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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士悌、刘志丹、杨森、杨琪、钟学高、林龙发、温志恭等，都是1936年春在东征战役中壮烈牺牲的红军指挥员，他们用血肉之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斗争、做出了卓著贡献。他们在艰难险阻面前都表现出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与坚定信仰，他们为开拓胜利坦途而表现出的无畏气概、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是矗立在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毕士悌：有勇有谋，冲锋在前打头阵
毕士悌，原名金勋，朝鲜人，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在中学时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颇有影响，后因引起了日本占领当局的注意，便秘密前往中国。到中国后，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任过黄埔军校教官，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调到叶挺独立团任第三营营长。1927年，被党组织派到苏联学习，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和军事素质。1930年夏，毕士悌回国，前往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协助吉林磐石县委创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1932年7月，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红军二十三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1934年1月，他作为红军中少有的外籍高级将领，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与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恢复工农红军学校建制，长征开始后改称干部团。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毕士悌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下辖3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一个上级干部队，共1480余人。长征路上的干部团，既是培训和储存干部的机构，又是中央纵队的一支重要战斗部队。参加长征的红军中至少有30名朝鲜籍干部和战士，毕士悌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决定性一战，就是抢渡金沙江。此战无疑关系重大，毛泽东亲自下达干部团夺取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的命令。1935年4月29日，毕士悌和陈赓、宋任穷一起，率全团快马加鞭兼程驰奔，一昼夜急行军180里，以惊人的速度飞临金沙江畔。毕士悌根据对岸守敌约一个连且夜间守备疏忽的特点，制定了少数兵力奇袭的作战方案。并指挥部队偷渡金沙江攻占皎平渡口，活捉守敌60余人。为确保控制渡口，毕士悌率干部团向前攻占通安县，以牺牲4人、伤8人的代价，歼敌数百人，俘虏敌团长及官兵600余人，保证了军委和全军越过金沙江。
1935年11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泉附近同红十五军团会师，两部随即进行合编。为加强对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中革军委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该部任职。毕士悌被调到红十五军团任第七十五师参谋长。随后，他参与指挥了为党中央奠基陕北的直罗镇战役。此役中，敌师长牛元峰趁黑夜率残部逃跑时，毕士悌等奉命率部一气追了25里，歼敌一个营，并活捉牛元峰。
在接下来的红军东征战役中，毕士悌照样冲锋向前打头阵，将这一在战场上惯有的鲜明个性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
长征胜利结束后， 中共为巩固陕甘根据地，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渡黄河东征山西的决策。1936年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正式组成了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下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毕士悌继续担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接着，作出具体战役部署：红一军团第一、第二、第四师和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从沟口地段渡河，速占留誉镇，并向南发展，打通同红十五军团的联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第七十八师从河口地段渡河，速占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红一方面军直属队随红十五军团之后渡河。
渡河东征，关键是突破阎锡山精心构筑的铜墙铁壁之黄河天险。2月18日至20日，红一方面军先后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根据预定作战方案，红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五团为先头，红十五军团以第七十五师为先头，于20日20时乘夜色开始渡河。
为此，毕士悌亲率第二二三团一营为渡河先锋。根据军委“先头绝对隐蔽，深夜偷渡……偷渡被敌人发现，立即改为强攻”的指示，他一面组织部队将筹集到的船只秘密分散运往渡口，一面化装成农民前往黄河岸边侦察，并会同参谋人员缜密制定作战方案。
2月20日夜10时，渡河作战开始。毕士悌紧握着军团首长的手信心十足地说：“只要有一个连队登岸，渡河就有保证。”他登上船头为干部战士们打气鼓劲：“毛主席就从这里渡河，我们一定要保证渡河成功！”
为了首先扫清对岸守敌，毕士悌从先头营中挑选了4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渡河先遣支队，分乘5只小木船，后随该营一连的两只大船，从较为隐蔽的王家河上船，顺着小河进入黄河。夜幕中，帆船竞发，直指对岸……
突然，对岸传来激烈的枪声。偷袭未能成功，只见敌人岸堡中吐出无数条火舌，炮弹在帆船周围震撼着爆炸。
毕士悌立即下令变偷渡为强渡。他一面组织火力反击，一面命令各船全速急进。船刚触上浅滩，毕士悌率先跳进冰入肌骨的黄河水中，指挥已被打乱了编制、先期到达的班排，分头向滩头阵地扑去。攻城作战最艰苦的就是打开突破口，而江海两栖作战，滩岸作战则最为残酷，一面是敌人猛烈反扑，一面是兵置死地有进无退。要巩固住攻占的狭窄滩头阵地，只有进攻，进攻，再进攻。为此，毕士悌积极组织兵力，在向前攻击中扩大阵地。
当船抵山西省石楼县贺家凹咀头西北岸边时，战士们如离弦的箭冲向敌人，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手雷构成密集火力封锁线，直指敌人碉堡。
攻占河边贺家凹敌堡之后，毕士悌率部迅速扩大战果，拔除敌人阵地纵深碉堡。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便全部捣毁了河边山脚的敌人碉堡。东岸守敌被迫投降。 为了保证整个军团安全渡河，毕士悌率领部队继续追歼逃敌。然而，正当他奋勇追击之时，一颗流弹打穿了他的腹部。毕士悌身负重伤，一下跪卧在地，警卫员抢前一步把他扶住，他不顾自己的伤势，张张嘴，可什么也没说出来，歇缓片刻，才得以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战友：“你们不要管我，赶快继续前进。”后来在昏迷中，他仍不停地喃喃自语：“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没有？”最后，他的头无力地垂了下去，倒在了黄河岸边。殷红的血浸透了征衣，染红了黄土地。就这样，当东征红军主力攻下敌江防司令部驻地义蝶镇时即在他负伤两天后的2月22日，这位朝鲜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将领终因伤势过重牺牲了，年仅38岁。
