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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企关系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本文考察了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对政企关系理论进行的研究，探讨了发展经济学三个发展阶段中政企关系的特征、存在的问题及其演变过程。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政企关系; 市场; 政府失灵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2-0026- 01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兴起。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是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发展经济学中，主流理论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复杂流变。其政策取向则经历了“政府至上”、“市场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演变。在这里我们将考察政企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者从互斥到互补的变迁，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
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处于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此时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基于与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认为其具有刚性、时滞、短缺、剩余、低供求弹性等特点，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利用市场来解决静态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是动态的可投资源的供给增长问题。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三种基本生产要素中，发展中国家前两者都较为丰富，唯独资本最为稀缺。经济学家们认为，不同国家发达程度的差异说到底是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所以要从贫困走向富裕就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资本——以机器、设备和可投资金为主的物质资本的形成及其快慢速度就成为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此时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虽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上依然不自主，他们迫切要求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西方高度的工业化，使他们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在短期实现了工业化则使他们对政府的能力深信不疑。于是，“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便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普遍的信条。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尖锐冲突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只能靠政府用计划手段扭曲要素价格来实现工业化即突出物质资本的形成，轻视人力资源的开发；突出了工业化，轻视农业进步；突出计划管理，轻视市场机制；突出内向发展，轻视对外开放。
“政府在发展中的角色”，在当时被认为是“当前最激动人心、结果最富争议性的一个发展问题”。当时主流宏观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遗产和福利经济学基础之上，也使得发展经济学家像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样，强调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以及一般化，尤其是实践中的计划与理论上的计划之间在结果上严重背离，使得人们“对计划的狂热平息下来，潮流转向对市场的兴趣”。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60年代后,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取得成就比较突出，被称为“东亚奇迹”。但是在各国经济活动逐渐从国内走向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分工和协作；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中，人们对市场经济，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又在走向深化。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经济学还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时出现新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如舒尔茨、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他们重视农业，农工并举，平衡发展，强调政府对农业的扶持的干预。随着各国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而重视农业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出现“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其中，阿明提出“边缘资本主义论”，中心——边缘论分三个阶段：殖民主义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群众边缘化”阶段——不是为大众生产，使资产阶级更加买办化；从边缘走向自力更生。出路是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卡多佐的“依附的发展论”，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时具有两种特点：依附性和发展性，依附和发展不是对立，而是可以结合。
成就的取得使人们将市场的作用推向极端，“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的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中。无论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推向了极端，简单的肯定政府或市场，把糟糕的现实经济发展绩效归因于另一方的介入，认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是彼此排斥的，而没有看到两者有效结合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三阶段。探索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优点，同时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一场观念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正在进行。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包含生产、金融和技术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模式。
信息革命缩短了各国相互联系的时间和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新的沟通技术使空前规模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也使跨国公司真正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成为可能。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企业进入了全球经营的新阶段，即无国界经营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性发展。
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各国实践者对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形成的制度、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进程的探索最终使制度经济学成为显学。在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中，人们提出“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究竟怎样管理企业”的问题，以研究政府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相互的关系和管理的模式，弄清楚与计划经济中作为行政附属物的区别。而政府的职能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是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调解和完善市场机制。
参考文献:
[1] 陈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
[2] 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3]朱鸿伟：《政企关系的国际比较及启示》，载《南方经济》2003年第1期。
[4] 潘石、莫衍：《政企关系问题的本质：政府参与二重性的外化》，载《长白学刊》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 涛)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政企关系; 市场; 政府失灵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2-0026- 01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兴起。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是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发展经济学中，主流理论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复杂流变。其政策取向则经历了“政府至上”、“市场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演变。在这里我们将考察政企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者从互斥到互补的变迁，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
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处于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此时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基于与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认为其具有刚性、时滞、短缺、剩余、低供求弹性等特点，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利用市场来解决静态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是动态的可投资源的供给增长问题。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三种基本生产要素中，发展中国家前两者都较为丰富，唯独资本最为稀缺。经济学家们认为，不同国家发达程度的差异说到底是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所以要从贫困走向富裕就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资本——以机器、设备和可投资金为主的物质资本的形成及其快慢速度就成为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此时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虽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上依然不自主，他们迫切要求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西方高度的工业化，使他们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在短期实现了工业化则使他们对政府的能力深信不疑。于是，“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便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普遍的信条。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尖锐冲突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只能靠政府用计划手段扭曲要素价格来实现工业化即突出物质资本的形成，轻视人力资源的开发；突出了工业化，轻视农业进步；突出计划管理，轻视市场机制；突出内向发展，轻视对外开放。
“政府在发展中的角色”，在当时被认为是“当前最激动人心、结果最富争议性的一个发展问题”。当时主流宏观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遗产和福利经济学基础之上，也使得发展经济学家像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样，强调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以及一般化，尤其是实践中的计划与理论上的计划之间在结果上严重背离，使得人们“对计划的狂热平息下来，潮流转向对市场的兴趣”。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60年代后,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取得成就比较突出，被称为“东亚奇迹”。但是在各国经济活动逐渐从国内走向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分工和协作；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中，人们对市场经济，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又在走向深化。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经济学还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时出现新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如舒尔茨、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他们重视农业，农工并举，平衡发展，强调政府对农业的扶持的干预。随着各国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而重视农业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出现“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其中，阿明提出“边缘资本主义论”，中心——边缘论分三个阶段：殖民主义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群众边缘化”阶段——不是为大众生产，使资产阶级更加买办化；从边缘走向自力更生。出路是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卡多佐的“依附的发展论”，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同时具有两种特点：依附性和发展性，依附和发展不是对立，而是可以结合。
成就的取得使人们将市场的作用推向极端，“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的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再次陷入危机中。无论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推向了极端，简单的肯定政府或市场，把糟糕的现实经济发展绩效归因于另一方的介入，认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是彼此排斥的，而没有看到两者有效结合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三阶段。探索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优点，同时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一场观念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正在进行。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包含生产、金融和技术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模式。
信息革命缩短了各国相互联系的时间和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新的沟通技术使空前规模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也使跨国公司真正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成为可能。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企业进入了全球经营的新阶段，即无国界经营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性发展。
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各国实践者对政府与市场相互作用形成的制度、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进程的探索最终使制度经济学成为显学。在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中，人们提出“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究竟怎样管理企业”的问题，以研究政府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相互的关系和管理的模式，弄清楚与计划经济中作为行政附属物的区别。而政府的职能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是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调解和完善市场机制。
参考文献:
[1] 陈宪：《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
[2] 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3]朱鸿伟：《政企关系的国际比较及启示》，载《南方经济》2003年第1期。
[4] 潘石、莫衍：《政企关系问题的本质：政府参与二重性的外化》，载《长白学刊》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