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中国共产党抗战功勋耀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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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6月,山西省广播电视台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联合制作大型抗战系列节目《铭记》,特邀著名军史专家、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研究组组长岳思平研究员主讲。本刊编辑部人员应邀到现场聆听了岳思平讲座,并进行了专访。岳思平谈到的关于抗日战争的一些基本问题,释疑解惑、激浊扬清,对我们学习这段历史具有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重要作用。
  记者:长期以来,大家一谈到抗日战争,就说“八年抗战”。但实际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开始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由此计算,中国抗战实为14年,这两种说法时间差别比较大。请岳老师解释一下其中缘由。另外,关于全面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提法,社会上也有一些糊涂认识,也请讲讲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岳思平:由于各种原因,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经历的时间在认识上不尽统一。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说法:一是1931年说,即从1931年九一八抗战算起,即中国进行了14年抗战;二是1937年说,从1937年七七抗战算起,即中国进行了八年抗战。这里既有思想认识和宣传报道不尽统一的问题,又有口语习惯说法和文字表达不够严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把有关概念区别清楚,不能把抗战与局部抗战、全国抗战、全面抗战的概念混为一谈。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笼统地称为中国抗战,应是14年,包括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的局部抗战和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的全国抗战两个大的阶段。人们习惯地称作“八年抗战”,实际上是指全国抗战,即抗日战争时期。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以1931年九一八抗战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科学的,这一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终点,一些非常权威的人士和领袖著作的注释,认为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这是经常出现的提法。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口头宣布投降,但抗日战争却并未结束,而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的日期9月2日,才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下限,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时间。
  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党史军史界,甚至在长期从事研究的同仁中,经常听到一种说法: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很不严谨很不准确的。全面抗战是相对于片面抗战而言的,二者根本区别是指参加抗战的成份不同,焦点是依靠人民群众还是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依赖外援抗战,是一个政治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而国民党政府则是主张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
  全国抗战是相对于局部抗战而言的,二者是从地理范畴上进行区分的,即抗战的地域不同。从实际情况来看,1931年至1937年的中国抗战主要是在包括东北和华北、华中部分地区的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而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战则是在包括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和西南地区的大半个中国展开的。毛泽东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时隔4个月即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时,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片面抗战已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根据以上分析,1937年七七抗战是中国全国抗战的开始,而不能认为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记者:不少资料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长期以来,西方的“1939年说”处在主导地位。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自1931年9月18日就开始局部抗战,1937年7月7日开始全国抗战,都比西方的时间早,按理说应以中国抗战时间为二战的爆发时间。您认为应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岳思平: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由于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1939年即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开始一说处在主导地位,从而忽视和削弱了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与影响。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史学工作者,更有责任与义务来维护和提高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大地位与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则是众说纷纭。其中,主要说法有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和1941年说。这是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德国法西斯突袭波兰、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中国史学界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尤其是在1995年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中国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联系出发,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明确提出,应把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东方爆发的起点。
  应该指出,这一观点是中国史学者的大胆创新,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一大突破和进步。它逐渐被史学界所认可,愈来愈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这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提高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于1937年和1939年分别在世界东方和西方爆发,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一场大战具有两个爆发点,似乎在逻辑上有点不通和不够理直气壮,即还没有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


  战争的实践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大相径庭。
  首先,从大战时的世界中心地位看。一战是一场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大战的策源地、主要战场和世界矛盾焦点,均在欧洲,而且行动统一,起止时间基本一致。   二战爆发时,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日渐削弱,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中除欧洲的英、法、德、意外,还有亚洲的日本和美洲的美国。它是在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和西方民主国家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条件下,由分别在亚洲、欧洲形成的日本和德、意法西斯这两大战争策源地,为争夺全球霸权而先后在世界东方与西方发动的。它虽然在规模上比一战大得多,但不像一开始就是全面战争的一战那样,是沿着由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轨迹发展的。1931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世界东方点燃了第一把侵略战火。同时,中国的局部抗战开始,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日本法西斯又发动了七七事变,由局部侵华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二战首先在东方爆发。1939年,德国法西斯突袭波兰后,欧洲战争也演变为全面战争。而在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战更演变为全球规模。1945年5月和9月,随着同盟国在欧洲战场和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德、意、日法西斯投降,战争先后在西方和东方结束,随之,二战宣告结束。
  其次,从当时的世界主要矛盾看,一战的主要矛盾是同盟国与协约国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二战则主要是反法西斯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一场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以1936年德、日法西斯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和1937年德、意、日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标志,法西斯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因此,在此期间及其以后,无论是哪个法西斯在哪个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都应视为世界大战的开始。日本法西斯于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成为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实施全球侵略计划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这难道不应视为世界大战的开端吗?
