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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随笔，题目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这题目有点古怪，所以王小波一开始就“释题”：原来“花剌子模”是某中亚古国的名字，在那个国家有一个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而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则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显然，花剌子模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好消息就会源源不断而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只是文中没有提到这样的可能：应该送去坏消息的人假如知道君王的喜好，把坏消息“翻译”成好消息传送，是否如愿得以提升？而一名敬业的信使，把好消息中的隐患如实向君王汇报，会不会被送去喂老虎？进了虎笼，会不会后悔莫及？
写这样的随笔，王小波自然是“有冤要申”的。申什么冤呢？他举例说，从1989年开始，他和李银河研究同性恋人群，有了一些成果。成果发表在社会学刊物上，刊物为此受累，受到有关部门的警告；该刊的顾问，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不再担任顾问。可是禁止出书和封闭杂志是容易的，而要让中国的同性恋问题根绝却是不可能的。“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王小波和李银河虽然受到封杀，尚未失却说话自由。当然所谓说话自由最多是自说自话罢了，“影响力”就免谈了。
于今反观此事，似乎颇觉荒唐。同性恋怎么了？世界处处有同志，人家不杀人放火，不碍手碍脚，有的甚至是遗传使然。赶尽杀绝，至于吗？于是有了李银河开启尘封的同性恋研究著作，有了复旦大学的同性恋研究课程，有了不得歧视同性恋的法律条款。可是这样的进步是来之不易的，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时日。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艾滋病，当年全国上下“谈艾色变”——不是害怕艾滋病，而是害怕谈论艾滋病，明明有众多的人群，硬是死不承认，结果错失防微杜渐的最佳良机，现在不得不大张旗鼓地严防死守。
面对特殊的“小众”，“大众”为什么习惯于不承认别人的存在，甚至剥夺别人的存在？为什么就不这样想：剥夺是剥夺不了的，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倘若以花剌子模的思维定势对待此事，无异自欺欺人：不让你们说同性恋问题，同性恋就不存在了。不让你们说艾滋病，艾滋病就不存在了。蒙住双眼，世界就在眼前消失。满久以来，花剌子模的思维定势普遍通行于社会之中，通行于官场之中，为此，我们的学费已经付了不少。今后还会继续付学费吗？种种迹象表明，还会。
何在先？何在后？
文 陶江虎
“花剌子模”的思维定势问题，其要害在于解决“何在先，何在后”的问题。
此话怎讲？简单说来，就是先有好事实和坏事实，还是先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消息来源于何处？是事实吗？如果是，那么你消灭了消息，是否就意味着消灭了事实呢？
这不是什么绕口令，而是我们的切肤之痛。SARS来了，不报消息，等到人人自危，全国上下付出巨大成本。化工污水入江了，有人又是轻描淡写，结果污流不受人的良好愿望所控制，一泻千里地延伸再延伸，一座座城市为之惊恐。坏事实总是来得猝不及防，问题是，面对坏事实，“有关人士”首先想到的是“事实要紧”呢还是“消息要紧”？
不能够面对基本事实，是最害人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石是社会真实，离开真实，无从谈“科学发展”。信息一旦有误，那么建立在有误信息基础上的“战略规划”肯定贻害无穷。深究一下，今天我们的很多决策，是否建立在“有误”的信息上？比如医保制度，现在承认这项制度是失败的，可是当初确定“和市场接轨”的时候，基于什么样的信息？
回到文化领域。某种意义上说，从事文化事业的文化人都具有“信使”的天职成分，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都是某种现实的反映，区别只在于“直笔”还是“曲笔”，或者说“直接反映”还是“曲折反映”。社会现实肯定是在“先”的，而理论和创作肯定是在“后”的。可是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奇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或者一个剖析社会现实的学术观点的问世，遭遇到的围剿几乎匪夷所思，有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好像围剿了作品和观点，世界就莺歌燕舞，阴霾就从此消失。当年“歌德”和“缺德”的论争硝烟业已散尽，但是“宁左毋右”的“歌德观”阴魂经久不散。气候稍稍反常，它们就溜出来肆虐。肆虐的结果是，诚信的信使越来越少，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既然闭着眼睛大唱“歌德”永远利处多多，当然谁也不愿钻进虎笼喂老虎。
