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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若瑟是法国著名来华耶稣会士，他曾选译《诗经》《尚书》，译文刊载于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在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研究《中华帝国全志》中刊布的马若瑟《诗经》《尚书》译文，从文本的选择，翻译的策略与手段，程颐、朱熹注疏的选取，结合历史语境，管窥马若瑟对经籍的索隐式解读。
关键词：马若瑟 《尚书》 《诗经》
1.马若瑟生平及著作简介
马若瑟（1666-1736），法国著名来华耶稣会士。1666年7月17日，马若瑟出生与法国的瑟堡城，1683年加入耶稣会。1693年，白晋作为康熙特使被派往法国，招募了一些新的法国耶稣会士和他一起返回中国，白晋选了十二个人，马若瑟与另外七人于1698年3月7日和白晋一起登上了“安菲特里特”号，其余四人则与被派往东印度的海军战船同行。白晋、马若瑟等人于11月7日到达广州。1699年，马若瑟被派往江西传教。1714年，白晋为了推进他的《易经》研究通过康熙帝将傅圣泽和马若瑟召回北京，两年后返回江西传教。1724年，基督教在中国被禁，几乎所有传教士都被流放广州。马若瑟不得不离开他在江西省的传教点，南行广州。1733年迁居澳门，1736年在澳门去世。
马若瑟一生业绩突出，著述丰厚，他是“于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1]其主要的著作有：《汉语札记》《六书析义》《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赵氏孤儿》《书经》《诗经》（八首）《经书理解绪论》等。
2.马若瑟对《书经》《诗经》的选译
马若瑟曾译《尚书》，底本主要参照孔颖达《尚书正义》，王樵《商书日记》、张居正《书经直解》《书经大全》《日讲书经解义》，杜赫德（1674-1743）《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中（1735 年）第298-307页曾刊布部分译文，分别是：《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商书·仲虺之诰》，《商书·咸有一德》，《商书·说命（上中下）》。杜赫德所刊登的第一篇只选取了《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的部分内容，最后一篇《说命》也并非上中下全篇，均为选文。
紧随《书经》选译文，《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中（1735 年）刊载了马若瑟选译的《诗经》八首：《周颂·敬之》《周颂·天作》《大雅·皇矣》《大雅·抑》《大雅·瞻卬》《小雅·正月》《大雅·板》和《大雅·荡》。
3.杜赫德刊布马若瑟《书经》《诗经》译文时的简介
杜赫德在刊布译文之前，对《书经》《诗经》都做了简介。他把《尚书》定为“一等经书”中的第二本，认为全书分成六个部分，前两个部分讲述的是尧舜禹的时代值得纪念的事情，第三个部分讲述的是商朝的事件，后三个部分的内容则讲述周朝的事件。杜赫德在序言中重点讲述了尧、舜、禹、成汤、武王、周公的事迹，还述及商朝著名的大臣仲虺、伊尹和傅说以及商纣王，并把纣王比作是西方的尼禄和戴克里先。他还重点讲述了“成汤桑林求雨”的传说，说明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利用这一故事来传道的方法，“当信道者难以理解道成肉身与耶稣受难之谜时，我们就使其想起他们的历史事迹（即成汤的故事）。”[2]最后，他指出，“在《书经》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有着最大权威的中国人中，谁受到了罪恶的惩罚，谁得到了道德的补偿;找到教导如何很好地治理国家的一些美善的训言;找到统治帝国的第一批英雄们对公用事业、原则，规则和礼仪模式所做的睿智的规定;民族永记并保持着非凡的尊重。”[3]
关于《诗经》，杜赫德认为中国经学家的诠释系统相互矛盾，他打破传统“风”“雅”“颂”的分类，按诗歌内容分为五类：一是对那些因为自己的才能、美德而著名的人物的赞歌;二是反映王朝风俗的诗;三是比兴的诗;四是颂扬高贵的甚至崇高事物的诗;五是不符合孔子教义的可疑的诗。他对于每一类诗都做了简要的说明，但并没有具体的例证。从杜赫德对《诗经》的介绍可以看出，“虽然传教士对《诗经》的探究重点不在文学，但当首次接触到这部文化经典时，又不可能绕过文学的切入点，而首先集中在《诗经》这部经书的文学性质的考辨上”[4]。
