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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種新型知识观，地方性知识指涉文化的丰富性和实践智慧的多样性。怀有对民族文化的深情观照，是开拓中国人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可选之道。通过村庄文化的地方性聚焦，人类学考察发现地方性知识是村民面对自身生存环境并与周遭情境互动所创造的实践智慧。村庄时空轴线上存在的地方性知识的事实，可抽象出被认为是精神气质的系统，其本质是回族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就村庄持续发展而言，普适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兼容状态的构建，已成为新时代民族日常生活世界再构的“地方性”旨归。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西吉县；回族聚居村；日常生活世界；人类学
【作 者】田养邑，宁夏大学教育学院民族心理与民族教育专业博士生；周福盛，宁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银川，75002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3-0078-008
通过人类学“他者眼光”的文化叙事，一种代表地方性文化的知识体系得以揭示。这种具有地方意义的原初性知识不但是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逐渐演化为具有深邃内涵和广阔领域的新知识体系，最终形成地方性知识观。地方性知识的精妙之处在于将“情境”引入知识生成的特定条件，构成这种新型知识观的核心要素。人类学视阈中，地方性知识是普遍存在于民族社会生活之中的文化现象，也是当地人实践智慧的结晶。地方性知识的人类学考察往往具有精致的学术旨趣。笔者作为熟悉而又陌生的“他者”，生活在西吉县这片土地，并多次“扎根”于四个回族聚居村，旨在透过文化主客位视角阐释当地村民创造的本土化知识。一旦将这些知识“装箱”，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得以显现，这是一件引人入胜的民族志探索。
一、引言：作为新型知识观的地方性知识
首先，地方性知识根源于文化人类学对异文化的研究。地方性知识的深描和阐释是以文化持有者的态度开展田野研究的结果，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通过理解当地土著人的宗教、社会以及经济背后的故事而首创了地方性知识观。从根本上讲，格尔茨深入文化现场阐释知识地方性的情境建构并主张知识的地方性。在此，以文化持有者的身份介入文化现场，强调了研究者内部眼界对于异文化考察的重要性。因而，地方性（locality）一词集合了特定地域及由地域意义衍生的知识累积和生成，它是一种文化立场。
其次，特定情境是体悟地方性知识本土品性的关键。地方性知识不仅仅是指地方特征的知识，还应考虑知识生成必不可少的“情境”（context）。“情境”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博厄斯学派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孕育地方性知识观的重要思维范式，情境性显示出知识体系形成的文化逻辑与本土特质。确切地说，地方性知识是与文化境遇相联系才能明晰的概念。于此，学会善待他者文化的差异不仅是一种通达的态度，也是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价值承认的一种学术思维。
再次，格尔茨用娴熟的阐释人类学框定了“地方性”的边界。这种与当地人、生存条件抑或文化背景有关的知识阐释，彰显出地方性的实践智慧。其中，“地方性”是理解地方性知识的核心要素。格尔茨指出“地方”就是在此处，包括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地方性问题，还特指地方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1 ]105-157 。人类学家走进异文化情境，不全是对异文化的好奇，而是一种文化情怀的敞开。
最后，地方性知识是多元知识产生的“根芽”。地方性知识象征着西方文化霸权的终结。人类学家最初钟情于异文化想象，缺少直接的文化了解。但是，对社会生活等自然现象的探究，脱离不了文化表征与深层衍射的意义解读。换言之，就是从文化差异中察知文化特性，将近乎“残枝末叶”的奇闻逸事纳入“文化箱”，建构“与己之别”的文化资料库。于此，“他者”文化基于特定情境，并通过“近距离经验”生根发芽。最终，“向他人学习”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国内，地方性知识是一个与普适性知识相对立的学术概念。叶舒宪沿用西方学者的地方性知识研究传统，细致梳理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构建了典型的地方性知识观；[2 ]杨庭硕等将之归结为：本土知识指各民族在特定自然、社会环境下与之互动并构建的知识体系，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和归属性；[3 ]128盛晓明认为“地方性知识”应理解为知识总是在特定情境中生成并得到维护的，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知识形成的具体情境；[4 ]吴彤借鉴后现代科学哲学理论，提出地方性知识的生产有其条件，一般都具有事实条件约束、不具备数理形式化条件和不具备实验室条件。[5 ]学者大都围绕知识的地方性论述地方性知识，将之作为一种鲜明的知识立场昭示其本身的价值。
纵观整个人类学史，尊重文化间的特有差异是人类学研究思维的核心，诸如习俗、制度等并非存有固定的“样板”。因而，摈弃文化优越性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现代人类学视野更加广阔，长镜头、宽聚焦式地搜集和记录丰富的文化经验，为现代社会发挥作用，但并非一概建议接受“他者”模式。可以肯定的是，“他者”理所当然的身处情境之中的约束、观念和习惯，同样启迪了文化间彼此重视地方性的智慧。那种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同样经历了特定实验场所人为的知识实践的“建构”。地方性知识使人们意识到知识的平等性以及实践智慧的多样性。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方性知识观念渗透在众多的学科领域并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思维，与其说它是具体的知识形态还不如说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
二、触摸村庄：文化元素的发现
当下，中国人类学更多地转向研究现代社会，着力培育文化自觉。因而，作为观察者，“远观文化”远远不够，还须着力展示文化的丰富与复杂，即通过置身其中的民族志式的阐释，深描最细微的文化展演及由此产生的“文本制作”。对于笔者而言，四个回族聚居村熟悉而陌生，熟悉源于笔者生于斯长于斯，而陌生源于对村庄文化的“远距离经验”。为了了解村落及其精彩的文化，笔者扎根村庄，对不同文化场景进行记录。由此，触摸村庄不是“游走”或“猎奇”，而是扎根般地深挖村庄生活。 （一）田野研究点的選择
