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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自有电影活动以来，经历了兴衰升降的不同时期。其中政治因素一直贯穿于整个电影的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的电影的流行，往往透露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也会影射出民族内部的微观政治。本文以时间为节点，围绕着电影中的“民族主义”与“国族认同”这两个问题对台湾电影进行解读，从电影来了解台湾的国族认同观的变化，梳理与整体国族认同变迁历史论述相关的重要观点。
关键词：台湾电影；国族认同；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208-01
台湾电影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台湾电影放在后殖民语境下进行讨论，所呈现出来的影像也带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威意识密不可分，对台湾电影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日据时期（1901-1945）
台湾电影最先由日本带进台湾，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殖民工具，自此也带来了台湾电影的萌芽。
（一）台湾电影的历史开端。台湾电影的出现，首先成为了殖民主义的工具。1895年，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被殖民历史。台湾电影的首次放映活动，是在1900年6月16日，日本人松甫章三在台北举行的放映会。初期的电影放映只是专攻日本人观看的，无论是技术风格还是主创人员，很大程度上都是日本化的。
（二）电影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和电影文化作用的显现，日本不断加强对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将电影作为文化的工具，利用行政权力培育日片观众，推行“去中国化”的日化教育。这时期饱受殖民统治的台湾电影，整体体现着浓重的殖民情绪。
（三）民族主义被扼杀。据统计，从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至1945年抗战胜利，四十年的时间，台湾仅生产了11部电影。而活跃在台湾影坛的多数人是来自日本本土的电影宣传者，他们将台湾的风土人情，开发状况等，拍摄成《台湾实况介绍》（1907）、《台湾讨伐队勇士》（1910）、《南国之花》（1936）等纪录短片，以展示所谓的殖民“成就”。日本对台湾电影的生产和放映的控制，给台湾人民在民族主义的观念认同上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使国族认同在后来相当长历史时期难以达到统一。
二、全面戒严时期（1945-1987）
通过电影去探讨台湾解严之前这一阶段国族认同观问题，与当时的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电影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一）短暂的“国族想象”。1945年10月25日，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受降，日本殖民统治政权撤离台湾。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9两岸分治，这短暂的四年时间，台湾电影发生巨大变化，由此也带了国家意识的复苏。光复之后的台湾，由中国大陆迁来的国民党政府对台湾进行管辖，在文化政策的宣传下，台湾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强烈。对“中国”或者说是“中华民国”的定义无论是指国民党所统治的台湾岛，还是指包括了中国大陆在内的“泱泱中华”，对国家的指称是为了能够激起一个群体的爱国情怀，这对于台湾来说尤为重要。
（二）民族意识的割裂。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在岛内实行全面戒严策略，两岸分治大格局下的中国电影，也发生了历史性分化、转移，两岸电影经过四年的自由交流后，重新由复合走向分离、由交流陷入封闭、由统一转为对立，步入长达近四十年的隔离期，而电影也成为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工具，大陆电影与台湾电影体现的意识形态逐渐走向分裂。
（三）台湾本土形象与政策的统一。从政府对台语电影的态度即可看出，他们拒绝在文化中国的框架内去接近、理解台湾文化。随着台湾民众的抵触情绪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台湾民众在文化娱乐上有了更多的要求，当局逐渐转变策略，力求本土化，当影像成为了政权建构权力的重要方式，当局通过政治宣传来完成对政治局面的稳定、对经济建设方针的宣传、对文化价值观的形塑等等，正是这些方方面面完成了国家认同感的稳固和统一。
三、解严时期（1979年——至今）
（一）“解严”初期的反思与阵痛。
1.历史的重新建构。1988年，一部《一切为明天》的电影在台湾放映，这部短片由一向强调不谈意识形态的侯孝贤负责策划，影片中处处透露着官方气息，台湾军队、领导人形象等纷纷在这部电影中出现，当时在台湾引起了很大争议，多家媒体发文批评该片不该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接，制造虚伪的时代记忆。解严初期，在新的语境下重现审视和建构历史，成为台湾电影此阶段的重要使命之一。
2.混乱的现实情景。在“戒严”时代，台湾建构的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形态，处处宣扬“中华民国”，其突出的特征是压抑、刻板、井井有条。而解严后的初期，不少禁忌与束缚相继被废除，曾经被压抑的各种欲望和势力从各个角落钻出来，它代表的是电影更加走向民主、自由了。
3.日益突出的大陆因素。台湾随着政权的更替，全面“解严”，在被人为的隔绝了40年之后的台湾人民，亲情和思乡之情奔涌而来，台湾电影开始逐渐出现了大陆的因素，且电影中的大陆形象大多已转变为中性乃至正面的。
（二）新电影下国族认同观的重新抒写。解严政策带来了台湾文艺界的自由，台湾的文化工作者开始被允许较为自由地进行文艺创作。在电影文化上兴起了新电影运动。电影以思想内涵为吸引观众的重点，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个体身份认同在政治环境中发生的转变能够从电影的表现内容中得以体现，从中寻找到更为强烈的全新的国族认同体验。
（三）国族影像繁复多样。从80年代末开始，两岸交流开始破冰。同时，在新的世纪，在民主化程度日渐深化的台湾，从“中国梦”的破碎到“台湾精神”的尴尬境地，自由主义思想在影像中也有所体现，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感就不再那么强烈，国家意识的淡化表现在影像中。
总体而言，从80年代末开始，台湾不管是制作方式、市场演映、人员往来来看，都呈现出与大陆市场共同体的特征，在“大中华电影圈”竞合过程中，台湾电影边缘、中心分化态势进一步明朗，并在台湾内部政治的角逐下，关于国族认同的影像书写开始繁复多样，多元的影像在今后可以成为一代台湾人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2]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3]黄海洲编.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王林丽（1991-），女，汉族，湖北孝感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与传播。
