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振奎、陈婧两先生撰写的《鲁迅为青年开书目缘何交“白卷”》(刊于《世纪》2009年第4期)，颇有见道之言，但以鲁迅于1925年2月应《京报》副刊之请填写《青年必读书》而未开列书目，就说他“交了白卷”，愚以为未见允当。无论按照它的本来意义还是依循它的比喻意义看，似乎都不能认定他所交的是“白卷”；因为他已就“必读书”申述了自己的意见，并非不著一字，或者不着边际乱说一通，倘以“白卷”目之，得无冤乎?
　　鲁迅当年在填写的表格上先写了“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又在附注栏申述了理由(或曰原因)。这在白、陈两位的文章里已经全引，自不必多引。其要点在于主张“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意见不断地遭到误解，白、陈的文章里也作了许多回答，足以启人之思。而“白卷”说亦未尝不是一种误解。
　　就鲁迅的这一见解本身而言，我们应当让它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观察。“五四”前后著名文化人，倘是接触新学的新人物，旧学根柢都很好，年长者如严复、俞明震、辜鸿铭，年轻的如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尽皆如此，举不胜举，年岁介于两者之间的鲁迅，对新学与旧学的感受尤甚，他从自身及同时代人的经验中悟及启蒙的重要，“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略近于严复所说的“启民智”，而“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亦非虚话，有他自己在绍兴会馆居住的年月抄古碑、校古书“应对苦闷时的经历可证。作为旧学有根柢、新学得门径的文化名人，他的这一番话并非故作惊人之论，意在表明他从不久前的经验中获致读书主张：读切近于今而不读悠远往古之书。
　　鲁迅亦非终其一生未开书单，他在1930年为许世瑛开过一份书目，全是中国古籍。许世瑛是许寿裳的长子，鲁迅应知交许寿裳之请而写下来的，每种书都附注阅读注意点，包括取舍的意见；但他是给进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许世瑛开的，虽不庞杂，大学四年仍难读完，但于专治中国古代文学是有实用价值的，自不能认定非此专业的青年同样适用，因而不能看作与《青年必读书》的论述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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