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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城市的独特景观之一是满大街塞着耳机的行人。他们显得若有所思(实际上是确有所听),对街景仿佛视而不见,很专注、很从容。这些人经常沉浸在MP3音乐中。最著名的大容量MP3播放器是苹果公司推出的iPod。《纽约时报》记者沃克曾著文说,iPod有本雅明所谓“灵氛”,这是从它独一无二的设计中产生的(二○○三)。纽约大学科森迪诺在论文《“黑”了iPod:苹果便携音乐播放器内幕一瞥》中指出:它作为播放装置外观优雅,界面友好,同时在特性与功能上又对应于曼努埃尔一九九四年为所谓“民主媒体”所下的定义:为消费者的输入与交互提供更大的潜能,并突出用户对消费形式、对和媒体发送者的关系的控制。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在网络音乐产业抢占先机,原因在于它灵巧地调整自己的商务策略,以适应音乐传播与消费模式的转变(二○○六)。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iPod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奥秘。尽管如此,iPod如今已经不仅是一种设计、一种商品,甚至也不仅是某个大公司响当当的品牌,而且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全世界亿万用户相关。这些用户分布在各地,但相对集中于城市。正因为如此,iPod成为当代西方城市文化中亮丽的风景线。
正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布尔《声音移动:iPod文化与城市体验》(二○○七)一书所说,苹果公司的iPod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文化图标,代表了移动性、审美与功能颇为灿烂的联姻,让用户可以在掌上拥有自己的声音世界。它从二○○一年上市以来卖出了一亿多台,而且培育了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拥有专门和它在家中、汽车上或随身使用相配合的四千多种套件。巴特一九五七年曾将雪铁龙汽车和哥特式大教堂相比,认为它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最高创造,由不知名的艺术家以激情构思,由将它们作为纯粹魔术对象来占有的整个人口以图像(如果不是实用的话)来消费。如今的iPod就是当年的雪铁龙汽车,代表了西方日益增加的移动性和私密性。与雪铁龙汽车的多频道收音机相比,iPod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移动自由,声音被编织成受控音响和空间的无缝网络。iPod文化显示了西方城市体验的演变。从连续的方面看,它代表了城市居民寻求与建构私人空间的长期努力;从转折方面看,它表明城市居民使公共空间顺应其欲求的能力日益增强。
iPod优先考虑私人生活,旨在增强消费者作为孤立主体的观念。在这样做的时候,厂商注意到用户将自己从日常生活节奏解放出来的愿望,这种节奏包括日复一日地上下班,对人具备压迫性又无法摆脱的工作周、工作月与工作年。在西方文化史上,由于iPod的普及,大多数市民首度拥有不论去哪里都能创造自己私人移动声音世界的技术。iPod是他们日益运用通信以控制和管理城市环境体验的文化的象征。声音移动首先集中于孤立但有与他人有中介联系的城市主体。iPod用户生活在一个有中介的“我们性”(we-ness)的世界中。“我们性”这个术语来自阿多诺的著作。他认为机械生产的音乐的消费正日益被用为一种现代文化所缺乏的联系感的替代品。在布尔看来,媒体信息的温暖与社会结构化形式的间接性和无力性的寒冷形成对比。移动媒体为私人化市民提供了在城市寒冷的海洋中创造交流领域温暖岛屿的手段。城市的寒冷渗透于我们所行走的街道、路过的建筑、现代购物中心、机场的匿名空间等地方。不仅如此,“寒冷”超出城市空间,变成了城市居住的支配性隐喻,因此安静的城郊街道和拥挤的市区街道都变成了隔离的空间。在iPod文化中,任何城市空间都可以转变成非空间,因为其用户沉浸在自己的音响世界中。像iPod、手机和汽车之类工具,一方面使城市居民在穿过城市文化的寒冷空间时能将自己包裹在通信性温暖的蚕茧中,同时又进一步造成了包围着他们的寒冷。这自然是由于他们显得旁若无人的缘故。
