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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太平洋联盟 地区一体化 经贸关系发展
【作者简介】 黄放放，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F1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3-0138-18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3008
当前，在逆全球化思潮呈抬头之势，相关国际行为大幅度增加的大背景下，拉美一体化发展总体疲软，但太平洋联盟（Alianza del Pacífico）却逆势起航，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①]
自中国—拉共体论坛（中拉论坛）启动以来，中国以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同拉美国家在各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作为中拉整体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包括太平洋联盟在内的拉美次区域组织同样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对话。
关于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学术界保持着持续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较为偏重于分析太平洋联盟的四个成员国（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同中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而较少将太平洋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一般而言，一体化组织并不等于其成员国的简单相加，因此不能忽略太平洋联盟在经贸关系中的整体影响力。二是缺少横向比较。除中国之外，美国、欧盟等重要经济体亦同太平洋联盟存在经贸往来，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对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将重新审视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探究其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太平洋联盟成立不久就同中国在商业和文化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有效推进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在商业领域，太平洋联盟通过举办论坛、建立联合商会、加强地方合作等方式，开展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活动。2013—2018年，太平洋联盟四国驻中国大使馆先后在北京、广州、重庆、南京等多地联合举办了七场投资和贸易促进论坛，向中国企业界推出涉及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矿业领域的投资项目，为中国企业了解太平洋联盟起到了积极作用。在2013年11月举行的第七届中拉企业家高峰会上，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四国商会成立了“中国—太平洋联盟联合商会”，旨在促进联盟成员国同中国在人员交往、物流服务和投资等方面的机制性交流与合作。2014年，太平洋联盟举行了成员国创业创新论坛和第二届大型圆桌商贸会，共同参加中国国际食品饮料展等商贸活动。此外，2013—2016年，太平洋联盟还把重心投向中国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和西部重要城市，先后在广州、重庆和成都举办投资贸易论坛，推进与中国的地方经贸交流。在文化领域，太平洋联盟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向中国民众推介文化和旅游产品。2015年11月，太平洋联盟在上海举办电影展，并免费向中国影迷开放，吸引了许多中国民众参与。在太平洋联盟经济合作协议框架下，联盟内旅游推广机构已积极开展工作，旨在为行业内商业伙伴创造合作契机，促进共同发展。2015年10月，太平洋联盟首次在澳门举办旅游推介会，并于2016年和2017年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多次举办旅游路演，与中国旅游业界代表会见面谈，以此在中国扩大太平洋联盟四国的旅游市场。
通過开展上述丰富多彩的活动，太平洋联盟的整体优势在其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得到了体现。2011—2017年，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额从855亿美元上升到1 149亿美元，升幅超过1/3。在太平洋联盟成立以前，中国和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四国的货物贸易总额占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货物贸易额之比从未超过40%，而太平洋联盟成立后，这一比例逐年增长，自2014年起每年都超过40%，并曾在2016年达到了46%。[②]
自2011年太平洋联盟成立以来，在大多数年份，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贸易增速明显高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也显著高于拉美另一个重要的次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贸易额增速仅在2017年低于南共市和拉美加勒比的平均值，但这主要是因为随着2015—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对南共市和拉美加勒比总体贸易额下降幅度较大，从而导致其贸易额基数较低（见图1）。
图 1 中国同太平洋联盟、南共市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货物贸易额增速比较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南共市同中国的货物贸易额一度曾是拉美次区域合作组织中最高的。2012年，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额仅相当于中国同南共市货物贸易额的72%，但到2017年已达98%，并曾在2015年实现了超越。鉴于南共市的经济总量大于太平洋联盟，这更加凸显出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已经相当密切。
尽管太平洋联盟四个成员国同美国和欧盟也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但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货物贸易额的增速要快于其同美国和欧盟的货物贸易增速。即便在2014—2016年，太平洋联盟和中、美、欧三个经济体的货物贸易额都有所下降，但相对而言，其同中国的贸易额降幅最小，为7.87%，而同美国和欧盟的降幅则分别为8.31%和13.49%（见图2）。[③]
图 2 太平洋联盟同中国、美国和欧盟的货物贸易额增速比较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发展，既有各自国内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双方合作共赢的结果，总的来说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战略上的相向而行为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太平洋联盟成立的动机和初衷之一就是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这为双方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早在太平洋联盟建立之初，四个创始成员国就把中国视为未来重要的合作伙伴。太平洋联盟的前身是“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Foro del Arco del Pacífico Latinoamericano），该论坛的创立正是为了应对地区合作整合所面临的变化与困境，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国际商业网络深化同太平洋经济体之间的联系。[④] 论坛成员国注意到，随着2004年中国成为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国并在2009年加入美洲开发银行，中国在拉美的存在感正日益提升，因而，预计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东亚合作伙伴。[⑤] 在此背景下，论坛成员国调整了对外战略，将中国视为其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⑥]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论坛成员国意识到，“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必须进一步整合提升。在2010年8月“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上，秘鲁总统首先提出建立“深度一体化区”的倡议，并于同年12月，在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与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就组建“深度一体化区域组织”达成共识。[⑦] 2011年4月，由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倡议，其与智利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和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会晤，一致通过《利马宣言》，宣布太平洋联盟成立。《利马宣言》明确指出，四国在“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框架内建立太平洋联盟，旨在通过加强政治和经济联系，形成深度一体化区域。由此可见，太平洋联盟其实是“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的升级版，强调继续加强一体化程度，同时确定了对外合作的重心和目标，即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尤其是面向亚太的平台。[⑧]
太平洋联盟成立后，进一步明确了其加强同中国合作的政策，将“面向亚太地区”写入了《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⑨] 为了表达加强同中国合作的意愿，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领导人频繁访问中国。[⑩] 通过这些访问，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与中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政治关系。秘鲁、墨西哥、智利先后于2013年4月、2013年6月、2016年11月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以此作为引领，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合作。
进入21世纪后，中拉关系驶入快车道，到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在2013年后得到了进一步提升。[11] 2016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提出“要以中拉论坛为主要平台推进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整体合作，并加强同地区有关次区域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对话合作，打造全面均衡的中拉整体合作网络”。2017年5月，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邀请智利和阿根廷两国参会，并在论坛公报中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拉美开放。2018年1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又发表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确认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由此可见，太平洋聯盟与中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顺应了中拉合作全面向前推进之势。