杨琪：信念坚定，身先士卒
杨琪，1895年出生于陕西省延川县北原村。1925年参加国民军， 1928年回家乡参加商贩武装。1931年10月，率商贩武装和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投身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月，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杨琪任大队长。同年2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杨琪任骑兵队副队长。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投敌）执行王明路线，指挥部队南下终南山，结果遭敌重兵包围而失败。杨琪率领的骑兵连也被打散。他只身一人，打扮成短工，肩扛锄头，时而打短工，时而要饭，经历一个多月的艰难曲折，终于回到照金苏区，表现了他对革命、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1933年11月，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冢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恢复红四十二师，成立3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将军事后方移至南梁。杨琪任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身经数十战，歼敌数百人。1934年7月下旬，任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参谋长。
1935年1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杨琪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杨琪率该师连战连捷，使部队发展到千余人，为陕北苏维埃政府和十几个县的红色政权的先后成立创造了良好条件。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刘志丹任总指挥，杨琪参与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这个时期是陕北红军发展的高潮时期。八十四师在成立次日，便取得了南沟岔战斗的胜利，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个连，缴获敌人轻机枪6挺。接着，又在阎王砭、贺家湾连打两个胜仗，击溃国民党军队两个连。特别是在贺家湾战斗中，缴获了敌全部辎重和军饷，为红军提供了物质保证。在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中，杨琪指挥的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起了重大的作用。杨琪在陕北安定、延川县一带群众中很有威望，那里到处流传着“杨琪骑的白马，打的红旗”的故事。
1935年9月，来自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与以刘志丹为首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于“左”倾路线的迫害，杨琪被免去师长职务，被迫离开前线，带领几位同志一起到后方负责采购棉花，为部队筹集冬装等。对此，他坚决服从，从无怨言，并且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杨琪也经受住了暂时的委屈。一个时期，由于进行所谓的“肃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此复杂情况下，杨琪对党仍抱着坚定的信念。他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我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多年，多次负伤，从未屈服，我对革命问心无愧。我相信党会纠正你们的错误做法。”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毛泽东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很快了解到迫害刘志丹等同志的严重事件，及时作出决定，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同志，挽救了陕北根据地。杨琪、刘志丹等幸免于难。
1936年初，杨琪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三团团长。为了实现党中央的“东征宣言”，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下，跟随刘志丹踏上了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的征途。
在作战中，杨琪总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对同志关怀备至。他看到有掉队的战士时，总是主动把自己的马让给战士骑。每到宿营地，他总是亲自喂马，让饲养员多休息。每逢夜晚宿营，他常常守夜，让别的同志休息。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残暴的敌人总企图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们绞尽脑汁地搜捕革命者，杨琪的家就曾多次被抄。敌人抓不到杨琪，就恼羞成怒疯狂残害他的妻子儿女，把他家洗劫一空后甚至放火烧屋，致使他的妻儿无家可归，沿村乞讨；特别是对他的儿子杨廷藩设法加以迫害，企图斩草除根。对此，杨琪把仇恨埋在心底，从不向别人吐露自己的困难，只是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当刘志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关切地要他回家安置一下，他淡然处之，信念坚定地说：“我参加党，干革命，家里吃点苦算不了什么，等到革命胜利了，那时大家就都有好日子过了。”
主力红军东征山西之际，红二十八军奉命北上神府，等恢复并扩大神府苏区后，再东渡黄河。
3月9日，部队到达绥德县境内时，遇到蒋介石、井岳秀部队的堵截，杨琪率先垂范，亲临前线指挥，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在指挥红三团攻占绥德县岱王庙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时年4l岁。
刘志丹：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志丹，1903年生于陕西保安县。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大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在陕甘边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使其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 1935年9月，刘志丹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他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连克敌军。
3月12日，毛泽东在郭家掌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并作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最后提出“为了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我们要迅速东进，调动敌人。同时要迅速地扩大红军；迅速地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新任务。不久，总部转移到了双池镇，东征红军开始了新的战略行动——兵分三路作战。随即，红十五军团北上，红一军团沿同蒲路南下，毛泽东率领总部机关，只带一个特务团、一部电台和少数参谋警卫人员总共不到500人向晋西转移。各路指战员沿途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款，扩红，打土豪。
