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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堂祖父金家凤就在我的心中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祖父金家骏曾多次对我循循善诱：“你的家凤阿爹、就是我的亲阿哥金家凤，他可是个有本事的人。不过，你以后长大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去参与政治，只要像他那样学好文化知识，练好毛笔字，有吃饭的本事就好了。” “家凤阿爹是个非常有文化的人，年轻时经常读书写信要直到深更半夜，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后，就又坐在那里练毛笔字了。”“伊虽说与我们是同时代的同龄人，但在那个年代里，他算是一个思想激进、观念新潮的年轻人了。有一年6月，他和夫人杨瑾到甪直来度假，两个人居然当着千人百眼的面，跳到门前的河浜里忽冷浴（游泳），从金家弄门口到西大桥打来回，至少近千米呢。”
“当时前来看新鲜稀奇的人呀，立满了两岸，就连桥上也立满了人……” 对此，我的外祖父管凤鸣也作了相关的印证。
“你家凤阿爹的身体非常好，人高马大，一米八也不止，浑身都是栗子肉，总是满面红光的……”
两个阿爹为了引导与教育我，对另一个我也要叫阿爹的人的每一次大同小异、似贬似褒的议论，彻底吊起了我幼小心灵中的好奇与联想：这个我们金家门里的老祖宗，究竟是个何等样人物？他为什么一会儿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在上海、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出席团的一大，为党和团的建立做了不少工作，比毛泽东入党还要早？为什么一会儿骗了家里大把大把银洋钿，送给陈独秀建立共产党？为什么一会儿东洋人、国民党要抓他杀他，共产党也要抓他、关他？最后反被共产党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变成了人民的阶下囚，流放到天涯海角劳动改造？
渐至长大成人，这颗从小就深埋在我心底的新奇的种子，就愈发地不肯安逸了：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家凤阿爹，我这个做子孙的是该为他感到光荣还是耻辱呢？是该引以为豪还是羞于启齿呢？他和我祖父他们那一辈究竟是怎样一个家族渊薮呢？
这一个个长期以来困扰着我的疑问，直到随着我祖父与外祖父相继去世后，我才有机会开始直接探索与寻求。
数典隆宗不忘祖
这个机会，是金家凤1974年9月21日至1979年7月25日这5年多的时间里寄给他的亲弟弟、我的亲祖父金家骏的50多封亲笔家信。
抚摸着这一大叠纸张发黄变脆了的历史记录，我的内心里充满了对细心地保存下了它们的主人的感激：要不是我的祖父，也许我们还不能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真实实的家凤阿爹。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家凤阿爹和我祖父他们的家族史究竟是如何一回事呢？本来，这是首先盘旋在我心中的疑问，然而没想到在家凤阿爹的来信中早已多次提及。其中最详尽的一封是1976年6月26日写给我祖父的。摘录如下：