  综上所述,我认为七七事变无疑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
  记者: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始终坚持持久的全面的抗战路线,科学地阐明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推动着中国抗战的进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起着中流砥柱作用。请岳老师谈谈如何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岳思平:抗日战争是中日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中国共产党推动着局部抗战的进程,决定了全国抗战中后期的进程和最后胜利的结局,是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抗日战争中起着中流砥柱作用。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1.中共高举抗日的旗帜,在唤醒中华儿女抗战方面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2.倡导维护和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中共顾全大局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主张打一场人民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4.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描绘了不同于变相“速胜论”战略三阶段的蓝图,主张长期的战争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争取了抗战的最后胜利。5.实行“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从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关键的战略相持阶段起,敌后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敌后战场逐步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
  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此消彼长,蒋介石国民党由比较得人心到大失人心,其执政地位开始动摇;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影响由开始在解放区逐步扩大到国民党统治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为全国人民所拥护。各民主党派也愈来愈倾向、接近和支持共产党,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尤其是正式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全国抗战期间,中共在19个省、区建立了解放区,人口近1亿,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切,为进一步解决是建立旧中国还是新中国即人民彻底解放的问题,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记者: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所著的《论持久战》影响非常深远,不仅成为当时我党我军的指导思想,更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有些人认为,持久战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而是蒋百里最先提出来的。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岳思平:毫无疑问,持久战当然是毛泽东先提出的。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持久战的概念,是在1935年12月27日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而蒋百里是在1937年的12月在《国防论》中提出的。作为全国抗战所实行的战略总方针,持久战是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5日作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中。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在此期间,处于全国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于1937年8月20日在《战争指导方案》中,也明确提出“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在持久作战中消耗敌人。
  实行持久战,是中国人民进行全国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总方针。不过,虽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都主张和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但主要区别在于蒋介石只看到长期性,没有提出解决的途径和办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提出有一个战略相持阶段,恰是最精彩的地方。其实质在于通过相当长的战略相持阶段,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
  毛泽东的一部《论持久战》,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更系统化和理论化了,从而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前途,成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指南。
  记者:传统观点认为抗战期间共产党军队主要在敌后抗战,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战。请您介绍一下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区别,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主要有哪些?