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后转战各地，于4月初在中阳县大石头村，歼灭阎锡山六十六师一个团，俘获团长郭登瀛及中校团副。4月中旬，红军逼近阎锡山的老巢，先头部队的骑兵连直达离太原几十里的晋祠。阎锡山惊慌万状，急调10余个主力团堵截。红十五军团牵着敌人从晋中一直到晋西北，路经岚县、兴县等地，在临县白文镇与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的红二十八军会师，达到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目的。歼敌两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连后，挥师南下。
红二十八军渡河后，连战连捷。在由兴县向南推进中，在康宁镇附近的曹家坡击溃阻敌温玉如旅，歼敌500余人，缴获了敌旅长的战马和地图，迫敌逃回临县。刘志丹对党中央和军委的每一个指示，都认真研究，坚决执行。他认为红二十八军刚刚组建，编员少，基础较差。从部队的组织建设到战斗、生活作风，都应当向中央红军学习。为此，在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刘志丹异常高兴，他经常去会见徐海东和程子华，同他们共同研究工作和作战部署。
东征中，刘志丹连条被子都没有，每晚睡觉只盖一件随身穿的军大衣。周围的同志见状要把被子让给他，可他心里装着战友们的冷暖，坚决推拒掉了，并且十分乐观地向大家解释：“我这两用大衣，比被子好，白天穿，晚上盖，起来又不要打背包。”如今，这件大衣珍存于延安纪念馆，供参观者瞻仰。
一天早晨，机要员送来军委急电，电报称：为了配合南线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特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之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刘志丹立即率部向三交镇出发。当部队到三交镇附近宿营后，他立即上山察看地形和敌情。在团的干部会上，侦察科长介绍说：“中阳县三交守敌，是孙楚部某团，这个团新兵多，开小差的多，战斗力很弱……”刘志丹听后，耐心地指出：“我们千万不能轻敌，这是每个指挥员要切实注意的。单独作战，周围都是白区，群众基础弱。我们对每一点情况，每个村庄的地形，都要详细调查研究，任何麻痹疏忽，都是不允许的。”最后，他说：“咱们越向南走，离中央红军越近了，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好向毛主席献礼！”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一团从南面山上攻，二团从北面山上攻，三团是预备队，警戒中阳之敌增援。
当刘志丹发现一团进攻不太顺利时，就让政委宋任穷指挥全军，他亲自去一团指挥所重新部署兵力。他说：“这次战斗，与整个河东红军的安危有关，我们要以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
随后，刘志丹提着望远镜向前沿阵地走去，在一个小山包上察看了敌情，将情况立即转告宋任穷，并胸有成竹地说：“你们告诉宋政委，过了中午，请他进三交镇去喝胜利酒。”当刘志丹发现敌人的一挺机枪从山上小庙旁边的碉堡向我方射击时，马上指定团长黄光明组织火力消灭那个火力点。他说：“等冲上去一定把它缴过来，带给陕北老苏区人民作纪念。”话音刚落，突然，他的左胸部受伤，伤口流血不止，呼吸困难起来。
刘志丹忍着疼痛，嘱咐道：“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当医生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英雄的最后一滴热血洒在了山西沃土上。年仅33岁。
宋任穷十分沉重地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那件旧大衣，轻轻地盖在刘志丹身上。他怀着悲痛的心情，转身对大家斩钉截铁地说：“继续战斗！”英雄的红军战士，胸中怀着复仇的火焰，冲向敌人的阵地……最终占领了三交镇。
为了纪念刘志丹，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1943年，刘志丹牺牲7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纪念刘志丹同志”。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 1970年和1973年，周恩来又曾两次讲到刘志丹的光辉事迹，他说：“主席带部队东征，刘志丹同志率领二十八军，我和他们一起去的。刘志丹同志在陕北人民心中很得人心，确实是群众的领袖……刘志丹后来打三交镇牺牲了。我从1935年冬到1936年春，和他一起打过仗，时间很短，接触很多，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他很谦逊，非常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至今，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一直还陈列着那幅毛泽东为刘志丹写的题词。
据习仲勋在《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回忆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重大贡献。不言而喻，刘志丹的重要就在于为创建、巩固和发展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做出卓越贡献，给经过雪山草地、前有堵截和后有追兵艰苦卓绝长征历程的中央红军一个立足地，藉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迅速壮大发展起来，并由此领导全国的革命烽火遍燃开来，最终从山沟走进了北平，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杨森：杰出的军事指挥员，红军的楷模
杨森，原名杨宗楷，又名杨声。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乾县小咸阳村。1927年2月，进入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从事革命活动。先后担任陕甘游击队大队政委、红四团政委、红四十二师政委、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红二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务。
在各种不同的对敌斗争中，杨森时时处处做战士们的表率，敢于直面反动势力，从不向反动势力叫屈。对敌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拍案而起；对战士、百姓，他“俯首甘为孺子牛”，同甘共苦。每到一处，他都能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宣传革命真理，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陕西大旱，又逢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当时跑到西安求吃舍饭的饥民有数千人。杨森受党派遣，混入饥民中开展革命活动，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扩大内战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粮抗捐抗征兵，以求自救。他还组织领导饥民搞互助合作，向西安的救济会、粮店及大商号讨要了不少食物和衣服，帮助饥民渡过了难关。1932年秋天，陕甘游击队派杨森和张黑拉两头骡子到敌占区卖，一是探一下敌情，二是把卖骡子的钱送给山西省委作活动经费。他们刚到泾川县就被当地土豪抓住，说他们是土匪，骡子是抢来的，把他们送到了伪县政府进行审问。县长当即判处他二人死刑。这时杨森从容不迫地说：“县长，你真混蛋！还没问清楚就杀人，我们不是土匪，是红军战士，红军打土豪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和骡子，我们出来把骡子卖了，买些子弹再回到部队去打土豪！”县长说：“啊！你们是共产党人！”便命令把杨、张二人关押起来。关押期间，杨森和张黑与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泾阳县委取得联系，地方党组织经常派人来看望他们，送些吃食点心，并在食物里夹带文件和信，具体详细地指示他们越狱。到了半夜，他们砸开脚镣，逃出监狱，脱险回到部队。