第二，经济上的优势互补为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作为工业大国，中国相对太平洋联盟在制造业上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太平洋联盟四国矿产资源丰富，其中，智利和秘鲁两国的矿产资源尤其丰富。[12] 这种资源禀赋的差异在双方贸易结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017年，中国对太平洋联盟出口最多的货物是电器和电子产品，在99种货物种类中占9.12%;除墨西哥之外，中国从太平洋联盟进口最多的还是矿石类货物，例如，从智利进口的铜和铜制品占中国进口该类货物总额的39.62%，从哥伦比亚进口的矿物燃料占该类货物进口总额的87.18%，从秘鲁进口的矿石和矿渣占该类货物进口总额的76.86%。[13] 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互补。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的出口产品以中间产品和制成品为主，初级产品极少;而太平洋联盟向中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制成品占比非常小。[14] 由此可见，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以全球价值链为导向，以货物贸易带动服务贸易和投资，实现双方产业融合。[15] 正如中国前驻哥伦比亚大使汪晓源指出，“太平洋联盟四国经济充满活力，市场机制比较健全，开放程度较高，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双方开展经贸务实合作可谓适逢其时、前景广阔。”[16]
第三，发展上的理念契合为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塑造了关键的价值共识。有学者认为，太平洋联盟是一般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并称其为“南方共同市场的太平洋版本”[17]。 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太平洋联盟与其他拉美地区一体化组织区别很大，它不仅致力于在四个创始成员国之间实现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而且积极探索与其他区域特别是亚太地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相比较而言，拉美另外两个重要的次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在开放度上远不如太平洋联盟。在拉美国家长期奉行“进口替代”以保护国内产业的背景下，太平洋联盟奉行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在拉美独树一帜。 虽然地区化和全球化并不矛盾，但地区主义往往隐含着一种封闭性，表现为对区域外国家一定程度的歧视，如在关税同盟中，区域外国家无法享受成员国的关税优惠。针对地区主义的封闭性，在20世纪80年代，由日本时任外相大来佐武郎领导的“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在《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最后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强调在实现区域内经贸自由化的过程中，建立一种非排他性的架构。此后，“开放的地区主义”被亚太经合组织所接受并在其实践中得到了体现。[18]
拉美地区对于开放的地区主义并不陌生，20世纪90年代就有拉美学者将该理念引入拉美一体化实践中，用以强调拉美一体化正从过去的进口替代型战略向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变。[19] 太平洋联盟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写入其宪章性文件《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并将其奉为组织宗旨。像这样明确支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在诸多拉美一体化组织中尚属首例。由于《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比较笼统，仅表达了各国的政治意愿，2014年2月，在哥伦比亚卡塔纳赫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上，四个成员国又签署了《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附加议定书》（以下简称《附加议定书》），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落到了实处。该《附加议定书》要求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取消它们之间92%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关税，剩余8%也将逐渐实现减免。太平洋联盟各国自签署条约至今都经历过政府交替，但新政府上台后都能继续坚持一个开放自由的货物和金融市场，推行务实的对外政策，加强与亚太国家乃至世界的经贸关系，顺应全球化的发展大势。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联盟始终采取务实有效的方法推进经贸自由化。太平洋联盟各成员国在开展谈判时，摒弃了“一揽子承诺”方式，采取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的办法，使成果更容易达成。[20] 因此，太平洋联盟首先就现有的贸易和投资协商内容中具有普遍共识性的内容予以承诺，对诸如服务和政府采购自由化等争议较大的领域则暂时搁置。与南共市或安第斯共同体不同，太平洋联盟不采用统一贸易政策和共同的外部关税，避免一体化倡议变得复杂和僵化;该联盟也不急于制定下一代贸易规则，而是聚焦于当下可行的计划，按步骤逐步开放市场。
正因为实行了务实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太平洋联盟目前已成为拉美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其所有成员国都是拉美经济全方位开放的典型。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开放度均高于其他拉美国家，从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各国营商便利指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来看，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在拉美国家中均位居前列。[21]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中，这四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也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9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2019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显示，智利是拉美地区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世界排名第18位，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紧随其后，分列第45、49和66位。[22] 此外，在金融领域，太平洋联盟四国还建立了一体化的跨国交易市场——拉美联合交易所（Mercado Integrado Latinoamericano， MILA），使太平洋联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市场整合，有效发展成员国经济及资本市场。[23]
太平洋联盟所秉持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务实的发展理念，恰恰与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相契合。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与对外开放战略密不可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往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实力的提升，中国不仅成为资本输入大国，也成为资本输出大国。继续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系将是中国未来始终坚持的理念，这正好与太平洋联盟所追求的开放性理念相一致。
尽管太平洋联盟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总体向好，但是其发展仍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太平洋联盟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将直接影响今后中国和太平洋联盟经贸关系的发展。一旦太平洋联盟自身发展停滞不前，即使其四个成员国仍然可以同中國在双边层面上保持经贸往来，但太平洋联盟在推进经贸合作中的整体优势将难以维持。
二战后，拉美地区诞生了许多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其发展起伏较大，由盛转衰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比如，安第斯共同体在初创时被外界寄予厚望，但受种种因素制约，其之后的发展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24] 又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从2004年建立到2009年，在短短5年内召开的各类领导人会议高达15次，但随着拉美地区政治生态的变化，目前其发展陷入了困境。[25]
从目前来看，太平洋联盟是一个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组织，但未来能否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对其仍然是一个挑战。首先，太平洋联盟面临深度一体化的考验。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之间虽然就削减关税达成了一致，但由于它们之间在联盟成立之前早已存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因此对92%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采取零关税严格地说算不上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26] 如何实现深度一体化才是太平洋联盟未来发展面临的真正的考验。事实上，太平洋联盟在金融一体化、人员自由流动、投资规则的统一上还有很多潜力有待挖掘，而这些领域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活力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外国家的吸引力。其次，太平洋联盟还未经受过经济危机的考验。历次拉美经济危机都对其区域一体化组织造成很大冲击。太平洋联盟自2011年成立至今，拉美地区未经历重大经济危机，四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顺风顺水，但如果拉美地区再次爆发经济危机，太平洋联盟究竟能否保持团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将是一大挑战。最后，拉美地区政治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是一个突出现象，左右翼政府轮替的钟摆效应以及外交政策大幅度变动都对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影响显著。太平洋联盟所秉持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往往更易为政治上偏右的政府所欢迎，但如果成员国中出现左翼政府执政的情况，太平洋联盟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影响。区域一体化理论认为，政治精英之间价值的契合度越高，则一体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机会就越大。[27] 鉴于首脑峰会对推动太平洋联盟一体化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治精英的价值契合度对太平洋联盟未来发展同样重要。截至2018年底，太平洋联盟四国都是偏右的政党执政，因此政治精英之间的价值契合度较高，随着墨西哥偏左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执政，关于其是否会继续像上届政府一样大力支持太平洋联盟的一体化进程还有待观察。[28] 第二，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今后也会对前者的发展产生影响。尽管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总体上日益密切，但双方经贸结构失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贸易摩擦和投资争端时有发生。自太平洋联盟成立以来，其与中国的贸易一直存在巨大逆差，2015年贸易逆差曾一度超过210亿美元。四国中只有智利和秘鲁与中国的贸易保持着低水平顺差状态，而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与中国的贸易一直是逆差，特别是墨西哥，在许多年份其对中国的出口额还不到进口额的1/3。[29] 因此，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近年来频繁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种形式的反倾销调查（见图3）。[30]