费孝通先生通过家庭与亲属制度、财产与继承关系、农业生产、日常劳作等开展江村调查，描述农民消费、生产、分配、交易等体系组成的日常生活，呈现社会变革之中村庄的原貌，唤醒人们对“他者”的关注，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基于此，“扎根田野”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求实求知是人类学研究的精神。[6 ]405在“他者”眼里，特定的文化制度为他者提供了生活的基点。人类学研究最终证明了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的多样性。
为获取地方性知识较完整的切片，达到对“文本”的理解，选择田野点是关键环节。费先生提出调查区域的问题，“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7 ]5田野点关系到民族志的表达空间，只有设定对象与事件的边界方可反映文化生活的整体。这种目标明确的田野点选择，将地方性知识主体对象的选定看作是对不易把握的多点田野作业在实践层面的简化。1981年，费先生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赫胥黎奖”时提到，“开弦弓村只是中国几十万农村中的一个。它是中国的农村，所以它具有和其他几十万个农村的共性，它是几十万个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所以它同时具有和其他中国农村不同的特殊性” [7 ]250。为了兼顾共性与特殊性，考虑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地点所展示的地方性知识之间历时和共时上的联系，随机选取相互依存的场所也是有必要的。
鉴于此，本研究将民族志式的地方性知识探究定位在西北地区文化板块，选择宁夏西吉县为总体样本范围。然后，以乡级单位为抽样框，在查阅县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确定二级抽样单元，分别选取四个回族聚居乡镇。按照区域抽样法，在保证田野点均衡分布的基础上，为了突破单个村庄研究的局限性，再选取P村、X村、B村和S村为田野点，四个回族聚居村分别位于该县的东、南、东北、东南位置，村庄基本情况见表1。
（二）田野中村庄文化的地方性聚焦
田野中的村庄是以回族为主、回汉杂居的共同体。这种相邻村庄的文化集合，使民族实践活动及由此建构而来的文化事件更为清晰地传递出情境信息。村庄内在的运作基于回汉文化互动但又彼此保持特色的文化形态中展开。只有研究者与当地的人与事建立互动，才能体验到村庄的文化印象，进而书写文化。文化书写自然是研究者与当地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相遇，是介于获取文化信息和呈现文化之间的自然活动，进而在文化书写中完成村庄文化的地方性聚焦。
1.开放与封闭并存的乡村空间形态。社会结构转型期，回族聚居村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这种自然的变化助推了民族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扎根于乡土社会的民族情怀依然浓厚。伴随着国家各项政策的大力实施，村庄逐渐打破原来封闭的生活而转向开放与封闭并存。通往P村和S村的交通发达，因而村民的互动更频繁，村民的现代化意识也更强烈。道路的通达使传统的回乡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封闭的体系随着互动增多而不断被打破。特别是互联网为媒介的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大部分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现代信息，村民的生活通过村庄边界的延展更加开放。离X村不远的地方修建的回乡文化园，是在当地政府主导下打造的回乡文化旅游产业基地。谈及回乡文化园，村民们难以掩饰高兴的神情，认为文化园是民族文化表达的空间。
B村和X村山路崎岖，地势不平坦，大部分村民借助于牲畜耕种，不能使用国家补贴资金购买的现代化耕种工具。村庄的生产生活处在开放与封闭并存的状态，主要原因是村民生活与外界的沟通不畅，而影响沟通的因素是道路与信息工具。同时，道路与信息化使乡村边界融合逐步趋向可能，生活交往更加畅通，封闭向开放转变的乡村形态改变了回汉村民交往的方式。比较而言，道路畅通的地方回汉关系更加紧密。相反，道路、信息闭塞的村落回汉关系紧密程度较弱。从整个县域看，回汉团结亲如一家人的文化氛围早已形成。可以说，党的民族政策、村民广泛的行动力推动了多元乡村生活的早日到来。
2.生产生活方式趋向多样化。村庄是一个流动的文化实体，村民在互动互往中参与文化资源的分享与互换。在此基础上，村民的生产方式趋于多样化，其中也隐含着国家惠民政策对于村庄发展的大力关照。S村，建有规模较大的牛羊肉加工厂。村落中也有商贸区、回汉村民经营的商店、农贸市场等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场所。西吉县县域生态环境脆弱，多样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必然结果，回汉民族依靠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代化耕作技术不断创造新生活。对于村庄而言，村民农副业相辅的生活方式更加明显。党的扶贫政策的大力实施使村庄发生着现代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促进了回汉文化进一步互动，另一方面使地域文化气息更加浓厚。4个村庄依据地理环境的不同，种养产业略有不同。S村一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有利于西芹生长，借助西芹生产该村打出了一条致富路；B村和S村畜牧业发达，S村和P村集商贸活动与农耕种植于一体。相比较而言，X村和B村民族特色比较浓厚。笔者访谈中发现，由于干旱少雨，以前农耕采取广种薄收的方式，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以来，村民仅在地势平坦的土地耕种。
3.村民重视学校教育。村民普遍重视孩子的学习，他们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学习是第一位的，家里条件好的、差的都把学习看得很重要。我们村有好几个考到大学了。你看，国家的政策这么好，补助很大。有些娃娃不好好念书，走不出我们这里，只好另谋出路了”。①在村民眼里，念书、考学、走出去是一条改变贫困生活之路。
4.回汉文化和谐交融。通过与村民的交谈及体验发现，回族社会生活受中国化、本土化的伊斯兰教影响很深。X村村民说：“人‘口唤’了，不穿白戴孝，S村一部分村民是要穿白戴孝的，这是地方特点，但S村一部分村民和我们的传统是一样的，我们都相互尊重。”当地汉族采取“七天一期”纪念亡人的方式，回族村民同样遵循每隔七天悼念逝去亲人的传统。就西吉县而言，回汉文化的交融是民族和谐交往的根基，他们彼此分享来自生活的经验，尊重民族身份边界、尊重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形成互嵌型社区和经济社会活动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记忆”成为新时期回汉团结奋进、开创新生活的集体记忆。村庄自有村庄文化记忆的延续，“红色记忆”跨越民族边界，是回汉文化交融的显著例证。每逢“主麻日”（聚礼），清真寺会专门宣讲党的政策方针、道德诚信等价值观，爱国主义通过村民知晓的方式得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清真寺等方式使爱国、法治、德治与和谐的基本价值观转化为村民内心的信仰，形成本土地方知识体系独有的文化氛围。