作为红军将领，杨森沉着机智、临危不惧、英勇善战。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他常常冲锋在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常常化险为夷、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地歼灭敌人，敌军一听到杨森领导的部队就胆颤心惊。
1935年8月间，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杨森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这年8月间，进剿陕北红军的张学良东北军何立中师，在甘泉县劳山被我军截击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敌军大部被红军消灭了，而何立中带残部固守在一个山峁上不投降。杨森当即脱下上衣，手提轻机枪，率领战士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前仆后继地冲向敌指挥所，击毙敌师长何立中，歼敌4000多人。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做出了贡献。
自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作出“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决策后，陕北根据地军民即紧急行动起来，秣马厉兵，准备东征。首先是进行军事整编，壮大东征抗日武装力量。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合并整编，陕北各地方纵队和游击队整编为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九军，随主力东进；同时又委任刚从苏联回国的阎红彦将清涧二支队、新一支队、山西河东游击队及其他沿河支队进行整编，加上由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拨来的一个红军营，组建了“黄河游击师”，由阎红彦任师长，蔡树藩任政委，杨森任参谋长。随即，该游击师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指挥下，配合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总兵站站长杨立三，将全师分布于黄河各渡口，负责沿河警戒、敌情侦察、打造船只和征调水手，为渡河东征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36年2月，红军开始渡河东征。2月21日，毛泽东于陕北清涧县的河口致信东征军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指出：“杨森、蔡树藩、赖传珠领导之游击队（师）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牒为指挥中心，其任务是：（一）维持石楼、义牒、河口间的交通；（二）拆毁沿河堡垒，消灭残敌；（三）发动新关、老娃关、清水头、义牒镇四点之间的群众斗争，组织山西本地的游击队；（四）保持主要渡口。”这封信还对后方的支前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杨立三即向杨森和蔡树藩、赖传珠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信。
在蔡树藩、赖传珠的协助下，杨森率部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认真尽责担任沿河警戒，守卫主要渡口，保证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的后方通道。整个东征战役期间，有效地保证了东征红军主力的前线作战和坚守保卫了回师西渡的安全。
2月20日渡河战斗打响后，为配合渡河突击队的战斗行动，掩护红十五军团二二三团的侧翼安全，黄河游击师也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于拂晓时分迅速突破河防天险，攻入山西省永和县关山上，是最早进入永和县的红军队伍。紧接着，一排占据永和关山头，压住了阎军七十二师吕瑞英驻守的一营兵力，使其不敢出动，二排压住了咀头之敌，三排攻克了马家滩据点，有效地控制了从石楼县贺家凹到永和关的黄河渡口。
随即，黄河游击师向沿河残敌发起猛烈攻击，拆毁沿河工事，控制沿河渡口，并向两翼扩张：一路由杨森、蔡树藩带领沿河南下，协助红十五军团先头部队扫清石楼、永和一带河防残敌；一路由阎红彦指挥沿河北上进抵石楼县的义牒、柳林县的三交，掩护红一军团后续部队陆续渡河。这样，黄河游击师就从北起柳林、南到永和的数十里黄河沿线筑起了一道警戒防线，保障了红军主力部队和红军总部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天堑。主力红军渡河后兵分数路长驱东进，接连取得了关上、蓬门、兑九峪大捷。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全部崩溃。
阎锡山惊恐之际，一面调兵遣将，集中晋军7个师的兵力，分为南北两个兵团、四个纵队，对东征红军进行堵截；一面急电南京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蒋介石立即从洛阳、徐州、石家庄等地抽调了10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兼程入晋，企图将东征红军围歼于晋西吕梁山区。
针对这种形势，东征红军总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展开新的战略行动。其中，毛泽东、叶剑英率领总部特务团、红十五军团二二四团和黄河游击师作为中路军转战于交口、石楼、永和、隰县，拖着晋军主力在吕梁山区转开了圈子。在转战晋西的征程中，杨森等率领黄河游击师时而化整为零，诱敌深入；时而集中兵力，围歼小股敌人。
4月上旬，转战永和、隰县的黄河游击师的几个游击支队和游击营在蒲县黑龙关胜利会合。这时，中央军委将该师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杨森任参谋长。
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了10个师和阎锡山两个师的兵力，向黄河东岸红军压来，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企图卡住黄河渡口，消灭红军于山西隰县、石楼一带。5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红军主力遂即奉命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为掩护红军总部和红军主力安全西渡顺利回师，红三十军兵分两路，担任后卫牵制阻击尾追之敌：一路由杨森率领继续活动于中阳（柳林）、石楼县以南地区，阻击沿河南下的晋军各部；一路由阎红彦指挥，插向永和、隰县、大宁一带，阻击由晋南北上的蒋介石援晋中央大军，这样就在南北两翼构成了军事防线，确保了永和、大宁之间各渡口的安全畅通。
在担任北线阻击任务的战场上，杨森指挥3支游击队（相当于3个连）在柳林县三交、石楼县等地，英勇地阻击、牵制着数倍于己的晋军追兵。当杨森率部掩护主力红军回师西渡而自己退至黄河岸边时，晋军一部又发疯似地追了上来，并抢占了渡口，一时间红军一部被敌人层层包围。
面对气势汹汹紧逼而来的晋军，杨森坚定沉着，毫不畏惧，又一次做出在危急关头的习惯动作即脱掉上衣，站在部队前面鼓励战士们说：“我们要有勇气，一定要把敌人打垮！”战士们在他的激励下，信心倍增。杨森率领战士们一起占据山头，猛烈还击，反复冲杀，同晋军激战3个多小时，打得非常艰苦、顽强。但终因弹药耗尽，后继无援，敌众我寡，战友们一个个为国捐躯，杨森自己也身受5处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最后，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杨森短短的一生中，为党、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他前后负伤7次，牺牲时脑部的子弹还未取出，他将一腔热血洒在了黄河岸边。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等赞扬他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求解放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军事指挥员”，“红军的楷模”。