图 3 太平洋联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贸易往来虽然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但其贸易结构基本上还是太平洋联盟出口原材料，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除了墨西哥以外，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对中国出口的货物品种单一，多集中于矿石和能源类产品，这就使出口容易受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而震荡起伏。此外，这种不平衡的贸易结构还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对原材料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有所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因此，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经贸合作亟须找到新的增长点。
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相互直接投资仍然较少，投资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中小型企业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投资争议也时有发生。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在投资上的不对称性也十分明显。2006年，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四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超过中国对四国的投资总额，但自2007年起，中国对四国的投资超越四国对中国的投资，且差距逐步扩大。从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对太平洋联盟四国的投资产业领域相对集中，主要投向资源开采业、服务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从投资主体看，国有企业是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直接投资的主要参与者，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以资源开采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为例，该行业对企业资金规模要求相对较高，而中国有能力在海外实现矿产收购的企业大多为大型国有企业。
第三，美国因素可能会干扰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客观地看，尽管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但美国基于其地理位置和经济总量上的优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太平洋联盟最重要的经贸伙伴。2017年，太平洋联盟和美国的货物贸易额为5 821亿美元，是其与中国贸易额的5倍。[31] 在太平洋聯盟四国中，不同于智利和秘鲁的亚太取向，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具有北美取向，与美国的经贸关系非常紧密。[32] 当然，太平洋联盟和美国之间紧密的经贸关系本身并不会干扰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然而，美国向来视拉美为自家“后院”，一直对中拉关系发展心存芥蒂。[33] 近年来，面对中拉关系蓬勃发展，美国加大舆论攻势，污蔑中国在拉美采取“掠夺性经济活动”，抹黑中国对拉美发展的贡献。以中国和巴拿马关系为例，在中国和巴拿马建交后，双方关系快速发展，这立即引起了美国的警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巴拿马媒体采访时，就对中国在巴拿马的经贸活动提出非议，“提醒”巴拿马在接受中国投资时要“睁大眼睛”。尽管拉美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企图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能独立自主地判断中拉关系发展对自身的利弊得失，但出于不想得罪美国的心态，有些拉美国家不得不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这对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关系将造成不利影响。比如，美国在最新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中加入了“毒丸条款”，限制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国与太平洋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墨西哥之间的经贸关系设置了规则上的障碍。根据该条款，墨西哥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欲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什么目标、谈判文本草案、拟签署文本理论上都要提交美国政府审查。[34]
尽管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这些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当前，中拉合作整体正处于新的机遇期，这为太平洋联盟加强同中国全面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氛围和土壤。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各成员国都有积极推进合作的意愿，双方的发展需求和共同的“对外开放”发展理念使得两者未来合作前景光明。
对于中国来说，要想进一步推进与太平洋联盟的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中国应继续支持太平洋联盟一体化进程，并积极对接其面向亚太的机制拓展进程。首先，中国2013年7月被接纳为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员国，如何利用和发挥好观察员国的身份，助力太平洋联盟一体化进程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中国驻太平洋联盟四个成员国的大使轮流参与太平洋联盟同观察员国的部长级对话会，这是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对话的主要方式。虽然部长级对话会非常重要，但这种形式略显单一，中国如果能够主动同太平洋联盟建立更多的沟通渠道将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太平洋联盟一体化进程。其次，从地缘政治上看，太平洋联盟中的墨西哥与其他三国都不接壤，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一体化发展，因此将中美洲地区国家（如巴拿马）发展为正式成员是太平洋联盟的长期战略之一，此举将使太平洋联盟成员间的地理连接更加紧密。[35] 鉴于中国与巴拿马之间的双边关系正处于快速上升期，如中国能在发展中巴关系的同时，支持太平洋联盟一体化进程，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最后，中国可积极寻求成为太平洋联盟候选联系国，并以此身份开启同太平洋联盟的贸易谈判，这不仅与太平洋联盟所追求的面向亚太的目标相一致，也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进入了重要的调整阶段，旧的规则日益不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而新的规则尚未建立起来。在太平洋联盟中，智利、墨西哥和秘鲁都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成员，哥伦比亚也正在寻求加入CPTPP，而且，太平洋联盟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在很多方面与CPTPP相容程度较高。鉴于中国在短期内不会加入CPTPP，若中国能先与太平洋联盟开启贸易谈判则有助于为适应、参与并制定新一代贸易和投资规则做好准备。
第二，中国应探索确立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逐渐改善经贸关系中的不平衡状况。首先，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中国同智利的自贸区已经实现了升级，同秘鲁的自贸区升级谈判也正在向前推进，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的开放力度总体上将日益加强。值得一提的是，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国向全世界表达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决心，特别强调了中国将单方面扩大进口，让世界各国都能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中获利。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逐渐扩大进口，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降低投资准入门槛，太平洋联盟也将因此享受到中国对外开放给世界带来的红利，因此双方经贸合作中的不平衡状况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次，中国同太平洋联盟可共同在商业法律服务、娱乐服务、交通运输、旅游教育等服务贸易领域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以旅游业为例，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再创新高，接近1.5亿人次。[36] 因此，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中国是其旅游产品的巨大市场。太平洋联盟国家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每年接收游客逾5 500万人次。近几年来，太平洋联盟通过在中国开展的三次旅游路演活动，开拓了中国的旅游市场，中国公民赴太平洋联盟四国旅游的人数逐年上升。事实上，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在旅游市场的合作还有巨大潜力，如果中国和联盟国家加强互联互通，加大各国旅游资源的国际推广和媒体宣传，互相提供旅游方面的便利，太平洋联盟四国的跨境旅游产业完全可能实现飞跃式发展。再次，中国还可以通过加强与太平洋联盟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发挥太平洋联盟中小企业的力量。太平洋联盟特别重视电子商务，并在其《附加议定书》第13章中制定了相关规则，以促进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目前，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双方都认识到了中小企业的作用。在太平洋联盟第11届峰会上，智利总统特别强调了中小企业的作用;中国也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调中小企业的作用。中小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意愿一旦被激发出来，将夯实中国和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的基础，增加双方合作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有鉴于此，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带动双方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能为两国的小微企业合作提供平台。最后，中国加强对太平洋联盟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对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美洲开发银行的有关研究显示，太平洋联盟四国的基础设施总体上供给不足、质量不佳、分布不均，严重阻碍其出口的增长，若太平洋聯盟国家内部的运输成本下降，则将极大促进其出口的增长，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37]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的强项，如果中国和太平洋联盟能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将产生双赢的效果，不仅有助于拉动中国投资的增长，还能增加太平洋联盟的出口，从而缓解双方的贸易赤字问题。
