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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摩尔·弗兰德斯是英国小说史上一位重要的女性形象。本文从后殖民视角进行分析,运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通过资产阶级领导权在摩尔身上的实现方式与如何实现,指出无论是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市民摩尔,还是历经坎坷、晚年跻身于上流社会,最终成为统治阶层一员的她,都无法摆脱无处不在的资产阶级领导权的控制。同时指出,小说的倒叙结构——老年的摩尔以忏悔方式叙述故事的形式本身就是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方式。
关键词: 《摩尔·弗兰德斯》 摩尔·弗兰德斯 “文化领导权”理论
“英国小说之父”[1]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1719)中塑造了鲁滨逊的形象。鲁滨逊是英国小说史上富有进取精神的男性冒险者的典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在另一小说《摩尔·弗兰德斯》(1772)中笛福刻画了摩尔·弗兰德斯这一呼之欲出的女性形象。该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历来受到小說家和评论家的好评,甚至对传统小说极其挑剔的弗吉尼亚·沃尔夫也给这部小说予以高度评价。鉴于目前国内对于《摩尔·弗兰德斯》(以下简称《摩》)的认识尚未充分,本文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分析决定摩尔坎坷命运的各种力量,以及这些力量是如何运作以实现对摩尔命运的掌控。
一、摩尔:资本主义领导权下的受害者的形象
《摩》是笛福尝试写作的一部女性自传性质的小说,讲述了摩尔·弗兰德斯的忏悔。小说真实地描述了摩尔的童年、婚姻生活、犯罪生涯和被流放的经历。晚年,摩尔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小说以摩尔的不幸开始,结局幸福、完满。然而究其一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她施加各种束缚,出身低微的摩尔始终无法完全摆脱,进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
摩尔出身的卑微决定了她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她出生在新门监狱,母亲是被流放的窃贼。这就决定了她的一生必须从社会最底层开始奋斗。摩尔的童年也正是沿着这么一条轨迹运行的。她一生下来,就孤苦伶仃,身无分文,无家可归。两岁多的时候,因为“年龄太小”,“不能够工作”[2]而被人收养。艰难的生活在八岁时已经教会她必须干活养活自己。后来,她很幸运地被一位好心的贵妇收养,靠做女仆为生。这一切都符合社会给她的既定角色,做个仆人,要小心翼翼地服侍少爷小姐们。当少爷小姐们学习唱歌跳舞的时候,她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学习,因为仆人是不该学这些的。和她相比,市长的小姐们则无需做工,衣食无忧,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优裕的环境下心安理得地受着摩尔这样的仆人们的服侍。摩尔虽然拼命挣扎,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她这样的属下阶层是生来就要受到社会统治阶层的剥削的。
与出身的卑微相伴的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低下,经济上的贫困也时时威胁着摩尔。在科尔切斯特,当抚养摩尔的老阿妈死后,她无家可归。仅有的二十二先令还被老阿妈的女儿抓在手里不肯给她。经济上的困苦使得摩尔放弃了先前的理想,“现在再也不想当什么贵妇人了,甘心做一个仆人,随便她们让我当哪种仆人”[2]。这段经历使摩尔意识到了金钱的作用。金钱使天真单纯的摩尔放弃梦想,也成了她堕落的催化剂。当贵妇的大儿子追逐摩尔时,金钱扰乱了摩尔的理智和正常判断,加重了摩尔堕落的砝码。摩尔自己承认:“(他)把五个金币放在我手里,走下楼去。他这次给我钱把我弄糊涂了,前回的谈情还没有这样扰乱我心田。我觉得非常兴奋,才不多忘记了我所处的地位。”[2]紧接着,叮叮当当的金币开始腐蚀摩尔的道德感:“我有时自己在那里忖度,我的年轻的主子到底有什么用意,但是想来想去,只想起他所说的甜言蜜语和所给的金子;他到底有没有心娶我,对我倒似乎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2]“至于他给我的金钱,我有时接连好几个钟头睁大眼睛看着,把金币数了又数,每天都要数上一千遍。”[2]被贵妇的大儿子诱奸后,摩尔极其幸运地嫁给了贵妇的二儿子。可是丈夫死后,对于贫穷的恐惧驱使她一次次再嫁。在巴斯,她成了别人的情妇,学会了和男人周旋,耍弄计谋,求得生存。最终,对于穷困的恐慌让她沦为娼妓、小偷,以致被送进监狱。贫穷把她引向毁灭。经济匮乏的恐慌就这样改变着摩尔的意志,将摩尔引向了截然不同的生活。