（责编 孟红）
毕士悌：有勇有谋，冲锋在前打头阵
毕士悌，原名金勋，朝鲜人，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在中学时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颇有影响，后因引起了日本占领当局的注意，便秘密前往中国。到中国后，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任过黄埔军校教官，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调到叶挺独立团任第三营营长。1927年，被党组织派到苏联学习，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和军事素质。1930年夏，毕士悌回国，前往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协助吉林磐石县委创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1932年7月，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红军二十三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1934年1月，他作为红军中少有的外籍高级将领，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与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恢复工农红军学校建制，长征开始后改称干部团。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毕士悌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下辖3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一个上级干部队，共1480余人。长征路上的干部团，既是培训和储存干部的机构，又是中央纵队的一支重要战斗部队。参加长征的红军中至少有30名朝鲜籍干部和战士，毕士悌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决定性一战，就是抢渡金沙江。此战无疑关系重大，毛泽东亲自下达干部团夺取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的命令。1935年4月29日，毕士悌和陈赓、宋任穷一起，率全团快马加鞭兼程驰奔，一昼夜急行军180里，以惊人的速度飞临金沙江畔。毕士悌根据对岸守敌约一个连且夜间守备疏忽的特点，制定了少数兵力奇袭的作战方案。并指挥部队偷渡金沙江攻占皎平渡口，活捉守敌60余人。为确保控制渡口，毕士悌率干部团向前攻占通安县，以牺牲4人、伤8人的代价，歼敌数百人，俘虏敌团长及官兵600余人，保证了军委和全军越过金沙江。
1935年11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泉附近同红十五军团会师，两部随即进行合编。为加强对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中革军委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该部任职。毕士悌被调到红十五军团任第七十五师参谋长。随后，他参与指挥了为党中央奠基陕北的直罗镇战役。此役中，敌师长牛元峰趁黑夜率残部逃跑时，毕士悌等奉命率部一气追了25里，歼敌一个营，并活捉牛元峰。
在接下来的红军东征战役中，毕士悌照样冲锋向前打头阵，将这一在战场上惯有的鲜明个性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
长征胜利结束后， 中共为巩固陕甘根据地，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渡黄河东征山西的决策。1936年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正式组成了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下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毕士悌继续担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接着，作出具体战役部署：红一军团第一、第二、第四师和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从沟口地段渡河，速占留誉镇，并向南发展，打通同红十五军团的联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第七十八师从河口地段渡河，速占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红一方面军直属队随红十五军团之后渡河。
渡河东征，关键是突破阎锡山精心构筑的铜墙铁壁之黄河天险。2月18日至20日，红一方面军先后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根据预定作战方案，红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五团为先头，红十五军团以第七十五师为先头，于20日20时乘夜色开始渡河。
为此，毕士悌亲率第二二三团一营为渡河先锋。根据军委“先头绝对隐蔽，深夜偷渡……偷渡被敌人发现，立即改为强攻”的指示，他一面组织部队将筹集到的船只秘密分散运往渡口，一面化装成农民前往黄河岸边侦察，并会同参谋人员缜密制定作战方案。
2月20日夜10时，渡河作战开始。毕士悌紧握着军团首长的手信心十足地说：“只要有一个连队登岸，渡河就有保证。”他登上船头为干部战士们打气鼓劲：“毛主席就从这里渡河，我们一定要保证渡河成功！”
为了首先扫清对岸守敌，毕士悌从先头营中挑选了4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渡河先遣支队，分乘5只小木船，后随该营一连的两只大船，从较为隐蔽的王家河上船，顺着小河进入黄河。夜幕中，帆船竞发，直指对岸……
突然，对岸传来激烈的枪声。偷袭未能成功，只见敌人岸堡中吐出无数条火舌，炮弹在帆船周围震撼着爆炸。
毕士悌立即下令变偷渡为强渡。他一面组织火力反击，一面命令各船全速急进。船刚触上浅滩，毕士悌率先跳进冰入肌骨的黄河水中，指挥已被打乱了编制、先期到达的班排，分头向滩头阵地扑去。攻城作战最艰苦的就是打开突破口，而江海两栖作战，滩岸作战则最为残酷，一面是敌人猛烈反扑，一面是兵置死地有进无退。要巩固住攻占的狭窄滩头阵地，只有进攻，进攻，再进攻。为此，毕士悌积极组织兵力，在向前攻击中扩大阵地。
当船抵山西省石楼县贺家凹咀头西北岸边时，战士们如离弦的箭冲向敌人，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手雷构成密集火力封锁线，直指敌人碉堡。
攻占河边贺家凹敌堡之后，毕士悌率部迅速扩大战果，拔除敌人阵地纵深碉堡。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便全部捣毁了河边山脚的敌人碉堡。东岸守敌被迫投降。 为了保证整个军团安全渡河，毕士悌率领部队继续追歼逃敌。然而，正当他奋勇追击之时，一颗流弹打穿了他的腹部。毕士悌身负重伤，一下跪卧在地，警卫员抢前一步把他扶住，他不顾自己的伤势，张张嘴，可什么也没说出来，歇缓片刻，才得以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战友：“你们不要管我，赶快继续前进。”后来在昏迷中，他仍不停地喃喃自语：“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没有？”最后，他的头无力地垂了下去，倒在了黄河岸边。殷红的血浸透了征衣，染红了黄土地。就这样，当东征红军主力攻下敌江防司令部驻地义蝶镇时即在他负伤两天后的2月22日，这位朝鲜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将领终因伤势过重牺牲了，年仅38岁。
杨琪：信念坚定，身先士卒