第三，双方应加强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特别是加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经贸合作。目前，中国与拉美商人交往和企业合作中存在巨大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大多数中国商人和普通民众对于拉美了解不多，对太平洋联盟了解得更少，这大大增加了双方合作的成本。同样，太平洋联盟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中国也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容易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片面宣传的影响。为此，要以2016年发布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的文化交流合作模式为总体指导，加强中国与太平洋联盟的人文与教育合作，以此产生积极效应。此外，中国和太平洋联盟的四个成员国都是《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该公约第12条要求缔约方致力于加强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创造有利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条件;第14条要求缔约方为发展而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鉴于在当前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定过程中，将《文化多样性公约》中关于文化产品待遇的问题纳入谈判范围的做法已不乏先例，[38] 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可以在今后的经贸谈判中，本着加强南南合作的精神，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加强双方文化产业发展为目的，将推动文化产品的贸易作为重要议题之一，争取有所突破并助力双方关系发展。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贸秩序变化迅速，但是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全球经济秩序的发展形势依然不明朗，仍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多边、区域还是双边经贸规则都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压力。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有些国家选择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从外国的进口，对外国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安全审查，而有些国家则继续采取对外开放政策，更加积极地与外国开展经贸合作。[39] 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进一步开放合作才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所指出：“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40]
从这个意义来说，太平洋联盟和中国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双方当前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开放合作，相向而行，逐步解决双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和问题，促进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尽管仅从统计数字来看，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可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微不足道，但是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双方经贸合作的现实。若双方合作能够继续稳步发展，将是对中拉整体合作的巨大贡献，也可以为南南合作和跨区域合作提供经验，特别是在当前重要的历史节点，双方经贸关系中所体现出的合作共赢精神本身将成为跨地区合作的重要成果。 [责任编辑：杨 立]
[①] 太平洋联盟是由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四国于2011年4月28日组建的拉美次区域合作组织。目前，太平洋联盟已是拉美地区重要的经济体，其总人口逾2.2亿，GDP总量约占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38%，而贸易额占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一半。该组织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对内致力于一体化整合，对外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太平洋联盟在短短数年就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在拉美地区表现非常活跃，该组织迄今已成功举办了13届首脑峰会。参见太平洋联盟官方网站：https：//alianzapacifico.net/que-es-la-alianza/。
[②]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③]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④] 2007年，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倡议创建了“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由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墨西哥组成。参见José Brice?o Ruiz， “La Iniciativa del Arco del Pacífico Latinoamericano. Un nuevo actor en el escenario de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Nueva Sociedad， No. 228， julio-agosto 2010， p. 52。
[⑤] Osvaldo Rosales and MikioKuwayama，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uilding a Strategic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ECLAC， April 2012， pp.75-76.
[⑥] Eduardo Velosa Porras， China y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los limitantes de los roles en el proceso de construcción mutua， Alianza del Pacífico： Mitos y Realidades， 2014， p. 404.
[⑦] 李仁方：《从市场共享到产业融合：中国与太平洋联盟的经贸合作》，《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2页。
[⑧] Eduardo Velosa Porras， China y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los limitantes de los roles en el proceso de construcción mutua， p. 404.
[⑨] 參见《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第三条第一款。
[⑩] 太平洋联盟成立后，墨西哥总统曾于2014年、2016年和2017年三次访华;秘鲁总统曾于2013年、2014年和2016年三次访华;智利总统曾于2014年和2017年访华，其中2017年访华是应邀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哥伦比亚总统曾于2012年访华。
[11] 江时学：《构建中国与拉美命运共同体路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31页。
[12] 智利的铜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均为世界第一;秘鲁的银、铜、铅、金储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第三、第四、第六。
[13]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14] 根据RIETI-TID数据库计算所得，2011—2016年，中国对太平洋联盟出口的中间产品和制成品占比每年都超过99%;太平洋联盟向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占比从未低于87%。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根据趋势可以估计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15] 参见李仁方：《从市场共享到产业融合：中国与太平洋联盟的经贸合作》，第8页。
[16] 《驻哥伦比亚大使汪晓源出席哥伦比亚EAFIT大学拉美“太平洋联盟”专题研讨会》，2015年8月24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 _681964/tpylm_683648/zwbd_683668/t1290878.shtml。
[17] Raúl Bernal-Meza， “Alianza del Pacífico versus ALBA y MERCOSUR： Entre el desafío de la convergencia y el riesgo de la fragmentación de Sudamérica，” PESQUISA & DEBATE， Vol. 26， No. 1， 2015， pp. 1-34.
[18] 韩爱勇：《开放的地区主义：中国地区合作的新路径》，《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第43页。
[19] 王晓德：《“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拉美经济一体化》，《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5期，第54页。
[20] 在世贸组织中采用的“一揽子承诺”方式被应用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在这种方法下，各国商定“一揽子方案”，不能选择性地签署协议的某些部分。这种方式限制了自由贸易区的进展，因为所有谈判方必须就一整套条款达成一致。
[21] 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营商便利指数：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rankings。 [22] 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https：//www.heritage.org/index /ranking。
[23] 参见廖士光：《拉美联合交易所（MILA）研究》，上海证券交易所2014年第16号报告，http：//www.sse.com.cn/aboutus/research/research/c/3996087.pdf。
[24] See William P. Avery and James D. Cochrane， “Innovation i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ism： The Andean Common Marke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7， No. 2， 1973， pp. 181-223;张凡：《安第斯集团步履维艰》，《世界知识》1997年第15期，第8—9页。
[25] 李慧：《论政治生态的变迁对拉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太平洋联盟为例》，《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3—16页。
[26] Jason Marczak y Samuel George，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2.0： Próximos Pasos Para la Integración，” Atlantic Council， 2016， p. 4.
[27] See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ition），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2001， p. 517.
[28] Ana Maria Palacio， “The Pacific Alliance Recent Moves in Uncertain Time，” Pacific Alliance Blog， July 23， 2018， http：//pacificallianceblog.com/the-pacific-alliance-recent-moves-in -uncertain-times.