上层阶级不仅规定了摩尔在社会、经济上的被奴役地位,而且牢牢地控制了摩尔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正如葛兰西在“文化霸权”[3]概念中指出的那样,通过控制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控制和影响被统治者的思维内容及方式。各种大众文化网络,如学校、教会、政党、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社团等不断传播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摩尔自出生所接受的各种观念无疑都打上了统治阶层的痕迹,束缚着她,要将她永久地压在下面。
这种思维方式上的束缚,明显地表现在对摩尔社会角色的心理定位上。摩尔所处的时代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这就注定摩尔必须按照男性占主导的思维模式来生活。作为女性,摩尔要服从当时社会对女性定位的观念。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职责是生儿育女,附属于家庭。女性在婚姻中的功能就是带去嫁妆,其所接受的各种良好教育,也不过是要在婚姻市场的交易中增加筹码,满足未来夫婿的虚荣。谈及婚嫁,在婚姻的市场上,女性的价值不是取决于自身的才智、美貌和气质等,而是完全靠嫁妆衡量。一旦结婚,她们的一切财产就归丈夫所有,妻子要听命于丈夫。即使有钱的寡妇也得等着男人来求婚,女性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也没有了解配偶品质的机会。如果一个寡妇没钱,无法谋生,她们的结果往往是沦为娼妓。女性受到的这些歧视合理合法,即使是富人家的千金也不免于此。作为来自下层社会的女性摩尔更深受其害。不管她后天如何努力,她也无法改变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等待与被待价而沽的境地。因此,当贵妇的大儿子赞美摩尔的美貌时,他的妹妹则切中要害:“柏蒂(摩尔)只缺乏一件东西,但是少了这一件,就等于什么好处都没有了,因为人们对于现在女性的评价是不公道的。比如一位年轻姑娘长得非常美丽,家庭也是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灵巧,态度又好,礼貌又周到,可是她要没有什么妆奁,人们就不会去理睬她,好像她没有这些好处一样。但是只要一位姑娘有钱,那么谁也会喜欢她,男人总是要想法子得到她的好处。”[2]
这种思维方式教会了天真的摩尔“贵妇人”的真正含义,“认为做个贵妇人是很好的事”[2]。当摩尔被贵妇的大儿子引诱时,对上层阶级生活的羡慕和潜意识里渴望成为一员的欲望攫取了摩尔,成为她走向堕落的动因。而这都根源于摩尔对于上层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上层阶级正是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实现统治社会中普通市民的。摩尔第一任丈夫死后,她已经完全按照了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了:“我现在一个人在世界上真是无牵无挂,年纪还轻,容貌仍然美丽,人们都这样说,我自己也这么想,袋里也有相当多的钱,我的确是自视很高的。”[2]
不仅如此,这种控制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弥漫渗透,无处不在,左右着摩尔的命运。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通过社会舆论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群众的认同与忠诚,这使得市民社会通过行使基于民众同意之上的“文化领导权”,构成政治社会强大的在野帮手,成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坚实基础[4]。作为社会最底层出身的摩尔就是这么一个既深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压迫,同时又受其文化压迫的女性人物。
二、摩尔:森林猎人
出身低微的摩尔是不幸的。但是,摩尔聪明伶俐,不甘贫困。她一生起伏跌宕,最终她摆脱了属下阶层的悲惨命运,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过上了富足幸福的生活。她从贫寒到富裕的传奇人生,证实了摩尔在社会的森林里绝不是弱者。这在她和多位男性的交往中表现得异常明显。
摩尔在与多名男性相处中,经常是占据上风的。在和第一个丈夫洛宾从普通相处到结婚的过程中,作为涉世未深的少女,摩尔表现得毫无清纯可言。洛宾为了对她的爱情打破了横亘在贫富之间的鸿沟,宁可放弃巨额家产继承权也要坚持自己的爱情,这种勇气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极其罕见、可堪钦佩的。相形之下,摩尔嫁给洛宾却纯粹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已和洛宾的哥哥有了私情的她,当嫁给对方不能成功时遇到了洛宾求爱。婉拒之后,她暗地里却和洛宾的哥哥商量如何应对,甚至以此胁迫洛宾的哥哥和自己结婚。后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让她嫁给洛宾,这时摩尔则趁机请他帮忙解决自己和洛宾新婚的初夜问题。
