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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国务院新“国十条”出台，一时间叫好者有，质疑者有，唾骂者也有。“房地产”这一词汇在今天的中国太敏感了，由不得你不去关心!
显然，新“国十条”是给已经非常复杂的房地产市场加入了最有重量的调节砝码，目的是使房地产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逐步得到缓解。可以预见，未来的五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可能面临社会的动荡，这是政府与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综合起来，目前由房地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高房价与低购买力的矛盾
过高的房价，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更加明显。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由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受到严重挑战，极易产生对富贵阶层甚至对政府的不满，极少数甚至会演变成对社会的畸形报复。福建南平的郑民生就是在无房无婚无望的情形之下心生歹意、手刃孩童的。郑民生的案例绝对不是个案，不断见诸于媒体的拆迁户自焚、暴力抗法等极端案例不断上演，值得我们深思。网上的“屁民”与“P民”盛行，反映了一些人对政府、对权贵们的不信任与嘲讽。如果听任这些偏激甚至蛊惑的言辞而不予以妥善的纾解，社会底层就会汇聚一股巨大的“怨气”，直接威胁社会的安定。
2 开发商、炒房者与未购房者的矛盾
高房价的拥护者首先是开发商。这几年，在传统媒体上，财大气粗的开发商占据了主导位置，比如华远集团的任志强，人送外号“任大炮”，他说话直截了当，但也伤人不少。而民间舆论则主要集中在网络上，典型的是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地产“三剑客”。任志强多年潜心研究地产和地产政策，数据充足，逻辑清楚，但高调主张高房价、为富人造房，因而社会形象不佳。而以“三剑客”为代表的反对派们，虽然语言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但在细致的论理方面却逊色很多。支持任志强观点的，除了开发商外，大都是已购房特别是已购多套房屋者；而与“三剑客”为伍的，基本上都是那些买房无望者。网上的言辞有的令人汗颜，真可谓“赤膊上阵”。
3 “依法治国”与“行政管控”的矛盾
有人对新“国十条”中的很多政策颇有微词，认为“约谈、巡查、考核、问责”等规定与法治精神不符。确实，中国房地产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有很多，最为典型的就是“土地权”与“房屋权”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我国的土地权是全民所有，由政府代行所有权。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背景下，土地的出让金又与地方财政的多少息息相关。因此，地方政府的意图与法律条规经常在一些房产项目上错综交汇，再加之开发商的利益追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就使得房屋权与土地权的法律关系出现了什么大产证、小产证、蓝卡、黄卡等五花八门的现象。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新“国十条”关注的首要重点是民生政治，而不是其它，如关于--第二套房的认定标准，关于户籍制度的作用等，都具有典型的调控色彩，也都是遏制房价飞涨的必要措施。试想T，如果现在依然放手让炒房者大把赚钱，而不顾及无力购房者的怨气爆炸，那么，我们法制社会的基础岂不荡然无存?
4 “消费”与“投资”的矛盾
现实的市场状况是：一方面，人们的居住需求是刚性的，越是城市化进程快的地方，这种需求就越加强劲，但人们望着林林总总的房子却无从下手，唯一的原因就是“太贵”。另一方面，很多炒房者手中有—二十套房子一点都不稀奇，上海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就曾得意地告诉学生，自己买了17套房子。《文汇报》4月26日刊登了北京研究经济的学者赖为民的文章，他从2009年到现在跑了大约60个城市150个楼盘，发现买房者80％以上是用来投资的。
还有一个值得提到的现象，就是大批的企业主宁愿关闭工厂，也要到各处跑马圈房。记得2007年时，我到温州给企业管理人员上课，听课的基本都是当地的企业主。我即兴调查：“已经在上海买房的请举手”——100％的人举手；“买了两套以上的请举手”90％的人举手；“买了三套以上的请举手”——约有60％的人举手……其中，很多人压根就没有到过自己购买房产的具体位置。
为什么民企、国企都去炒房?很明显，是资本的原始逐利特性使然。他们购买房产，绝大多数是作为“投资品”。特别是在2008至2010年的经济环境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美中的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已经使得很多工厂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出现了亏损。而环顾T其它投资领域：股市的风险很大，国债的收益太差，新的股指期货又玩不来，于是投资不动产就几乎成为资金的唯一出路。
再往国外看一看，由于欧美的经济危机与市场低迷，加之对赌人民币的升值，使得大量的外部热钱进人中国楼市，他们攻城掠地、扫街荡巷，显然也是来赚钱的。
全国6000多万套的空置房，大致就是这样形成的。
5 公仆”与‘人民”的矛盾