[29]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30] 参见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网站，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
[31]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32] 张凡：《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国别基础、互补与竞争》，《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7页。
[33] 江时学：《构建中国与拉美命运共同体路径思考》，第36页。
[34] 王鹏：《美墨加贸易协定：又一次针对中国的降维打击？》，观察者网，2018年10月2日，https：//www.guancha.cn/wangpeng/2018_10_03_474201_s.shtml。
[35] 2012年3月，巴拿马总统参与了第三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在会上表示将加快同联盟成员国商签自贸协定，以尽快“入盟”。
[36] 《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近1.5亿》，新华网，2019年2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2/13/c_1124110923.htm。
[37] 据美洲开发银行研究计算，若交通运输成本下降1%，则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将分别增加4.5%、2.6%、1.3%和4.2%，而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将分别增加6.6%、3.4%、1.3%和4.7%，Danielken Molina， “Infrastructure and Export Performance in the Pacific Alliance，” IDB， 2016， pp. 23-24。
[38] 參见石静霞：《区域贸易协定（RTAs）中的文化条款研究：基于自由贸易与文化多样性角度》，《经贸法律论坛》2018年第1期，第78—96页。
[39] 参见郑宇：《开放还是保护——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134—155页。
[40]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商务部网站，2018年11月5日，http：//www.mofcom.gov.cn /article/i/jyjl/j/201811/20181102803212.shtml。
【作者简介】 黄放放，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F1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3-0138-18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3008
当前，在逆全球化思潮呈抬头之势，相关国际行为大幅度增加的大背景下，拉美一体化发展总体疲软，但太平洋联盟（Alianza del Pacífico）却逆势起航，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①]
自中国—拉共体论坛（中拉论坛）启动以来，中国以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同拉美国家在各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作为中拉整体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包括太平洋联盟在内的拉美次区域组织同样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对话。
关于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学术界保持着持续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较为偏重于分析太平洋联盟的四个成员国（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同中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而较少将太平洋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一般而言，一体化组织并不等于其成员国的简单相加，因此不能忽略太平洋联盟在经贸关系中的整体影响力。二是缺少横向比较。除中国之外，美国、欧盟等重要经济体亦同太平洋联盟存在经贸往来，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对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将重新审视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探究其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经贸关系取得的成就
太平洋联盟成立不久就同中国在商业和文化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有效推进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在商业领域，太平洋联盟通过举办论坛、建立联合商会、加强地方合作等方式，开展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活动。2013—2018年，太平洋联盟四国驻中国大使馆先后在北京、广州、重庆、南京等多地联合举办了七场投资和贸易促进论坛，向中国企业界推出涉及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矿业领域的投资项目，为中国企业了解太平洋联盟起到了积极作用。在2013年11月举行的第七届中拉企业家高峰会上，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四国商会成立了“中国—太平洋联盟联合商会”，旨在促进联盟成员国同中国在人员交往、物流服务和投资等方面的机制性交流与合作。2014年，太平洋联盟举行了成员国创业创新论坛和第二届大型圆桌商贸会，共同参加中国国际食品饮料展等商贸活动。此外，2013—2016年，太平洋联盟还把重心投向中国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和西部重要城市，先后在广州、重庆和成都举办投资贸易论坛，推进与中国的地方经贸交流。在文化领域，太平洋联盟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向中国民众推介文化和旅游产品。2015年11月，太平洋联盟在上海举办电影展，并免费向中国影迷开放，吸引了许多中国民众参与。在太平洋联盟经济合作协议框架下，联盟内旅游推广机构已积极开展工作，旨在为行业内商业伙伴创造合作契机，促进共同发展。2015年10月，太平洋联盟首次在澳门举办旅游推介会，并于2016年和2017年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多次举办旅游路演，与中国旅游业界代表会见面谈，以此在中国扩大太平洋联盟四国的旅游市场。
通過开展上述丰富多彩的活动，太平洋联盟的整体优势在其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得到了体现。2011—2017年，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额从855亿美元上升到1 149亿美元，升幅超过1/3。在太平洋联盟成立以前，中国和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四国的货物贸易总额占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货物贸易额之比从未超过40%，而太平洋联盟成立后，这一比例逐年增长，自2014年起每年都超过40%，并曾在2016年达到了46%。[②]
自2011年太平洋联盟成立以来，在大多数年份，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贸易增速明显高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也显著高于拉美另一个重要的次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贸易额增速仅在2017年低于南共市和拉美加勒比的平均值，但这主要是因为随着2015—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对南共市和拉美加勒比总体贸易额下降幅度较大，从而导致其贸易额基数较低（见图1）。
南共市同中国的货物贸易额一度曾是拉美次区域合作组织中最高的。2012年，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额仅相当于中国同南共市货物贸易额的72%，但到2017年已达98%，并曾在2015年实现了超越。鉴于南共市的经济总量大于太平洋联盟，这更加凸显出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已经相当密切。
尽管太平洋联盟四个成员国同美国和欧盟也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但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货物贸易额的增速要快于其同美国和欧盟的货物贸易增速。即便在2014—2016年，太平洋联盟和中、美、欧三个经济体的货物贸易额都有所下降，但相对而言，其同中国的贸易额降幅最小，为7.87%，而同美国和欧盟的降幅则分别为8.31%和13.49%（见图2）。[③]
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发展，既有各自国内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双方合作共赢的结果，总的来说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战略上的相向而行为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太平洋联盟成立的动机和初衷之一就是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这为双方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早在太平洋联盟建立之初，四个创始成员国就把中国视为未来重要的合作伙伴。太平洋联盟的前身是“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Foro del Arco del Pacífico Latinoamericano），该论坛的创立正是为了应对地区合作整合所面临的变化与困境，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国际商业网络深化同太平洋经济体之间的联系。[④] 论坛成员国注意到，随着2004年中国成为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国并在2009年加入美洲开发银行，中国在拉美的存在感正日益提升，因而，预计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东亚合作伙伴。[⑤] 在此背景下，论坛成员国调整了对外战略，将中国视为其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⑥]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论坛成员国意识到，“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必须进一步整合提升。在2010年8月“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上，秘鲁总统首先提出建立“深度一体化区”的倡议，并于同年12月，在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与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就组建“深度一体化区域组织”达成共识。[⑦] 2011年4月，由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倡议，其与智利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和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会晤，一致通过《利马宣言》，宣布太平洋联盟成立。《利马宣言》明确指出，四国在“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框架内建立太平洋联盟，旨在通过加强政治和经济联系，形成深度一体化区域。由此可见，太平洋联盟其实是“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的升级版，强调继续加强一体化程度，同时确定了对外合作的重心和目标，即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尤其是面向亚太的平台。[⑧]
太平洋联盟成立后，进一步明确了其加强同中国合作的政策，将“面向亚太地区”写入了《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⑨] 为了表达加强同中国合作的意愿，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领导人频繁访问中国。[⑩] 通过这些访问，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与中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政治关系。秘鲁、墨西哥、智利先后于2013年4月、2013年6月、2016年11月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以此作为引领，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合作。
进入21世纪后，中拉关系驶入快车道，到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拉美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在2013年后得到了进一步提升。[11] 2016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提出“要以中拉论坛为主要平台推进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整体合作，并加强同地区有关次区域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对话合作，打造全面均衡的中拉整体合作网络”。2017年5月，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邀请智利和阿根廷两国参会，并在论坛公报中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拉美开放。2018年1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又发表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确认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由此可见，太平洋聯盟与中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顺应了中拉合作全面向前推进之势。