（三）超越回汉文化边界的文化互惠
回汉民族的互动使得西吉县整体民族社会生活形成一种模糊的文化边界，回汉文化得到基于特定情境的互惠但又具有鲜活的时代特征。“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前提，文化的融合是民族共识形成的重要环节”[8 ]，村民在行动中建构地方文化的网络，又使自身行动嵌入地方文化中。文化以相连或相似性而发挥功能，一定地域的回族情感相通、习俗相同、信仰相继、价值相似以及行为方式大体一致，实现了他们所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的意义之网不断加深文化之于当地社会生活的印记。同时，这种印记是在回汉村民互动中加以凝结的，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反映了回汉居住在相似自然地理条件之下，操持着较为相似的生计方式而形成具有共同经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当然，文化意蕴的分析在于探求其中的意义旨趣，“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9 ]5，让文化意义通过传统叙事而变得可以理解。
三、村庄中地方性知识的显现
村落文化的素描表述了当地传统社会的行为、观念体系，衍生了地方性文化的意义。相应地，村庄文化印象的书写为地方性知识的呈现提供了宏观背景，帮助我们理解地方性知识对于他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传承与延续。
（一）文化书写与地方性知识
大量民族志资料显示，村庄中各种文化事实的结构存在着自身的一套知识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大文化传统普照之下地方性文化的情境性聚焦。通过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的生活境遇实现着村庄文化的教化与传递，维持着村庄的和谐与发展。正是这种文化生态的塑造使得本土文化知识的地方性显露出来，组成一幅回汉交融参与社会生活的和谐图画。回汉民族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同时基于共同的情境而彼此相依，适时分享着地方性知识的成果。村庄文化印象的书写虽是一种文化浅描，但这种以研究者主体性存在的对村庄发生的文化事件進行民族志式的概化性叙事，是对时空坐落背景下村庄的聚焦。在此，文化书写给予地方性知识运行的一个空间概貌，其内在的知识机理及其与回族社会生活水乳交融的境况需进一步察知。
人类学视阈中，地方性知识伴随着民族群体的文化生成而生成。回族村民与周围环境互动而积累和建构的具有明显地方属性与人文特征相融合的实践智慧，就是地方性知识。其知识体系须臾没有离开当地情境，它是在当地人社会实践的创制下代代传承下来的本土经验智慧。准确地说，回族村民创制的地方性知识是回汉民族生活在共同地域逐渐积累的当地文化的一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是他们面对自身生存环境并通过与周围情境互动所创造的实践智慧，可在生成情境中展开、确认和理解。一般而言，特定情境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的综合性特点。因而，地方性知识的分布不是均匀化地为回族个体所掌握和利用。不可否认，地方性知识自然地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有效地处理了他们面临的地方实践问题。
（二）村庄中地方性知识的显现
第一，4个村庄地方性知识在互动中走向整合。回汉民族共同面对特定情境，整合出解决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实践智慧，体现了地方性知识在情境中的共享性。耕作方式、水窖、土墙等是情境的实践智慧，是当地传统文化的生动再现。X村村民告诉笔者，当地清真寺由回族设计、汉族帮忙完成建筑。S村回汉和睦相处，村民说一位65岁的汉族“赤脚医生”是“药箱伴着泥土香”，一边耕地扶犁、一边治病救人，见证了“回汉一家亲”；一位村民告诉笔者，汉族家里有娶嫁等喜事，回族带上自家的锅碗瓢盆帮助他们制作菜肴，忙前忙后；遇上回族的重大节日，汉族也前去道贺。“族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你来我往、我来你往、交互共生，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保持平衡的互动过程”[10 ]，他们为邻里关系的融洽感到自豪，而正是这种真实自在的互动使得地方性知识成为一种鲜活的地方智慧，生发出地方经验的互动力。
第二，4个村庄地方性知识同异共存。不同地域的回族生活有一些细微差别，如民间所言，“回回亲理不清，打断骨头连着筋”。S村南、北清真寺建筑风格存在一定差异，而各个村庄的清真寺建筑各有特色，清真寺大殿、宣礼塔、内部装饰等方面有所不同。X村举行“主麻日”（聚礼）时，邻近村庄的回族也前来参加，其互动一定程度上超越家族和村庄的界限。S村在家族下设“房”，各“房头”由若干个本族的家庭构成，形成了顺畅的家族关系。
交通相对方便的回族聚居村，在现代化、地域张力以及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下，村民的生活围绕农商结合的多元生产模式而展开。换言之，地方性知识的运作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性知识的内容祖祖辈辈完好地传承下来，有些内容随着村民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产生文化属性上的变迁。基于传统与现代情境的交互，S村和P村地方性知识不断在调适中发挥作用。S村历来就有牛羊屠宰、皮毛加工、粉条加工等传统，P村的粮油加工批发、手工作坊等有所发展。相对而言，X村和B村具有地方性知识沉积的定力，在传统文化中维护着村庄的发展。无论如何，在党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下，地方性知识的互动与互惠使民族团结奋进的秩序更加牢靠。