经历了第二次婚姻,摩尔积蓄无多。如何在婚姻市场上追求利益最大化呢?摩尔此时并不甘心作为女性被动屈从的命运。通过散布流言,她骗来了众多追求者,钓住了第三任丈夫。与第三任丈夫相比,摩尔可谓工于心计,是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婚前,她施展手腕,故意态度冷淡,不泄露财产状况,迫使对方展现爱情的挚诚,为自己婚后袒言嫁妆的微薄埋下了伏笔。结果,她不仅嫁得成功,而且婚后幸福。后来,她意外地得知这位丈夫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在毅然决定离开他时,毫不犹豫带走了大笔的财物,在情感和理智上显示出了强势的本色。倒是这位丈夫在分离面前显得异常的痴情与无可挽救的脆弱,为了留住她不惜抛弃宗教信仰。
重返英国,摩尔与富有情夫的交往也不算失败。在巴斯,她引诱自己的情人长期与自己发生性关系。对方心生悔悟后,她就以弱者的姿态向他敲诈了一笔钱,把孩子抛给了他。
与以往不同,摩尔经历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婚姻是充满戏剧性地搅在一起的。在和杰姆相亲前,摩尔已考虑嫁给一银行的小职员。然而为了在婚姻的集市上谋取最大利益,她脚踩两只船,终于成功地把自己嫁给了“富人”。一出出闹剧真相大白,原是双方互相设套,欺骗对方。此时,摩尔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她的第四位丈夫杰姆“剩下五十金币,那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财产,他掏出来扔在桌子上,叫我拿去,虽然他没有这点钱就会饿肚子”[2]。结果,这迫使杰姆继续过劫匪生涯。此时,摩尔坦白:“除了我已经承认的银行支票和十一个金币以外,藏匿起其余的一切……我实际上还有一张三十金镑的银行支票在身边。”[2]这还不算摩尔在结婚前已放入银行的两百多英镑。这时,摩尔转而决定再嫁那位银行小职员。通过信件,她控制了这位痴心的小职员,闹得他苦苦等了两年,还免费帮她打理在银行的存款。在婚姻的市场上,摩尔能同时蒙蔽两位男性,绝非寻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年间,摩尔结婚又离婚,还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位小职员却为了迎接摩尔——他理想中的新娘走了很远,并租了“一辆华美的四匹马的绅士马车,还跟着一个仆人”[2],还发自内心的庆幸娶到摩尔这样的好妻子。在这男性中心化的社会,摩尔才是捕猎的高手。
摩尔和第六任丈夫的交往也颇有胜算。摩尔被关在新门监狱时,巧遇第四任前夫杰姆。她极力说服他同意被流放。从后来在殖民地成功致富的经历来看,摩尔对前途命运的运筹显然在杰姆之上。当二人相见,杰姆开诚布公把自己的财产全部交给了摩尔。摩尔仍故技重施,心口不一,对自己的英镑遮遮掩掩,却能赢取杰姆的充分信任。最终,在摩尔的精心谋划下,二人过上了幸福的晚年,使杰姆对她心存感激。
作为女性,摩尔对于所承担的妻子和情人的角色游刃有余。她精于算计,在多数情形下都居于主动地位。作为母亲,摩尔对待子女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摩尔一生嫁人六次,成功地做过一段别人的情妇,共孕育了十一个子女。两个孩子死掉了,余下的子女摩尔抚养了两个。一个是她离开了第四任丈夫后得知懷孕生育的,另一个是她和第五任丈夫的孩子。然而,她对这两个孩子的抚养也只是把他们托给保姆、提供生活费而已。用摩尔的话说:“这女人得到十个金镑,就把孩子领去,使他永远不再麻烦我了。”[2]论及母性的温柔与舔犊之情,摩尔表现最感人的这次也只是“我怀着一颗忧郁的心,流了许多眼泪,让她把孩子抱去了”[2]。在摩尔后来的叙述里,就再也听不到有关这个孩子的音讯。当她到了流放地,为要回自己的财产,她碰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这时,摩尔显示出了些许母性的慈爱。此外,再也不曾看到摩尔和他们的任何联系。摩尔对待亲生骨肉的态度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自己与子女生存的选择中,摩尔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身为女性,她与传统观念中无私、善良的母亲大相径庭。
不仅如此,摩尔的职业生涯也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摩尔从事的职业不算正当。作为小偷,摩尔极其出色。起初,摩尔因为贫穷而行窃,意外获得成功。自此,摩尔在这条路上一去不返。摩尔从本能地偷窃到行业内的“最有本领”[2]的高手,屡屡得手。期间,她多次遭遇危险,她的同行不断有人被送上绞刑架,她自己偷窃时也几乎当场被捉。然而,摩尔总能侥幸逃脱。不难看出,摩尔不但身手敏捷,反应迅速,而且观察敏锐、很有头脑。
摩尔非常善于总结行业经验。她“尤其不敢去偷货店,特别是绸缎商和布商的货店,他们都是眼光敏锐,到处留神的人”[2]。一次偷一位太太的金表险些被捉后,她归纳道:“假使她(这位太太)有应付这种事情的智慧,她一发觉有人拉她的表,就不该那样喊起来,而应该立刻转过身抓住紧挨她身后的人,那么她就一定会抓住我了……这的确是洞悉扒手行动的妙诀,能够按这话做的人绝对抓得到小偷,不按这话做的人必定丢失东西。”[2]到了后来,摩尔“有时居然敢把同样的把戏耍上两回,这是不合这个行业的规矩的;可是我也没有失败过。不过每回我出去,我总换一种模样,做出新的姿态来”[2]。一次被误作另一扒手错抓后,绸缎店里的伙计给她赔礼道歉,摩尔将店伙计分析得入木三分:“这个伙计从前既能盛气凌人地欺侮我,这时也能卑鄙谦恭地向我赔不是。在这一点上他是个无耻之徒的典范,当他占了优势,得意的时候,就横暴,残忍无情;被压倒的时候,就沮丧,意志消沉。”[2]摩尔不断总结,了解了社会的各色人等,并且将其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我的钱包里从来都放了很多钱。因为人们认为钱包里有很多钱的人是不会去偷窃的。”[2]作为窃贼,摩尔极其成功。然而这职业是建立在非法的不劳而获的基础上,为人不齿的。如果以鲁迅谈及吃人与被吃作比,摩尔显然选择了前者。作为妻子与情人,摩尔让男性屡居下风;作为母亲,摩尔爱自己远胜于她的子女;论及从事的职业,摩尔以偷窃为生,以损人为快。在社会的森林里,摩尔无疑是强者与猎人。