“……我家出于金天氏少皋之后。家谱屡失，我妻佩兰处原有一本惟一的抄本（是乾隆太师太傅太保金成墨堂公手笔抄写，仅百余页），现不知落入何人之手。我诸子走毛主席路线，是重视家史或毁灭旧谱，我不得而知。我万分挂虑此事……将来我死后你和里千哥等可找庆平谈谈，只要仍得保存，大家方便（可以抄写）。我家最早之事勿提了，我记忆有限。只知宏业公宋末抗元，封为万户侯。幼敦公任永乐（明）？或嘉靖？丞相，著作多，修史，辑‘永乐大典’，士衡士？弟兄明翰林院、太保少傅等职。葬光福铜井山麓。我曾去扫墓，已荒芜，并碑记亦失，只一断石有金士衡三字。人称金家大坟。想已开垦。满清时除墨堂公外，诰封甚多，赐‘福’、‘寿’不少。祖父是二品衔，父捐官三品衔。三才（四世祖）退舟公（五世祖）捐家资立同仁堂，至父亲手改为乡有。甪直立金公祠于‘南街西头’乡祭。我家以今日目光视之，确为反动官僚、封建势力，与常熟翁同龢、苏州顾、彭、潘、朱、宋都是亲戚。故北洋时代虽未做官，（父亲有革命思想，信社会主义），与袁、冯及李鸿章家都是远亲。我们的第一个母亲陆氏（陆润庠天官状元之孙女）；我母甪直商人宋家。其余吴江、昆山顾亭林、徐？（三鼎甲、来复堂）等等都是亲属。当然，我们的反动家世我们是反对的，然而这是历史，也当知道！至于我系直属改姓（避洪、杨）为农的如施家浜（姓施？名？我忘了），我初时也是常见面的。甪直本地金国同？……唯亭金……斜塘金……都曾通谱。宝山、杭州亦曾通谱。可知我家族中，什么样人都有，商人、官僚、农民都有。”
其实，类似家谱式的回忆，家凤阿爹在1973年10月10日给他的女儿杨庆华的一封长达4页的长信中，也有着更加详尽的叙述。在此长信中，家凤阿爹从上祖是黄帝少皋金于氏之后谈起，一直谈到他当年参加革命、蒙受冤狱为止，整整纵贯了上下二三千年！
无疑，家凤阿爹这两封因权威而更显其珍贵的家信，不单是一部微缩了的家族史，还几近一部浓缩了的民族革命发展史呢。
同时，我在我祖父的遗札中找到了一纸残存的家谱。这纸家谱详细地记载了我祖父他们一辈的家族延续，使我从中了解到了我祖父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详细的排行、生卒年月乃至时辰八字等。从这纸家谱中不难看到，我太祖父太祖母这一辈共生育子女多少人，其中儿子多少人，女儿多少人，无一遗漏。为此，通过这份权威的家谱，我知道金家凤位居儿子第二，字冠三，他出生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壬戌丙子日壬辰时（八月二十五日），而我祖父金家骏位居儿子第三，字云岫，出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五月初六日已时……
与我们金氏家族的衍变史同样重要的，当然是我的太祖父与太祖母们了。
略览家凤阿爹的所有书信中，他几乎隔三差五都要提及生他养他的亲生父母，尤其是他恢复公权、重获自由、步入暮年的70年代的中后期，在他的来信中的提及尤为频繁与细致：
“我想回乡来安葬父母，请你告诉我父亲尸骨在哪里？我母骨灰是否在绣谷公墓？”（摘自金家凤1974年9月21日致金家骏亲笔信）“我父母已于1954、1964年死去，至今尚未合葬！”（摘自金家凤1973年10月10日致女儿亲笔信）
至于当年我的太祖母宋乔特地赶回家乡甪直打点家产细软，并向娘家和姨妹葛家筹借，与大女儿分三次将6000银元送到了上海交给金家凤，而我的家凤阿爹竟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悉数交给了陈独秀，有效地支持了中共在建党初期顺利迈出第一步、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的事实，他更是在致不同亲友的信中多次提及，表达了他对父母的不尽的深厚情感与愧疚之意： “我在上海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押，释出后，随陈独秀组共产党。陈身无分文，连生活及招致同志吃住都无着，我商求我母给我前后留学法国十年费用大洋六千元（我母要我离国，我根本未去），作为基金。”（摘自金家凤1973年10月10日致女儿亲笔信）
