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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治十四年四月（1871年5月），沙俄借阿古柏侵略中国新疆而出现的边疆危机，悍然出兵占领了我国新疆伊犁地区。清政府在击败阿古柏后，于光绪四年（1878）派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崇厚前往圣彼得堡与俄国进行谈判交涉以解决伊犁问题，谈判结果是崇厚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里条约》，条约内容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签约的消息传回国内，清廷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纷纷进言陈词，指摘其中纰漏。为何清廷在出使俄国之前选择了崇厚做使臣而非他人，这与清政府的使臣选派标准、诸位候选人的资历以及崇厚的个人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关键词：崇厚；使臣；外交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57-02
崇厚在赴黑海与俄国签订《里瓦几里条约》之前，恭亲王奕?认为崇厚所定条约损失甚大，于是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金顺等人酌核。签约后，朝堂上的言事之臣，如张之洞、曾纪泽等人也纷纷上疏进言，这些人都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那么为何清廷在派人赴俄交涉之前未在这些人中确定人选，而唯独选了被世人骂为“颟顸昏聩”的崇厚。笔者以为这与清政府选派使臣的标准、诸位候选人的资历以及崇厚个人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清政府选派使臣的标准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夷夏大防和藩属朝贡观念根深蒂固。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形态受到了严重冲击，“条约体制”的到来使得中国不得不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对外事务，使臣于是应运而生。
在中国走向国际大家庭的过程中，对使臣的铨选标准也逐渐变得明晰。清季遣外的使臣大致以甲午（1894）为界，形成两种组成形态，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功名出身、过往经历，以及人际网络三个方面[10]。据任天豪分析，甲午以前使臣的教育背景以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者为多，受西学教育者甚少。过往经历主要是指有无洋务经历，除洋务经历外，“出洋算是聊备一格的资历点缀”。“由于此时期使臣的经历着重在洋务经验，故其人际网络有着明显的‘洋务派’色彩”。“但总的来说，清季外交人员在整体上（少数优秀者除外）既谈不到接受科学的洗礼，更谈不到具有何种外交经验乃至职业道德准则。当时，使节多为临事膺命，任期无常，亦少在各国之间相互调动。使臣出使外洋仍以京堂为其本职，而无其他职别和升迁途径，任满归国或恢复原官或被保举晋升，事于内政”[11]。
二、中俄伊犁交涉使臣的几位候选人
崇厚签订条约后，朝中颇多大员上疏陈词，指陈崇厚所签条约的危害性。其中不乏很有见地者，本文将选取几位来分析为何清廷未派他们使俄。
崇厚签约失败后，清廷派曾纪泽出使俄国改订条约，而且最终改约的结果也比较理想。那么清廷为何不在最初就派曾纪泽出使呢？曾纪泽为曾国藩长子，自幼严受家训，课读经史，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虽未亲自参与过洋务运动，但受其父影响，对洋务也相当熟稔。十分好学、眼界开阔的他，对西方科学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同自己结识的英国、美国、德国等地的朋友讨论研究西学。对学习英语，他尤其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倔强劲头——父母去世，在家守制的时候一直在攻读外语。公私事务繁忙时，他在行程的车上也默记英语。爱子广銮患病期间，他于医药抚抱之余，也经常不忘复习英语。[1]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崇厚出使俄国当年），曾纪泽被派充出使法国、英国钦差大臣。在此之前的几年，由于父母相继离世，他一直为父母守制。直到光绪三年，服期满后，才携家眷进京承袭父亲的侯封。所以他在政坛一直默默无闻，政治经验也相对缺乏。田德邦在《清朝外交家曾纪泽》[12]一文中曾说“其实，在崇厚谈判签约之前，清廷总署就有意让曾纪泽使俄。只因事情重大，对手难缠又担心他年轻缺乏经验，于是改由崇厚谈判。”田氏观点虽未引用史料明确证明，但对手难缠、缺乏经验，考虑到此点，清廷未派纪泽使俄也在情理之中了。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曾平定太平天国起事；率先举起洋务大旗，发展军事、商务、教育事业，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而且他多次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交涉、缔结条约。派他出使俄国似乎再合适不过。但这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同光之际（1874—1875）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是坚定的海防派，宣扬的是放弃新疆论。他在《筹议海防折》[2]中说：“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认为即使能够收复新疆也保不住，“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将来断不能久守”。清廷断然不会派一个不主张收复新疆的人去索回伊犁。