第二，经济上的优势互补为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作为工业大国，中国相对太平洋联盟在制造业上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太平洋联盟四国矿产资源丰富，其中，智利和秘鲁两国的矿产资源尤其丰富。[12] 这种资源禀赋的差异在双方贸易结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017年，中国对太平洋联盟出口最多的货物是电器和电子产品，在99种货物种类中占9.12%;除墨西哥之外，中国从太平洋联盟进口最多的还是矿石类货物，例如，从智利进口的铜和铜制品占中国进口该类货物总额的39.62%，从哥伦比亚进口的矿物燃料占该类货物进口总额的87.18%，从秘鲁进口的矿石和矿渣占该类货物进口总额的76.86%。[13] 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互补。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的出口产品以中间产品和制成品为主，初级产品极少;而太平洋联盟向中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制成品占比非常小。[14] 由此可见，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以全球价值链为导向，以货物贸易带动服务贸易和投资，实现双方产业融合。[15] 正如中国前驻哥伦比亚大使汪晓源指出，“太平洋联盟四国经济充满活力，市场机制比较健全，开放程度较高，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双方开展经贸务实合作可谓适逢其时、前景广阔。”[16]
第三，发展上的理念契合为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塑造了关键的价值共识。有学者认为，太平洋联盟是一般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并称其为“南方共同市场的太平洋版本”[17]。 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太平洋联盟与其他拉美地区一体化组织区别很大，它不仅致力于在四个创始成员国之间实现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而且积极探索与其他区域特别是亚太地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相比较而言，拉美另外两个重要的次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在开放度上远不如太平洋联盟。在拉美国家长期奉行“进口替代”以保护国内产业的背景下，太平洋联盟奉行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在拉美独树一帜。 虽然地区化和全球化并不矛盾，但地区主义往往隐含着一种封闭性，表现为对区域外国家一定程度的歧视，如在关税同盟中，区域外国家无法享受成员国的关税优惠。针对地区主义的封闭性，在20世纪80年代，由日本时任外相大来佐武郎领导的“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在《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最后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强调在实现区域内经贸自由化的过程中，建立一种非排他性的架构。此后，“开放的地区主义”被亚太经合组织所接受并在其实践中得到了体现。[18]
拉美地区对于开放的地区主义并不陌生，20世纪90年代就有拉美学者将该理念引入拉美一体化实践中，用以强调拉美一体化正从过去的进口替代型战略向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变。[19] 太平洋联盟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写入其宪章性文件《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并将其奉为组织宗旨。像这样明确支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在诸多拉美一体化组织中尚属首例。由于《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比较笼统，仅表达了各国的政治意愿，2014年2月，在哥伦比亚卡塔纳赫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上，四个成员国又签署了《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附加议定书》（以下简称《附加议定书》），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落到了实处。该《附加议定书》要求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取消它们之间92%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关税，剩余8%也将逐渐实现减免。太平洋联盟各国自签署条约至今都经历过政府交替，但新政府上台后都能继续坚持一个开放自由的货物和金融市场，推行务实的对外政策，加强与亚太国家乃至世界的经贸关系，顺应全球化的发展大势。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联盟始终采取务实有效的方法推进经贸自由化。太平洋联盟各成员国在开展谈判时，摒弃了“一揽子承诺”方式，采取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的办法，使成果更容易达成。[20] 因此，太平洋联盟首先就现有的贸易和投资协商内容中具有普遍共识性的内容予以承诺，对诸如服务和政府采购自由化等争议较大的领域则暂时搁置。与南共市或安第斯共同体不同，太平洋联盟不采用统一贸易政策和共同的外部关税，避免一体化倡议变得复杂和僵化;该联盟也不急于制定下一代贸易规则，而是聚焦于当下可行的计划，按步骤逐步开放市场。
正因为实行了务实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太平洋联盟目前已成为拉美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其所有成员国都是拉美经济全方位开放的典型。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开放度均高于其他拉美国家，从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各国营商便利指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来看，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在拉美国家中均位居前列。[21]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中，这四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也明显高于其他拉美国家。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9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2019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显示，智利是拉美地区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世界排名第18位，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紧随其后，分列第45、49和66位。[22] 此外，在金融领域，太平洋联盟四国还建立了一体化的跨国交易市场——拉美联合交易所（Mercado Integrado Latinoamericano， MILA），使太平洋联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市场整合，有效发展成员国经济及资本市场。[23]
太平洋联盟所秉持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务实的发展理念，恰恰与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相契合。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与对外开放战略密不可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往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实力的提升，中国不仅成为资本输入大国，也成为资本输出大国。继续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系将是中国未来始终坚持的理念，这正好与太平洋联盟所追求的开放性理念相一致。
二、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太平洋联盟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总体向好，但是其发展仍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太平洋联盟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将直接影响今后中国和太平洋联盟经贸关系的发展。一旦太平洋联盟自身发展停滞不前，即使其四个成员国仍然可以同中國在双边层面上保持经贸往来，但太平洋联盟在推进经贸合作中的整体优势将难以维持。
二战后，拉美地区诞生了许多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其发展起伏较大，由盛转衰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比如，安第斯共同体在初创时被外界寄予厚望，但受种种因素制约，其之后的发展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24] 又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从2004年建立到2009年，在短短5年内召开的各类领导人会议高达15次，但随着拉美地区政治生态的变化，目前其发展陷入了困境。[25]
从目前来看，太平洋联盟是一个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组织，但未来能否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对其仍然是一个挑战。首先，太平洋联盟面临深度一体化的考验。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之间虽然就削减关税达成了一致，但由于它们之间在联盟成立之前早已存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因此对92%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采取零关税严格地说算不上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26] 如何实现深度一体化才是太平洋联盟未来发展面临的真正的考验。事实上，太平洋联盟在金融一体化、人员自由流动、投资规则的统一上还有很多潜力有待挖掘，而这些领域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活力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外国家的吸引力。其次，太平洋联盟还未经受过经济危机的考验。历次拉美经济危机都对其区域一体化组织造成很大冲击。太平洋联盟自2011年成立至今，拉美地区未经历重大经济危机，四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顺风顺水，但如果拉美地区再次爆发经济危机，太平洋联盟究竟能否保持团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将是一大挑战。最后，拉美地区政治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是一个突出现象，左右翼政府轮替的钟摆效应以及外交政策大幅度变动都对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影响显著。太平洋联盟所秉持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往往更易为政治上偏右的政府所欢迎，但如果成员国中出现左翼政府执政的情况，太平洋联盟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影响。区域一体化理论认为，政治精英之间价值的契合度越高，则一体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机会就越大。[27] 鉴于首脑峰会对推动太平洋联盟一体化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治精英的价值契合度对太平洋联盟未来发展同样重要。截至2018年底，太平洋联盟四国都是偏右的政党执政，因此政治精英之间的价值契合度较高，随着墨西哥偏左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执政，关于其是否会继续像上届政府一样大力支持太平洋联盟的一体化进程还有待观察。[28] 第二，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今后也会对前者的发展产生影响。尽管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总体上日益密切，但双方经贸结构失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贸易摩擦和投资争端时有发生。自太平洋联盟成立以来，其与中国的贸易一直存在巨大逆差，2015年贸易逆差曾一度超过210亿美元。四国中只有智利和秘鲁与中国的贸易保持着低水平顺差状态，而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与中国的贸易一直是逆差，特别是墨西哥，在许多年份其对中国的出口额还不到进口额的1/3。[29] 因此，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近年来频繁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种形式的反倾销调查（见图3）。[30]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贸易往来虽然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但其贸易结构基本上还是太平洋联盟出口原材料，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除了墨西哥以外，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对中国出口的货物品种单一，多集中于矿石和能源类产品，这就使出口容易受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而震荡起伏。此外，这种不平衡的贸易结构还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对原材料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有所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因此，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经贸合作亟须找到新的增长点。