我们国人的姓氏，历来是作为一门家族得以繁衍兴旺的象征，所以显得极为重要与关键。家凤阿爹自也不能脱俗：由于与杨瑾所生的一女两男三个孩子有人随母姓了杨。所以金家凤对此一直难以释怀，感到有愧于列祖列宗。为此，当他一旦获得自由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这胸中块垒向女儿倾诉了，甚至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请求道：“我希望你们儿子中有一人回复我家姓氏（姓金），这是不情之请，更不知佳婿能否同意？写此信的目的在此。当然盼望得到复信，知道‘可’与‘否’？”
同胞手足血浓水
1974年9月21日，我祖父终于收到了家凤阿爹在断了音讯整9年后寄来的第一封信。家凤阿爹在此信中写道：“骏弟，1965年后我再没有收到来信，时刻怀念着。你情况怎样？我于1968年下放农村，曾有信通知你，却无回音。”因不知家乡变故的家凤阿爹在寄出这封信时特别慎重，他因唯恐此信仍然难以抵达到我祖父的手中。所以，这封信在寄出时，他来了个漫天撒网法，特意在信封上开具了金家骏、金家驹（里千）2个同门弟兄、及侄儿金庆忠的姓名，对故乡亲人的殷切惦念与迫切联系之情，跃然纸上。
果然有效：自从此信重新恢复了弟兄之间的联络后，从此鸿雁往来，他和我祖父他们之间的联系再没有中断过；同时，他们同胞手足之间的深情，也再没有中断过。
当信奉家族延续、人丁兴旺的家凤阿爹从萼姑奶的信中得知我祖父膝下有我这样一个儿孙后，特在致我祖父的信中直言不讳：“萼妹对我说，你的弟媳很好，且有一孙，使我安慰！愿望你常常通信！”接连两个感叹号，表达了家凤阿爹当时欣慰与高兴的心情。
我不知我祖父在复信中是怎么写的，但从家凤阿爹的每一封复信中，我分明触摸到了他那一颗滚烫炽热的手足亲情之心：
“我亲爱的老弟：我俩是同细胞的弟兄，怎不亲爱！你的健康怎样？心脏病痊愈了么？血压高否？家乡医生怎样？过去的殷季达、叶心铭等医生很好，现在还在甪直么？堂兄（注：指我的堂祖父金里千。）医道本是很好的，他怎么说？现在服什么药？”、“可敬可尊的我惟一的老弟”、“老弟：2个多月未得手书，想念之殷，与时俱积！”、“时届清明，怀念着父亲和我的生母！现在，在家乡最亲近的只有你了……在可能时，望你多多地给我写信，这是惟一的安慰了！”
从家凤阿爹的复信中还可以知道，我祖父他们还不时向家凤阿爹寄去衣物与食品。因为当时家凤阿爹出狱后还没“脱帽”，还在广东清远县归沄公社白花塱农场“劳动改造”中，不难想像当时他物品匮乏与生活艰难之情状。然而，面对同胞手足物质上的无私援助，家凤阿爹深感不安，他在1974年12月1日寄给我祖父的信中写道：
“接你十一月二十二日来信，所述诸事，足见多蒙关怀，铭感无似！关于冬衣问题，萼妹也曾来信，我已复谢。我二十年劳改，就业在农村，落户六年，生活上和贫下中农完全同化。衣服不以褴褛破薄为念，饮食也能节约简单。棉衣勉强可以度过（旧式很紧小），无需寄来。他日如果离开偏僻农村，需要进入城市时，必须改换服装。届时，我将央求援助、借用，我当写信给你们。现在，口无一牙，食物也无需寄来。香港家中寄包裹和食品到就业场所，诸多手续……”
萼姑奶向他邮寄了食物，他同样深感不安，在致我祖父的信中不无愧疚地写道：“这里又没有什么可寄的东西，无法还敬，只好剥削她，心殊不安！”
在所有来信中，家凤阿爹提及最多的除了我的萼姑奶外，还有德芳大姑奶：
“我想念表妹（你的表姐），她的北京地址，我至今不知道。你能告我么？”“我很想念你的表姐德芳，你能否和她通信？”（摘自金家凤1974、1975年致金家骏信）
真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一个古稀老人，纵然身陷囹圄，仍一往情深地时时想念着远在天边的同胞手足，时时为他人着想，这除了体现出了他那细腻丰富的情感外，还充分折射出了他那优秀的人品与人格。