三、摩尔:猎物?猎人?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摩尔呢?在社会的森林里,摩尔到底是经济社会地位低下、思想和行为意识受到资产阶级层层束缚的可怜的女性?还是在人与人相处中处处占尽上风、自私自利的森林猎人?
先来看看葛兰西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他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国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4]。政治社会主要指国家的暴力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权力机构,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直接行使国家的统治职能。市民社会主要指诸如政党、学校、教会、学术团体等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它通过社会舆论向人们传播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群众的认同与忠诚,这使得市民社会通过行使基于民众同意之上的“文化领导权”,构成政治社会强大的在野帮手,成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坚实基础,使人们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政治社会靠强力来保障,市民社会则体现了一种隐蔽的权利关系,是通过社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一致,对他者加以合法性控制。
在当时的英国,摩尔当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控制。儿童期,摩尔的经济社会地位是由其出身决定的,而决定她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来就被压迫在社会的底层,又受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围攻和包围,而且身为女性,摩尔似乎注定要成为社会的弱者和牺牲品,永远是受剥削和压榨的对象。就这一意义而论,摩尔是受围捕的猎物。
但是,摩尔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当社会扫荡了她少女的天真,对社会真面目有所意识的摩尔不再甘于社会为自己安排的悲惨命运,她本能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包括才智和身体,拼命抗争。作为别人的妻子或情人,摩尔处心积虑,处处不肯吃亏;作为母亲,摩尔永远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窃贼,摩尔不顾被盗者的损失,本领高强,大名远扬。此时的摩尔,凭着本能,逐渐从市民社会价值观体系的谎言束缚中解脱出来,在社会森林中,已不再是到处被驱逐与受围捕的猎物。她开始向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体系靠近,鄙视贫穷,鄙视下层人诚实的谋生手段。她勇于冒险,只求达到目的,她长出了尖牙利齿,开始了猎人的狩猎。最终,摩尔用偷窃来的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晚年过上了幸福和富裕的生活。
然而,摩尔的故事并不是公主与王子的童话,摩尔在狩猎的同时,仍然不曾忘记猎获读者的同情和原谅。《摩》是摩尔晚年忏悔的产物。摩尔之所以采用倒序的形式,颇有深意。其一,倒序有助于摩尔使自己的发迹得到读者的原谅和认可。摩尔是在流放地致富的,但她发家的资本却是在英国以偷窃和卖淫获取的,这样的发迹当然为人所唾弃。而忏悔——借助宗教的力量抹殺某人先前的罪恶的形式不仅极其自然,而且深入人心,易为读者接受。摩尔就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赢得了尊严,求得了心灵的平静,使自己的发迹得到原谅和合法的认可。再者,这种让自己的故事镶嵌在自己忏悔的背景下的倒叙方式,无疑让摩尔广泛地赢得了读者的同情和原谅。小说是严格按照摩尔从小到老的时间顺序讲述的,由于采用了忏悔的形式,晚年摩尔的声音无处不在。读者时时可以感受到老年摩尔的存在和貌似忏悔的指指点点。当忏悔的摩尔不停地向读者讲述的时候,心理上读者容易站在摩尔一方。摩尔就是这样不知觉地运用市民社会的力量,获取了读者的同情和谅解。在社会森林中,摩尔经历了从猎物到猎人的转变。但是,无论摩尔如何转变,也永远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体系的束缚。
参考文献:
[1]高继海.英国小说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33.