张之洞出身官宦家庭，从小便接受传统教育，学术修养极佳。长大后在科场大放光彩，作为新科进士被授官。他指陈时政，一针见血，经常能提出一些独具一格的建议。1882年1月7日，奉上谕补授山西巡抚[3]。在出任山西巡抚之前，张之洞是一员清流干将。严格来说，清流党至少在“前清流”时期属于封建顽固派范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但他们针砭时弊，反对卖国外交[4]。由上可以看出，张之洞闻知崇厚签订条约后曾大加斥责，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仅是表现出了他作为清流派的态度。他对洋务的涉足则是在这之后。故而，纵使张之洞才识过人，清政府也不可能派一位对洋务持反对态度、对中外交往事件不甚了解的官员去使俄交涉。
左宗棠，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而渐趋破产的地主家庭，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后在科场几经失意，开始大量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作为兴办洋务的先锋，曾创建了福州船政局，为我国近代海军的产生做出了贡献。也曾镇压太平军，可谓劳苦功高。这些似乎都满足清政府选派使臣的条件。究其未被选派使俄的原因或有以下三点：其一，当时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久，忙于处理善后事宜。收复伊犁本是作为左宗棠督军西征的一个任务，“光绪二年十月，清政府同意凡与俄人交涉新疆事宜，均先知照左宗棠酌度并由其主持办理” [5]。文襄公也的确为之做出了应有的努力，他在收回伊犁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并派人同俄使几经接洽交涉，但俄国方面毫无诚意。这使得左宗棠感到“该俄官于收回伊犁一事，既诿之耳其斯坦总督，复诿之驻京俄使，并以一切案件皆未办理为言，是藉词支展，如出一辙”[6]。俄国方面对伊犁觊觎已久，他们俨然已将伊犁问题抬到了与中国方面不同的高度。派专使出使俄国解决伊犁问题势在必行，这就使得左宗棠无法继续主办收回伊犁的事宜。其二，光绪四年时，左宗棠已经67岁，年老体弱，患有严重眼疾和眩晕之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出使的舟车劳顿也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其三，左宗棠留守新疆，可为收复伊犁做武力后盾，正如他对刘锦棠说：“整军以待，彼示形作势以张虚声，我示形作势兼务实事。” 三、崇厚其人
崇厚全名完颜崇厚，是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在满族八旗中，崇厚的家族隶属上三旗中的镶黄旗，家世十分显赫。崇厚祖母为清代知名女文学家恽珠，以诗书传家，故而崇厚有着良好的传统学术修养。后凭借科名起家，涉足政坛的首个职位是甘肃阶州直隶州知州。甘肃交通不便，物资缺乏，崇厚家人水土不服，其兄崇实甚是担心，于是在天平天国战事迅猛发展，朝廷要求官员助饷时，崇实屡次捐银，这使得他们俩兄弟数次得到擢升。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天津海口军情危急，崇厚奉命奔赴天津，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理海防事务。这是崇厚接触外交和洋务的开端。[8]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帝逃往热河，其弟恭亲王奕?受命留守北京，办理“抚局”。崇厚协助钦差大臣，直接参与“抚局”。此期间，奕?曾多次向光绪帝举荐崇厚。他曾上疏“臣等办理抚局，并调兵筹饷，事务纷繁，差委需员。适有二品顶戴长芦盐运使崇厚、盐运使衔天津道孙治、盐运使衔通永道德椿奉差前来，察看该司办事勤能，堪以差委。”而后又上奏举荐崇厚才识练达，办事精细，且曾办过夷务，熟谙一切。随着满清时局的迅速转变，人才缺乏的清政府，最终将三口通商大臣的要职授予了崇厚。
在三口通商大臣任上，崇厚同崇纶一起与普鲁士订立了《通商条约》，这是崇厚首次同外国签约，虽并不顺利，但却开了眼界。祺祥政变后，奕?集政权、军权、财权、族权于一身。繁重事物的压身，使得奕?将一些洋务方面的要事、琐事委予崇厚等人办理。在此期间，崇厚先后同葡萄牙、丹麦、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订立了通商条约及章程。在倭仁等人反对学习洋人技艺，拒斥一切外来物时，崇厚较早的赞成办理洋务，苦心筹备创办了天津机器制造总局，对促进中国近代军工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1870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马士曾评说此教案：“半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的基于宗教的偏见，部分的基于迷信，部分的基于亲信谣言，所有这些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并且这种上涨着的纷扰于三小时的杀人、放火和抢劫中达到了极点。”[9]崇厚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被派出使法国谢罪修好，最终出使成功，天津教案结案。崇厚的仕途从此又添一笔重彩。