还有一个拥有巨大房产存量的人群就是贪官，我们无法知道他们侵吞房产的准确数字，但我们可以“管中窥豹”：文强、王益等贪官落马以后，我们得知这些人不仅拥有房产的套数多，而且大多是黄金地段的豪华房型。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公仆”的形象。
1998年的国务院23号文件，开启了中国房产市场化的大门，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漏洞。文件的主旨是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代之以市场化的房改，按不同收入标准分别由市场化方式、政府补贴的方式和政府保障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这其中最有“操作空间”的，就是政府补贴的“经济适用房”。违规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来源五花八门，申请人资格的确定过程更是乱相横生。在国家明令禁止集资建房后，还有公务员单位顶风违令的现象不断发生，而日，往往越是贫穷的地方，“官邸”就建得越好。
6 “勤劳致富”与“投机取巧”的矛盾
传统价值观的要求是勤劳致富，说的是“天道酬勤”，但不少人的现实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买套房子全花完”。而那些投机炒房的，不用高学历，不用朝九晚五，不用看老板脸色，只要有胆量，只要用利益与开发商及银行搞好关系，个人收益即以天文数字增长。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有谁还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有谁不想一步登天?如果社会弥漫着这币叶，投机氛围，国民的价值观念就会出现根本的转变，“创造财富”就没有了真正的精神动力。
7 “创新”与“守成”的矛盾
新“国十条”规定：“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这一条限制的显然是那些异地 炒房者，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却无意间伤害了无辜，特别是当地需要引进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将面对的不仅是天价的货币付出，还有异地置业中很多不确定的政策制约。由此看来，这·规定又制约了人才的正常流动，应当尽快消除这个副作用。
这些年，国家一再倡导“从制造到创造”，强调“人才强国”，而高房价带来的深层次问题是：房子成了众多创业青年的紧箍咒，他们不得不谨小慎微，不得不性命是从，否则得罪上司，被炒鱿鱼，房贷如何偿还?“房奴”的主语是“奴”，房价越高，这种“奴性”就越强，就越不利于革新魄力和创新潜能的发挥，而极有可能制造出众多唯唯诺诺的“守成者”。
8 传统财富观与现代财富观的矛盾
“有恒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涉及到人的生括方式，还直接关系到人的“面子”。因此，尽管房价很高，但人们还是宁肯负债累累去买房，也不愿少花点钱去租房。这就是卖房市场火爆而租赁市场低迷的原因之。当前，虽然有人在大力提倡租房，但成效如何却值得怀疑，因为租房还有一些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比如，有房产，才有当地户口，才有孩子的学籍，于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买房就成了一般家庭的不二选择，而“学区房”就更增加了令人窒息的价码。今天的“恒产”概念包含了太多的内涵与功能，如不简化、消除，恐怕人们很难建立起现代多元的财富观。
9 政府的政治意愿与个体的经济愿望的矛盾
细心人会发现，温家宝总理的形象在一些网民眼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汶川大地震后，温总理的亲民形象得到提升；玉树地震后，人们对他好评如潮；而新“国十条”发布后，一部分曾经对他赞誉有加的人，却立马改称他为“温秀秀”。这只有一个原因：温总胖倡导的房产改革，触犯了这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事实上，温总理上任以来做出了一系列亘古末有的重大举措：废除农业税，建立包括农村和城镇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险，金融危机形势下更有家电下乡等等，不胜枚举，这折射出政府一贯秉持的执政理念——“民生第一”。新“国十条”的政治意愿同样也非常明显，国家就是要重点照顾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政府的温暖与关怀，正如温总理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所说：“公平与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如果你读过温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读过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同忆与胡耀邦一起工作的文章，再知道他童年及少年时代的家庭背景，就不难判断：普济众生、关注穷人是他的基本信念，而且这一信念也随着他的职位上升到了一届政府的政治意愿。
然而，目前大多数巾国人的物质生活并不十分丰裕，有一点财富的积累非常不易，很多人的幸福感不是来自于自身的体悟，而是来自于与别人横向比较以后的“相对优越”，因此这种比较的最好标准就是财富的数字。于是，个人的经济愿望就成了很多人的核心价值追求，谁妨碍这一价值的实现，谁就会遭到非议或攻击，温总理也不例外。
关注民生，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不同群体的利益发生矛盾，任何时候都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妥善地予以解决。这对于政府来说，考验的是执政智慧；对于公民来说，考验的是人格道德。理想的状态是，两者高水平地相互作用。