杨琪，1895年出生于陕西省延川县北原村。1925年参加国民军， 1928年回家乡参加商贩武装。1931年10月，率商贩武装和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投身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月，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杨琪任大队长。同年2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杨琪任骑兵队副队长。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投敌）执行王明路线，指挥部队南下终南山，结果遭敌重兵包围而失败。杨琪率领的骑兵连也被打散。他只身一人，打扮成短工，肩扛锄头，时而打短工，时而要饭，经历一个多月的艰难曲折，终于回到照金苏区，表现了他对革命、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1933年11月，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冢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恢复红四十二师，成立3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将军事后方移至南梁。杨琪任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身经数十战，歼敌数百人。1934年7月下旬，任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参谋长。
1935年1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杨琪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杨琪率该师连战连捷，使部队发展到千余人，为陕北苏维埃政府和十几个县的红色政权的先后成立创造了良好条件。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刘志丹任总指挥，杨琪参与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这个时期是陕北红军发展的高潮时期。八十四师在成立次日，便取得了南沟岔战斗的胜利，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个连，缴获敌人轻机枪6挺。接着，又在阎王砭、贺家湾连打两个胜仗，击溃国民党军队两个连。特别是在贺家湾战斗中，缴获了敌全部辎重和军饷，为红军提供了物质保证。在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中，杨琪指挥的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起了重大的作用。杨琪在陕北安定、延川县一带群众中很有威望，那里到处流传着“杨琪骑的白马，打的红旗”的故事。
1935年9月，来自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与以刘志丹为首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于“左”倾路线的迫害，杨琪被免去师长职务，被迫离开前线，带领几位同志一起到后方负责采购棉花，为部队筹集冬装等。对此，他坚决服从，从无怨言，并且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杨琪也经受住了暂时的委屈。一个时期，由于进行所谓的“肃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此复杂情况下，杨琪对党仍抱着坚定的信念。他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我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多年，多次负伤，从未屈服，我对革命问心无愧。我相信党会纠正你们的错误做法。”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毛泽东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很快了解到迫害刘志丹等同志的严重事件，及时作出决定，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同志，挽救了陕北根据地。杨琪、刘志丹等幸免于难。
1936年初，杨琪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三团团长。为了实现党中央的“东征宣言”，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下，跟随刘志丹踏上了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的征途。
在作战中，杨琪总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对同志关怀备至。他看到有掉队的战士时，总是主动把自己的马让给战士骑。每到宿营地，他总是亲自喂马，让饲养员多休息。每逢夜晚宿营，他常常守夜，让别的同志休息。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残暴的敌人总企图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们绞尽脑汁地搜捕革命者，杨琪的家就曾多次被抄。敌人抓不到杨琪，就恼羞成怒疯狂残害他的妻子儿女，把他家洗劫一空后甚至放火烧屋，致使他的妻儿无家可归，沿村乞讨；特别是对他的儿子杨廷藩设法加以迫害，企图斩草除根。对此，杨琪把仇恨埋在心底，从不向别人吐露自己的困难，只是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当刘志丹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关切地要他回家安置一下，他淡然处之，信念坚定地说：“我参加党，干革命，家里吃点苦算不了什么，等到革命胜利了，那时大家就都有好日子过了。”
主力红军东征山西之际，红二十八军奉命北上神府，等恢复并扩大神府苏区后，再东渡黄河。
3月9日，部队到达绥德县境内时，遇到蒋介石、井岳秀部队的堵截，杨琪率先垂范，亲临前线指挥，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在指挥红三团攻占绥德县岱王庙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时年4l岁。
刘志丹：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志丹，1903年生于陕西保安县。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大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在陕甘边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使其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 1935年9月，刘志丹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他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连克敌军。
3月12日，毛泽东在郭家掌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并作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最后提出“为了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我们要迅速东进，调动敌人。同时要迅速地扩大红军；迅速地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新任务。不久，总部转移到了双池镇，东征红军开始了新的战略行动——兵分三路作战。随即，红十五军团北上，红一军团沿同蒲路南下，毛泽东率领总部机关，只带一个特务团、一部电台和少数参谋警卫人员总共不到500人向晋西转移。各路指战员沿途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款，扩红，打土豪。
