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其突出的特征是普通工人工资迅速上涨，低技能劳动力短缺频繁出现。
　　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2006?2012年，农民工实际工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2.7%，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正是这一转折性变化，使得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仍然得以保持总体稳定。
　　然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蕴含着潜在的就业风险。如不积极应对，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将有可能成为中国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掣肘。
　　观察部分发达经济体，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越来越转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随之出现了技能偏向的技术变迁。这种变迁使得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者的需求不断增加，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教育投资的回报也不断增加。这不仅激励了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为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创新储备了人才。
　　反观目前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很大程度是劳动力供给下降的结果。低技能的劳动者无须提升自身的生产率，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提高了教育的机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正在接受教育者继续求学的积极性。
　　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过渡，不仅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也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不断升级。可是一旦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与未来经济结构的需求不相适应，结构性失业风险将会大大增加。欧洲一些高失业率国家的教训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强劲时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很容易在面临结构转换压力时出现大规模结构性失业。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而言，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已在眼前，如不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变，中国可能出现大规模结构性失业。
　　首先，顺应经济结构的变化需要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中国出现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大致发生于2004年，而农民工工资增速快于城镇职工则是近几年的事。这说明此前以计划方式推行的高校扩招，由于缺乏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并不能为产业结构升级有效地储备人才。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是存在大量对要素价格反应灵敏的企业。例如，普通工人的工资快速上涨，理性的企业应用更高技能的工人来替代普通劳动力。
　　目前，技术工人和低技能个人的替代弹性为0.26，而发达国家一般为1.5?2.0。也就是说，对技能的需求以及对普通劳动投入的替代只是刚刚开始。而要实现企业对要素价格的灵敏反应，不仅需要深化企业微观机制的改革，更需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使价格能够真正反映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
　　再次，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忽视了灵活性与安全性的统一，最终会损害经济的结构调整，也会成为结构性失业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