第三，地方性知识基于乡村现代化出现适度调适。地方性知识的所有内容并非完全只得到本民族的确认、理解和应用，它的应用是基于民族所处共同境况的反映，具有流动性的特点。比如新式民居、新式农具、现代化机械工具的本地应用等使地方性知识发生文化转型。同时，古老的地方性知识赋予新的时代意蕴，往往唤醒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据村民介绍，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S村时，向当地群众传授了马铃薯粉条制作技术，将马铃薯切成碎块，再用石磨将碎块磨成淀粉汁，然后用粉勺把淀粉汁漏成条，经过开水煮熟后捞出晾干做成粉条。80多年过去了，当地群众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制粉产业，由简单粗糙的手工粉发展成形式多样的粉条、粉丝、宽粉、手擀粉，当地群众称之为“红军粉”。这不仅见证了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还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现代技术的进入影响着地方性知识的文化适应力，历经变异与融合、协调共享而达成地方性知识的再生成，体现了村民身体力行地与当地情境的互动，总结出能够有效处理当地实践的智慧。 当然，从地方性知识细枝末节的内容看，不同村庄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与人文背景，但都展现了与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相调适所形成的和谐场景。比如，部分村庄的村民以“尔曼里”（善举、善行）的方式追忆先贤、祈祷感恩，一般要去拱北点香上坟，拱北主持也会宰牛羊、炸油香、做烩菜，招待八方来客，场面盛大而隆重。这种本土文化筑牢了民族团结的基础，还激发了村民奋力开拓新生活的信心。村庄在国家扶贫政策和地方传统的互动调适中进一步整合本土经验，成为村民致富奔小康的基础条件。换言之，现代语境中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自觉性更为显著，它不是完全封闭的知识体系。比如，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X村清真寺利用主麻日举行“抵制毒品，珍爱生命”的“卧尔兹”演讲。阿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村民远离毒品的重要性，呼吁村民发扬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传统。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角度说明善与合法的行为，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再生成。
（三）作为“无言之知”：情境中的地方性知识
格尔茨在爪哇、巴厘岛等地的田野作业得出，本土文化知识不具有普遍性，但它是充盈着地方特色的实践智慧。地方性知识围绕当地情境展开，显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与周围社会环境的互动。在此，村民基于情境的实践活动最终生成地方性智慧。村民对地方现象的实践把握，从情境中昭示出来。地方情境不仅是作为地方人生活延续的空间，它还使地方经验在这种特定语境中得以自然建构，并时刻以静态和动态相依的经验递承模式进一步被追踪。因而，地方性知识并非囿于“地方”的局限而失去生命力，而是以时空因素为介质，将地方性文化的知识原貌通过民族社会活动而得到扩展。
基于此，地方性知识以“知识无意识”的姿态贯穿于村庄社会生活实践，形成具有情境性和生存性的知识。从村庄秩序的运作看，地方性知识是一种“无言之知”，是基于时空情境被回族乡民选择和经历的相对稳定的实践方式。存在于此地此景的地方性知识成为民族特有的常识，它依存于回族日常社会生活，背后隐藏着一种传统的力量。这种传统是在知识生成和运作过程中自觉架构的，反过来，传统又为架构地方性知识的“无意识”积累了文化底蕴。
四、地方性知识的创制：日常生活世界
村庄文化互动与互惠形成开放和封闭的双重节奏，村民的生活在多样化的形态中前行。新时代，这种多样性对于民族生活是必要的，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进而言之，当地村民生活与地方性知识互构成水乳相融的生活场景，他们的头脑中铭刻着当地的一套文化参照系统，成为他们未来认知和创造可能生活的文化基点。
首先，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原初性的存在。对于村庄而言，一切生活形式所组成的意义被呈现。从地方事件的生成与情境出发，人类学考察发现地方性知识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昭示了地方性知识在此情此境的实用主义立场。地方性知识不是囿于抽象规则的理论验证，而是深刻地指涉地方文化行为所属的意义，融地方人、地方生活、地方实践于一体，消弭了普适与地方、事实与意义的对立，突显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受回族文化传统和情境的影响，地方性知识不仅与日常生活模式相关联，还具有深刻的意蕴，符合村民基于情境的文化之网的编织。当地回族的生活行动，由本土知识作為基础，持续为村民生活注入活力，拓展了生活世界的边界。
其次，地方性知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地人与自然、社会、人文环境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当地生活实践的运行。因而，地方性知识赋予村民生产生活的文化自觉，那种知识规约及其在此引导下的社会活动，因符合当地人文社会资源结构而呈现出一种可自主运行的状态。
再次，地方性知识的规范功能整合了村庄的人文社会生活。“人类学，或者说至少某一些人类学，日益倾向于关注个人和团体凭借以活出他们生活方式的‘意义结构’，并且能够凭借其能动性（agency）对意义结构加以形塑、沟通、灌输、分享、转变和复制的‘象征与象征体系’，尤为其关注之重点。”[11 ]210地方性知识不仅是一套经验信息系统，它还创构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融入村民的地方想象。“地方性知识是各民族对所在地的悉心观察和经验积累所形成的具体的知识信息系统，其主体是乡村社会中的乡民”[12 ] ，因而要立足“当地认识和想象”理解地方性知识运作的策略和技术。对于村民来说，他们与情境互动生成的生活能动性结构，不是要打破主流知识的普遍性，而是要在地方化的语境中体悟一种文化自觉。
五、结语
人类学传统秉持异文化情怀，避开固执的文化偏见，参与到他者的社会，理解其本有生活，借此揭示一种“不言而明”的地方性文化的本质。这是因为，“每种文化都无法对另一种文化做出真实的评价，因为文化无法摆脱自身的限制，而且它的判断还会受到一种相对论的束缚”[13 ]123。以上对地方性知识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家乡人类学考察，笔者是熟悉的陌生人，源于对“异文化”的挚信，但并非先入为主地走进看似熟悉的村落时空，而是扎根村庄寻找“他己之别”及已变化的民族日常生活。
一系列地方性知识“装箱”的过程中，村民日常生活世界之韵味呼之欲出，这是文化主客位视角自由转换的结果，但它不是地方性文化的泛化或情有独钟，而是村庄文化事实与地方性知识微妙关联的结构、在人类学镜照下将日常生活世界显现出来。地方性知识一旦与文化传统相关联就会抽象出可被认为是精神气质的系统。精神气质可以定义为被文化标准化了的、个体的本能和情感的组织体系，[14 ]100是该情境中各种制度和程式的整体聚焦，其本质是日常生活世界。精神气质标示着地方性知识的存在，其间内隐着一套关于村民情感态度和实践行为的标准化系统，而系统又通过地方性智慧表现出维护地方情境的功能。这是一种真切存在的日常生活现象，回族个体都力图围绕精神气质而建立群体行动的文化实践，基于日常生活显示文化属性，在文化中蕴含社会生活的教化实践。