  岳思平:国民党军是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敌后战场,而不是相对于前方的后方作战,恰是在敌人的眼皮和鼻子底下。当时,日军主要是占据一些大城市和主要的交通干线,广大的农村是空隙的地方。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亦称敌后战场,是在敌人的占领区之内,处在抗日的最前线。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恰恰是处于占领区之外。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共产党领导的有四大敌后战场,即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这些抗日根据地都是从敌人手里夺取的。   记者:两个战场,两条路线,影响和推进着中国抗战的进程。如何评价敌后战场的共产党军队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
  岳思平:关于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共产党的正式决议和结论从来没有讲过国民党军队不抗战,至于说其片面抗战或消极抗战,是要分战略阶段的。
  中国抗战14年,前6年即1931年至1937年是局部抗战阶段;后8年即1937年至1945年是全国抗战阶段。
  在中国局部抗战阶段,蒋介石国民党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拥有10余万(一说近20万)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2万余日本关东军和警察等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3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日本帝国主义又先后制造了1932年的淞沪“一·二八事变”和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才基本上摒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中国东北国土已沦丧,华北地区部分主权也已痛失。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推动着局部抗战的进程。九一八事变前后,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和赵一曼等一批共产党员,由关内到达东北,或直接创建反日游击队,开辟东北敌后战场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或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工作,有200余名共产党员、团员参加的东北义勇军一度发展到100余个县、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和影响下的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打响了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随后,共产党领导了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又一次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倡导和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创造了政治前提;其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约3万人,成为坚持东北和中国局部抗战的中坚力量,迟滞了数十万关东军全面侵华的步伐,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并一直坚持抗战14年,直到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全国抗战时期,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比较积极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是主战场,先后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和武汉会战等。八路军发挥了战略支队的作用。八路军首取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以3个师的主力参加太原会战,先后取得了雁北关和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胜利,从而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在整个抗战期间战役战斗配合最好的一次作战。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相继进行了蒋家河口和韦岗等战役战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但蒋介石国民党具有抗战和对日妥协的两面性。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对付共产党的问题,正式确定了“溶共” “防共” “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从此,蒋介石国民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民党及其军队,不断制造摩擦,连续发动以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为重点的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平江、竹沟等数不清的惨案,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抗日志士,不能不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令人遗憾和痛惜的一页。在正面战场上,仅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有限的几次战役的胜利,出现了多年的沉寂状态,基本上保持了战线的相对稳定。值得称道的是,其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直接抗击日军对缅甸的进攻,支援英缅军作战,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军队所在的正面战场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由于开始力量还比较弱小,在战略防御阶段就发挥了战略支队的作用。但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坚决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任务,抗击了58%至75%的日军和90%至100%的伪军,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先后取得了百团大战等重大胜利。
  在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除进行了豫西、鄂北、湘西作战,收复广西桂柳和以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外,基本上没有大的作为,尤其是造成了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豫湘桂作战,国民党军损失近 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以来实行军事消极防御方针及其政治腐败的结果。
  战略反攻主要是敌后军民的反攻。1943年下半年,敌后战场发动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开始了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的过渡,从而为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反攻向全面反攻过渡创造了条件。1944年至1945年夏,八路军和新四军持续发动了强劲的攻势作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后,由局部反攻转入全面反攻,一直持续到日本帝国主义于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
  记者:国内外一些人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利用抗战发展“坐大”了,这个观点迷惑了一些人,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岳思平: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国共两党的军队人数: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是约200万人;人民军队是11万余人,包括陕甘宁地区红军7.4万人,南方八省红军1万余人,东北抗联3万余人。国民党军队人数最多时是1943年,共有650余万人。1945年春天,国民党军为570余万人,其中,美械装备12个军、30余个师。另外还有中国驻印军2个美式装备军。至1945年9月,国民党军是520万余人;而同时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约132万人,后来又精简了一部分,为127万人。以抗战结束时人数相比,国民党军队人数比共产党军队多了390万多人,谁“坐大”了一目了然。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坐大”了,那是经过坚持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人心“坐大”了,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坐大”了。这是人心向背,是民心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国最高将领是张自忠和李家钰,而不是八路军左权将军,对此您如何看待?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国共两党两军抗战将领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这些将领,该如何评价和宣传?
  岳思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省宜城南瓜店作战中牺牲;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豫中会战中,于1944年5月21日在陕县秦家坡作战中牺牲。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参谋长左权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中于1942年5月25日牺牲。仅从牺牲的职务上看,是张自忠和李家钰高。如作一下具体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受到国民革命军编制的限制,并且除个别人因工作需要授衔外,大部分人没有授衔,因而两军将领职务没有可比性。虽然同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用的是一个编制,但国民政府掌握这个编制,一直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八路军始终是一个集团军的编制,新四军始终是一个军的编制。左权从1937年八路军改编到1942年牺牲,职务上始终没有变化。而张自忠1937年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的师长,李家钰是第四十七军军长。
  对于国共两党两军抗战将领该如何评价和宣传,要区别对待。这里的区别不是分属于国共两党两军的区别。一个人不仅要看一时,而要观其一世。对于在抗战中牺牲的国军将领,无论是国共两党两军均应大力称赞其功绩。实际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曾号召学习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的抗战杀敌献身精神。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抗战胜利60周年褒奖8名将领,国共两党各4名。据不完全统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至少牺牲了270余名旅职以上干部。有的国民党将领,虽然参加抗战,但后来继续为蒋介石发动内战,为维护旧中国卖命而死在与我军作战的解放战场上,就另当别论了。
  记者:最近几年,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歼敌人数比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歼敌人数多,您对此有何看法?
