观先进事迹缴纳特殊党费活动”中，他一次就缴纳了12000元。他的基本原则就是：“多做工作，少拿钱！”
601所的同志都知道顾诵芬对一位名叫孙新国的技术人员的关心：孙新国是1964年北航气动力专业毕业分配到所气动力室工作的，他在顾诵芬的指导下从事操纵稳定性专业工作，工作勤勤恳恳，曾到英国宇航公司BAE学习，业务很优秀，顾诵芬很喜爱这个年轻人。1990年春节前后他不幸去逝，当时顾诵芬已调到北京工作，听到消息后非常悲痛，时过不久孙新国的爱人也离开了人间。顾诵芬的心里始终惦念着孙新国。601所的同志到北京来看顾诵芬的时候，经常会有人从他那里领受一个任务——带一个装着厚厚一叠钱的信封转交给孙新国的家人，开始是给他的妻子，后来则是给他们的孩子。顾诵芬除从经济上予以接济外，还对他们的学习、工作非常关心，曾多次给所党委、所领导写信叮嘱。在顾诵芬的关心下，孙新国的两个儿子健康成长并都在所里安排了工作。
顾诵芬虽然离开了塔湾，但仍然密切关注着塔湾、关注着601所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601所首席专家杨凤田说：1988年后我在主持研制的歼8D、歼8H、歼8F飞机研制过程中，每每遇到技术关键都得到了顾总的关切和帮助。工作中我和顾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既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兄长，更是我的好朋友。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学问，可以不夸张的说，他是除了我父母以外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人。
塔湾，给顾诵芬留下了欢乐，同时也给他留下了遗憾和一丝伤感。然而当他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仰望蓝天，看着成队的战机凌空飞过，在威武雄壮的轰鸣声中，他可以为自己曾经在塔湾的那一段生命而欣慰，为至今还生活工作在塔湾的人们感到骄傲自豪。
追求淡泊宁静的心理境界
顾诵芬获得奖励开始于1962年12月，在601所设计组长的岗位上，“因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经所首长批准给予书面嘉奖奖励。” 1963年12月，经所首长批准给予通令嘉奖。到了1983年，顾诵芬所获奖励的等级出现了明显的跃升，获得“五一劳动奖章”；1985年，因歼8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11月，获航空航天部最高荣誉奖“航空金奖”称号??
顾诵芬收获着越来越多的荣誉和奖励，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以及各种学会、协会和社会团体、学术组织的理事、委员、主任??诸多的桂冠和头衔加在了顾诵芬名字前面，面对这一切，顾诵芬保持着冷静和自持。
在科技委，顾诵芬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过：顾总多次推掉名目繁多的担任顾问、名誉主席这样的邀请，他希望把更多的时间拿来学习钻研、看书、看杂志、上网搜集科研方面的信息，或处理与飞机设计、航空科研有关的工作。他和吴老（吴大观）在科技委工作这么久，有多少次将外单位寄来的评审费、审稿费退回，我没有记录，因为这在我们工作中已经是常态的。
与此相反，他对这种像潮水一样的荣誉、奖励、名誉、地位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我们从顾诵芬的《重读科研十四条》一文中，可以找到他的这种心态的诠释：
“当然现在没有政治运动了，政治学习也很少了，甚至于过去科研机构的清扫环境也都有专门的清洁工干了，应该说保证科技人员科技工作时间已不存在问题了。可是自己切身体会近些年来真正用于科研工作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的“六分之五”大概是各种成果鉴定会、方案评审会以及各种职称评定等。
“就科研成果来说，近几年往往能评出几百项国家级成果，而国家级成果又是由几千项的部门成果评出来的。这样有时候就需要参加几个层次的成果鉴定。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奖励，这些又都与成果鉴定有关。鉴定成果根据上面的要求有一定的程式和文件要求，申请报成果的科技人员要准备好一系列的文件、表格，而且还要复制数十份之多，参加鉴定的专家少则5人，多则10人。一般会议至少一天。为了能将人家好几年的研究结果肯定下来，用半天、一天的时间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了做好这样的工作，不得不在科研机构中再设一个过去所没有的管理部门———成果办。成果鉴定工作要占用科技人员大量的科研活动时间，而且也可以想象到要花去多少宝贵的科研经费，而评得的成果项目虽然很多，据统计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百分比很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很少。成果已成为科技人员晋级、奖励甚至分房子等的依据，所以非评不行，而且越演越烈。