对于回族乡民来说，地方性知识以惯性的姿态融入生活，并在乡村发展的历史河流中加深他们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行事所依赖的思维、价值判断、文化认同等因素，表述着回乡社会文化的逻辑。地方性知识无时无刻地展现着村民协作共创的实践结晶。理所当然，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新的地方性知识在原有知识体系基础上完成改造与创新。同时，日常生活又基于当地情境给予地方性知识运作和创新的条件。就村庄持续发展的视角而言，具有普适价值取向的主流知识与地方性、民族性取向的地方性知识之间相互兼容状态的构建，已成为新时代民族日常生活世界重构的地方性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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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性知识；西吉县；回族聚居村；日常生活世界；人类学
【作 者】田养邑，宁夏大学教育学院民族心理与民族教育专业博士生；周福盛，宁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银川，75002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3-0078-008
通过人类学“他者眼光”的文化叙事，一种代表地方性文化的知识体系得以揭示。这种具有地方意义的原初性知识不但是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逐渐演化为具有深邃内涵和广阔领域的新知识体系，最终形成地方性知识观。地方性知识的精妙之处在于将“情境”引入知识生成的特定条件，构成这种新型知识观的核心要素。人类学视阈中，地方性知识是普遍存在于民族社会生活之中的文化现象，也是当地人实践智慧的结晶。地方性知识的人类学考察往往具有精致的学术旨趣。笔者作为熟悉而又陌生的“他者”，生活在西吉县这片土地，并多次“扎根”于四个回族聚居村，旨在透过文化主客位视角阐释当地村民创造的本土化知识。一旦将这些知识“装箱”，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得以显现，这是一件引人入胜的民族志探索。
一、引言：作为新型知识观的地方性知识
首先，地方性知识根源于文化人类学对异文化的研究。地方性知识的深描和阐释是以文化持有者的态度开展田野研究的结果，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通过理解当地土著人的宗教、社会以及经济背后的故事而首创了地方性知识观。从根本上讲，格尔茨深入文化现场阐释知识地方性的情境建构并主张知识的地方性。在此，以文化持有者的身份介入文化现场，强调了研究者内部眼界对于异文化考察的重要性。因而，地方性（locality）一词集合了特定地域及由地域意义衍生的知识累积和生成，它是一种文化立场。
其次，特定情境是体悟地方性知识本土品性的关键。地方性知识不仅仅是指地方特征的知识，还应考虑知识生成必不可少的“情境”（context）。“情境”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博厄斯学派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孕育地方性知识观的重要思维范式，情境性显示出知识体系形成的文化逻辑与本土特质。确切地说，地方性知识是与文化境遇相联系才能明晰的概念。于此，学会善待他者文化的差异不仅是一种通达的态度，也是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价值承认的一种学术思维。
再次，格尔茨用娴熟的阐释人类学框定了“地方性”的边界。这种与当地人、生存条件抑或文化背景有关的知识阐释，彰显出地方性的实践智慧。其中，“地方性”是理解地方性知识的核心要素。格尔茨指出“地方”就是在此处，包括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地方性问题，还特指地方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1 ]105-157 。人类学家走进异文化情境，不全是对异文化的好奇，而是一种文化情怀的敞开。
最后，地方性知识是多元知识产生的“根芽”。地方性知识象征着西方文化霸权的终结。人类学家最初钟情于异文化想象，缺少直接的文化了解。但是，对社会生活等自然现象的探究，脱离不了文化表征与深层衍射的意义解读。换言之，就是从文化差异中察知文化特性，将近乎“残枝末叶”的奇闻逸事纳入“文化箱”，建构“与己之别”的文化资料库。于此，“他者”文化基于特定情境，并通过“近距离经验”生根发芽。最终，“向他人学习”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国内，地方性知识是一个与普适性知识相对立的学术概念。叶舒宪沿用西方学者的地方性知识研究传统，细致梳理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构建了典型的地方性知识观；[2 ]杨庭硕等将之归结为：本土知识指各民族在特定自然、社会环境下与之互动并构建的知识体系，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和归属性；[3 ]128盛晓明认为“地方性知识”应理解为知识总是在特定情境中生成并得到维护的，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知识形成的具体情境；[4 ]吴彤借鉴后现代科学哲学理论，提出地方性知识的生产有其条件，一般都具有事实条件约束、不具备数理形式化条件和不具备实验室条件。[5 ]学者大都围绕知识的地方性论述地方性知识，将之作为一种鲜明的知识立场昭示其本身的价值。
纵观整个人类学史，尊重文化间的特有差异是人类学研究思维的核心，诸如习俗、制度等并非存有固定的“样板”。因而，摈弃文化优越性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现代人类学视野更加广阔，长镜头、宽聚焦式地搜集和记录丰富的文化经验，为现代社会发挥作用，但并非一概建议接受“他者”模式。可以肯定的是，“他者”理所当然的身处情境之中的约束、观念和习惯，同样启迪了文化间彼此重视地方性的智慧。那种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同样经历了特定实验场所人为的知识实践的“建构”。地方性知识使人们意识到知识的平等性以及实践智慧的多样性。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方性知识观念渗透在众多的学科领域并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思维，与其说它是具体的知识形态还不如说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
二、触摸村庄：文化元素的发现
当下，中国人类学更多地转向研究现代社会，着力培育文化自觉。因而，作为观察者，“远观文化”远远不够，还须着力展示文化的丰富与复杂，即通过置身其中的民族志式的阐释，深描最细微的文化展演及由此产生的“文本制作”。对于笔者而言，四个回族聚居村熟悉而陌生，熟悉源于笔者生于斯长于斯，而陌生源于对村庄文化的“远距离经验”。为了了解村落及其精彩的文化，笔者扎根村庄，对不同文化场景进行记录。由此，触摸村庄不是“游走”或“猎奇”，而是扎根般地深挖村庄生活。 （一）田野研究点的選择
费孝通先生通过家庭与亲属制度、财产与继承关系、农业生产、日常劳作等开展江村调查，描述农民消费、生产、分配、交易等体系组成的日常生活，呈现社会变革之中村庄的原貌，唤醒人们对“他者”的关注，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基于此，“扎根田野”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求实求知是人类学研究的精神。[6 ]405在“他者”眼里，特定的文化制度为他者提供了生活的基点。人类学研究最终证明了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的多样性。