今夜月明人尽望
在我祖父与家凤阿爹俩弟兄诸多私密家信中，其中有封信最令我震憾，因为家凤阿爹当年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居然对和他生育了三个儿子的发妻毛一鸣也严守着党的机密和组织的纪律，长期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情感炼狱而无处宣泄。这从家凤阿爹通过王敏贤转给长子金大康的一封长信中便可见一斑：
“她（注：毛一鸣。）革命是秘密的，即使亲人骨肉之间亦不可稍有泄露。当然我之所思所言所行，一贯是对任何人决不表示（即使是暗示），我俩绝无真言。我对香港庆章之母相识至今，从无一句真话，决不表露我的思想关系……总之，我为个人思想意识与行动诡秘，我也顾不得个人自己的什么利与益。遭到家人共弃是必然无疑的，所恨的是她死了！而我没有让她了解我的真实面目，她也毫无所知（在我是不求人知），也是死有余怨！事实上我一生行险道危，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应当对家人无真言，譬如我族中堂兄胞姐屡次有求于我，我都冷以处之，引起反感，至今我亦不想与姐妹来往，而实际上当年也是怕连累大家！”
家凤阿爹信中这段的最后几句，使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早年我祖父曾对他有“不近人情”、“捉摸不透”之贬词，另有堂兄弟妹也对他的变幻无穷的“费君忍”、“冠三”、“品三”、“凤三”等化名与波谲云诡的言行举止颇有微词呀，甚至于在国难当头时断然抛妻弃子……原来家凤阿爹是有着他的难言的苦衷呢！
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性与坚定性，由此可见一斑！
惜乎现在解之一切都已太晚了。
为了严守党的机密性与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他连对发妻与亲生儿子都守口如瓶“无一真话”了，那么，对于其他人遮掩瞒骗更是在情理之中了： “我在上海时，我对那些所谓学生门人等等也从不暴露真相，我只说我们中华民族应有气节，应求解放那些话。罗冠中、李寿葆、沈延燕以及敏贤等等至今也是不会理解的，在我是毫不介意，我行我素，我有我的理想和人格！”
然而，所有亲人与孩子却时时在他的念中：
“我的毛妻和诸儿，你能设法探听一下？现在地址和地位？她是否回苏城了？住在何处？”（摘自金家凤1974年10月10日致金家骏信）
其他手足与同族弟兄、人称“金一帖”的名中医金里千和金家钫等堂弟兄他们，同样也都不时出现在他那手潇洒流利的行书里：
“里千哥和他的子女，家钫弟和他的家庭，龙弟的后裔和弟媳等情况怎样？福姐和诸甥、甥女等情况怎样？德芳妹的最近可靠的通信处等，统希见示！”（摘自金家凤1974年10月10日致金家骏信）
“堂兄曾来信，手足情挚，存者我辈四五人耳！”（摘自金家凤1976年11月8日致金家骏信）
他还希望家族中所有后代子孙不要中断了联系，中断了亲情：
“假使你和你侄庆皋（在英国）侄女通通信，是我所希望的。我年老了，也好使他们知道，在甪直还有你这个叔父。”“我儿女有无信件给你？我多次写信要她们和你及五妹多联系。我年衰孱弱，风烛之年，旦不知夕。所望我的子女和老家不失关系！”（摘自金家凤1975年5月1日致金家骏信）
“庆章、朱素贞夫妇想念哥嫂，屡欲写信，深恐对庆平或有顾虑之处，故我阻之。其实两个妯娌通讯或孙辈通信当无不可。便时可向庆平一提。庆平、庆卓（即毛祖德，从母亲毛一鸣姓）情况如何亦念。”（摘自金家凤1978年11月5日致王敏贤转金大康信）
不知秋思落谁家