过去人们多从视觉反应理解城市文化,对iPod文化的考察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思路。研究表明:iPod用户日益居住在音响空间中,走向音响世界,又为音响世界所感动。与此同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将自己隔离于外部世界。隔离经常被等同于寂静,但音频技术的应用使对寂静的寻求转变成对声音的寻求。古人早就认识到声音的魅力,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就和许多水手一样为海妖塞壬的美妙歌声所迷惑。机械化复制兴起之后,“有毒的”声音借助媒体的力量进入家庭空间,魔术和技术在那儿相会。一方面是外部渗透的声音将听者殖民化,另一方面是人们活跃地用声音来重新创造、重新配置体验空间。就此而言,iPod文化是一种过滤文化,用户过滤掉城市的多韵律音响以调节自己的日常生活。过滤是一种认知控制策略,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声音过滤在iPod文化中造就了“第二自然”。
城市环境具有万花筒性质,但我们每个人又都生活在自己的现实中。普世主义肯定城市文化生活的丰富性,认为其居民正是通过理解城市多元文化所提供的“差异”、“他者”而得以完成自我实现。与之相对立的唯我论将城市当成一种面临感觉超载威胁的场所,用退缩与中性化策略来对城市体验的丰富性做出反应。在普世主义和唯我论发生矛盾时,iPod文化明显倾向于后者。它说明每个人都被锁入其自身内部世界,根据其自身韵律活动,受其人格化音轨激励。iPod用户显示出一种对于他者在公共空间中世俗存在的高度敏感,以及从自己在其中移动的现实世界的退缩。iPod允许用户重绘或重新定义“个人空间”,享受唯我论的愉悦。他们在城市街道穿行,将寂静强加给他人,因为不理会他人的目光和评论。这意味着拒绝与他人公开交流。iPod文化挑战普世主义关于承认差异、求得共识的核心理念。不过,普世主义仍通过iPod自身的内容而对其用户产生影响。
在历史上,耳朵被认为是既被动又民主的,因为它对所有的声音开放。但是,在布尔看来,iPod文化既不被动又不民主,而是既歧视性又与众不同的。耳朵的被动性只是一种历史的结果,如今被从技术上加以废弃。技术通过耳机的发明来帮助耳朵,赋予“音响自我”以权力,使之变成歧视性自我。我们如今选择自己想要听的东西,屏蔽掉世界,通过运用iPod这样的技术创造一种私人的声音宇宙。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转变了自己与所生活的社会、周围的人以及我们自身的关系。城市居民经常忽略他们所穿过的物理环境。iPod用户对于周围世界的视觉感知,是由其自身的情绪和倾向决定的。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种私人化的音响世界,使自己得以通过唯我论的审美化过程将城市体验重新空间化。城市被感知为寂静的,虽然它事实上充满了各种声音。iPod用户是以其自身可管理的单一韵律取代了城市生活不可管理的多重韵律。iPod是非交互性的,用户不与他人或环境交互,而是自己建构幻想世界,并维持安全感。在这一意义上,审美增强性是iPod使用的中心策略。审美化对于用户来说具备乌托邦含义。它意味着超越世俗世界,是一种占有城市并将它转变成用户自己所欣赏的世界的活跃模式。世界变成模仿的幻想的一部分,在其间以各种伪装出现的“他者”被否定。
iPod是一种具备“关门”和“心系”二重性的技术。用户选择生活在一种日益私人化的感知性声音矩阵中,同时又共享某些社会空间。在iPod文化中,用户创造一种移动的、领土化的身份。这种文化代表了作为用户城市体验中心之一的不受干扰的持续体验。iPod用户不喜欢别人将他们当成缺乏关怀的冷血动物,因此仍通过某种渠道保持与外界的联系,手机在这方面派上用场。iPod和手机至少有如下不同:其一,在关系属性(特别是时间属性)方面,前者是持续的(持续收听),后者是断续的(断续接听)。其二,iPod由当事人控制。手机则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声音网络,他者在其中拥有自身顽固的惯例(想什么时候打来就什么时候打来)。其三,iPod和手机都可以作为监视工具来建构。不过,iPod用户是审视自我,手机则是受他人监视。持续开机是经常为他者所要求之事,但对于手机用户来说却非如此。虽然存在以上区别,iPod和手机又是“亲密”的技术。iPod用户也可能用手机。虽然他们对这两种工具表现出矛盾心理,但许多iPod用户依赖手机去维护其交流网络,手机用户则依靠iPod实现与自身交流的需要。在这一意义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iPod是一种为想要停留在自己的孤独世界中的用户所看好的技术,手机则是他们得以与他人保持接触、安排会见的技术。