自然有人号召大伙“学习司马迁”，哪怕宫刑加身也要直面历史；还有人鼓动大伙“文死谏”，就是做敬业的信使，拿着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这样的号召是很“庄严神圣”的，只是发出号召者多半自己不身体力行，经常摇身一变成为君王真理的维护者，让别人去一头撞死。撞死是很悲壮的，人们还是比较留恋俗世，“挺儒”不行，咱就“追道”，道家好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此歌舞升平，花剌子模的国度里，再也听不见坏消息。
无论是新闻检查，电影检查，文学检查，学术检查；无论是强调稳定，强调和谐，强调有序，强调安全；在检查和强调的时候，人们时刻不能忘记“实事求是”的戒律，不能忘记事实和消息谁在先谁在后的秩序问题。不妨检查，不妨强调，不妨批评，不妨训诫，但是不要“花剌子模”，当人人觉得有入虎笼的威胁时，诚信信使就会绝迹。
写这样的随笔，王小波自然是“有冤要申”的。申什么冤呢？他举例说，从1989年开始，他和李银河研究同性恋人群，有了一些成果。成果发表在社会学刊物上，刊物为此受累，受到有关部门的警告；该刊的顾问，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不再担任顾问。可是禁止出书和封闭杂志是容易的，而要让中国的同性恋问题根绝却是不可能的。“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王小波和李银河虽然受到封杀，尚未失却说话自由。当然所谓说话自由最多是自说自话罢了，“影响力”就免谈了。
于今反观此事，似乎颇觉荒唐。同性恋怎么了？世界处处有同志，人家不杀人放火，不碍手碍脚，有的甚至是遗传使然。赶尽杀绝，至于吗？于是有了李银河开启尘封的同性恋研究著作，有了复旦大学的同性恋研究课程，有了不得歧视同性恋的法律条款。可是这样的进步是来之不易的，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时日。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艾滋病，当年全国上下“谈艾色变”——不是害怕艾滋病，而是害怕谈论艾滋病，明明有众多的人群，硬是死不承认，结果错失防微杜渐的最佳良机，现在不得不大张旗鼓地严防死守。
面对特殊的“小众”，“大众”为什么习惯于不承认别人的存在，甚至剥夺别人的存在？为什么就不这样想：剥夺是剥夺不了的，不承认不等于不存在。倘若以花剌子模的思维定势对待此事，无异自欺欺人：不让你们说同性恋问题，同性恋就不存在了。不让你们说艾滋病，艾滋病就不存在了。蒙住双眼，世界就在眼前消失。满久以来，花剌子模的思维定势普遍通行于社会之中，通行于官场之中，为此，我们的学费已经付了不少。今后还会继续付学费吗？种种迹象表明，还会。
何在先？何在后？
文 陶江虎
“花剌子模”的思维定势问题，其要害在于解决“何在先，何在后”的问题。
此话怎讲？简单说来，就是先有好事实和坏事实，还是先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消息来源于何处？是事实吗？如果是，那么你消灭了消息，是否就意味着消灭了事实呢？
这不是什么绕口令，而是我们的切肤之痛。SARS来了，不报消息，等到人人自危，全国上下付出巨大成本。化工污水入江了，有人又是轻描淡写，结果污流不受人的良好愿望所控制，一泻千里地延伸再延伸，一座座城市为之惊恐。坏事实总是来得猝不及防，问题是，面对坏事实，“有关人士”首先想到的是“事实要紧”呢还是“消息要紧”？
不能够面对基本事实，是最害人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石是社会真实，离开真实，无从谈“科学发展”。信息一旦有误，那么建立在有误信息基础上的“战略规划”肯定贻害无穷。深究一下，今天我们的很多决策，是否建立在“有误”的信息上？比如医保制度，现在承认这项制度是失败的，可是当初确定“和市场接轨”的时候，基于什么样的信息？
回到文化领域。某种意义上说，从事文化事业的文化人都具有“信使”的天职成分，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都是某种现实的反映，区别只在于“直笔”还是“曲笔”，或者说“直接反映”还是“曲折反映”。社会现实肯定是在“先”的，而理论和创作肯定是在“后”的。可是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奇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或者一个剖析社会现实的学术观点的问世，遭遇到的围剿几乎匪夷所思，有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好像围剿了作品和观点，世界就莺歌燕舞，阴霾就从此消失。当年“歌德”和“缺德”的论争硝烟业已散尽，但是“宁左毋右”的“歌德观”阴魂经久不散。气候稍稍反常，它们就溜出来肆虐。肆虐的结果是，诚信的信使越来越少，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既然闭着眼睛大唱“歌德”永远利处多多，当然谁也不愿钻进虎笼喂老虎。
自然有人号召大伙“学习司马迁”，哪怕宫刑加身也要直面历史；还有人鼓动大伙“文死谏”，就是做敬业的信使，拿着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这样的号召是很“庄严神圣”的，只是发出号召者多半自己不身体力行，经常摇身一变成为君王真理的维护者，让别人去一头撞死。撞死是很悲壮的，人们还是比较留恋俗世，“挺儒”不行，咱就“追道”，道家好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此歌舞升平，花剌子模的国度里，再也听不见坏消息。
无论是新闻检查，电影检查，文学检查，学术检查；无论是强调稳定，强调和谐，强调有序，强调安全；在检查和强调的时候，人们时刻不能忘记“实事求是”的戒律，不能忘记事实和消息谁在先谁在后的秩序问题。不妨检查，不妨强调，不妨批评，不妨训诫，但是不要“花剌子模”，当人人觉得有入虎笼的威胁时，诚信信使就会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