1975年12月15日，时年72足岁的金家凤终于获得了身心的双重解放，并在当地政府的寻找与安置下，被安排在他暌别了20多年的儿子庆章家中，与他的儿子及从未见过面的儿媳及孙子生活在一起，使他“极为喜欢”。从他1976年3月3日写给胞弟家骏的信封上不难看出，当时家凤阿爹确实已经离开了广东清远县的那个农场，来到了海南岛海口市秀英海南航运局的儿子住宿处。此时此刻，他的思乡之情更加强烈了。故乡的一事一人乃至一草一木、一碗面一块酱肉，都在频频地呼唤着他与诱惑着他，潜入他的睡梦中：
“回忆初时家母时时煨饲炒米粉，在沪读书时以至转往北京，从不间断。数十年来得此珍品，益增乡思！尤感吾弟情深意重，永志不忘！”（摘自金家凤1976年11月8日致金家骏信）
“每忆幼时爱食板桥头豇豆糕、油煎斗，高胜馆小妹的汤面，兴味无穷。家乡菜油面筋、肉包百叶、昆山鸭面（半山桥面店）、苏州陆稿荐酱猪肉、马永兴酱鸡、三珍斋酱肉，独有余香。何况古物馆事，陆龟蒙墓、斜塘张士诚坟，当极注意。甪直居家所藏元明书画甚多，如严家董字所等等，可见家乡文风最盛。六世祖墨堂公手笔遗留在苏州昆宁京甚多，凡此均与家乡有关，梦寐思之！”（摘自金家凤1976年11月9日致金家骏信）
家乡盛产的丝绸，自是家凤阿爹引以为豪的骄傲。他从海口儿子家写给我祖父的一封信中，就明显流露出了他的自豪感：“但是媳妇听说有苏州出口纺绸之类亦是心慕，她平时穿‘的确良’，当然不如丝织品好。她开了尺寸，想拜托在甪直缝制（听说甪直成衣是上海服装公司定制。上海的式样好，比广州的时新些），并顺寄来，先制上一套。”
就连家乡的中医土方，这位古稀之年的家凤阿爹仍记忆犹新。看，这封信都封好口了，想必他忽又想起了胞弟家骏的高血压，还不忘在信封的背面写下一则治疗高血压的土方：“水芹、茄子、西瓜、芹菜等有降压作用，野外的‘蕲湘子’煎成药亦好。”
位卑未敢忘忧国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病起书怀》中的这两句诗写得何其准确！
是的，现在是到了为金家凤盖棺论定的时候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家凤阿爹是个政治家——尽管他是个背运的政治家，但这不是他的个人原因。
历史上，作为一个政治家，都必须与他的祖国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始终不忘报效祖国，纵然是泰山压顶、洪流逆峰的时候。
这从他1974年10月1日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时写给我祖父的信中便可以领略到：
“将来万一摘帽，我要贯彻归国拥护报效的初衷，我报国条件依然还是存在着的……我在农村时定了《人民日报》。现将满年，明年拟继续下去。但是江苏上海的报纸久未见到，希望你寄几天旧报（最好是1975年元旦三天的），使我了解家乡（苏、沪）消息，也有利于改造世界观和激发积极性（注意，苏沪省市大会政协名单，寄给我知道一下人事情况）。”
“当然，如果脱帽，我会争取恢复（去北京）1949—1953年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工作。否则，也就打算在此了却一生，服从调配……”（摘自金家凤1974年11月9日致金家骏信）
在家凤阿爹一封年月不详的致我祖父的信中，他的报效祖国的思想再次得到反映：“此时除感荷主席隆恩，更进一步知罪知错，改造世界观，等待报国之机。我年老身健，报恩条件，完全存在。此外，自然拥护政策措施，学习形势与理论。请释念！”
细阅到此，不由让人肃然起敬，要知道此时此刻的家凤阿爹正是戴罪之人，他每月只有12元5角的伙食费呀！可他却始终从自己的牙缝里硬抠出部分钱，自费订阅党报，自觉加强学习！
有关此事，不妨可以从他1975年3月9日寄给我祖父的信中获取信息：
“这月可能调到老弱组，劳动时间改为七八个小时；每月只给伙食费（12.50），不敷（超越）时，由本人缴还。”
