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刻理解现在的光大，还得从30年前说起。
　　1983年4月，64岁的王光英从北京来到香港，创立了光大实业公司，英文名“Ever Bright”，意思是“永远光明”，王将此诠释为“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以“红色资本家”身份与荣智健齐名的王光英，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英的哥哥。他在1949年前创办的“近代化学厂”，长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提供军需所用的炸药包引信和医用橡皮膏等。这家工厂曾频繁转产各种轻工业品，但从未涉足金融和更复杂的领域，到1949年时，它的雇员最多也只有120人。
　　这并不妨碍王成为当时中国官僚体系中最了解商业和经济运作的人才之一。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发生在1983年初，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王光英访问香港，在十几天的逗留中他收获颇丰，购买了小火电设备，拉来了钢盔、饭盒、汽油桶、军用皮鞋等生意，发现了染色和电镀的新技术。
　　但此次香港之行的收获远不至于此，通过所闻所见，王光英认为“世界性经济萧条已到谷底，是我们赚大钱的有利时机”，因此向中央提交了《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 建议“用香港的经营方式成立一个高效能的综合性公司做些零星生意”，“取得信誉后为祖国引进英美欧日大数字的投资完全可能……如放开手脚，给予随时调用几亿美元的权利，也搞承包责任制（各部门少加干预），给国家赚大钱是有可能的。”
　　批复很快拿到，拿到贷款权的王光英，从引进二手设备开始了他令人惊叹的创业生涯，但这远不足以支撑一个迅速膨胀的商业帝国。在拿到炒股和进行房地产交易的特许后，“随时调用几亿美元的权利”才真正迸发出光彩——短短7年，光大实业开发了深圳南头工业区，修建了北京京广中心，资产从0膨胀到200亿港元，开设子公司六七十个，据媒体报道，有“60%-70%都是股市上赚来的”。
　　似乎从一开始，光大的荣辱成败便与股票市场连接在一起。

第一次遇挫

　　就在这时，但这家公司史上的第一次 “光大危机”发生了。1988年光大实业账面利润累计还有8453万美元，但进入1989年，房地产和其他实业开始陷入亏损，到1990年第一季度，公司账面亏损累计达7566万美元，陷入资不抵债的危险境地。但此时王光英已经风光离任，回京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离任酒会上，他对接任的前央行常务副行长邱晴说：现在我跑完了第一棒，由新董事长来接跑第二棒，任务应该是更重了……
　　号称“亚洲四大经济女强人”、外界人称“邱老大”的邱晴并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她的爱人吴江比她的名气要大得多。曾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写出过当年脍炙人口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事件是，1989年美联储开始批准商业银行经营投行业务，此后又放开JP摩根的股票承销权，此后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开始浮出水面。在中国，尽管仍缺乏经验和监管制度，与光大同期创立的大型国企中信、后期发展迅猛的中国平安等也纷纷开始涉足混业经营。
　　这可能部分影响了邱晴的改革思路。她提出“向国内倾斜、向金融业倾斜”的方针，1990年11月，独立于香港总部存在的光大集团北京总部成立，依托1991年成立的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国投），和1992年成立的光大银行，光大开始迅速扩张，仅在1993年一年间就收购4家公司，分别改组为光大国际、光大控股、光大科技和光大亚太，资产高达150亿人民币，业内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风头一时无两。

