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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增速日趋放缓，结构调整迫在眉睫，新旧动能转换是解决中国当下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本文对新、旧动能的含义进行了廓清，对新动能的构成进行了梳理，认为优化要素配置、技术创新引领、打造公平制度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三个主要层面。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长
引言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高速发展，常年GDP增速达到7%以上，然而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靠的是劳动、资源等要素的大量投入、大体量的投资以及生态环境的透支，中国在经济飞速崛起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口、资源和生态的代价，经济发展动力存在着结构性隐患。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日趋放缓，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国GDP增速仅为2.3%。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动能的落后也是造成经济增速降低的重要原因，依靠人口红利、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日趋疲软，经济增长的旧动能已无力支撑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迫切需要挖掘新动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
一、新、旧动能含义的廓清
中国经济发展的旧动能，通常意义上来说就是指高能耗、低产能、技术水平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1]。王小洁[2]认为旧动能还包括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对部分传统产业的刺激补贴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的旧动能严重依赖要素的投入，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是大人口基数、资源投入以及中低端产品出口等共同推动的结果。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人口老龄化及生育率持续降低决定了中国依靠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此外，中国过去的中低端的出口模式也由于要素价格的提升而失去了成本优势。所以，中国经济的旧动能已无力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向新动能转型。对于新动能的内涵，黄少安[3]认为包括体制及技术的创新、产业的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以及改革。杨蕙馨[4]等认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就是社会要素的重新组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要素的高效运用及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王小洁认为从中观层面看，还包括产业、区域、城乡从非均衡增长跃升为均衡增长的动态变革。安礼伟[5]认为新动能还应包括技术创新引领的高技能劳动力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吴净[6]总结了新旧动能转换的特征，认为新旧动能的转换是一个不断交融、循环上升的过程。可见，新旧动能转换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各种要素的重新配置，使之达到更高的效率，表现在具体的经济现象中就是低技术、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逐步淘汰，以创新创造引领的高效低耗、生态友好的产业逐步成为经济主导。
二、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容
解决中国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目标，对新动能构成和作用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王一鸣[7]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所致，李长英[8]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将新动能分解为三类：创新动能、要素动能、制度动能，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新旧动能转换指数，实证检验了新旧动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刘涛[9]等，认为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动力和制度动力构成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运行机制。可见，对于新动能的认识经济学界是比较一致的，因此本文从社会要素、技术创新和公平制度三个方面对新动能进行阐述。
（一）社会要素动能
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要素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经济学者就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述，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财富的积累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科技发展、经济制度等要素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认为政府应对总需求进行调控，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又一动能。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王一鸣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产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中国目前遭遇的问题不是要素的投入不足或者过剩，而是资源的错配导致供给与需求失调，部分产业产能富余造成无效供给过剩，而另一部分则因产能不足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严重打击了经济活力。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提升要素供给效率，从源头上解决供需错配问题。
（二）技术创新动能
新古典增长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新增长理论强调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动能因素，周小亮[10-11]等认识到，从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新动力看，创新能力不足是影响中国当前经济的最主要问题。梁益琳[12]實证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对于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突破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将新的业态或模式与原有的发展方式渗透融合，在培育新动能的同时提升原有的旧动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一定意义上也是解决要素配置不均衡、不科学问题的重要手段，在靠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下，各类经济增长要素已开始呈现报酬递减规律，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才能是资源的使用更有效，引导落后产能向高效产能的转移，保障我国顺利改变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
（三）公平制度动能
诺斯[13]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发现除了技术创新、资本积累教育等这些经济增长因素之外，所有权制度等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发展经济学则认为强调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的包容性增长可以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制度是国家公权力的体现，张文[14]等指出中国过去经济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受公权力的影响颇深，由于惯性的作用公权力在当下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越位、缺位与错位问题。周小亮等强调了要提升制度动力，就要提升制度质量，建设具有主体性和公平性的制度。尹希果[15]实证了财政政策在经济下行期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刺激作用。要充分发挥制度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降低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审批环节的淤塞，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是打造优质的公共服务，通过宽严相济的监管措施提升市场活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也较为透彻。新旧动能转换是破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痼疾的必然选择和必经之路。新动能和旧动能两者的转换过程是一个互相交融、螺旋式上升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创新作为引领、公平有效的制度及社会要素的有效配置三方相互促进、共同作用，才能赋予中国经济新的动力，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健康持久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王芋朴.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我国现代流通业发展路径探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17）：25-28.
[2]王小洁，刘鹏程，许清清.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19（06）：12-18.
[3]黄少安.新旧动能转换与山东经济发展[J].山东社会科学，2017（09）：101-108.
[4]杨蕙馨，焦勇.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判[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07）：16-28
[5]安礼伟，张二震.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原因、基础和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21（01）：9-15.
[6]吴净.新时代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评价——以青岛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05）：41-44+62.
[7]王一鸣.在抵御下行压力中推动新旧动能转换[J].宏观经济管理，2020（02）：18-20.
[8]李长英，周荣云，余淼杰.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演进及区域特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02）：3-23.
[9]刘涛，周白雨.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分析[J].齐鲁学刊，2020（05）：101-108.
[10]周小亮.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机制与路径：学术梳理的视角[J].东南学术，2020（04）：157-168+248.
[11]周小亮，吴洋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评价：基于经济增长动力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19（03）：8-18.
[12]梁益琳.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与新旧动能转换的互动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22）：125-129.
[13]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75-80
[14]张文，张念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J].東岳论丛，2017，38（12）：93-101.