  岳思平:敌军,包括日军和伪军,伪军也就是通常说的二鬼子。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余人;受降日军128万余人、伪军146万余人。其中,国民党军歼灭日军80余万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歼灭日军7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余人(不包括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伪军)。如果加起来,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共歼敌约190万人。谁的战绩大,就一目了然了。况且,伪军主体来自国民党军队成军成师成建制的投降部队。如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于1943年1月18日投敌,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于1943年5月投敌等。
  记者:由于受西方主流观念的影响,中国抗战的贡献和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过重视。甚至一些人过于夸大苏联出兵和美国扔原子弹的作用,对此,请岳老师谈谈看法。
  岳思平: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以自力更生为主,需要国际上的援助,但不是依赖援助,这点一定要明确。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家利益,美苏援助中国的同时,也在保持同德国和日本的联系。所以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和国际的援助是相互的,不是单一方面的。苏联出兵和美国扔原子弹对抗日战争有没有作用?作用还是有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应该说一句,苏联的出兵,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进行的,东北抗日联军做了相关的辅助性工作,如侦察敌情等。苏联出兵和美国扔原子弹起了加速日本法西斯灭亡的作用,到了1945年,日本法西斯已经是强弩之末。大家一定要把内外因关系弄清楚,全面地看抗战的内因和外因,国际援助只是外因,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才是内因,起决定作用。中国人要理直气壮地摆明态度,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结果,主要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洗刷了百年国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记者: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伟大的中国抗战做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抗战时期,山西是出粮、出兵、出干部的地方,山西人民以革命大无畏精神和太行精神,在抗战史册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请岳老师谈谈山西在全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岳思平:山西在全国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讲:
  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的落脚点,八路军是在山西境内初步完成战略部署调整和战略展开。1937年八九月份八路军到山西,部署在山西东北角。后来敌情发生变化,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以后,除了一部西进包头,主力沿着同蒲铁路南下;日军沿平汉铁路于10月10日侵占石家庄后,除主力继续南下外,另一部沿着正太铁路西进,企图与大同来敌会师太原。 如果八路军仍然部署在晋东北即五台山恒山地区,就完全处于敌人包围圈中,对于我军的作战和发展都很不利。根据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进行了八路军战略部署的调整,由山西的一角变为四角展开:晋东北(第一一五师一部等)在五台山区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晋东南(第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西北(第一二师)依托管涔山区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南(第一一五师的师部和第三四三旅主力)以吕梁山区为依托,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从而使八路军依托山西在战略上处于机动地位。
  第二,山西是八路军向整个华北实行战略展开和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出发地。山西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抗战后我党我军最早创建起来的敌后山区根据地,起到了支撑整个华北敌后战场的战略支点的重大作用。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其他根据地建设的榜样。山西山区多,地形有利。以山西为依托逐渐形成了包括晋察冀、晋绥、山东、晋冀鲁豫等广阔的华北敌后抗日战场。四大抗日根据地差不多囊括了广阔的华北地区,人口有7000余万,八路军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上百万人。
  第三,山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的中枢所在地,也可以说是战略依托。大家知道,八路军总部在全国抗战期间,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山西。很少一段时间是在陕西境内,中间有几天到了河北境内。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基本是在一起的,作出了指导华北敌后抗战的许多重要战略决策。如百团大战的发动和进行,就是彭德怀在山西与朱德决策和指挥的。
  第四,山西是保卫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同时是陕甘宁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联系的战略通道。山西作为战略基地使得陕甘宁边区在东部有了可靠的屏障,有效地拱卫了党中央,并为延安与华北、华中及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之间开通了一条前线与后方联系的可靠通道。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和代军长陈毅到延安就是取道山西的。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也是经过山西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
  综上所述,山西在全国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她作为战略基地有力地支撑了整个华北的抗日战争,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山西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抗战,有力地保障了全国抗战的顺利进行。山西抗日军民消灭了大量日伪军,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山西和以山西为依托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将彪炳千秋。