[2]笛福著.梁遇春译.摩尔·弗兰德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1,9,14,15,16,11-12,8,42,113,134,137,136,136,165,161,164,196,204,210.
[3]Zhu,Gan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2005.
[4]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94,218.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
关键词: 《摩尔·弗兰德斯》 摩尔·弗兰德斯 “文化领导权”理论
“英国小说之父”[1]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1719)中塑造了鲁滨逊的形象。鲁滨逊是英国小说史上富有进取精神的男性冒险者的典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在另一小说《摩尔·弗兰德斯》(1772)中笛福刻画了摩尔·弗兰德斯这一呼之欲出的女性形象。该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历来受到小說家和评论家的好评,甚至对传统小说极其挑剔的弗吉尼亚·沃尔夫也给这部小说予以高度评价。鉴于目前国内对于《摩尔·弗兰德斯》(以下简称《摩》)的认识尚未充分,本文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分析决定摩尔坎坷命运的各种力量,以及这些力量是如何运作以实现对摩尔命运的掌控。
一、摩尔:资本主义领导权下的受害者的形象
《摩》是笛福尝试写作的一部女性自传性质的小说,讲述了摩尔·弗兰德斯的忏悔。小说真实地描述了摩尔的童年、婚姻生活、犯罪生涯和被流放的经历。晚年,摩尔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小说以摩尔的不幸开始,结局幸福、完满。然而究其一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她施加各种束缚,出身低微的摩尔始终无法完全摆脱,进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
摩尔出身的卑微决定了她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她出生在新门监狱,母亲是被流放的窃贼。这就决定了她的一生必须从社会最底层开始奋斗。摩尔的童年也正是沿着这么一条轨迹运行的。她一生下来,就孤苦伶仃,身无分文,无家可归。两岁多的时候,因为“年龄太小”,“不能够工作”[2]而被人收养。艰难的生活在八岁时已经教会她必须干活养活自己。后来,她很幸运地被一位好心的贵妇收养,靠做女仆为生。这一切都符合社会给她的既定角色,做个仆人,要小心翼翼地服侍少爷小姐们。当少爷小姐们学习唱歌跳舞的时候,她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学习,因为仆人是不该学这些的。和她相比,市长的小姐们则无需做工,衣食无忧,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优裕的环境下心安理得地受着摩尔这样的仆人们的服侍。摩尔虽然拼命挣扎,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她这样的属下阶层是生来就要受到社会统治阶层的剥削的。
与出身的卑微相伴的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低下,经济上的贫困也时时威胁着摩尔。在科尔切斯特,当抚养摩尔的老阿妈死后,她无家可归。仅有的二十二先令还被老阿妈的女儿抓在手里不肯给她。经济上的困苦使得摩尔放弃了先前的理想,“现在再也不想当什么贵妇人了,甘心做一个仆人,随便她们让我当哪种仆人”[2]。这段经历使摩尔意识到了金钱的作用。金钱使天真单纯的摩尔放弃梦想,也成了她堕落的催化剂。当贵妇的大儿子追逐摩尔时,金钱扰乱了摩尔的理智和正常判断,加重了摩尔堕落的砝码。摩尔自己承认:“(他)把五个金币放在我手里,走下楼去。他这次给我钱把我弄糊涂了,前回的谈情还没有这样扰乱我心田。我觉得非常兴奋,才不多忘记了我所处的地位。”[2]紧接着,叮叮当当的金币开始腐蚀摩尔的道德感:“我有时自己在那里忖度,我的年轻的主子到底有什么用意,但是想来想去,只想起他所说的甜言蜜语和所给的金子;他到底有没有心娶我,对我倒似乎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2]“至于他给我的金钱,我有时接连好几个钟头睁大眼睛看着,把金币数了又数,每天都要数上一千遍。”[2]被贵妇的大儿子诱奸后,摩尔极其幸运地嫁给了贵妇的二儿子。可是丈夫死后,对于贫穷的恐惧驱使她一次次再嫁。在巴斯,她成了别人的情妇,学会了和男人周旋,耍弄计谋,求得生存。最终,对于穷困的恐慌让她沦为娼妓、小偷,以致被送进监狱。贫穷把她引向毁灭。经济匮乏的恐慌就这样改变着摩尔的意志,将摩尔引向了截然不同的生活。
上层阶级不仅规定了摩尔在社会、经济上的被奴役地位,而且牢牢地控制了摩尔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正如葛兰西在“文化霸权”[3]概念中指出的那样,通过控制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控制和影响被统治者的思维内容及方式。各种大众文化网络,如学校、教会、政党、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社团等不断传播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摩尔自出生所接受的各种观念无疑都打上了统治阶层的痕迹,束缚着她,要将她永久地压在下面。