朱小华时代

　　就在一片欣欣向荣中，诡异的“光大危机”再次发生了。光大几乎所有看得见的地方都在亏损。 仅仅一年后的1994年，光大国投的所有者权益只剩3.76亿元，负债高达134亿元，此后，主管财务的王亚克因涉嫌挪用公款炒卖外汇，令光大信托损失8000万美元被扣留审查，更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出版的台湾《商业周刊》一语道破“滚雪球”的天机，“王光英时代高价购入的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不断亏损……尽管邱晴不断努力尝试希望透过收购资产，增加集团资产和利润，但是中资集团的官僚陋习使得邱晴的行动成效不大。”
　　这时候，“下一棒”朱小华登场了。只有上海财经学院夜大学历的朱小华的经历堪称传奇：从知青到兵团干部，再到人民银行研究所乃至上海人行副行长和央行副行长，他的英语和金融知识几乎全部来自自学，但却在国债和外汇改革等领域上很有魄力，颇为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赏识并寄予厚望，1996年，朱小华南下香港，成为光大的新一任董事长。
　　朱小华为光大定下的药方是“超常规发展、全方位经营”，展开令人目不暇接的动作，对于严重亏损的光大国投，由人民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注资几十亿元，并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资本层面，朱出售了将近20亿港币的资产，同时也收购了同等数量的资产；在新业务上，以银行、信托、证券等金融业为主导，全面进军金融业、基础设施、石油天然气、饭店管理、房地产开发及通讯领域6大产业。
　　一时间，光大成为香港最红的红筹股，港媒称其为“朱小华旋风”，正如《华尔街日报》评价的，“人们对朱小华期待很高，希望他能把光大集团改造成一个更富有商业性的实体。”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光大在投资业务上损失颇重，但这仍未能停止“朱旋风”的步伐。1999年初，光大整体接收拥有137家网点和700亿资产的中国投资银行，令光大系的人员和资产规模扩张到之前的近一倍，进入股份制银行前三。此外，1999年6月，光大集团刚从上海财政局受让原为中国工商银行持有申银万国证券24640万股，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这两起并购均被业内视为经典之作。 　　但光大依然逃不脱“光大危机”魔咒。1999年7月，朱小华回京述职，中央纪委也于此时收到举报，称其存在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等问题，此后朱小华“神秘消失”，三年后才出现在审判庭上，尽管他为自己作了无罪抗辩，但仍获罪15年。

习惯性“流产”

　　此后，光大在“光大危机”的怪圈中越陷越深。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明康接任光大董事长后，即推行弱化非金融业务，转型做金融性集团的战略，布局银行、证券、保险和证券投资，但他任期不足一年即让位给王光英的侄子王明权；王接手后退出了状况不佳的保险业务，但无可挽回的衰退，再次上演。
　　一切看起来像是前任，以及前任的前任留下的后遗症。2002年1月，鉴于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人民银行决定于当年1月25日撤销该公司。此外，光大银行2002年为呆坏账作86.3亿元拨备，使其年度亏损近40亿港元。
　　但难以理解的是，从银行到证券，再到证券投资，无一不亏，而且是高达90%以上的大亏，以光大证券为例，2000年净利润5亿元的业务，到2002年就变成了净亏2.54亿元。学者郎咸平发现，在此期间，光大集团一直把光大控股当成“摇钱树”，不断将项目卖给后者，才是亏损的主要原因，他发问说，“光大控股的英文名Everbright，是否应改为Neverbright更为贴切呢？”
　　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有任何改变。2005年的数据显示，被用来频频“堵枪眼”的光大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291亿元，当年的未弥补亏损达到139亿元，核心净资本已经降至负30亿元，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49%，每股净资产为-0.37元，相比2000年增资扩股时新股东每股的1.95元，已经可以用“不堪入目”来形容。
　　2007年，擅长狂草的唐双宁就任时，光大银行接受汇金200亿元等值美元注资，终于在2010年登陆A股，并从外资手中重新拿回光大永明人寿的控股权，一泻千里的态势有所缓解。但机会已经失去，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曾对《南方周末》披露过这样一组数字：2002年，光大银行资产是兴业银行的五倍，五年后的2007年，兴业银行的资产比光大银行多了两千多亿元。而这个数字，到了2013年，两者的差距已经接近万亿。
　　即便不算10年前被撤的信托牌照，一盘散沙的光大集团离“金融控股集团”也差得远。唐双宁曾在一次半公开的会议上抱怨，自己作为七八个公司的董事长，但却什么也管不了，“到现在光大是什么体制，仍说不清楚。光大由两个法律、财务上各自独立的公司构成，各自独立，”他说，“有人说光大好比明朝的体制，明朝是一个皇帝，北京南京两个首都两个内阁。”
　　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仍在。正如唐双宁代007年曾经送给王光英一副对联，“在机关昂首挺胸做公仆，否则没有权威；到企业猫腰低头当主人，否则没有钱赚”，横批“大致如此”。9月9日，“金控”挂牌梦断的唐双宁在光大30年庆祝酒会上说，光大将继续“含弘光大，继往开来”。这句话语出《周易》，意为“蕴藏美好，自然光大”。但有心人仔细把玩其中的意义，它和“Ever Bright”的本意，仍然并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