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相互直接投资仍然较少，投资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中小型企业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投资争议也时有发生。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在投资上的不对称性也十分明显。2006年，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四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超过中国对四国的投资总额，但自2007年起，中国对四国的投资超越四国对中国的投资，且差距逐步扩大。从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对太平洋联盟四国的投资产业领域相对集中，主要投向资源开采业、服务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从投资主体看，国有企业是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直接投资的主要参与者，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以资源开采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为例，该行业对企业资金规模要求相对较高，而中国有能力在海外实现矿产收购的企业大多为大型国有企业。
第三，美国因素可能会干扰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客观地看，尽管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但美国基于其地理位置和经济总量上的优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太平洋联盟最重要的经贸伙伴。2017年，太平洋联盟和美国的货物贸易额为5 821亿美元，是其与中国贸易额的5倍。[31] 在太平洋聯盟四国中，不同于智利和秘鲁的亚太取向，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具有北美取向，与美国的经贸关系非常紧密。[32] 当然，太平洋联盟和美国之间紧密的经贸关系本身并不会干扰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然而，美国向来视拉美为自家“后院”，一直对中拉关系发展心存芥蒂。[33] 近年来，面对中拉关系蓬勃发展，美国加大舆论攻势，污蔑中国在拉美采取“掠夺性经济活动”，抹黑中国对拉美发展的贡献。以中国和巴拿马关系为例，在中国和巴拿马建交后，双方关系快速发展，这立即引起了美国的警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巴拿马媒体采访时，就对中国在巴拿马的经贸活动提出非议，“提醒”巴拿马在接受中国投资时要“睁大眼睛”。尽管拉美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企图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能独立自主地判断中拉关系发展对自身的利弊得失，但出于不想得罪美国的心态，有些拉美国家不得不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这对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的关系将造成不利影响。比如，美国在最新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中加入了“毒丸条款”，限制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国与太平洋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墨西哥之间的经贸关系设置了规则上的障碍。根据该条款，墨西哥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欲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什么目标、谈判文本草案、拟签署文本理论上都要提交美国政府审查。[34]
三、深化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思考与建议
尽管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这些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当前，中拉合作整体正处于新的机遇期，这为太平洋联盟加强同中国全面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氛围和土壤。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各成员国都有积极推进合作的意愿，双方的发展需求和共同的“对外开放”发展理念使得两者未来合作前景光明。
对于中国来说，要想进一步推进与太平洋联盟的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中国应继续支持太平洋联盟一体化进程，并积极对接其面向亚太的机制拓展进程。首先，中国2013年7月被接纳为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员国，如何利用和发挥好观察员国的身份，助力太平洋联盟一体化进程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中国驻太平洋联盟四个成员国的大使轮流参与太平洋联盟同观察员国的部长级对话会，这是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对话的主要方式。虽然部长级对话会非常重要，但这种形式略显单一，中国如果能够主动同太平洋联盟建立更多的沟通渠道将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太平洋联盟一体化进程。其次，从地缘政治上看，太平洋联盟中的墨西哥与其他三国都不接壤，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一体化发展，因此将中美洲地区国家（如巴拿马）发展为正式成员是太平洋联盟的长期战略之一，此举将使太平洋联盟成员间的地理连接更加紧密。[35] 鉴于中国与巴拿马之间的双边关系正处于快速上升期，如中国能在发展中巴关系的同时，支持太平洋联盟一体化进程，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最后，中国可积极寻求成为太平洋联盟候选联系国，并以此身份开启同太平洋联盟的贸易谈判，这不仅与太平洋联盟所追求的面向亚太的目标相一致，也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进入了重要的调整阶段，旧的规则日益不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而新的规则尚未建立起来。在太平洋联盟中，智利、墨西哥和秘鲁都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成员，哥伦比亚也正在寻求加入CPTPP，而且，太平洋联盟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在很多方面与CPTPP相容程度较高。鉴于中国在短期内不会加入CPTPP，若中国能先与太平洋联盟开启贸易谈判则有助于为适应、参与并制定新一代贸易和投资规则做好准备。
第二，中国应探索确立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逐渐改善经贸关系中的不平衡状况。首先，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中国同智利的自贸区已经实现了升级，同秘鲁的自贸区升级谈判也正在向前推进，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的开放力度总体上将日益加强。值得一提的是，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国向全世界表达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决心，特别强调了中国将单方面扩大进口，让世界各国都能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中获利。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逐渐扩大进口，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降低投资准入门槛，太平洋联盟也将因此享受到中国对外开放给世界带来的红利，因此双方经贸合作中的不平衡状况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次，中国同太平洋联盟可共同在商业法律服务、娱乐服务、交通运输、旅游教育等服务贸易领域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以旅游业为例，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再创新高，接近1.5亿人次。[36] 因此，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中国是其旅游产品的巨大市场。太平洋联盟国家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每年接收游客逾5 500万人次。近几年来，太平洋联盟通过在中国开展的三次旅游路演活动，开拓了中国的旅游市场，中国公民赴太平洋联盟四国旅游的人数逐年上升。事实上，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在旅游市场的合作还有巨大潜力，如果中国和联盟国家加强互联互通，加大各国旅游资源的国际推广和媒体宣传，互相提供旅游方面的便利，太平洋联盟四国的跨境旅游产业完全可能实现飞跃式发展。再次，中国还可以通过加强与太平洋联盟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发挥太平洋联盟中小企业的力量。太平洋联盟特别重视电子商务，并在其《附加议定书》第13章中制定了相关规则，以促进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目前，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双方都认识到了中小企业的作用。在太平洋联盟第11届峰会上，智利总统特别强调了中小企业的作用;中国也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调中小企业的作用。中小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意愿一旦被激发出来，将夯实中国和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的基础，增加双方合作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有鉴于此，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带动双方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能为两国的小微企业合作提供平台。最后，中国加强对太平洋联盟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对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美洲开发银行的有关研究显示，太平洋联盟四国的基础设施总体上供给不足、质量不佳、分布不均，严重阻碍其出口的增长，若太平洋聯盟国家内部的运输成本下降，则将极大促进其出口的增长，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37]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的强项，如果中国和太平洋联盟能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将产生双赢的效果，不仅有助于拉动中国投资的增长，还能增加太平洋联盟的出口，从而缓解双方的贸易赤字问题。
第三，双方应加强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特别是加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经贸合作。目前，中国与拉美商人交往和企业合作中存在巨大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大多数中国商人和普通民众对于拉美了解不多，对太平洋联盟了解得更少，这大大增加了双方合作的成本。同样，太平洋联盟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中国也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容易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片面宣传的影响。为此，要以2016年发布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的文化交流合作模式为总体指导，加强中国与太平洋联盟的人文与教育合作，以此产生积极效应。此外，中国和太平洋联盟的四个成员国都是《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该公约第12条要求缔约方致力于加强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创造有利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条件;第14条要求缔约方为发展而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鉴于在当前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定过程中，将《文化多样性公约》中关于文化产品待遇的问题纳入谈判范围的做法已不乏先例，[38] 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可以在今后的经贸谈判中，本着加强南南合作的精神，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加强双方文化产业发展为目的，将推动文化产品的贸易作为重要议题之一，争取有所突破并助力双方关系发展。