由于家事国事天下事始终是他老人家心中的头等大事，所以他在身心不得自由的那些岁月里，仍然执着地把这一腔浓烈的感情，具体融化在他对家乡的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开发上：
“我原意想把古物馆扩大为（改为）历史博物馆，收集江浙古代文物（尤其是苏州甪直、昆山等）。原想将张陵、赵陵、陈墓出土古物一并归入进去。这些东西过去听说曾有一小部分发现（我处没有），收集起来或非难事。”（摘自金家凤1976年3月3日致金家骏信）“甪直古物馆应予改名（去除保圣寺三字）。不知现归何处管理？是中央（哪一机构）？还是省？县？便请告知。” 事实确也如此，为保护家乡甪直镇保圣寺中的这9尊出自唐代杨塑之之手的极其珍贵的泥塑罗汉像，金家凤早在他18岁就开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关心。1920年仅18岁的家凤阿爹与堂兄金里千在拜读到先祖金成于乾隆年间有关保护修复保圣寺的诗稿，趁在北大求学密切接触蔡元培、顾颉刚等名人的机会，极尽邀约众多的社会名流呼吁修复甪直保圣寺。1929年蔡元培便在教育部邀请叶恭绰、陈去病、金家凤、陈万里、马叙伦、陈剑修等19人组成教育部保存唐塑委员会。会员推选蔡元培、叶恭绰、陈去病、陈万里、马叙伦、陈剑修、金家凤为常委，蔡元培为会长，马叙伦、叶恭绰、陈万里为副会长，叶恭绰主持修馆、修复罗汉塑像的工作。保圣寺古物馆于1929年秋开始兴建，到了1932年夏完工，费时3年。其间，家凤阿爹和其堂兄金里千两人承担了全程繁重的后勤接待与具体事务工作，致使极有艺术价值的唐塑古迹，得以保存；解放后又列为国务院重点保护文物之一。现存苏州甪直镇修建后的保圣寺的纪念碑上，清晰地镌刻着金家凤的姓名。当时家凤阿爹亲自撰文写下并发表在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吴县日报》上的那篇题为《保存甪直保圣寺唐塑小记》文章，成为了如今一件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
然而，当他从骏弟的来信中得知家乡的保圣寺又再次面临自然侵害的危险时，身陷囹圄的他又再也坐不住了。他当即想到了当年在修复甪直保圣寺唐塑文物时立下大功的雕塑大师滑田友，于是，他写信从堂兄金里千处问得了滑田友的地址后，又亲自向滑田友写去了邀请信，试仍邀请滑大师前往甪直保圣寺一展神手，主持修复事宜：
“请告诉庆哥（注：金里千），滑田友处我曾去信（说明不必复我）。这次修理曾未扩建？如何图式？主持者何人？旧碑拓本甪直有人保存否？（我所藏拓片，日人大村西崖著《塑壁残影》及全国著名文艺界顾问都遗失了。）”（摘自金家凤197？年3月3日致金家骏信）
何日片帆离锦浦
1975年12月15日，身陷囹圄20多年的金家凤终于以他坚忍不拔的意志与坚定不移的信心，换来了他的自由身，收回了他的公民权！他在把此喜讯首先向我祖父通报时，仍不忘写上“我们都应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等字样。
按理说，此时的他总算可以一解思乡之苦，择日返回家乡、与众多手足亲友重逢了。要知道当他独自一人飘泊在天涯海角、受困于铁窗囹圄的时候，他可是不知多少回只能在梦中才回到过家乡呀！
回乡之事，是在家凤阿爹获赦的一年前就摆上了他与我祖父之间的议事日程上的，这从家凤阿爹1974年10月10日写给我祖父的信中就有透露了。纵然当时自由返回家乡一事八字还没一撇，但在家凤阿爹的心中却油然升起了重重的矛盾：
“骏弟：前几天曾通知你关于我归乡之事，谅已收到。我感激你劝我回家，才写出了那封信……我深怕因回家乡，会不会影响到你和其他兄弟姐妹的所有亲属。如果不妥当，我就不要回老家甪直镇，就回镇郊的农村如大队（街坊等等），他们不会同意吧？当然，回家乡一事千妥万妥，而且破镜可以重圆。”（摘自金家凤1974年11月9日致金家骏信）