iPod不仅能保存与播放歌曲,而且还能传送用户的计算机文件、个人照片、地址簿与其他个人信息,不论他们走到何处。与先前的个人立体声不同,iPod可在多种场所集体使用。布尔分别加以考察。他认为:iPod可用于家庭,但音乐的个人化选择未必和集体愉悦相容。iPod可用于汽车。将汽车视为家的隐喻在文化理论中渊源有自,对许多人来说,汽车是逃离街道的主要手段。汽车用户将自己定位于城市环境的“别处”,通过优先考虑自己的技术中介的私人领域而否定公共空间。汽车音响环境的技术化推进了收听环境的私人化,因为司机日益将汽车当成听觉居住的私人空间。不过,不是所有汽车都能成功地将iPod整合进其音响系统。用户可能选择iPod、CD播放器或收音机。iPod可用于工作场所。通过运用音乐来控制个人体验的欲望与能力不只限于工作场所,但iPod的应用混淆了关于工作和休闲的传统划分,因为用户建构了从家庭到单位的无缝听觉体验。共享空间在当代城市文化中是一种多侧面现象,iPod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尚须具体观察。
iPod文化将交流技术用为一种从早到晚的支持系统。然而,在iPod的完全中介世界里,用户仍有无中介体验(直接访问世界和人的情感)的梦想。iPod文化是一种完全中介的文化,但它是悖论地作为直接性体验来构思的——中介性体验对于iPod用户来说变得更为直接,因为对象的技术变得日益不可见,至少在它正常工作时是如此。中介化的直接性变成对于主体来说的“第二自然”,因为主体将他们的移动技术用于安全地穿过日常生活的时空。从历史的角度看,媒体已经被深深地织入无中介体验的意识形态。它最初转变了我们家庭内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我们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上时,中介化的世界洪水般地涌进来,靠的是电视机之类家用通信技术。视听世界以我们可以运用自己的耳目体验的“客观性”的外观诱惑我们。如今,当我们穿过日常空间的时候,在场性伴随我们移动。这种个人化、移动化体验不同于电视化世界,因为它只是受限于用户iPod的内容及其在用户口袋中的位置。iPod的普及表明:声音世界在空间上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希望富有人情地将它带到自己身边。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有不少著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数码音乐加以审视,如卢多维科《声音数字化未来:音乐以及它与数码文化爆炸性的影响》(二○○○)、施莱比兹《随着系统陷入混乱:音乐传播与(青年)社会化之间的“硬网”和“软网”》(二○○四)、福尔默《网络音乐:参与性音乐的电子学、美学与社会结构》(二○○五)、奥哈拉《一起消费音乐:音乐消费技术的社会性、合作性方面》(二○○六)、利维《完美之物:iPod如何弄乱商务、文化与“酷”》(二○○六)、科特《撕碎:连线一代如何将音乐革命化》(二○○九)等等。布尔《声音移动:iPod文化与城市体验》(二○○七)是有代表性的一部。它启发我们思考当代城市中新媒体对于个人和他者、社会的关系,透过技术发明观察文化变迁,在“读图时代”已经成为流行语之际提醒我们听觉信息的重要性。
(Bull, Michael.Sound Moves : iPod Culture and Urban Exper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ledge,2007)
正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布尔《声音移动:iPod文化与城市体验》(二○○七)一书所说,苹果公司的iPod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文化图标,代表了移动性、审美与功能颇为灿烂的联姻,让用户可以在掌上拥有自己的声音世界。它从二○○一年上市以来卖出了一亿多台,而且培育了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拥有专门和它在家中、汽车上或随身使用相配合的四千多种套件。巴特一九五七年曾将雪铁龙汽车和哥特式大教堂相比,认为它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最高创造,由不知名的艺术家以激情构思,由将它们作为纯粹魔术对象来占有的整个人口以图像(如果不是实用的话)来消费。如今的iPod就是当年的雪铁龙汽车,代表了西方日益增加的移动性和私密性。与雪铁龙汽车的多频道收音机相比,iPod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移动自由,声音被编织成受控音响和空间的无缝网络。iPod文化显示了西方城市体验的演变。从连续的方面看,它代表了城市居民寻求与建构私人空间的长期努力;从转折方面看,它表明城市居民使公共空间顺应其欲求的能力日益增强。