这种思维方式上的束缚,明显地表现在对摩尔社会角色的心理定位上。摩尔所处的时代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这就注定摩尔必须按照男性占主导的思维模式来生活。作为女性,摩尔要服从当时社会对女性定位的观念。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职责是生儿育女,附属于家庭。女性在婚姻中的功能就是带去嫁妆,其所接受的各种良好教育,也不过是要在婚姻市场的交易中增加筹码,满足未来夫婿的虚荣。谈及婚嫁,在婚姻的市场上,女性的价值不是取决于自身的才智、美貌和气质等,而是完全靠嫁妆衡量。一旦结婚,她们的一切财产就归丈夫所有,妻子要听命于丈夫。即使有钱的寡妇也得等着男人来求婚,女性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也没有了解配偶品质的机会。如果一个寡妇没钱,无法谋生,她们的结果往往是沦为娼妓。女性受到的这些歧视合理合法,即使是富人家的千金也不免于此。作为来自下层社会的女性摩尔更深受其害。不管她后天如何努力,她也无法改变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等待与被待价而沽的境地。因此,当贵妇的大儿子赞美摩尔的美貌时,他的妹妹则切中要害:“柏蒂(摩尔)只缺乏一件东西,但是少了这一件,就等于什么好处都没有了,因为人们对于现在女性的评价是不公道的。比如一位年轻姑娘长得非常美丽,家庭也是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灵巧,态度又好,礼貌又周到,可是她要没有什么妆奁,人们就不会去理睬她,好像她没有这些好处一样。但是只要一位姑娘有钱,那么谁也会喜欢她,男人总是要想法子得到她的好处。”[2]
这种思维方式教会了天真的摩尔“贵妇人”的真正含义,“认为做个贵妇人是很好的事”[2]。当摩尔被贵妇的大儿子引诱时,对上层阶级生活的羡慕和潜意识里渴望成为一员的欲望攫取了摩尔,成为她走向堕落的动因。而这都根源于摩尔对于上层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上层阶级正是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实现统治社会中普通市民的。摩尔第一任丈夫死后,她已经完全按照了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为人处事了:“我现在一个人在世界上真是无牵无挂,年纪还轻,容貌仍然美丽,人们都这样说,我自己也这么想,袋里也有相当多的钱,我的确是自视很高的。”[2]
不仅如此,这种控制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弥漫渗透,无处不在,左右着摩尔的命运。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通过社会舆论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群众的认同与忠诚,这使得市民社会通过行使基于民众同意之上的“文化领导权”,构成政治社会强大的在野帮手,成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坚实基础[4]。作为社会最底层出身的摩尔就是这么一个既深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压迫,同时又受其文化压迫的女性人物。
二、摩尔:森林猎人
出身低微的摩尔是不幸的。但是,摩尔聪明伶俐,不甘贫困。她一生起伏跌宕,最终她摆脱了属下阶层的悲惨命运,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过上了富足幸福的生活。她从贫寒到富裕的传奇人生,证实了摩尔在社会的森林里绝不是弱者。这在她和多位男性的交往中表现得异常明显。
摩尔在与多名男性相处中,经常是占据上风的。在和第一个丈夫洛宾从普通相处到结婚的过程中,作为涉世未深的少女,摩尔表现得毫无清纯可言。洛宾为了对她的爱情打破了横亘在贫富之间的鸿沟,宁可放弃巨额家产继承权也要坚持自己的爱情,这种勇气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极其罕见、可堪钦佩的。相形之下,摩尔嫁给洛宾却纯粹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已和洛宾的哥哥有了私情的她,当嫁给对方不能成功时遇到了洛宾求爱。婉拒之后,她暗地里却和洛宾的哥哥商量如何应对,甚至以此胁迫洛宾的哥哥和自己结婚。后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让她嫁给洛宾,这时摩尔则趁机请他帮忙解决自己和洛宾新婚的初夜问题。
经历了第二次婚姻,摩尔积蓄无多。如何在婚姻市场上追求利益最大化呢?摩尔此时并不甘心作为女性被动屈从的命运。通过散布流言,她骗来了众多追求者,钓住了第三任丈夫。与第三任丈夫相比,摩尔可谓工于心计,是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婚前,她施展手腕,故意态度冷淡,不泄露财产状况,迫使对方展现爱情的挚诚,为自己婚后袒言嫁妆的微薄埋下了伏笔。结果,她不仅嫁得成功,而且婚后幸福。后来,她意外地得知这位丈夫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在毅然决定离开他时,毫不犹豫带走了大笔的财物,在情感和理智上显示出了强势的本色。倒是这位丈夫在分离面前显得异常的痴情与无可挽救的脆弱,为了留住她不惜抛弃宗教信仰。