基于崇厚或是阴错阳差，或是实有能力所取得的种种成功，他最终被派使俄就伊犁问题进行交涉。
四、结语
清朝后期，国门被西方列强攻破，藩属朝贡的外交体系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条约体制、使臣往来的新体系。新的外交体系于清政府而言是陌生的，闭关锁国使它对国际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知之甚少，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清政府有些措手不及。外交活动的开展需以国家综合实力作为后盾，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国力衰弱，在外交活动的开展方面难免遭遇挫折。要在外交活动中得到别国的平等对待，要在外交谈判中得到圆满的结果，均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所谓“弱国无外交”正是此意。
参考文献：
[1]潘德利、王宇《曾纪泽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7页。
[2]《李鸿章全集》，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62到第1075页。
[3]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4]刘平著《张之洞传》，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5]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
[6]《左襄文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一，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23至24页。
[7]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第394页。
[8]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
[10]任天豪：《清季使臣群体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会议论文集》
[11]岳谦厚，《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7月，第33卷第6期。
[12]田德邦《清朝外交家曾纪泽》，《文史天地》2005年第8期。
作者简介：梁春艳，女，生于1994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本科生。
关键词：崇厚；使臣；外交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57-02
崇厚在赴黑海与俄国签订《里瓦几里条约》之前，恭亲王奕?认为崇厚所定条约损失甚大，于是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金顺等人酌核。签约后，朝堂上的言事之臣，如张之洞、曾纪泽等人也纷纷上疏进言，这些人都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那么为何清廷在派人赴俄交涉之前未在这些人中确定人选，而唯独选了被世人骂为“颟顸昏聩”的崇厚。笔者以为这与清政府选派使臣的标准、诸位候选人的资历以及崇厚个人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清政府选派使臣的标准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夷夏大防和藩属朝贡观念根深蒂固。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形态受到了严重冲击，“条约体制”的到来使得中国不得不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对外事务，使臣于是应运而生。
在中国走向国际大家庭的过程中，对使臣的铨选标准也逐渐变得明晰。清季遣外的使臣大致以甲午（1894）为界，形成两种组成形态，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功名出身、过往经历，以及人际网络三个方面[10]。据任天豪分析，甲午以前使臣的教育背景以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者为多，受西学教育者甚少。过往经历主要是指有无洋务经历，除洋务经历外，“出洋算是聊备一格的资历点缀”。“由于此时期使臣的经历着重在洋务经验，故其人际网络有着明显的‘洋务派’色彩”。“但总的来说，清季外交人员在整体上（少数优秀者除外）既谈不到接受科学的洗礼，更谈不到具有何种外交经验乃至职业道德准则。当时，使节多为临事膺命，任期无常，亦少在各国之间相互调动。使臣出使外洋仍以京堂为其本职，而无其他职别和升迁途径，任满归国或恢复原官或被保举晋升，事于内政”[11]。