编辑／肖利平
显然，新“国十条”是给已经非常复杂的房地产市场加入了最有重量的调节砝码，目的是使房地产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逐步得到缓解。可以预见，未来的五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可能面临社会的动荡，这是政府与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综合起来，目前由房地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高房价与低购买力的矛盾
过高的房价，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更加明显。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由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受到严重挑战，极易产生对富贵阶层甚至对政府的不满，极少数甚至会演变成对社会的畸形报复。福建南平的郑民生就是在无房无婚无望的情形之下心生歹意、手刃孩童的。郑民生的案例绝对不是个案，不断见诸于媒体的拆迁户自焚、暴力抗法等极端案例不断上演，值得我们深思。网上的“屁民”与“P民”盛行，反映了一些人对政府、对权贵们的不信任与嘲讽。如果听任这些偏激甚至蛊惑的言辞而不予以妥善的纾解，社会底层就会汇聚一股巨大的“怨气”，直接威胁社会的安定。
2 开发商、炒房者与未购房者的矛盾
高房价的拥护者首先是开发商。这几年，在传统媒体上，财大气粗的开发商占据了主导位置，比如华远集团的任志强，人送外号“任大炮”，他说话直截了当，但也伤人不少。而民间舆论则主要集中在网络上，典型的是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地产“三剑客”。任志强多年潜心研究地产和地产政策，数据充足，逻辑清楚，但高调主张高房价、为富人造房，因而社会形象不佳。而以“三剑客”为代表的反对派们，虽然语言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但在细致的论理方面却逊色很多。支持任志强观点的，除了开发商外，大都是已购房特别是已购多套房屋者；而与“三剑客”为伍的，基本上都是那些买房无望者。网上的言辞有的令人汗颜，真可谓“赤膊上阵”。
3 “依法治国”与“行政管控”的矛盾
有人对新“国十条”中的很多政策颇有微词，认为“约谈、巡查、考核、问责”等规定与法治精神不符。确实，中国房地产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有很多，最为典型的就是“土地权”与“房屋权”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我国的土地权是全民所有，由政府代行所有权。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背景下，土地的出让金又与地方财政的多少息息相关。因此，地方政府的意图与法律条规经常在一些房产项目上错综交汇，再加之开发商的利益追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就使得房屋权与土地权的法律关系出现了什么大产证、小产证、蓝卡、黄卡等五花八门的现象。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新“国十条”关注的首要重点是民生政治，而不是其它，如关于--第二套房的认定标准，关于户籍制度的作用等，都具有典型的调控色彩，也都是遏制房价飞涨的必要措施。试想T，如果现在依然放手让炒房者大把赚钱，而不顾及无力购房者的怨气爆炸，那么，我们法制社会的基础岂不荡然无存?
4 “消费”与“投资”的矛盾
现实的市场状况是：一方面，人们的居住需求是刚性的，越是城市化进程快的地方，这种需求就越加强劲，但人们望着林林总总的房子却无从下手，唯一的原因就是“太贵”。另一方面，很多炒房者手中有—二十套房子一点都不稀奇，上海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就曾得意地告诉学生，自己买了17套房子。《文汇报》4月26日刊登了北京研究经济的学者赖为民的文章，他从2009年到现在跑了大约60个城市150个楼盘，发现买房者80％以上是用来投资的。
还有一个值得提到的现象，就是大批的企业主宁愿关闭工厂，也要到各处跑马圈房。记得2007年时，我到温州给企业管理人员上课，听课的基本都是当地的企业主。我即兴调查：“已经在上海买房的请举手”——100％的人举手；“买了两套以上的请举手”90％的人举手；“买了三套以上的请举手”——约有60％的人举手……其中，很多人压根就没有到过自己购买房产的具体位置。
为什么民企、国企都去炒房?很明显，是资本的原始逐利特性使然。他们购买房产，绝大多数是作为“投资品”。特别是在2008至2010年的经济环境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美中的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已经使得很多工厂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出现了亏损。而环顾T其它投资领域：股市的风险很大，国债的收益太差，新的股指期货又玩不来，于是投资不动产就几乎成为资金的唯一出路。
再往国外看一看，由于欧美的经济危机与市场低迷，加之对赌人民币的升值，使得大量的外部热钱进人中国楼市，他们攻城掠地、扫街荡巷，显然也是来赚钱的。
全国6000多万套的空置房，大致就是这样形成的。
5 公仆”与‘人民”的矛盾
还有一个拥有巨大房产存量的人群就是贪官，我们无法知道他们侵吞房产的准确数字，但我们可以“管中窥豹”：文强、王益等贪官落马以后，我们得知这些人不仅拥有房产的套数多，而且大多是黄金地段的豪华房型。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公仆”的形象。