关键词：台湾电影；国族认同；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208-01
台湾电影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台湾电影放在后殖民语境下进行讨论，所呈现出来的影像也带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威意识密不可分，对台湾电影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日据时期（1901-1945）
台湾电影最先由日本带进台湾，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殖民工具，自此也带来了台湾电影的萌芽。
（一）台湾电影的历史开端。台湾电影的出现，首先成为了殖民主义的工具。1895年，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被殖民历史。台湾电影的首次放映活动，是在1900年6月16日，日本人松甫章三在台北举行的放映会。初期的电影放映只是专攻日本人观看的，无论是技术风格还是主创人员，很大程度上都是日本化的。
（二）电影成为殖民统治的工具。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和电影文化作用的显现，日本不断加强对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将电影作为文化的工具，利用行政权力培育日片观众，推行“去中国化”的日化教育。这时期饱受殖民统治的台湾电影，整体体现着浓重的殖民情绪。
（三）民族主义被扼杀。据统计，从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至1945年抗战胜利，四十年的时间，台湾仅生产了11部电影。而活跃在台湾影坛的多数人是来自日本本土的电影宣传者，他们将台湾的风土人情，开发状况等，拍摄成《台湾实况介绍》（1907）、《台湾讨伐队勇士》（1910）、《南国之花》（1936）等纪录短片，以展示所谓的殖民“成就”。日本对台湾电影的生产和放映的控制，给台湾人民在民族主义的观念认同上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使国族认同在后来相当长历史时期难以达到统一。
二、全面戒严时期（1945-1987）
通过电影去探讨台湾解严之前这一阶段国族认同观问题，与当时的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电影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一）短暂的“国族想象”。1945年10月25日，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受降，日本殖民统治政权撤离台湾。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9两岸分治，这短暂的四年时间，台湾电影发生巨大变化，由此也带了国家意识的复苏。光复之后的台湾，由中国大陆迁来的国民党政府对台湾进行管辖，在文化政策的宣传下，台湾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强烈。对“中国”或者说是“中华民国”的定义无论是指国民党所统治的台湾岛，还是指包括了中国大陆在内的“泱泱中华”，对国家的指称是为了能够激起一个群体的爱国情怀，这对于台湾来说尤为重要。
（二）民族意识的割裂。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在岛内实行全面戒严策略，两岸分治大格局下的中国电影，也发生了历史性分化、转移，两岸电影经过四年的自由交流后，重新由复合走向分离、由交流陷入封闭、由统一转为对立，步入长达近四十年的隔离期，而电影也成为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工具，大陆电影与台湾电影体现的意识形态逐渐走向分裂。
（三）台湾本土形象与政策的统一。从政府对台语电影的态度即可看出，他们拒绝在文化中国的框架内去接近、理解台湾文化。随着台湾民众的抵触情绪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台湾民众在文化娱乐上有了更多的要求，当局逐渐转变策略，力求本土化，当影像成为了政权建构权力的重要方式，当局通过政治宣传来完成对政治局面的稳定、对经济建设方针的宣传、对文化价值观的形塑等等，正是这些方方面面完成了国家认同感的稳固和统一。
三、解严时期（1979年——至今）
（一）“解严”初期的反思与阵痛。
1.历史的重新建构。1988年，一部《一切为明天》的电影在台湾放映，这部短片由一向强调不谈意识形态的侯孝贤负责策划，影片中处处透露着官方气息，台湾军队、领导人形象等纷纷在这部电影中出现，当时在台湾引起了很大争议，多家媒体发文批评该片不该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接，制造虚伪的时代记忆。解严初期，在新的语境下重现审视和建构历史，成为台湾电影此阶段的重要使命之一。
2.混乱的现实情景。在“戒严”时代，台湾建构的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形态，处处宣扬“中华民国”，其突出的特征是压抑、刻板、井井有条。而解严后的初期，不少禁忌与束缚相继被废除，曾经被压抑的各种欲望和势力从各个角落钻出来，它代表的是电影更加走向民主、自由了。
3.日益突出的大陆因素。台湾随着政权的更替，全面“解严”，在被人为的隔绝了40年之后的台湾人民，亲情和思乡之情奔涌而来，台湾电影开始逐渐出现了大陆的因素，且电影中的大陆形象大多已转变为中性乃至正面的。
（二）新电影下国族认同观的重新抒写。解严政策带来了台湾文艺界的自由，台湾的文化工作者开始被允许较为自由地进行文艺创作。在电影文化上兴起了新电影运动。电影以思想内涵为吸引观众的重点，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个体身份认同在政治环境中发生的转变能够从电影的表现内容中得以体现，从中寻找到更为强烈的全新的国族认同体验。
（三）国族影像繁复多样。从80年代末开始，两岸交流开始破冰。同时，在新的世纪，在民主化程度日渐深化的台湾，从“中国梦”的破碎到“台湾精神”的尴尬境地，自由主义思想在影像中也有所体现，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感就不再那么强烈，国家意识的淡化表现在影像中。
总体而言，从80年代末开始，台湾不管是制作方式、市场演映、人员往来来看，都呈现出与大陆市场共同体的特征，在“大中华电影圈”竞合过程中，台湾电影边缘、中心分化态势进一步明朗，并在台湾内部政治的角逐下，关于国族认同的影像书写开始繁复多样，多元的影像在今后可以成为一代台湾人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2]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3]黄海洲编.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王林丽（1991-），女，汉族，湖北孝感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