为获取地方性知识较完整的切片，达到对“文本”的理解，选择田野点是关键环节。费先生提出调查区域的问题，“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7 ]5田野点关系到民族志的表达空间，只有设定对象与事件的边界方可反映文化生活的整体。这种目标明确的田野点选择，将地方性知识主体对象的选定看作是对不易把握的多点田野作业在实践层面的简化。1981年，费先生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赫胥黎奖”时提到，“开弦弓村只是中国几十万农村中的一个。它是中国的农村，所以它具有和其他几十万个农村的共性，它是几十万个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所以它同时具有和其他中国农村不同的特殊性” [7 ]250。为了兼顾共性与特殊性，考虑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地点所展示的地方性知识之间历时和共时上的联系，随机选取相互依存的场所也是有必要的。
鉴于此，本研究将民族志式的地方性知识探究定位在西北地区文化板块，选择宁夏西吉县为总体样本范围。然后，以乡级单位为抽样框，在查阅县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确定二级抽样单元，分别选取四个回族聚居乡镇。按照区域抽样法，在保证田野点均衡分布的基础上，为了突破单个村庄研究的局限性，再选取P村、X村、B村和S村为田野点，四个回族聚居村分别位于该县的东、南、东北、东南位置，村庄基本情况见表1。
（二）田野中村庄文化的地方性聚焦
田野中的村庄是以回族为主、回汉杂居的共同体。这种相邻村庄的文化集合，使民族实践活动及由此建构而来的文化事件更为清晰地传递出情境信息。村庄内在的运作基于回汉文化互动但又彼此保持特色的文化形态中展开。只有研究者与当地的人与事建立互动，才能体验到村庄的文化印象，进而书写文化。文化书写自然是研究者与当地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相遇，是介于获取文化信息和呈现文化之间的自然活动，进而在文化书写中完成村庄文化的地方性聚焦。
1.开放与封闭并存的乡村空间形态。社会结构转型期，回族聚居村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这种自然的变化助推了民族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扎根于乡土社会的民族情怀依然浓厚。伴随着国家各项政策的大力实施，村庄逐渐打破原来封闭的生活而转向开放与封闭并存。通往P村和S村的交通发达，因而村民的互动更频繁，村民的现代化意识也更强烈。道路的通达使传统的回乡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封闭的体系随着互动增多而不断被打破。特别是互联网为媒介的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大部分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现代信息，村民的生活通过村庄边界的延展更加开放。离X村不远的地方修建的回乡文化园，是在当地政府主导下打造的回乡文化旅游产业基地。谈及回乡文化园，村民们难以掩饰高兴的神情，认为文化园是民族文化表达的空间。
B村和X村山路崎岖，地势不平坦，大部分村民借助于牲畜耕种，不能使用国家补贴资金购买的现代化耕种工具。村庄的生产生活处在开放与封闭并存的状态，主要原因是村民生活与外界的沟通不畅，而影响沟通的因素是道路与信息工具。同时，道路与信息化使乡村边界融合逐步趋向可能，生活交往更加畅通，封闭向开放转变的乡村形态改变了回汉村民交往的方式。比较而言，道路畅通的地方回汉关系更加紧密。相反，道路、信息闭塞的村落回汉关系紧密程度较弱。从整个县域看，回汉团结亲如一家人的文化氛围早已形成。可以说，党的民族政策、村民广泛的行动力推动了多元乡村生活的早日到来。
2.生产生活方式趋向多样化。村庄是一个流动的文化实体，村民在互动互往中参与文化资源的分享与互换。在此基础上，村民的生产方式趋于多样化，其中也隐含着国家惠民政策对于村庄发展的大力关照。S村，建有规模较大的牛羊肉加工厂。村落中也有商贸区、回汉村民经营的商店、农贸市场等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场所。西吉县县域生态环境脆弱，多样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必然结果，回汉民族依靠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代化耕作技术不断创造新生活。对于村庄而言，村民农副业相辅的生活方式更加明显。党的扶贫政策的大力实施使村庄发生着现代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促进了回汉文化进一步互动，另一方面使地域文化气息更加浓厚。4个村庄依据地理环境的不同，种养产业略有不同。S村一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有利于西芹生长，借助西芹生产该村打出了一条致富路；B村和S村畜牧业发达，S村和P村集商贸活动与农耕种植于一体。相比较而言，X村和B村民族特色比较浓厚。笔者访谈中发现，由于干旱少雨，以前农耕采取广种薄收的方式，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以来，村民仅在地势平坦的土地耕种。
3.村民重视学校教育。村民普遍重视孩子的学习，他们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学习是第一位的，家里条件好的、差的都把学习看得很重要。我们村有好几个考到大学了。你看，国家的政策这么好，补助很大。有些娃娃不好好念书，走不出我们这里，只好另谋出路了”。①在村民眼里，念书、考学、走出去是一条改变贫困生活之路。
4.回汉文化和谐交融。通过与村民的交谈及体验发现，回族社会生活受中国化、本土化的伊斯兰教影响很深。X村村民说：“人‘口唤’了，不穿白戴孝，S村一部分村民是要穿白戴孝的，这是地方特点，但S村一部分村民和我们的传统是一样的，我们都相互尊重。”当地汉族采取“七天一期”纪念亡人的方式，回族村民同样遵循每隔七天悼念逝去亲人的传统。就西吉县而言，回汉文化的交融是民族和谐交往的根基，他们彼此分享来自生活的经验，尊重民族身份边界、尊重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形成互嵌型社区和经济社会活动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记忆”成为新时期回汉团结奋进、开创新生活的集体记忆。村庄自有村庄文化记忆的延续，“红色记忆”跨越民族边界，是回汉文化交融的显著例证。每逢“主麻日”（聚礼），清真寺会专门宣讲党的政策方针、道德诚信等价值观，爱国主义通过村民知晓的方式得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清真寺等方式使爱国、法治、德治与和谐的基本价值观转化为村民内心的信仰，形成本土地方知识体系独有的文化氛围。
（三）超越回汉文化边界的文化互惠
