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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勖，字公曾，出生年月不详。289年去世。晋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荀爽曾孙。早慧好学。荀勖博学多才，入晋后曾和贾充一起修订法令。掌管乐事，又修正律吕。领秘书监事，曾和张华一起，按刘向《别录》整理典籍。他们用了大约6年时间，对10万余卷图书进行整理复校，以黄绢抄写，青白丝绸包裹，仿魏秘书郎郑默所编的宫廷藏书目录《中经》(又称《魏中经簿》)编成《中经新簿》(又称《晋中经簿》)。据阮孝绪《古今书最》所记载，该书共16卷，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隋书·经籍志》记为29945卷)。荀勖的《中经新簿》现已失传。根据文献记载，《中经新簿》虽然只记书名、卷数，对撰写人略作释语，并无提要，著录方法也比较简单，但由于它根据《七略》以后300年中的学术变迁，各类图书数量的增减和庋藏的方便，因袭郑默的《中经》，将经、子、史、集四部按甲、乙、丙、丁排列，已突破了《七略》的文献分类格局，构画出四部分类法的雏形，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图书整理
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晋朝，除接管魏朝藏书外，又于咸宁五年得汲冢竹书十万余言。太康元年攻破建邺，搜集东吴图籍，皆藏于秘府，并先后两次在荀勖领导下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整理工作。
荀勖领导的第一次图书整理工作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开始，是在中书令张华的协作下进行的。他们“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就是将从各处搜集来的图书按《别录》所载加以校雠整理，登记编目。由于所得图书的混乱，加上《别录》以后新出之书众多，需要编写叙录，经过整理的图书，要“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要求甚高，所以工作量很大，他不得不辞去其他工作，专心于此。他在《让乐事表》中称：“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复校错误十万余卷书，不可仓促，复兼他职，必有废顿。”这次图书整理，大约进行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大致结束，编成目录《中经新簿》。咸宁五年(279年)，也就是在荀勖等校书编目将要结束之时，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了魏王的墓冢(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结果发现古书共有10万余字。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汲冢出书之后，西晋政府极为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这次校书编目与前次不同，其所整理的是地下出土的古书，由于当时盗墓人烧竹简照明以盗取宝物，许多已成为断简残篇了，又是小篆或蝌蚪古文，其困难是很大的，故非博古通今者不能为。王隐《晋书·荀勖传》早已亡佚，但根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该书，荀勖当时整理竹书，隶定古文之外，还曾亲自撰次注写。另外，《北堂书钞》也引了王隐《晋书·荀勖传》，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知道，荀勖及其手下整a理者还以自己的知识“注写”了简文。这种“注写”很可能是随文附注，但也有相当的可能是以当时的历史知识补足了某些阙简残文。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从这批古书中整理出《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16种75篇，也皆一一著录编目，列于刚编定的《中经新簿》之后。即“以为中经，列在秘府”，成为国家藏书的一部分。
开创四部分类法
书目的分类方法是一代学术思想和图书类别体系化与序列化的代表，东汉以后学术思想和研究重点的变更，各类图书数量的消长，直接影响到书目的分类，四部法逐渐取代了七分法。荀勖等编撰的《中经新簿》已分四部。《隋书·经籍志》所述更详：“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以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根据《隋志》的记载，其分类体系为：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如果对其类目内涵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甲部收录内容同《七略》的六艺略，相当于后世之经部；乙部收录内容同《七略》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相当于后世之子部；丙部包括《七略》春秋类目所附历史书籍，相当于后世之史部；丁部同《七略》的诗赋略，相当于后世之集部。简言之，甲、乙、丙、丁之次，即经、子、史、集之次。
丙部所记《皇览》一书，是我国最早的类书，依今日看自当别为一类，今日史部格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确立，史部共有如下十五个类目，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总的来说，类目的设置比较合理。但在荀勖编纂《中经新簿》的时候，也只有这一部类书。类书在后世比较成熟的四部分类中，归属于子部，这着眼于它的工具性、技艺性功用。由于这种体裁的著述，在当时刚刚出现，人们对于其属性的认识，自然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类书是分类汇编旧言故事，与史传本有相通之处，所以，荀勖把它归入史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丁部所录“图赞”是诗歌的一种，依类相从，故入丁部。可以看出，虽然与后来的四分法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荀勖已将分为四部的大框架定了下来，为四部法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不过，据阮孝绪《七录》称：“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朱紫有别。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也有文献表明荀勖其实是沿用了魏郑默的《中经》。这一点《隋书·经籍志》中也有记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全书。”大概荀勖汲取其优长，使四部法更为完善。晋元帝时，著作郎李充在《中经新簿》基础上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正式确立了四分法的次序。《隋书·经籍志》总结前人经验，采用了经、史、子、集的专名，成为我国第二部综合性的图书目录。清乾隆时纪昀等奉诏编制《四库全书总目》，成为四分法的集大成者，把四分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荀勖对目录学的创新