重返英国,摩尔与富有情夫的交往也不算失败。在巴斯,她引诱自己的情人长期与自己发生性关系。对方心生悔悟后,她就以弱者的姿态向他敲诈了一笔钱,把孩子抛给了他。
与以往不同,摩尔经历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婚姻是充满戏剧性地搅在一起的。在和杰姆相亲前,摩尔已考虑嫁给一银行的小职员。然而为了在婚姻的集市上谋取最大利益,她脚踩两只船,终于成功地把自己嫁给了“富人”。一出出闹剧真相大白,原是双方互相设套,欺骗对方。此时,摩尔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她的第四位丈夫杰姆“剩下五十金币,那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财产,他掏出来扔在桌子上,叫我拿去,虽然他没有这点钱就会饿肚子”[2]。结果,这迫使杰姆继续过劫匪生涯。此时,摩尔坦白:“除了我已经承认的银行支票和十一个金币以外,藏匿起其余的一切……我实际上还有一张三十金镑的银行支票在身边。”[2]这还不算摩尔在结婚前已放入银行的两百多英镑。这时,摩尔转而决定再嫁那位银行小职员。通过信件,她控制了这位痴心的小职员,闹得他苦苦等了两年,还免费帮她打理在银行的存款。在婚姻的市场上,摩尔能同时蒙蔽两位男性,绝非寻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年间,摩尔结婚又离婚,还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位小职员却为了迎接摩尔——他理想中的新娘走了很远,并租了“一辆华美的四匹马的绅士马车,还跟着一个仆人”[2],还发自内心的庆幸娶到摩尔这样的好妻子。在这男性中心化的社会,摩尔才是捕猎的高手。
摩尔和第六任丈夫的交往也颇有胜算。摩尔被关在新门监狱时,巧遇第四任前夫杰姆。她极力说服他同意被流放。从后来在殖民地成功致富的经历来看,摩尔对前途命运的运筹显然在杰姆之上。当二人相见,杰姆开诚布公把自己的财产全部交给了摩尔。摩尔仍故技重施,心口不一,对自己的英镑遮遮掩掩,却能赢取杰姆的充分信任。最终,在摩尔的精心谋划下,二人过上了幸福的晚年,使杰姆对她心存感激。
作为女性,摩尔对于所承担的妻子和情人的角色游刃有余。她精于算计,在多数情形下都居于主动地位。作为母亲,摩尔对待子女的态度也颇耐人寻味。摩尔一生嫁人六次,成功地做过一段别人的情妇,共孕育了十一个子女。两个孩子死掉了,余下的子女摩尔抚养了两个。一个是她离开了第四任丈夫后得知懷孕生育的,另一个是她和第五任丈夫的孩子。然而,她对这两个孩子的抚养也只是把他们托给保姆、提供生活费而已。用摩尔的话说:“这女人得到十个金镑,就把孩子领去,使他永远不再麻烦我了。”[2]论及母性的温柔与舔犊之情,摩尔表现最感人的这次也只是“我怀着一颗忧郁的心,流了许多眼泪,让她把孩子抱去了”[2]。在摩尔后来的叙述里,就再也听不到有关这个孩子的音讯。当她到了流放地,为要回自己的财产,她碰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这时,摩尔显示出了些许母性的慈爱。此外,再也不曾看到摩尔和他们的任何联系。摩尔对待亲生骨肉的态度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自己与子女生存的选择中,摩尔首先考虑的是自己。身为女性,她与传统观念中无私、善良的母亲大相径庭。
不仅如此,摩尔的职业生涯也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摩尔从事的职业不算正当。作为小偷,摩尔极其出色。起初,摩尔因为贫穷而行窃,意外获得成功。自此,摩尔在这条路上一去不返。摩尔从本能地偷窃到行业内的“最有本领”[2]的高手,屡屡得手。期间,她多次遭遇危险,她的同行不断有人被送上绞刑架,她自己偷窃时也几乎当场被捉。然而,摩尔总能侥幸逃脱。不难看出,摩尔不但身手敏捷,反应迅速,而且观察敏锐、很有头脑。
摩尔非常善于总结行业经验。她“尤其不敢去偷货店,特别是绸缎商和布商的货店,他们都是眼光敏锐,到处留神的人”[2]。一次偷一位太太的金表险些被捉后,她归纳道:“假使她(这位太太)有应付这种事情的智慧,她一发觉有人拉她的表,就不该那样喊起来,而应该立刻转过身抓住紧挨她身后的人,那么她就一定会抓住我了……这的确是洞悉扒手行动的妙诀,能够按这话做的人绝对抓得到小偷,不按这话做的人必定丢失东西。”[2]到了后来,摩尔“有时居然敢把同样的把戏耍上两回,这是不合这个行业的规矩的;可是我也没有失败过。不过每回我出去,我总换一种模样,做出新的姿态来”[2]。一次被误作另一扒手错抓后,绸缎店里的伙计给她赔礼道歉,摩尔将店伙计分析得入木三分:“这个伙计从前既能盛气凌人地欺侮我,这时也能卑鄙谦恭地向我赔不是。在这一点上他是个无耻之徒的典范,当他占了优势,得意的时候,就横暴,残忍无情;被压倒的时候,就沮丧,意志消沉。”[2]摩尔不断总结,了解了社会的各色人等,并且将其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我的钱包里从来都放了很多钱。因为人们认为钱包里有很多钱的人是不会去偷窃的。”[2]作为窃贼,摩尔极其成功。然而这职业是建立在非法的不劳而获的基础上,为人不齿的。如果以鲁迅谈及吃人与被吃作比,摩尔显然选择了前者。作为妻子与情人,摩尔让男性屡居下风;作为母亲,摩尔爱自己远胜于她的子女;论及从事的职业,摩尔以偷窃为生,以损人为快。在社会的森林里,摩尔无疑是强者与猎人。
三、摩尔:猎物?猎人?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摩尔呢?在社会的森林里,摩尔到底是经济社会地位低下、思想和行为意识受到资产阶级层层束缚的可怜的女性?还是在人与人相处中处处占尽上风、自私自利的森林猎人?