回汉民族的互动使得西吉县整体民族社会生活形成一种模糊的文化边界，回汉文化得到基于特定情境的互惠但又具有鲜活的时代特征。“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前提，文化的融合是民族共识形成的重要环节”[8 ]，村民在行动中建构地方文化的网络，又使自身行动嵌入地方文化中。文化以相连或相似性而发挥功能，一定地域的回族情感相通、习俗相同、信仰相继、价值相似以及行为方式大体一致，实现了他们所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的意义之网不断加深文化之于当地社会生活的印记。同时，这种印记是在回汉村民互动中加以凝结的，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反映了回汉居住在相似自然地理条件之下，操持着较为相似的生计方式而形成具有共同经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当然，文化意蕴的分析在于探求其中的意义旨趣，“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9 ]5，让文化意义通过传统叙事而变得可以理解。
三、村庄中地方性知识的显现
村落文化的素描表述了当地传统社会的行为、观念体系，衍生了地方性文化的意义。相应地，村庄文化印象的书写为地方性知识的呈现提供了宏观背景，帮助我们理解地方性知识对于他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传承与延续。
（一）文化书写与地方性知识
大量民族志资料显示，村庄中各种文化事实的结构存在着自身的一套知识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大文化传统普照之下地方性文化的情境性聚焦。通过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的生活境遇实现着村庄文化的教化与传递，维持着村庄的和谐与发展。正是这种文化生态的塑造使得本土文化知识的地方性显露出来，组成一幅回汉交融参与社会生活的和谐图画。回汉民族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同时基于共同的情境而彼此相依，适时分享着地方性知识的成果。村庄文化印象的书写虽是一种文化浅描，但这种以研究者主体性存在的对村庄发生的文化事件進行民族志式的概化性叙事，是对时空坐落背景下村庄的聚焦。在此，文化书写给予地方性知识运行的一个空间概貌，其内在的知识机理及其与回族社会生活水乳交融的境况需进一步察知。
人类学视阈中，地方性知识伴随着民族群体的文化生成而生成。回族村民与周围环境互动而积累和建构的具有明显地方属性与人文特征相融合的实践智慧，就是地方性知识。其知识体系须臾没有离开当地情境，它是在当地人社会实践的创制下代代传承下来的本土经验智慧。准确地说，回族村民创制的地方性知识是回汉民族生活在共同地域逐渐积累的当地文化的一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是他们面对自身生存环境并通过与周围情境互动所创造的实践智慧，可在生成情境中展开、确认和理解。一般而言，特定情境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的综合性特点。因而，地方性知识的分布不是均匀化地为回族个体所掌握和利用。不可否认，地方性知识自然地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有效地处理了他们面临的地方实践问题。
（二）村庄中地方性知识的显现
第一，4个村庄地方性知识在互动中走向整合。回汉民族共同面对特定情境，整合出解决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实践智慧，体现了地方性知识在情境中的共享性。耕作方式、水窖、土墙等是情境的实践智慧，是当地传统文化的生动再现。X村村民告诉笔者，当地清真寺由回族设计、汉族帮忙完成建筑。S村回汉和睦相处，村民说一位65岁的汉族“赤脚医生”是“药箱伴着泥土香”，一边耕地扶犁、一边治病救人，见证了“回汉一家亲”；一位村民告诉笔者，汉族家里有娶嫁等喜事，回族带上自家的锅碗瓢盆帮助他们制作菜肴，忙前忙后；遇上回族的重大节日，汉族也前去道贺。“族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你来我往、我来你往、交互共生，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保持平衡的互动过程”[10 ]，他们为邻里关系的融洽感到自豪，而正是这种真实自在的互动使得地方性知识成为一种鲜活的地方智慧，生发出地方经验的互动力。
第二，4个村庄地方性知识同异共存。不同地域的回族生活有一些细微差别，如民间所言，“回回亲理不清，打断骨头连着筋”。S村南、北清真寺建筑风格存在一定差异，而各个村庄的清真寺建筑各有特色，清真寺大殿、宣礼塔、内部装饰等方面有所不同。X村举行“主麻日”（聚礼）时，邻近村庄的回族也前来参加，其互动一定程度上超越家族和村庄的界限。S村在家族下设“房”，各“房头”由若干个本族的家庭构成，形成了顺畅的家族关系。
交通相对方便的回族聚居村，在现代化、地域张力以及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下，村民的生活围绕农商结合的多元生产模式而展开。换言之，地方性知识的运作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性知识的内容祖祖辈辈完好地传承下来，有些内容随着村民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产生文化属性上的变迁。基于传统与现代情境的交互，S村和P村地方性知识不断在调适中发挥作用。S村历来就有牛羊屠宰、皮毛加工、粉条加工等传统，P村的粮油加工批发、手工作坊等有所发展。相对而言，X村和B村具有地方性知识沉积的定力，在传统文化中维护着村庄的发展。无论如何，在党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下，地方性知识的互动与互惠使民族团结奋进的秩序更加牢靠。
第三，地方性知识基于乡村现代化出现适度调适。地方性知识的所有内容并非完全只得到本民族的确认、理解和应用，它的应用是基于民族所处共同境况的反映，具有流动性的特点。比如新式民居、新式农具、现代化机械工具的本地应用等使地方性知识发生文化转型。同时，古老的地方性知识赋予新的时代意蕴，往往唤醒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据村民介绍，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S村时，向当地群众传授了马铃薯粉条制作技术，将马铃薯切成碎块，再用石磨将碎块磨成淀粉汁，然后用粉勺把淀粉汁漏成条，经过开水煮熟后捞出晾干做成粉条。80多年过去了，当地群众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制粉产业，由简单粗糙的手工粉发展成形式多样的粉条、粉丝、宽粉、手擀粉，当地群众称之为“红军粉”。这不仅见证了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还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现代技术的进入影响着地方性知识的文化适应力，历经变异与融合、协调共享而达成地方性知识的再生成，体现了村民身体力行地与当地情境的互动，总结出能够有效处理当地实践的智慧。 