但由于时代、水平、学识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杜赫德对《书经》的简要介绍，对历史人物及朝代的簡要追溯，对《诗经》的见解浅薄，无法真正阐述清楚《书经》《诗经》的原貌。然而得益于《中华帝国全志》一书在欧洲的巨大影响，众人由此开始识得《书经》《诗经》，具有重要的开拓之功。
4.马若瑟译文特色
综观马若瑟《书经》《诗经》译文，首先看他所选译的篇目，《书经》几篇内容皆为训诫，大臣（仲虺、伊尹、傅说）规谏君王之言;《诗经》选文皆出自“雅”“颂”，亦多为颂扬周王族祖先、或是劝诫、规谏君王大臣的诗篇，用以彰显德性，讽喻弊端。《诗经》选译文除了最后一首《大雅·荡》漏译了“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此节外，其余皆译全文。所译方式与策略都采用意译，逐字逐句对照翻译，大体忠实于原文，符合原文之义;其中对某些词还进行了注解，虽然注解相对简单，但对当时的读者而言仍有重要的作用;马若瑟被誉为“传教中国诸传教士中于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5]，译本显示出了马若瑟较高的汉学造诣及汉语水平，由此也得到了后世学者的一致好评与钦佩。
但马若瑟的文本，也不乏误读，如《周颂·天作》中“大王荒之”一句，马若瑟将“荒”字译成了“荒漠”，而“荒”在这里的意思乃是“治”，由此导致了进一步的曲解，第三句就译成了“这种损失仅是他的错误”，而第三句之本意为“上天在此生万物”[6];马若瑟的进一步曲解又引出了“彼徂矣”一句的曲解，进而影响了对全诗主旨的把握。所以马若瑟根据文意重拟标题时就出现了偏颇，且在对标题的注释中，认为“文王，是第三族的建立者”，用了“race”（族）一词，而非“dynastie”（朝代、王朝），马若瑟大概并不清楚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此“代”当是“朝代”之意，而不可视作“族”讲。再如《大雅·抑》中“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马若瑟以为：“Celui qui n’exige rien de personne au-dessus de ses forces， peut enseigner l’univers”（对他人没有过高要求的人，可以教化天下），“无”在此处当为发语词，“训”是“顺从”之意，马若瑟显然未能真正理解原文之义。钱林森先生认为马若瑟“本人可能一点儿也解释不清楚”，“马若瑟的汉学造诣和水平，虽然一直为其同辈和后世学者所称道、所乐道，被视之对中国文学‘认识之深’，为清初入华耶稣会士‘无人能及’。然而，当人们对照《诗经》原作仔细拜读他所迻译的、颇具影响的上述几首颂诗，也不难发现到一些令人惊讶的曲解之处，……马若瑟或许盛名之下，其实难副。[7]”
关键词：马若瑟 《尚书》 《诗经》
1.马若瑟生平及著作简介
马若瑟（1666-1736），法国著名来华耶稣会士。1666年7月17日，马若瑟出生与法国的瑟堡城，1683年加入耶稣会。1693年，白晋作为康熙特使被派往法国，招募了一些新的法国耶稣会士和他一起返回中国，白晋选了十二个人，马若瑟与另外七人于1698年3月7日和白晋一起登上了“安菲特里特”号，其余四人则与被派往东印度的海军战船同行。白晋、马若瑟等人于11月7日到达广州。1699年，马若瑟被派往江西传教。1714年，白晋为了推进他的《易经》研究通过康熙帝将傅圣泽和马若瑟召回北京，两年后返回江西传教。1724年，基督教在中国被禁，几乎所有传教士都被流放广州。马若瑟不得不离开他在江西省的传教点，南行广州。1733年迁居澳门，1736年在澳门去世。
马若瑟一生业绩突出，著述丰厚，他是“于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1]其主要的著作有：《汉语札记》《六书析义》《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赵氏孤儿》《书经》《诗经》（八首）《经书理解绪论》等。
2.马若瑟对《书经》《诗经》的选译
马若瑟曾译《尚书》，底本主要参照孔颖达《尚书正义》，王樵《商书日记》、张居正《书经直解》《书经大全》《日讲书经解义》，杜赫德（1674-1743）《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中（1735 年）第298-307页曾刊布部分译文，分别是：《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商书·仲虺之诰》，《商书·咸有一德》，《商书·说命（上中下）》。杜赫德所刊登的第一篇只选取了《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的部分内容，最后一篇《说命》也并非上中下全篇，均为选文。