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后转战各地，于4月初在中阳县大石头村，歼灭阎锡山六十六师一个团，俘获团长郭登瀛及中校团副。4月中旬，红军逼近阎锡山的老巢，先头部队的骑兵连直达离太原几十里的晋祠。阎锡山惊慌万状，急调10余个主力团堵截。红十五军团牵着敌人从晋中一直到晋西北，路经岚县、兴县等地，在临县白文镇与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的红二十八军会师，达到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目的。歼敌两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连后，挥师南下。
红二十八军渡河后，连战连捷。在由兴县向南推进中，在康宁镇附近的曹家坡击溃阻敌温玉如旅，歼敌500余人，缴获了敌旅长的战马和地图，迫敌逃回临县。刘志丹对党中央和军委的每一个指示，都认真研究，坚决执行。他认为红二十八军刚刚组建，编员少，基础较差。从部队的组织建设到战斗、生活作风，都应当向中央红军学习。为此，在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刘志丹异常高兴，他经常去会见徐海东和程子华，同他们共同研究工作和作战部署。
东征中，刘志丹连条被子都没有，每晚睡觉只盖一件随身穿的军大衣。周围的同志见状要把被子让给他，可他心里装着战友们的冷暖，坚决推拒掉了，并且十分乐观地向大家解释：“我这两用大衣，比被子好，白天穿，晚上盖，起来又不要打背包。”如今，这件大衣珍存于延安纪念馆，供参观者瞻仰。
一天早晨，机要员送来军委急电，电报称：为了配合南线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特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之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刘志丹立即率部向三交镇出发。当部队到三交镇附近宿营后，他立即上山察看地形和敌情。在团的干部会上，侦察科长介绍说：“中阳县三交守敌，是孙楚部某团，这个团新兵多，开小差的多，战斗力很弱……”刘志丹听后，耐心地指出：“我们千万不能轻敌，这是每个指挥员要切实注意的。单独作战，周围都是白区，群众基础弱。我们对每一点情况，每个村庄的地形，都要详细调查研究，任何麻痹疏忽，都是不允许的。”最后，他说：“咱们越向南走，离中央红军越近了，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好向毛主席献礼！”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一团从南面山上攻，二团从北面山上攻，三团是预备队，警戒中阳之敌增援。
当刘志丹发现一团进攻不太顺利时，就让政委宋任穷指挥全军，他亲自去一团指挥所重新部署兵力。他说：“这次战斗，与整个河东红军的安危有关，我们要以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
随后，刘志丹提着望远镜向前沿阵地走去，在一个小山包上察看了敌情，将情况立即转告宋任穷，并胸有成竹地说：“你们告诉宋政委，过了中午，请他进三交镇去喝胜利酒。”当刘志丹发现敌人的一挺机枪从山上小庙旁边的碉堡向我方射击时，马上指定团长黄光明组织火力消灭那个火力点。他说：“等冲上去一定把它缴过来，带给陕北老苏区人民作纪念。”话音刚落，突然，他的左胸部受伤，伤口流血不止，呼吸困难起来。
刘志丹忍着疼痛，嘱咐道：“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当医生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英雄的最后一滴热血洒在了山西沃土上。年仅33岁。
宋任穷十分沉重地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那件旧大衣，轻轻地盖在刘志丹身上。他怀着悲痛的心情，转身对大家斩钉截铁地说：“继续战斗！”英雄的红军战士，胸中怀着复仇的火焰，冲向敌人的阵地……最终占领了三交镇。
为了纪念刘志丹，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1943年，刘志丹牺牲7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纪念刘志丹同志”。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 1970年和1973年，周恩来又曾两次讲到刘志丹的光辉事迹，他说：“主席带部队东征，刘志丹同志率领二十八军，我和他们一起去的。刘志丹同志在陕北人民心中很得人心，确实是群众的领袖……刘志丹后来打三交镇牺牲了。我从1935年冬到1936年春，和他一起打过仗，时间很短，接触很多，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他很谦逊，非常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至今，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一直还陈列着那幅毛泽东为刘志丹写的题词。
据习仲勋在《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回忆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重大贡献。不言而喻，刘志丹的重要就在于为创建、巩固和发展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做出卓越贡献，给经过雪山草地、前有堵截和后有追兵艰苦卓绝长征历程的中央红军一个立足地，藉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迅速壮大发展起来，并由此领导全国的革命烽火遍燃开来，最终从山沟走进了北平，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杨森：杰出的军事指挥员，红军的楷模
杨森，原名杨宗楷，又名杨声。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乾县小咸阳村。1927年2月，进入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从事革命活动。先后担任陕甘游击队大队政委、红四团政委、红四十二师政委、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红二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务。
在各种不同的对敌斗争中，杨森时时处处做战士们的表率，敢于直面反动势力，从不向反动势力叫屈。对敌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拍案而起；对战士、百姓，他“俯首甘为孺子牛”，同甘共苦。每到一处，他都能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宣传革命真理，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陕西大旱，又逢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当时跑到西安求吃舍饭的饥民有数千人。杨森受党派遣，混入饥民中开展革命活动，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扩大内战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粮抗捐抗征兵，以求自救。他还组织领导饥民搞互助合作，向西安的救济会、粮店及大商号讨要了不少食物和衣服，帮助饥民渡过了难关。1932年秋天，陕甘游击队派杨森和张黑拉两头骡子到敌占区卖，一是探一下敌情，二是把卖骡子的钱送给山西省委作活动经费。他们刚到泾川县就被当地土豪抓住，说他们是土匪，骡子是抢来的，把他们送到了伪县政府进行审问。县长当即判处他二人死刑。这时杨森从容不迫地说：“县长，你真混蛋！还没问清楚就杀人，我们不是土匪，是红军战士，红军打土豪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和骡子，我们出来把骡子卖了，买些子弹再回到部队去打土豪！”县长说：“啊！你们是共产党人！”便命令把杨、张二人关押起来。关押期间，杨森和张黑与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泾阳县委取得联系，地方党组织经常派人来看望他们，送些吃食点心，并在食物里夹带文件和信，具体详细地指示他们越狱。到了半夜，他们砸开脚镣，逃出监狱，脱险回到部队。