iPod优先考虑私人生活,旨在增强消费者作为孤立主体的观念。在这样做的时候,厂商注意到用户将自己从日常生活节奏解放出来的愿望,这种节奏包括日复一日地上下班,对人具备压迫性又无法摆脱的工作周、工作月与工作年。在西方文化史上,由于iPod的普及,大多数市民首度拥有不论去哪里都能创造自己私人移动声音世界的技术。iPod是他们日益运用通信以控制和管理城市环境体验的文化的象征。声音移动首先集中于孤立但有与他人有中介联系的城市主体。iPod用户生活在一个有中介的“我们性”(we-ness)的世界中。“我们性”这个术语来自阿多诺的著作。他认为机械生产的音乐的消费正日益被用为一种现代文化所缺乏的联系感的替代品。在布尔看来,媒体信息的温暖与社会结构化形式的间接性和无力性的寒冷形成对比。移动媒体为私人化市民提供了在城市寒冷的海洋中创造交流领域温暖岛屿的手段。城市的寒冷渗透于我们所行走的街道、路过的建筑、现代购物中心、机场的匿名空间等地方。不仅如此,“寒冷”超出城市空间,变成了城市居住的支配性隐喻,因此安静的城郊街道和拥挤的市区街道都变成了隔离的空间。在iPod文化中,任何城市空间都可以转变成非空间,因为其用户沉浸在自己的音响世界中。像iPod、手机和汽车之类工具,一方面使城市居民在穿过城市文化的寒冷空间时能将自己包裹在通信性温暖的蚕茧中,同时又进一步造成了包围着他们的寒冷。这自然是由于他们显得旁若无人的缘故。
过去人们多从视觉反应理解城市文化,对iPod文化的考察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思路。研究表明:iPod用户日益居住在音响空间中,走向音响世界,又为音响世界所感动。与此同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将自己隔离于外部世界。隔离经常被等同于寂静,但音频技术的应用使对寂静的寻求转变成对声音的寻求。古人早就认识到声音的魅力,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就和许多水手一样为海妖塞壬的美妙歌声所迷惑。机械化复制兴起之后,“有毒的”声音借助媒体的力量进入家庭空间,魔术和技术在那儿相会。一方面是外部渗透的声音将听者殖民化,另一方面是人们活跃地用声音来重新创造、重新配置体验空间。就此而言,iPod文化是一种过滤文化,用户过滤掉城市的多韵律音响以调节自己的日常生活。过滤是一种认知控制策略,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声音过滤在iPod文化中造就了“第二自然”。
城市环境具有万花筒性质,但我们每个人又都生活在自己的现实中。普世主义肯定城市文化生活的丰富性,认为其居民正是通过理解城市多元文化所提供的“差异”、“他者”而得以完成自我实现。与之相对立的唯我论将城市当成一种面临感觉超载威胁的场所,用退缩与中性化策略来对城市体验的丰富性做出反应。在普世主义和唯我论发生矛盾时,iPod文化明显倾向于后者。它说明每个人都被锁入其自身内部世界,根据其自身韵律活动,受其人格化音轨激励。iPod用户显示出一种对于他者在公共空间中世俗存在的高度敏感,以及从自己在其中移动的现实世界的退缩。iPod允许用户重绘或重新定义“个人空间”,享受唯我论的愉悦。他们在城市街道穿行,将寂静强加给他人,因为不理会他人的目光和评论。这意味着拒绝与他人公开交流。iPod文化挑战普世主义关于承认差异、求得共识的核心理念。不过,普世主义仍通过iPod自身的内容而对其用户产生影响。
在历史上,耳朵被认为是既被动又民主的,因为它对所有的声音开放。但是,在布尔看来,iPod文化既不被动又不民主,而是既歧视性又与众不同的。耳朵的被动性只是一种历史的结果,如今被从技术上加以废弃。技术通过耳机的发明来帮助耳朵,赋予“音响自我”以权力,使之变成歧视性自我。我们如今选择自己想要听的东西,屏蔽掉世界,通过运用iPod这样的技术创造一种私人的声音宇宙。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转变了自己与所生活的社会、周围的人以及我们自身的关系。城市居民经常忽略他们所穿过的物理环境。iPod用户对于周围世界的视觉感知,是由其自身的情绪和倾向决定的。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种私人化的音响世界,使自己得以通过唯我论的审美化过程将城市体验重新空间化。城市被感知为寂静的,虽然它事实上充满了各种声音。iPod用户是以其自身可管理的单一韵律取代了城市生活不可管理的多重韵律。iPod是非交互性的,用户不与他人或环境交互,而是自己建构幻想世界,并维持安全感。在这一意义上,审美增强性是iPod使用的中心策略。审美化对于用户来说具备乌托邦含义。它意味着超越世俗世界,是一种占有城市并将它转变成用户自己所欣赏的世界的活跃模式。世界变成模仿的幻想的一部分,在其间以各种伪装出现的“他者”被否定。