二、中俄伊犁交涉使臣的几位候选人
崇厚签订条约后，朝中颇多大员上疏陈词，指陈崇厚所签条约的危害性。其中不乏很有见地者，本文将选取几位来分析为何清廷未派他们使俄。
崇厚签约失败后，清廷派曾纪泽出使俄国改订条约，而且最终改约的结果也比较理想。那么清廷为何不在最初就派曾纪泽出使呢？曾纪泽为曾国藩长子，自幼严受家训，课读经史，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虽未亲自参与过洋务运动，但受其父影响，对洋务也相当熟稔。十分好学、眼界开阔的他，对西方科学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同自己结识的英国、美国、德国等地的朋友讨论研究西学。对学习英语，他尤其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倔强劲头——父母去世，在家守制的时候一直在攻读外语。公私事务繁忙时，他在行程的车上也默记英语。爱子广銮患病期间，他于医药抚抱之余，也经常不忘复习英语。[1]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崇厚出使俄国当年），曾纪泽被派充出使法国、英国钦差大臣。在此之前的几年，由于父母相继离世，他一直为父母守制。直到光绪三年，服期满后，才携家眷进京承袭父亲的侯封。所以他在政坛一直默默无闻，政治经验也相对缺乏。田德邦在《清朝外交家曾纪泽》[12]一文中曾说“其实，在崇厚谈判签约之前，清廷总署就有意让曾纪泽使俄。只因事情重大，对手难缠又担心他年轻缺乏经验，于是改由崇厚谈判。”田氏观点虽未引用史料明确证明，但对手难缠、缺乏经验，考虑到此点，清廷未派纪泽使俄也在情理之中了。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曾平定太平天国起事；率先举起洋务大旗，发展军事、商务、教育事业，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而且他多次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交涉、缔结条约。派他出使俄国似乎再合适不过。但这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同光之际（1874—1875）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是坚定的海防派，宣扬的是放弃新疆论。他在《筹议海防折》[2]中说：“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认为即使能够收复新疆也保不住，“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将来断不能久守”。清廷断然不会派一个不主张收复新疆的人去索回伊犁。
张之洞出身官宦家庭，从小便接受传统教育，学术修养极佳。长大后在科场大放光彩，作为新科进士被授官。他指陈时政，一针见血，经常能提出一些独具一格的建议。1882年1月7日，奉上谕补授山西巡抚[3]。在出任山西巡抚之前，张之洞是一员清流干将。严格来说，清流党至少在“前清流”时期属于封建顽固派范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但他们针砭时弊，反对卖国外交[4]。由上可以看出，张之洞闻知崇厚签订条约后曾大加斥责，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仅是表现出了他作为清流派的态度。他对洋务的涉足则是在这之后。故而，纵使张之洞才识过人，清政府也不可能派一位对洋务持反对态度、对中外交往事件不甚了解的官员去使俄交涉。
左宗棠，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而渐趋破产的地主家庭，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后在科场几经失意，开始大量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作为兴办洋务的先锋，曾创建了福州船政局，为我国近代海军的产生做出了贡献。也曾镇压太平军，可谓劳苦功高。这些似乎都满足清政府选派使臣的条件。究其未被选派使俄的原因或有以下三点：其一，当时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久，忙于处理善后事宜。收复伊犁本是作为左宗棠督军西征的一个任务，“光绪二年十月，清政府同意凡与俄人交涉新疆事宜，均先知照左宗棠酌度并由其主持办理” [5]。文襄公也的确为之做出了应有的努力，他在收回伊犁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并派人同俄使几经接洽交涉，但俄国方面毫无诚意。这使得左宗棠感到“该俄官于收回伊犁一事，既诿之耳其斯坦总督，复诿之驻京俄使，并以一切案件皆未办理为言，是藉词支展，如出一辙”[6]。俄国方面对伊犁觊觎已久，他们俨然已将伊犁问题抬到了与中国方面不同的高度。派专使出使俄国解决伊犁问题势在必行，这就使得左宗棠无法继续主办收回伊犁的事宜。其二，光绪四年时，左宗棠已经67岁，年老体弱，患有严重眼疾和眩晕之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出使的舟车劳顿也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其三，左宗棠留守新疆，可为收复伊犁做武力后盾，正如他对刘锦棠说：“整军以待，彼示形作势以张虚声，我示形作势兼务实事。” 三、崇厚其人