先来看看葛兰西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他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国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4]。政治社会主要指国家的暴力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权力机构,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直接行使国家的统治职能。市民社会主要指诸如政党、学校、教会、学术团体等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它通过社会舆论向人们传播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群众的认同与忠诚,这使得市民社会通过行使基于民众同意之上的“文化领导权”,构成政治社会强大的在野帮手,成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坚实基础,使人们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政治社会靠强力来保障,市民社会则体现了一种隐蔽的权利关系,是通过社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一致,对他者加以合法性控制。
在当时的英国,摩尔当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控制。儿童期,摩尔的经济社会地位是由其出身决定的,而决定她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来就被压迫在社会的底层,又受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围攻和包围,而且身为女性,摩尔似乎注定要成为社会的弱者和牺牲品,永远是受剥削和压榨的对象。就这一意义而论,摩尔是受围捕的猎物。
但是,摩尔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当社会扫荡了她少女的天真,对社会真面目有所意识的摩尔不再甘于社会为自己安排的悲惨命运,她本能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包括才智和身体,拼命抗争。作为别人的妻子或情人,摩尔处心积虑,处处不肯吃亏;作为母亲,摩尔永远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窃贼,摩尔不顾被盗者的损失,本领高强,大名远扬。此时的摩尔,凭着本能,逐渐从市民社会价值观体系的谎言束缚中解脱出来,在社会森林中,已不再是到处被驱逐与受围捕的猎物。她开始向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体系靠近,鄙视贫穷,鄙视下层人诚实的谋生手段。她勇于冒险,只求达到目的,她长出了尖牙利齿,开始了猎人的狩猎。最终,摩尔用偷窃来的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晚年过上了幸福和富裕的生活。
然而,摩尔的故事并不是公主与王子的童话,摩尔在狩猎的同时,仍然不曾忘记猎获读者的同情和原谅。《摩》是摩尔晚年忏悔的产物。摩尔之所以采用倒序的形式,颇有深意。其一,倒序有助于摩尔使自己的发迹得到读者的原谅和认可。摩尔是在流放地致富的,但她发家的资本却是在英国以偷窃和卖淫获取的,这样的发迹当然为人所唾弃。而忏悔——借助宗教的力量抹殺某人先前的罪恶的形式不仅极其自然,而且深入人心,易为读者接受。摩尔就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赢得了尊严,求得了心灵的平静,使自己的发迹得到原谅和合法的认可。再者,这种让自己的故事镶嵌在自己忏悔的背景下的倒叙方式,无疑让摩尔广泛地赢得了读者的同情和原谅。小说是严格按照摩尔从小到老的时间顺序讲述的,由于采用了忏悔的形式,晚年摩尔的声音无处不在。读者时时可以感受到老年摩尔的存在和貌似忏悔的指指点点。当忏悔的摩尔不停地向读者讲述的时候,心理上读者容易站在摩尔一方。摩尔就是这样不知觉地运用市民社会的力量,获取了读者的同情和谅解。在社会森林中,摩尔经历了从猎物到猎人的转变。但是,无论摩尔如何转变,也永远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体系的束缚。
参考文献:
[1]高继海.英国小说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33.
[2]笛福著.梁遇春译.摩尔·弗兰德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1,9,14,15,16,11-12,8,42,113,134,137,136,136,165,161,164,196,204,210.
[3]Zhu,Gan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2005.
[4]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94,218.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