当然，从地方性知识细枝末节的内容看，不同村庄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与人文背景，但都展现了与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相调适所形成的和谐场景。比如，部分村庄的村民以“尔曼里”（善举、善行）的方式追忆先贤、祈祷感恩，一般要去拱北点香上坟，拱北主持也会宰牛羊、炸油香、做烩菜，招待八方来客，场面盛大而隆重。这种本土文化筑牢了民族团结的基础，还激发了村民奋力开拓新生活的信心。村庄在国家扶贫政策和地方传统的互动调适中进一步整合本土经验，成为村民致富奔小康的基础条件。换言之，现代语境中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自觉性更为显著，它不是完全封闭的知识体系。比如，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X村清真寺利用主麻日举行“抵制毒品，珍爱生命”的“卧尔兹”演讲。阿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村民远离毒品的重要性，呼吁村民发扬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传统。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角度说明善与合法的行为，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再生成。
（三）作为“无言之知”：情境中的地方性知识
格尔茨在爪哇、巴厘岛等地的田野作业得出，本土文化知识不具有普遍性，但它是充盈着地方特色的实践智慧。地方性知识围绕当地情境展开，显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与周围社会环境的互动。在此，村民基于情境的实践活动最终生成地方性智慧。村民对地方现象的实践把握，从情境中昭示出来。地方情境不仅是作为地方人生活延续的空间，它还使地方经验在这种特定语境中得以自然建构，并时刻以静态和动态相依的经验递承模式进一步被追踪。因而，地方性知识并非囿于“地方”的局限而失去生命力，而是以时空因素为介质，将地方性文化的知识原貌通过民族社会活动而得到扩展。
基于此，地方性知识以“知识无意识”的姿态贯穿于村庄社会生活实践，形成具有情境性和生存性的知识。从村庄秩序的运作看，地方性知识是一种“无言之知”，是基于时空情境被回族乡民选择和经历的相对稳定的实践方式。存在于此地此景的地方性知识成为民族特有的常识，它依存于回族日常社会生活，背后隐藏着一种传统的力量。这种传统是在知识生成和运作过程中自觉架构的，反过来，传统又为架构地方性知识的“无意识”积累了文化底蕴。
四、地方性知识的创制：日常生活世界
村庄文化互动与互惠形成开放和封闭的双重节奏，村民的生活在多样化的形态中前行。新时代，这种多样性对于民族生活是必要的，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进而言之，当地村民生活与地方性知识互构成水乳相融的生活场景，他们的头脑中铭刻着当地的一套文化参照系统，成为他们未来认知和创造可能生活的文化基点。
首先，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原初性的存在。对于村庄而言，一切生活形式所组成的意义被呈现。从地方事件的生成与情境出发，人类学考察发现地方性知识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昭示了地方性知识在此情此境的实用主义立场。地方性知识不是囿于抽象规则的理论验证，而是深刻地指涉地方文化行为所属的意义，融地方人、地方生活、地方实践于一体，消弭了普适与地方、事实与意义的对立，突显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受回族文化传统和情境的影响，地方性知识不仅与日常生活模式相关联，还具有深刻的意蕴，符合村民基于情境的文化之网的编织。当地回族的生活行动，由本土知识作為基础，持续为村民生活注入活力，拓展了生活世界的边界。
其次，地方性知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地人与自然、社会、人文环境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当地生活实践的运行。因而，地方性知识赋予村民生产生活的文化自觉，那种知识规约及其在此引导下的社会活动，因符合当地人文社会资源结构而呈现出一种可自主运行的状态。
再次，地方性知识的规范功能整合了村庄的人文社会生活。“人类学，或者说至少某一些人类学，日益倾向于关注个人和团体凭借以活出他们生活方式的‘意义结构’，并且能够凭借其能动性（agency）对意义结构加以形塑、沟通、灌输、分享、转变和复制的‘象征与象征体系’，尤为其关注之重点。”[11 ]210地方性知识不仅是一套经验信息系统，它还创构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融入村民的地方想象。“地方性知识是各民族对所在地的悉心观察和经验积累所形成的具体的知识信息系统，其主体是乡村社会中的乡民”[12 ] ，因而要立足“当地认识和想象”理解地方性知识运作的策略和技术。对于村民来说，他们与情境互动生成的生活能动性结构，不是要打破主流知识的普遍性，而是要在地方化的语境中体悟一种文化自觉。
五、结语
人类学传统秉持异文化情怀，避开固执的文化偏见，参与到他者的社会，理解其本有生活，借此揭示一种“不言而明”的地方性文化的本质。这是因为，“每种文化都无法对另一种文化做出真实的评价，因为文化无法摆脱自身的限制，而且它的判断还会受到一种相对论的束缚”[13 ]123。以上对地方性知识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家乡人类学考察，笔者是熟悉的陌生人，源于对“异文化”的挚信，但并非先入为主地走进看似熟悉的村落时空，而是扎根村庄寻找“他己之别”及已变化的民族日常生活。
一系列地方性知识“装箱”的过程中，村民日常生活世界之韵味呼之欲出，这是文化主客位视角自由转换的结果，但它不是地方性文化的泛化或情有独钟，而是村庄文化事实与地方性知识微妙关联的结构、在人类学镜照下将日常生活世界显现出来。地方性知识一旦与文化传统相关联就会抽象出可被认为是精神气质的系统。精神气质可以定义为被文化标准化了的、个体的本能和情感的组织体系，[14 ]100是该情境中各种制度和程式的整体聚焦，其本质是日常生活世界。精神气质标示着地方性知识的存在，其间内隐着一套关于村民情感态度和实践行为的标准化系统，而系统又通过地方性智慧表现出维护地方情境的功能。这是一种真切存在的日常生活现象，回族个体都力图围绕精神气质而建立群体行动的文化实践，基于日常生活显示文化属性，在文化中蕴含社会生活的教化实践。
对于回族乡民来说，地方性知识以惯性的姿态融入生活，并在乡村发展的历史河流中加深他们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行事所依赖的思维、价值判断、文化认同等因素，表述着回乡社会文化的逻辑。地方性知识无时无刻地展现着村民协作共创的实践结晶。理所当然，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新的地方性知识在原有知识体系基础上完成改造与创新。同时，日常生活又基于当地情境给予地方性知识运作和创新的条件。就村庄持续发展的视角而言，具有普适价值取向的主流知识与地方性、民族性取向的地方性知识之间相互兼容状态的构建，已成为新时代民族日常生活世界重构的地方性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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