作为红军将领，杨森沉着机智、临危不惧、英勇善战。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他常常冲锋在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常常化险为夷、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地歼灭敌人，敌军一听到杨森领导的部队就胆颤心惊。
1935年8月间，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杨森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这年8月间，进剿陕北红军的张学良东北军何立中师，在甘泉县劳山被我军截击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敌军大部被红军消灭了，而何立中带残部固守在一个山峁上不投降。杨森当即脱下上衣，手提轻机枪，率领战士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前仆后继地冲向敌指挥所，击毙敌师长何立中，歼敌4000多人。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做出了贡献。
自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作出“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决策后，陕北根据地军民即紧急行动起来，秣马厉兵，准备东征。首先是进行军事整编，壮大东征抗日武装力量。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合并整编，陕北各地方纵队和游击队整编为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九军，随主力东进；同时又委任刚从苏联回国的阎红彦将清涧二支队、新一支队、山西河东游击队及其他沿河支队进行整编，加上由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拨来的一个红军营，组建了“黄河游击师”，由阎红彦任师长，蔡树藩任政委，杨森任参谋长。随即，该游击师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指挥下，配合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总兵站站长杨立三，将全师分布于黄河各渡口，负责沿河警戒、敌情侦察、打造船只和征调水手，为渡河东征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36年2月，红军开始渡河东征。2月21日，毛泽东于陕北清涧县的河口致信东征军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指出：“杨森、蔡树藩、赖传珠领导之游击队（师）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牒为指挥中心，其任务是：（一）维持石楼、义牒、河口间的交通；（二）拆毁沿河堡垒，消灭残敌；（三）发动新关、老娃关、清水头、义牒镇四点之间的群众斗争，组织山西本地的游击队；（四）保持主要渡口。”这封信还对后方的支前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杨立三即向杨森和蔡树藩、赖传珠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信。
在蔡树藩、赖传珠的协助下，杨森率部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认真尽责担任沿河警戒，守卫主要渡口，保证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的后方通道。整个东征战役期间，有效地保证了东征红军主力的前线作战和坚守保卫了回师西渡的安全。
2月20日渡河战斗打响后，为配合渡河突击队的战斗行动，掩护红十五军团二二三团的侧翼安全，黄河游击师也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于拂晓时分迅速突破河防天险，攻入山西省永和县关山上，是最早进入永和县的红军队伍。紧接着，一排占据永和关山头，压住了阎军七十二师吕瑞英驻守的一营兵力，使其不敢出动，二排压住了咀头之敌，三排攻克了马家滩据点，有效地控制了从石楼县贺家凹到永和关的黄河渡口。
随即，黄河游击师向沿河残敌发起猛烈攻击，拆毁沿河工事，控制沿河渡口，并向两翼扩张：一路由杨森、蔡树藩带领沿河南下，协助红十五军团先头部队扫清石楼、永和一带河防残敌；一路由阎红彦指挥沿河北上进抵石楼县的义牒、柳林县的三交，掩护红一军团后续部队陆续渡河。这样，黄河游击师就从北起柳林、南到永和的数十里黄河沿线筑起了一道警戒防线，保障了红军主力部队和红军总部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天堑。主力红军渡河后兵分数路长驱东进，接连取得了关上、蓬门、兑九峪大捷。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全部崩溃。
阎锡山惊恐之际，一面调兵遣将，集中晋军7个师的兵力，分为南北两个兵团、四个纵队，对东征红军进行堵截；一面急电南京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蒋介石立即从洛阳、徐州、石家庄等地抽调了10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兼程入晋，企图将东征红军围歼于晋西吕梁山区。
针对这种形势，东征红军总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展开新的战略行动。其中，毛泽东、叶剑英率领总部特务团、红十五军团二二四团和黄河游击师作为中路军转战于交口、石楼、永和、隰县，拖着晋军主力在吕梁山区转开了圈子。在转战晋西的征程中，杨森等率领黄河游击师时而化整为零，诱敌深入；时而集中兵力，围歼小股敌人。
4月上旬，转战永和、隰县的黄河游击师的几个游击支队和游击营在蒲县黑龙关胜利会合。这时，中央军委将该师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杨森任参谋长。
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了10个师和阎锡山两个师的兵力，向黄河东岸红军压来，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企图卡住黄河渡口，消灭红军于山西隰县、石楼一带。5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红军主力遂即奉命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为掩护红军总部和红军主力安全西渡顺利回师，红三十军兵分两路，担任后卫牵制阻击尾追之敌：一路由杨森率领继续活动于中阳（柳林）、石楼县以南地区，阻击沿河南下的晋军各部；一路由阎红彦指挥，插向永和、隰县、大宁一带，阻击由晋南北上的蒋介石援晋中央大军，这样就在南北两翼构成了军事防线，确保了永和、大宁之间各渡口的安全畅通。
在担任北线阻击任务的战场上，杨森指挥3支游击队（相当于3个连）在柳林县三交、石楼县等地，英勇地阻击、牵制着数倍于己的晋军追兵。当杨森率部掩护主力红军回师西渡而自己退至黄河岸边时，晋军一部又发疯似地追了上来，并抢占了渡口，一时间红军一部被敌人层层包围。
面对气势汹汹紧逼而来的晋军，杨森坚定沉着，毫不畏惧，又一次做出在危急关头的习惯动作即脱掉上衣，站在部队前面鼓励战士们说：“我们要有勇气，一定要把敌人打垮！”战士们在他的激励下，信心倍增。杨森率领战士们一起占据山头，猛烈还击，反复冲杀，同晋军激战3个多小时，打得非常艰苦、顽强。但终因弹药耗尽，后继无援，敌众我寡，战友们一个个为国捐躯，杨森自己也身受5处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最后，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杨森短短的一生中，为党、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他前后负伤7次，牺牲时脑部的子弹还未取出，他将一腔热血洒在了黄河岸边。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等赞扬他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求解放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军事指挥员”，“红军的楷模”。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