崇厚全名完颜崇厚，是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在满族八旗中，崇厚的家族隶属上三旗中的镶黄旗，家世十分显赫。崇厚祖母为清代知名女文学家恽珠，以诗书传家，故而崇厚有着良好的传统学术修养。后凭借科名起家，涉足政坛的首个职位是甘肃阶州直隶州知州。甘肃交通不便，物资缺乏，崇厚家人水土不服，其兄崇实甚是担心，于是在天平天国战事迅猛发展，朝廷要求官员助饷时，崇实屡次捐银，这使得他们俩兄弟数次得到擢升。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天津海口军情危急，崇厚奉命奔赴天津，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理海防事务。这是崇厚接触外交和洋务的开端。[8]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帝逃往热河，其弟恭亲王奕?受命留守北京，办理“抚局”。崇厚协助钦差大臣，直接参与“抚局”。此期间，奕?曾多次向光绪帝举荐崇厚。他曾上疏“臣等办理抚局，并调兵筹饷，事务纷繁，差委需员。适有二品顶戴长芦盐运使崇厚、盐运使衔天津道孙治、盐运使衔通永道德椿奉差前来，察看该司办事勤能，堪以差委。”而后又上奏举荐崇厚才识练达，办事精细，且曾办过夷务，熟谙一切。随着满清时局的迅速转变，人才缺乏的清政府，最终将三口通商大臣的要职授予了崇厚。
在三口通商大臣任上，崇厚同崇纶一起与普鲁士订立了《通商条约》，这是崇厚首次同外国签约，虽并不顺利，但却开了眼界。祺祥政变后，奕?集政权、军权、财权、族权于一身。繁重事物的压身，使得奕?将一些洋务方面的要事、琐事委予崇厚等人办理。在此期间，崇厚先后同葡萄牙、丹麦、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订立了通商条约及章程。在倭仁等人反对学习洋人技艺，拒斥一切外来物时，崇厚较早的赞成办理洋务，苦心筹备创办了天津机器制造总局，对促进中国近代军工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1870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马士曾评说此教案：“半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的基于宗教的偏见，部分的基于迷信，部分的基于亲信谣言，所有这些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并且这种上涨着的纷扰于三小时的杀人、放火和抢劫中达到了极点。”[9]崇厚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被派出使法国谢罪修好，最终出使成功，天津教案结案。崇厚的仕途从此又添一笔重彩。
基于崇厚或是阴错阳差，或是实有能力所取得的种种成功，他最终被派使俄就伊犁问题进行交涉。
四、结语
清朝后期，国门被西方列强攻破，藩属朝贡的外交体系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条约体制、使臣往来的新体系。新的外交体系于清政府而言是陌生的，闭关锁国使它对国际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知之甚少，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清政府有些措手不及。外交活动的开展需以国家综合实力作为后盾，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国力衰弱，在外交活动的开展方面难免遭遇挫折。要在外交活动中得到别国的平等对待，要在外交谈判中得到圆满的结果，均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所谓“弱国无外交”正是此意。
参考文献：
[1]潘德利、王宇《曾纪泽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7页。
[2]《李鸿章全集》，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62到第1075页。
[3]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4]刘平著《张之洞传》，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5]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
[6]《左襄文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一，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23至24页。
[7]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第394页。
[8]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
[10]任天豪：《清季使臣群体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会议论文集》
[11]岳谦厚，《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7月，第33卷第6期。
[12]田德邦《清朝外交家曾纪泽》，《文史天地》2005年第8期。
作者简介：梁春艳，女，生于1994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