紧随《书经》选译文，《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卷中（1735 年）刊载了马若瑟选译的《诗经》八首：《周颂·敬之》《周颂·天作》《大雅·皇矣》《大雅·抑》《大雅·瞻卬》《小雅·正月》《大雅·板》和《大雅·荡》。
3.杜赫德刊布马若瑟《书经》《诗经》译文时的简介
杜赫德在刊布译文之前，对《书经》《诗经》都做了简介。他把《尚书》定为“一等经书”中的第二本，认为全书分成六个部分，前两个部分讲述的是尧舜禹的时代值得纪念的事情，第三个部分讲述的是商朝的事件，后三个部分的内容则讲述周朝的事件。杜赫德在序言中重点讲述了尧、舜、禹、成汤、武王、周公的事迹，还述及商朝著名的大臣仲虺、伊尹和傅说以及商纣王，并把纣王比作是西方的尼禄和戴克里先。他还重点讲述了“成汤桑林求雨”的传说，说明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利用这一故事来传道的方法，“当信道者难以理解道成肉身与耶稣受难之谜时，我们就使其想起他们的历史事迹（即成汤的故事）。”[2]最后，他指出，“在《书经》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有着最大权威的中国人中，谁受到了罪恶的惩罚，谁得到了道德的补偿;找到教导如何很好地治理国家的一些美善的训言;找到统治帝国的第一批英雄们对公用事业、原则，规则和礼仪模式所做的睿智的规定;民族永记并保持着非凡的尊重。”[3]
关于《诗经》，杜赫德认为中国经学家的诠释系统相互矛盾，他打破传统“风”“雅”“颂”的分类，按诗歌内容分为五类：一是对那些因为自己的才能、美德而著名的人物的赞歌;二是反映王朝风俗的诗;三是比兴的诗;四是颂扬高贵的甚至崇高事物的诗;五是不符合孔子教义的可疑的诗。他对于每一类诗都做了简要的说明，但并没有具体的例证。从杜赫德对《诗经》的介绍可以看出，“虽然传教士对《诗经》的探究重点不在文学，但当首次接触到这部文化经典时，又不可能绕过文学的切入点，而首先集中在《诗经》这部经书的文学性质的考辨上”[4]。
但由于时代、水平、学识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杜赫德对《书经》的简要介绍，对历史人物及朝代的簡要追溯，对《诗经》的见解浅薄，无法真正阐述清楚《书经》《诗经》的原貌。然而得益于《中华帝国全志》一书在欧洲的巨大影响，众人由此开始识得《书经》《诗经》，具有重要的开拓之功。
4.马若瑟译文特色
综观马若瑟《书经》《诗经》译文，首先看他所选译的篇目，《书经》几篇内容皆为训诫，大臣（仲虺、伊尹、傅说）规谏君王之言;《诗经》选文皆出自“雅”“颂”，亦多为颂扬周王族祖先、或是劝诫、规谏君王大臣的诗篇，用以彰显德性，讽喻弊端。《诗经》选译文除了最后一首《大雅·荡》漏译了“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此节外，其余皆译全文。所译方式与策略都采用意译，逐字逐句对照翻译，大体忠实于原文，符合原文之义;其中对某些词还进行了注解，虽然注解相对简单，但对当时的读者而言仍有重要的作用;马若瑟被誉为“传教中国诸传教士中于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5]，译本显示出了马若瑟较高的汉学造诣及汉语水平，由此也得到了后世学者的一致好评与钦佩。
但马若瑟的文本，也不乏误读，如《周颂·天作》中“大王荒之”一句，马若瑟将“荒”字译成了“荒漠”，而“荒”在这里的意思乃是“治”，由此导致了进一步的曲解，第三句就译成了“这种损失仅是他的错误”，而第三句之本意为“上天在此生万物”[6];马若瑟的进一步曲解又引出了“彼徂矣”一句的曲解，进而影响了对全诗主旨的把握。所以马若瑟根据文意重拟标题时就出现了偏颇，且在对标题的注释中，认为“文王，是第三族的建立者”，用了“race”（族）一词，而非“dynastie”（朝代、王朝），马若瑟大概并不清楚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此“代”当是“朝代”之意，而不可视作“族”讲。再如《大雅·抑》中“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马若瑟以为：“Celui qui n’exige rien de personne au-dessus de ses forces， peut enseigner l’univers”（对他人没有过高要求的人，可以教化天下），“无”在此处当为发语词，“训”是“顺从”之意，马若瑟显然未能真正理解原文之义。钱林森先生认为马若瑟“本人可能一点儿也解释不清楚”，“马若瑟的汉学造诣和水平，虽然一直为其同辈和后世学者所称道、所乐道，被视之对中国文学‘认识之深’，为清初入华耶稣会士‘无人能及’。然而，当人们对照《诗经》原作仔细拜读他所迻译的、颇具影响的上述几首颂诗，也不难发现到一些令人惊讶的曲解之处，……马若瑟或许盛名之下，其实难副。[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