关于对题解的继承。汉刘向刘欲所著《别录》、《七略》为后世所称道的是其为每部书都做有题解，也即叙录用以考证作者生平，叙述学术源流，辨别书的真伪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评价。这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很有参考价值。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中经新簿》“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即是说，荀勖在《晋中经簿》中，并没有像《别录》、《七略》一样，为每书撰写详尽的叙录。而只列图书题名和简略的说明，只登记清册以备寻检，著录简约。正如余嘉锡先生说：“甲乙丙丁者，其藏书之处所用之标题符号耳。”其后的几部国家书目，如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刘宋谢灵运的《四部目录》、王俭的《四部书目录》、梁殷钩的《四部书目录》等，也是都只著录书名、卷数和著者没有叙录。每部之下也没有种类之分，即或有，也很粗略。但荀勖的这种“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解题方法，对后人还是影响很大的。王俭著《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的做法，就是对这种题解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可以认为荀勖开创了目录学史上传录体提要目录之先河，这一体例对当时和以后均有一定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其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开创经、子、史、集四部分类法的体例。荀勖的主要成就在于对分类体系的变革，反映了《七略》以后的300多年间，由于学术的发展，所引起文化典籍变化的情况。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在《补元史艺文志序》中说：“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姑且不说诸家之论，单就其所创造甲、乙、丙、丁为类号之标识，为后世编目录者多所采用，这是事实。尽管子犹先于史，可是，第一次确立史书的大类地位，是文献编目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也是学术史上的创举。虽然这个四分法还很粗陋，四个类目仅以甲乙丙丁为部次，既无类目名称，又无小类，各部内容也没有给予明确规定，概念很模糊，但它为后世的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大约半个世纪后，中书侍郎李充在编《晋元帝四部书目》时，考虑到学术发展的情况和需要，将乙丙两部所容纳的著作，调换了位置，即乙部收录史部书，丙部收录子部书，使原来经、子、史、集之次，变为经、史、子、集之序。自此以降，经、史、子、集之次始定。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成为历代宫修目录的楷模。就是今天整理古籍的时候，如顾廷龙主编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仍沿用其分类体系。
关于“汲冢书”的著录。据《晋书》记载，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安麓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在墓中发现大量竹书，当时盗墓人烧竹简照明以盗取宝物，后来官府搜集时，许多已成为断简残篇了，但仍得竹书数十车。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汲冢书”。荀勖、束哲等奉诏对竹书进行整理，并将其译成当时的文字，“以为中经，列在秘府”，成为国家藏书的一部分。“汲冢书”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六艺、诸子书，又有史书、文集，本应归入四部有关各类。但是，在《中经新簿》中，荀勖却将“汲冢书”归入丁部，列于诗赋、图赞之后，对此，后世目录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也为荀勖引来许多非议。从文献分类的规范性来说，“汲冢书”应归入四部各类，但《中经新簿》约成书于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而“汲冢书”发现于两年之后。从时间上说，发现“汲冢书”时，国家藏书已基本整理完毕，《中经新簿》已大体完成，在当时的条件下，打乱原有分类体系，把两者重新组合成一体，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再者，“汲冢书”的载体为竹简，文字为蟒鲜文，作为一个整体庋藏和编辑，更有利于后人研究、保管，即类似现今图书馆的特种文献。整理国家藏书。编制藏书目录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方便查检和利用，荀勖将“汲冢书”置于丁部之后，既保证了《中经新簿》原有分类体系不乱，又使“汲冢书”单独成为一个整体，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创意。荀勖的四部分类中，汲冢书和诗赋图赞同属丁部，表明这是按照图书插架的方便而作的图书分类，新近入库的汲冢书和有图的图赞被放在最末，也是对图书分类的一种创新。
关于目录书著存亡。《中经新簿》收书丰富，不仅记录流传的图书，还记录亡佚的图书，如“汲冢书”。可以说，为后世目录书著存亡提供了先例，便于查考图书存佚流传及辨别图书真伪。
关于拂经著录。“拂经书簿”实为附录，不可将附录强入正文作为一个大类，以后的《七志》、《隋书》都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经新簿》在著录之时，仅载书名、卷数、撰者，而未编提要，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又给后世造成了一定不良影响。但荀勖在四分法、著录图书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不仅是西晋在目录学研究成果的反映，而且也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荀勖的《中经新簿》现已失传。根据文献记载，《中经新簿》虽然只记书名、卷数，对撰写人略作释语，并无提要，著录方法也比较简单，但由于它根据《七略》以后300年中的学术变迁，各类图书数量的增减和庋藏的方便，因袭郑默的《中经》，将经、子、史、集四部按甲、乙、丙、丁排列，已突破了《七略》的文献分类格局，构画出四部分类法的雏形。一方面，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表明史学无论从其实质内容还是史书的书籍形式上，都已经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另一方面，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也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2.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朱华平：《试论荀勖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图书馆论坛》，2006(1)。