1998年的国务院23号文件，开启了中国房产市场化的大门，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漏洞。文件的主旨是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代之以市场化的房改，按不同收入标准分别由市场化方式、政府补贴的方式和政府保障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这其中最有“操作空间”的，就是政府补贴的“经济适用房”。违规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来源五花八门，申请人资格的确定过程更是乱相横生。在国家明令禁止集资建房后，还有公务员单位顶风违令的现象不断发生，而日，往往越是贫穷的地方，“官邸”就建得越好。
6 “勤劳致富”与“投机取巧”的矛盾
传统价值观的要求是勤劳致富，说的是“天道酬勤”，但不少人的现实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买套房子全花完”。而那些投机炒房的，不用高学历，不用朝九晚五，不用看老板脸色，只要有胆量，只要用利益与开发商及银行搞好关系，个人收益即以天文数字增长。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有谁还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有谁不想一步登天?如果社会弥漫着这币叶，投机氛围，国民的价值观念就会出现根本的转变，“创造财富”就没有了真正的精神动力。
7 “创新”与“守成”的矛盾
新“国十条”规定：“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这一条限制的显然是那些异地 炒房者，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却无意间伤害了无辜，特别是当地需要引进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将面对的不仅是天价的货币付出，还有异地置业中很多不确定的政策制约。由此看来，这·规定又制约了人才的正常流动，应当尽快消除这个副作用。
这些年，国家一再倡导“从制造到创造”，强调“人才强国”，而高房价带来的深层次问题是：房子成了众多创业青年的紧箍咒，他们不得不谨小慎微，不得不性命是从，否则得罪上司，被炒鱿鱼，房贷如何偿还?“房奴”的主语是“奴”，房价越高，这种“奴性”就越强，就越不利于革新魄力和创新潜能的发挥，而极有可能制造出众多唯唯诺诺的“守成者”。
8 传统财富观与现代财富观的矛盾
“有恒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涉及到人的生括方式，还直接关系到人的“面子”。因此，尽管房价很高，但人们还是宁肯负债累累去买房，也不愿少花点钱去租房。这就是卖房市场火爆而租赁市场低迷的原因之。当前，虽然有人在大力提倡租房，但成效如何却值得怀疑，因为租房还有一些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比如，有房产，才有当地户口，才有孩子的学籍，于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买房就成了一般家庭的不二选择，而“学区房”就更增加了令人窒息的价码。今天的“恒产”概念包含了太多的内涵与功能，如不简化、消除，恐怕人们很难建立起现代多元的财富观。
9 政府的政治意愿与个体的经济愿望的矛盾
细心人会发现，温家宝总理的形象在一些网民眼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汶川大地震后，温总理的亲民形象得到提升；玉树地震后，人们对他好评如潮；而新“国十条”发布后，一部分曾经对他赞誉有加的人，却立马改称他为“温秀秀”。这只有一个原因：温总胖倡导的房产改革，触犯了这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事实上，温总理上任以来做出了一系列亘古末有的重大举措：废除农业税，建立包括农村和城镇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险，金融危机形势下更有家电下乡等等，不胜枚举，这折射出政府一贯秉持的执政理念——“民生第一”。新“国十条”的政治意愿同样也非常明显，国家就是要重点照顾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政府的温暖与关怀，正如温总理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所说：“公平与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如果你读过温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读过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同忆与胡耀邦一起工作的文章，再知道他童年及少年时代的家庭背景，就不难判断：普济众生、关注穷人是他的基本信念，而且这一信念也随着他的职位上升到了一届政府的政治意愿。
然而，目前大多数巾国人的物质生活并不十分丰裕，有一点财富的积累非常不易，很多人的幸福感不是来自于自身的体悟，而是来自于与别人横向比较以后的“相对优越”，因此这种比较的最好标准就是财富的数字。于是，个人的经济愿望就成了很多人的核心价值追求，谁妨碍这一价值的实现，谁就会遭到非议或攻击，温总理也不例外。
关注民生，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不同群体的利益发生矛盾，任何时候都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妥善地予以解决。这对于政府来说，考验的是执政智慧；对于公民来说，考验的是人格道德。理想的状态是，两者高水平地相互作用。
编辑／肖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