[15]尹希果，冉丹.财政政策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非线性效应[J].软科学，2020，34（10）：30-35.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长
引言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高速发展，常年GDP增速达到7%以上，然而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靠的是劳动、资源等要素的大量投入、大体量的投资以及生态环境的透支，中国在经济飞速崛起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口、资源和生态的代价，经济发展动力存在着结构性隐患。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日趋放缓，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国GDP增速仅为2.3%。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动能的落后也是造成经济增速降低的重要原因，依靠人口红利、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日趋疲软，经济增长的旧动能已无力支撑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迫切需要挖掘新动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
一、新、旧动能含义的廓清
中国经济发展的旧动能，通常意义上来说就是指高能耗、低产能、技术水平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1]。王小洁[2]认为旧动能还包括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对部分传统产业的刺激补贴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经济的旧动能严重依赖要素的投入，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是大人口基数、资源投入以及中低端产品出口等共同推动的结果。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人口老龄化及生育率持续降低决定了中国依靠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此外，中国过去的中低端的出口模式也由于要素价格的提升而失去了成本优势。所以，中国经济的旧动能已无力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向新动能转型。对于新动能的内涵，黄少安[3]认为包括体制及技术的创新、产业的结构转换和产业升级以及改革。杨蕙馨[4]等认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就是社会要素的重新组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要素的高效运用及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王小洁认为从中观层面看，还包括产业、区域、城乡从非均衡增长跃升为均衡增长的动态变革。安礼伟[5]认为新动能还应包括技术创新引领的高技能劳动力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吴净[6]总结了新旧动能转换的特征，认为新旧动能的转换是一个不断交融、循环上升的过程。可见，新旧动能转换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各种要素的重新配置，使之达到更高的效率，表现在具体的经济现象中就是低技术、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逐步淘汰，以创新创造引领的高效低耗、生态友好的产业逐步成为经济主导。
二、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容
解决中国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目标，对新动能构成和作用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王一鸣[7]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所致，李长英[8]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将新动能分解为三类：创新动能、要素动能、制度动能，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新旧动能转换指数，实证检验了新旧动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刘涛[9]等，认为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动力和制度动力构成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运行机制。可见，对于新动能的认识经济学界是比较一致的，因此本文从社会要素、技术创新和公平制度三个方面对新动能进行阐述。
（一）社会要素动能
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要素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经济学者就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述，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财富的积累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科技发展、经济制度等要素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认为政府应对总需求进行调控，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又一动能。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王一鸣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产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中国目前遭遇的问题不是要素的投入不足或者过剩，而是资源的错配导致供给与需求失调，部分产业产能富余造成无效供给过剩，而另一部分则因产能不足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严重打击了经济活力。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提升要素供给效率，从源头上解决供需错配问题。
（二）技术创新动能
新古典增长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新增长理论强调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动能因素，周小亮[10-11]等认识到，从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新动力看，创新能力不足是影响中国当前经济的最主要问题。梁益琳[12]實证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对于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突破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将新的业态或模式与原有的发展方式渗透融合，在培育新动能的同时提升原有的旧动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一定意义上也是解决要素配置不均衡、不科学问题的重要手段，在靠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下，各类经济增长要素已开始呈现报酬递减规律，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才能是资源的使用更有效，引导落后产能向高效产能的转移，保障我国顺利改变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
（三）公平制度动能
诺斯[13]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发现除了技术创新、资本积累教育等这些经济增长因素之外，所有权制度等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发展经济学则认为强调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的包容性增长可以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制度是国家公权力的体现，张文[14]等指出中国过去经济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受公权力的影响颇深，由于惯性的作用公权力在当下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越位、缺位与错位问题。周小亮等强调了要提升制度动力，就要提升制度质量，建设具有主体性和公平性的制度。尹希果[15]实证了财政政策在经济下行期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刺激作用。要充分发挥制度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降低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审批环节的淤塞，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是打造优质的公共服务，通过宽严相济的监管措施提升市场活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也较为透彻。新旧动能转换是破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痼疾的必然选择和必经之路。新动能和旧动能两者的转换过程是一个互相交融、螺旋式上升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创新作为引领、公平有效的制度及社会要素的有效配置三方相互促进、共同作用，才能赋予中国经济新的动力，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健康持久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王芋朴.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我国现代流通业发展路径探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17）：25-28.
[2]王小洁，刘鹏程，许清清.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19（06）：12-18.
[3]黄少安.新旧动能转换与山东经济发展[J].山东社会科学，2017（09）：101-108.
[4]杨蕙馨，焦勇.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判[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07）：16-28
[5]安礼伟，张二震.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原因、基础和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21（01）：9-15.
[6]吴净.新时代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评价——以青岛市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05）：41-44+62.
[7]王一鸣.在抵御下行压力中推动新旧动能转换[J].宏观经济管理，2020（02）：18-20.
[8]李长英，周荣云，余淼杰.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演进及区域特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02）：3-23.
[9]刘涛，周白雨.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分析[J].齐鲁学刊，2020（05）：101-108.
[10]周小亮.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机制与路径：学术梳理的视角[J].东南学术，2020（04）：157-168+248.
[11]周小亮，吴洋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评价：基于经济增长动力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19（03）：8-18.
[12]梁益琳.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与新旧动能转换的互动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22）：125-129.
[13]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75-80
[14]张文，张念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J].東岳论丛，2017，38（12）：93-101.
[15]尹希果，冉丹.财政政策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非线性效应[J].软科学，2020，34（10）：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