4.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编校：杨彩霞
图书整理
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晋朝，除接管魏朝藏书外，又于咸宁五年得汲冢竹书十万余言。太康元年攻破建邺，搜集东吴图籍，皆藏于秘府，并先后两次在荀勖领导下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整理工作。
荀勖领导的第一次图书整理工作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开始，是在中书令张华的协作下进行的。他们“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就是将从各处搜集来的图书按《别录》所载加以校雠整理，登记编目。由于所得图书的混乱，加上《别录》以后新出之书众多，需要编写叙录，经过整理的图书，要“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要求甚高，所以工作量很大，他不得不辞去其他工作，专心于此。他在《让乐事表》中称：“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复校错误十万余卷书，不可仓促，复兼他职，必有废顿。”这次图书整理，大约进行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大致结束，编成目录《中经新簿》。咸宁五年(279年)，也就是在荀勖等校书编目将要结束之时，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了魏王的墓冢(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结果发现古书共有10万余字。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汲冢出书之后，西晋政府极为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这次校书编目与前次不同，其所整理的是地下出土的古书，由于当时盗墓人烧竹简照明以盗取宝物，许多已成为断简残篇了，又是小篆或蝌蚪古文，其困难是很大的，故非博古通今者不能为。王隐《晋书·荀勖传》早已亡佚，但根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该书，荀勖当时整理竹书，隶定古文之外，还曾亲自撰次注写。另外，《北堂书钞》也引了王隐《晋书·荀勖传》，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知道，荀勖及其手下整a理者还以自己的知识“注写”了简文。这种“注写”很可能是随文附注，但也有相当的可能是以当时的历史知识补足了某些阙简残文。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从这批古书中整理出《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16种75篇，也皆一一著录编目，列于刚编定的《中经新簿》之后。即“以为中经，列在秘府”，成为国家藏书的一部分。
开创四部分类法
书目的分类方法是一代学术思想和图书类别体系化与序列化的代表，东汉以后学术思想和研究重点的变更，各类图书数量的消长，直接影响到书目的分类，四部法逐渐取代了七分法。荀勖等编撰的《中经新簿》已分四部。《隋书·经籍志》所述更详：“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以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根据《隋志》的记载，其分类体系为：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如果对其类目内涵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甲部收录内容同《七略》的六艺略，相当于后世之经部；乙部收录内容同《七略》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相当于后世之子部；丙部包括《七略》春秋类目所附历史书籍，相当于后世之史部；丁部同《七略》的诗赋略，相当于后世之集部。简言之，甲、乙、丙、丁之次，即经、子、史、集之次。
丙部所记《皇览》一书，是我国最早的类书，依今日看自当别为一类，今日史部格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确立，史部共有如下十五个类目，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总的来说，类目的设置比较合理。但在荀勖编纂《中经新簿》的时候，也只有这一部类书。类书在后世比较成熟的四部分类中，归属于子部，这着眼于它的工具性、技艺性功用。由于这种体裁的著述，在当时刚刚出现，人们对于其属性的认识，自然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类书是分类汇编旧言故事，与史传本有相通之处，所以，荀勖把它归入史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丁部所录“图赞”是诗歌的一种，依类相从，故入丁部。可以看出，虽然与后来的四分法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荀勖已将分为四部的大框架定了下来，为四部法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不过，据阮孝绪《七录》称：“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朱紫有别。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也有文献表明荀勖其实是沿用了魏郑默的《中经》。这一点《隋书·经籍志》中也有记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全书。”大概荀勖汲取其优长，使四部法更为完善。晋元帝时，著作郎李充在《中经新簿》基础上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正式确立了四分法的次序。《隋书·经籍志》总结前人经验，采用了经、史、子、集的专名，成为我国第二部综合性的图书目录。清乾隆时纪昀等奉诏编制《四库全书总目》，成为四分法的集大成者，把四分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荀勖对目录学的创新