“回想建国初期6年当中，才评出了钱学森同志的《工程控制论》等三项成果，而这些成果确实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钱学森同志《工程控制论》的出版推动了我国自动控制的发展。至于部门的成果，就航空工业来讲，新中国建立后5年也只评了一项，即一级工程师咎凌同志领导的科研小组，在国外封锁条件下，利用国内市场能获得的元器件，装出了引进不到的闪光测速仪。这一成果为支援抗美援朝的空军，造出了大量的陀螺仪表和瞄准具，贡献确实是显著的。
“改革开放之初，报上曾登过有人提议要给华罗庚先生的一部新的数学著作评奖，华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说要在使用中考验一段再去评。而我们很多科技人员往往工作还没有做完就申报成果。现在这种形式主义的成果鉴定，确实还需要研究进一步改革的办法，不要让我们科技人员的精力消耗在这种形式主义的成果鉴定上。科研成果就是科技人员科研工作的终结，科研工作开始下达任务的单位应该有明确的技术要求，完成了这项工作，应该由下达任务单位来验收。这是正常的科研工作程序，没有必要件件都要奖励。报得上国家奖励的，应该是极少量，而且间隔时间要长些，决不能年年都搞。
“至于方案评审的问题，也不宜召开大量不了解情况的人的短期评审会。因为工程方案的最终技术责任还在总设计师，总设计师决不能把自己的技术责任推到评审委员会身上去。评审委员会只凭1?2天功夫就了解方案的全貌，一般来说是做不到的。至于决策机关不相信总师，非要找一帮人帮他把把关不可，也是流于形式。比较有效的方法还是方案主持人和总师对那些问题没有把握，就去找有关的专家去讨教。形式主义的项目评审会也应尽量减少。
“关于职称评定，按正常就是直接领导者应负的责任，直接领导者不该将这种工作推给不相干的人去作，因此建议职称评定也应少开那些不直接相干人组成的评审会。
“总之，我们应尽量减少形式主义的东西，建立真正科学的评价体系，让科技人员的时间不要再浪费在形式主义的评审会议上。我们不仅看到他对“时间”和时下“科研成果鉴定”、“方案评审”等活动的看法，更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以平常心看待名誉、金钱、地位，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
作为两院院士，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他坚持专精于自己的学术领域，心无旁骛、专心治学。从他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的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和真正共产党员的崇高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
顾诵芬献身航空工业60年，至今仍然像一颗长盛不衰的青藤，在航空工业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曾说过，徐舜寿、黄志千这一辈人，就是为祖国和民族的飞机设计事业而生的，一心就是要为国家设计出好的飞机来，他们尽心尽力了，但留下了太多未能如愿的遗憾。当年，顾诵芬就是抱着这种神圣的责任感带领前辈和兄长们培育的那支集中着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师的队伍，前仆后继来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调到科技委退居二线后，他的这种责任感仍未从肩上卸下，他站在更高的视野上，密切注视着世界航空技术发展的方向，不仅对自己所从事的气动力专业紧密追踪，又掌握了综合航电专业，而且有了深入的研究，为缩短我国与世界航空强国的差距做出了贡献。
近些年，虽年至耄耋，体有不及，但他还是每年翻阅大量新出的航空技术书籍，遇到对现在工作有用的书籍、刊物、资料，就组织或请人翻译。顾诵芬说，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推荐给有关的同志，有时也翻译一些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他像一个春蚕，在一缕一缕地用余热吐着闪亮的青丝，在编织着我国航空事业未来璀璨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