  (责编 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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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欣赏毛泽东手书选本的时候,有一幅很简短而素净的手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就是他抄录的南朝曹景宗诗《华光殿侍宴赋竞病韵》,见于《乐府诗集》。这是一首五绝,全诗为:“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毛泽东手书曹景宗该诗墨迹共存三幅,其中两幅为毛笔书法作品,均竖写在一页红色竖行条格纸上,是比较潇洒的毛式草书。但引起笔者格外注意的是另外一幅,它是毛泽东在一本曹禺译莎士比亚名剧剧本《柔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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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士悌、刘志丹、杨森、杨琪、钟学高、林龙发、温志恭等,都是1936年春在东征战役中壮烈牺牲的红军指挥员,他们用血肉之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斗争、做出了卓著贡献。他们在艰难险阻面前都表现出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与坚定信仰,他们为开拓胜利坦途而表现出的无畏气概、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是矗立在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毕士悌:有勇有谋,冲锋在前打头阵  毕士悌,原名金勋,朝鲜人,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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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9日,一名来自黑龙江省集贤县永安乡联明小学的教育工作者宋亚军,给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于若洁主任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明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他们将开展"揭日军暴行,讲抗战故事,读抗战家书,唱抗战歌曲,颂抗战歌谣,捍和平正义"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以此让学生了解日军侵华暴行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的那段珍贵历史。但他们缺乏相关教育资料,又考虑到山西省在抗战期间的重要作用,于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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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的长征,是中国革命面临重大抉择关头的一次绝地重生,其历程艰难曲折、跌宕起伏。为争取光明的革命前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红军以坚韧不拔、积极昂扬的战斗精神和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两年间,他们克服难以想象之困难,战胜世间罕见之挑战,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最终胜利会师陕北,谱写了开天辟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长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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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全境,这“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从日寇侵入之日起”,中共即高举抗日大旗,“领导东北人民”②,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揭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光辉的第一页。因此,深入研究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战历程就显得十分重要,具有特别意义。  1931—1933:兴起与挫折  1931—1933年,既是东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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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曾经是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农业学大寨运动曾风起云涌。期间,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条件获得极大改善,但学大寨活动中也留下一些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大寨这个老典型,有什么新的发展变化?前些时候我们来到了这个曾经举世闻名的村庄,采访了它的当家人、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同志。  采访人: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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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从民间外交开始,致力于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进行了种种艰苦的巨大努力。对于日本的右翼势力影响日本的内政外交、推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多次谈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其中两次曾明确警告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就中国政府对待日本侵华的历史、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前途作了系统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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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汇》2012年第7期刊登了山西李潞玉撰写的文章《一份珍贵的延安〈解放〉周刊》。作者说,他在长治城隍庙旧书摊上淘到一册延安1938年11月出版的《解放》周刊第57期,发现多位读者在该刊内文的字里行间和横眉边框留下了多处字迹,其中就有“张汉英”的名字。鲜为人知的是,张汉英是奋战在军工战线上的一名华侨老兵。笔者同属侨界人士,对他知之较多,于是将其事迹整理披露如下,以表达我们对这位为我党军工事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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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多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则是这一作用的突出体现之一。  率先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  向日本侵略者宣战  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谴责南京国民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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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在山西抗日战场上,广大军民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诞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抗战诗歌。这些诗歌是壮士出征的战鼓,是军民进军的号角,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它表现了抗日军民在凶恶的外敌面前同仇敌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和百折不挠、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气魄为支柱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读这些抗战诗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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