关于对题解的继承。汉刘向刘欲所著《别录》、《七略》为后世所称道的是其为每部书都做有题解，也即叙录用以考证作者生平，叙述学术源流，辨别书的真伪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评价。这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很有参考价值。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中经新簿》“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即是说，荀勖在《晋中经簿》中，并没有像《别录》、《七略》一样，为每书撰写详尽的叙录。而只列图书题名和简略的说明，只登记清册以备寻检，著录简约。正如余嘉锡先生说：“甲乙丙丁者，其藏书之处所用之标题符号耳。”其后的几部国家书目，如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刘宋谢灵运的《四部目录》、王俭的《四部书目录》、梁殷钩的《四部书目录》等，也是都只著录书名、卷数和著者没有叙录。每部之下也没有种类之分，即或有，也很粗略。但荀勖的这种“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解题方法，对后人还是影响很大的。王俭著《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的做法，就是对这种题解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可以认为荀勖开创了目录学史上传录体提要目录之先河，这一体例对当时和以后均有一定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其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开创经、子、史、集四部分类法的体例。荀勖的主要成就在于对分类体系的变革，反映了《七略》以后的300多年间，由于学术的发展，所引起文化典籍变化的情况。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在《补元史艺文志序》中说：“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姑且不说诸家之论，单就其所创造甲、乙、丙、丁为类号之标识，为后世编目录者多所采用，这是事实。尽管子犹先于史，可是，第一次确立史书的大类地位，是文献编目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也是学术史上的创举。虽然这个四分法还很粗陋，四个类目仅以甲乙丙丁为部次，既无类目名称，又无小类，各部内容也没有给予明确规定，概念很模糊，但它为后世的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大约半个世纪后，中书侍郎李充在编《晋元帝四部书目》时，考虑到学术发展的情况和需要，将乙丙两部所容纳的著作，调换了位置，即乙部收录史部书，丙部收录子部书，使原来经、子、史、集之次，变为经、史、子、集之序。自此以降，经、史、子、集之次始定。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成为历代宫修目录的楷模。就是今天整理古籍的时候，如顾廷龙主编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仍沿用其分类体系。
关于“汲冢书”的著录。据《晋书》记载，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安麓王(一说魏襄王)墓冢。在墓中发现大量竹书，当时盗墓人烧竹简照明以盗取宝物，后来官府搜集时，许多已成为断简残篇了，但仍得竹书数十车。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汲冢书”。荀勖、束哲等奉诏对竹书进行整理，并将其译成当时的文字，“以为中经，列在秘府”，成为国家藏书的一部分。“汲冢书”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六艺、诸子书，又有史书、文集，本应归入四部有关各类。但是，在《中经新簿》中，荀勖却将“汲冢书”归入丁部，列于诗赋、图赞之后，对此，后世目录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也为荀勖引来许多非议。从文献分类的规范性来说，“汲冢书”应归入四部各类，但《中经新簿》约成书于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而“汲冢书”发现于两年之后。从时间上说，发现“汲冢书”时，国家藏书已基本整理完毕，《中经新簿》已大体完成，在当时的条件下，打乱原有分类体系，把两者重新组合成一体，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再者，“汲冢书”的载体为竹简，文字为蟒鲜文，作为一个整体庋藏和编辑，更有利于后人研究、保管，即类似现今图书馆的特种文献。整理国家藏书。编制藏书目录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方便查检和利用，荀勖将“汲冢书”置于丁部之后，既保证了《中经新簿》原有分类体系不乱，又使“汲冢书”单独成为一个整体，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创意。荀勖的四部分类中，汲冢书和诗赋图赞同属丁部，表明这是按照图书插架的方便而作的图书分类，新近入库的汲冢书和有图的图赞被放在最末，也是对图书分类的一种创新。
关于目录书著存亡。《中经新簿》收书丰富，不仅记录流传的图书，还记录亡佚的图书，如“汲冢书”。可以说，为后世目录书著存亡提供了先例，便于查考图书存佚流传及辨别图书真伪。
关于拂经著录。“拂经书簿”实为附录，不可将附录强入正文作为一个大类，以后的《七志》、《隋书》都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经新簿》在著录之时，仅载书名、卷数、撰者，而未编提要，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又给后世造成了一定不良影响。但荀勖在四分法、著录图书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不仅是西晋在目录学研究成果的反映，而且也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荀勖的《中经新簿》现已失传。根据文献记载，《中经新簿》虽然只记书名、卷数，对撰写人略作释语，并无提要，著录方法也比较简单，但由于它根据《七略》以后300年中的学术变迁，各类图书数量的增减和庋藏的方便，因袭郑默的《中经》，将经、子、史、集四部按甲、乙、丙、丁排列，已突破了《七略》的文献分类格局，构画出四部分类法的雏形。一方面，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表明史学无论从其实质内容还是史书的书籍形式上，都已经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另一方面，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也对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2.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朱华平：《试论荀勖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图书馆论坛》，2006(1)。
4.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