结 束 语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贸秩序变化迅速，但是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全球经济秩序的发展形势依然不明朗，仍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多边、区域还是双边经贸规则都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压力。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有些国家选择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从外国的进口，对外国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安全审查，而有些国家则继续采取对外开放政策，更加积极地与外国开展经贸合作。[39] 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进一步开放合作才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所指出：“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40]
从这个意义来说，太平洋联盟和中国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双方当前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开放合作，相向而行，逐步解决双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和问题，促进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尽管仅从统计数字来看，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可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微不足道，但是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双方经贸合作的现实。若双方合作能够继续稳步发展，将是对中拉整体合作的巨大贡献，也可以为南南合作和跨区域合作提供经验，特别是在当前重要的历史节点，双方经贸关系中所体现出的合作共赢精神本身将成为跨地区合作的重要成果。 [责任编辑：杨 立]
[①] 太平洋联盟是由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四国于2011年4月28日组建的拉美次区域合作组织。目前，太平洋联盟已是拉美地区重要的经济体，其总人口逾2.2亿，GDP总量约占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38%，而贸易额占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一半。该组织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对内致力于一体化整合，对外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太平洋联盟在短短数年就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在拉美地区表现非常活跃，该组织迄今已成功举办了13届首脑峰会。参见太平洋联盟官方网站：https：//alianzapacifico.net/que-es-la-alianza/。
[②]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③]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④] 2007年，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倡议创建了“拉美太平洋之弧论坛”，由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墨西哥组成。参见José Brice?o Ruiz， “La Iniciativa del Arco del Pacífico Latinoamericano. Un nuevo actor en el escenario de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Nueva Sociedad， No. 228， julio-agosto 2010， p. 52。
[⑤] Osvaldo Rosales and MikioKuwayama，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uilding a Strategic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ECLAC， April 2012， pp.75-76.
[⑥] Eduardo Velosa Porras， China y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los limitantes de los roles en el proceso de construcción mutua， Alianza del Pacífico： Mitos y Realidades， 2014， p. 404.
[⑦] 李仁方：《从市场共享到产业融合：中国与太平洋联盟的经贸合作》，《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2页。
[⑧] Eduardo Velosa Porras， China y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los limitantes de los roles en el proceso de construcción mutua， p. 404.
[⑨] 參见《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第三条第一款。
[⑩] 太平洋联盟成立后，墨西哥总统曾于2014年、2016年和2017年三次访华;秘鲁总统曾于2013年、2014年和2016年三次访华;智利总统曾于2014年和2017年访华，其中2017年访华是应邀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哥伦比亚总统曾于2012年访华。
[11] 江时学：《构建中国与拉美命运共同体路径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31页。
[12] 智利的铜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均为世界第一;秘鲁的银、铜、铅、金储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第三、第四、第六。
[13]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14] 根据RIETI-TID数据库计算所得，2011—2016年，中国对太平洋联盟出口的中间产品和制成品占比每年都超过99%;太平洋联盟向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占比从未低于87%。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根据趋势可以估计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15] 参见李仁方：《从市场共享到产业融合：中国与太平洋联盟的经贸合作》，第8页。
[16] 《驻哥伦比亚大使汪晓源出席哥伦比亚EAFIT大学拉美“太平洋联盟”专题研讨会》，2015年8月24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 _681964/tpylm_683648/zwbd_683668/t1290878.shtml。
[17] Raúl Bernal-Meza， “Alianza del Pacífico versus ALBA y MERCOSUR： Entre el desafío de la convergencia y el riesgo de la fragmentación de Sudamérica，” PESQUISA & DEBATE， Vol. 26， No. 1， 2015， pp. 1-34.
[18] 韩爱勇：《开放的地区主义：中国地区合作的新路径》，《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6期，第43页。
[19] 王晓德：《“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拉美经济一体化》，《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5期，第54页。
[20] 在世贸组织中采用的“一揽子承诺”方式被应用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在这种方法下，各国商定“一揽子方案”，不能选择性地签署协议的某些部分。这种方式限制了自由贸易区的进展，因为所有谈判方必须就一整套条款达成一致。
[21] 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营商便利指数：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rankings。 [22] 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https：//www.heritage.org/index /ranking。
[23] 参见廖士光：《拉美联合交易所（MILA）研究》，上海证券交易所2014年第16号报告，http：//www.sse.com.cn/aboutus/research/research/c/3996087.pdf。
[24] See William P. Avery and James D. Cochrane， “Innovation i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ism： The Andean Common Marke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7， No. 2， 1973， pp. 181-223;张凡：《安第斯集团步履维艰》，《世界知识》1997年第15期，第8—9页。
[25] 李慧：《论政治生态的变迁对拉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和太平洋联盟为例》，《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3—16页。
[26] Jason Marczak y Samuel George，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2.0： Próximos Pasos Para la Integración，” Atlantic Council， 2016， p. 4.
[27] See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ition），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2001， p. 517.
[28] Ana Maria Palacio， “The Pacific Alliance Recent Moves in Uncertain Time，” Pacific Alliance Blog， July 23， 2018， http：//pacificallianceblog.com/the-pacific-alliance-recent-moves-in -uncertain-times.
[29]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30] 参见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网站，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
[31]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32] 张凡：《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国别基础、互补与竞争》，《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7页。
[33] 江时学：《构建中国与拉美命运共同体路径思考》，第36页。
[34] 王鹏：《美墨加贸易协定：又一次针对中国的降维打击？》，观察者网，2018年10月2日，https：//www.guancha.cn/wangpeng/2018_10_03_474201_s.shtml。
[35] 2012年3月，巴拿马总统参与了第三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在会上表示将加快同联盟成员国商签自贸协定，以尽快“入盟”。
[36] 《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近1.5亿》，新华网，2019年2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2/13/c_1124110923.htm。
[37] 据美洲开发银行研究计算，若交通运输成本下降1%，则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将分别增加4.5%、2.6%、1.3%和4.2%，而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将分别增加6.6%、3.4%、1.3%和4.7%，Danielken Molina， “Infrastructure and Export Performance in the Pacific Alliance，” IDB， 2016， pp. 23-24。
[38] 參见石静霞：《区域贸易协定（RTAs）中的文化条款研究：基于自由贸易与文化多样性角度》，《经贸法律论坛》2018年第1期，第78—96页。
[39] 参见郑宇：《开放还是保护——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134—155页。
[40]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商务部网站，2018年11月5日，http：//www.mofcom.gov.cn /article/i/jyjl/j/201811/2018110280321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