iPod是一种具备“关门”和“心系”二重性的技术。用户选择生活在一种日益私人化的感知性声音矩阵中,同时又共享某些社会空间。在iPod文化中,用户创造一种移动的、领土化的身份。这种文化代表了作为用户城市体验中心之一的不受干扰的持续体验。iPod用户不喜欢别人将他们当成缺乏关怀的冷血动物,因此仍通过某种渠道保持与外界的联系,手机在这方面派上用场。iPod和手机至少有如下不同:其一,在关系属性(特别是时间属性)方面,前者是持续的(持续收听),后者是断续的(断续接听)。其二,iPod由当事人控制。手机则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声音网络,他者在其中拥有自身顽固的惯例(想什么时候打来就什么时候打来)。其三,iPod和手机都可以作为监视工具来建构。不过,iPod用户是审视自我,手机则是受他人监视。持续开机是经常为他者所要求之事,但对于手机用户来说却非如此。虽然存在以上区别,iPod和手机又是“亲密”的技术。iPod用户也可能用手机。虽然他们对这两种工具表现出矛盾心理,但许多iPod用户依赖手机去维护其交流网络,手机用户则依靠iPod实现与自身交流的需要。在这一意义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iPod是一种为想要停留在自己的孤独世界中的用户所看好的技术,手机则是他们得以与他人保持接触、安排会见的技术。
iPod不仅能保存与播放歌曲,而且还能传送用户的计算机文件、个人照片、地址簿与其他个人信息,不论他们走到何处。与先前的个人立体声不同,iPod可在多种场所集体使用。布尔分别加以考察。他认为:iPod可用于家庭,但音乐的个人化选择未必和集体愉悦相容。iPod可用于汽车。将汽车视为家的隐喻在文化理论中渊源有自,对许多人来说,汽车是逃离街道的主要手段。汽车用户将自己定位于城市环境的“别处”,通过优先考虑自己的技术中介的私人领域而否定公共空间。汽车音响环境的技术化推进了收听环境的私人化,因为司机日益将汽车当成听觉居住的私人空间。不过,不是所有汽车都能成功地将iPod整合进其音响系统。用户可能选择iPod、CD播放器或收音机。iPod可用于工作场所。通过运用音乐来控制个人体验的欲望与能力不只限于工作场所,但iPod的应用混淆了关于工作和休闲的传统划分,因为用户建构了从家庭到单位的无缝听觉体验。共享空间在当代城市文化中是一种多侧面现象,iPod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尚须具体观察。
iPod文化将交流技术用为一种从早到晚的支持系统。然而,在iPod的完全中介世界里,用户仍有无中介体验(直接访问世界和人的情感)的梦想。iPod文化是一种完全中介的文化,但它是悖论地作为直接性体验来构思的——中介性体验对于iPod用户来说变得更为直接,因为对象的技术变得日益不可见,至少在它正常工作时是如此。中介化的直接性变成对于主体来说的“第二自然”,因为主体将他们的移动技术用于安全地穿过日常生活的时空。从历史的角度看,媒体已经被深深地织入无中介体验的意识形态。它最初转变了我们家庭内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我们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上时,中介化的世界洪水般地涌进来,靠的是电视机之类家用通信技术。视听世界以我们可以运用自己的耳目体验的“客观性”的外观诱惑我们。如今,当我们穿过日常空间的时候,在场性伴随我们移动。这种个人化、移动化体验不同于电视化世界,因为它只是受限于用户iPod的内容及其在用户口袋中的位置。iPod的普及表明:声音世界在空间上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希望富有人情地将它带到自己身边。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有不少著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数码音乐加以审视,如卢多维科《声音数字化未来:音乐以及它与数码文化爆炸性的影响》(二○○○)、施莱比兹《随着系统陷入混乱:音乐传播与(青年)社会化之间的“硬网”和“软网”》(二○○四)、福尔默《网络音乐:参与性音乐的电子学、美学与社会结构》(二○○五)、奥哈拉《一起消费音乐:音乐消费技术的社会性、合作性方面》(二○○六)、利维《完美之物:iPod如何弄乱商务、文化与“酷”》(二○○六)、科特《撕碎:连线一代如何将音乐革命化》(二○○九)等等。布尔《声音移动:iPod文化与城市体验》(二○○七)是有代表性的一部。它启发我们思考当代城市中新媒体对于个人和他者、社会的关系,透过技术发明观察文化变迁,在“读图时代”已经成为流行语之际提醒我们听觉信息的重要性。
(Bull, Michael.Sound Moves : iPod Culture and Urban Exper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ledge,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