“萼妹退休后，想回苏州居住，她嘱我也计划回苏州（不是家乡）城乡居住，将来彼此还可相聚。这点，你也可以留意一下。如果萼妹回苏州市，我也会作此想。那时，你我就很近。”（摘自金家凤1974年11月9日致金家骏信）
然而，在他1974年12月1日致我祖父的信中，他曾经犹豫不决过：
“我目前戴帽对你们的不利，而且家乡无直系子女，于政策文件恐亦不能符合，故已打消此念……”甚至还写出了“准备埋尸岭巅，不作出山之思”的绝望之句。
也许正因为在这种种矛盾思想的左右下，家凤阿爹自1975年年底正式获得自由后，他并没有马上动身回家乡。当然，这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只因顾虑“尚在国外（香港）的他妈姐弟（注：指夫人杨瑾等。）此刻无消息，正在查访中。”所以他只得对胞弟家骏的一再邀请，作出婉复：
“承蒙你邀我到家乡的事，暂时尚有所等待！”“因为我行址或者还有移动，这里或者是暂时的，据说以后还要给予工作，且待完全确定后再说。我愿望和你们早日见面，必然不远了。现在是自由的人了。”
但是，家凤阿爹却在即将移居香港前，特地在儿子的陪同下，于1976年夏先后去了贵阳与湖南韶山，分别探望了我的萼姑奶和瞻仰了韶山毛泽东故居，后来还把在韶山的留影寄给了我祖父。
既然都到贵阳了，为什么就不能到上海呢？不能到苏州呢？不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家乡甪直与亲友手足重逢团聚呢？
在家凤阿爹身上再次出现的这种波云诡谲的举止，使得远在姑苏水乡的我祖父他们再次成了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猜测内中必定另有蹊跷。果然，在家凤阿爹1977年中秋节写给我祖父的信中和杨庆章所著的《忆爸爸——金家凤的后半生》一文中，这种矛盾想法的根源得到了披露。
家凤阿爹1977年中秋节写给我祖父的信中写道：
“请注意：××（注：作者隐去姓名）已来信，但信后面用红笔注‘今后你勿再来信，免得干扰家庭幸福生活’。大约是妹丈的手笔。因此我不能再与××直接通信……”
杨庆章所著的《忆爸爸——金家凤的后半生》一文中这样披露道：
“……从贵阳返回，原说好要去上海看冯英子伯伯及回到日思夜想的甪直，他多想去看看保圣寺还在吗？但到株州转车时他却反悔了，说不能去，上海还是柯庆施的天下，我去了一旦被他知道，上海的大哥庆平和这些亲朋又必遭难。”
一切真相大白！原来，我的家凤阿爹强压下心头渴盼已久的回乡之情，最终还是为了家乡的同胞手足的安全呀！
一场政治的风波或是历史的误会，就这样，在当时已被极“左”思潮整治得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亲友和家凤阿爹的心中，笼罩上了浓重的、久久不能散去的阴影，对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施予了不公平的待遇。可以想象，这一切在家凤阿爹的心灵上划下了如何痛楚的创伤？可以想象，一个几十年来一直梦牵魂绕想着叶落归根回到家乡的老人，而当他一旦真正获得自由时，却因这种种人为的阻力与矛盾不得不硬是打碎了夙愿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痛苦与难受？！ 然而，家乡是他的血土之地，在家乡的大地上，长眠着他的父母，健在着他的“同细胞”的亲弟弟等，有着他太多的美好的回忆与思念，金家凤还是决定要克服矛盾给他内心中所带来的种种阻力，择日返回家乡。
令人扼腕的是，就在他时刻准备跨越海峡、动身返回家乡的时候，1979年9月11日，他在去医院探望他病重的夫人杨瑾半途中，被飞来的一场横祸夺去了生命：疾驶而过的肇事车当场把他拖行出了几十米路，把他的生命与所有的梦想在顷刻间化为了乌有！
往下的事，都有他人的文章记载，这里就不赘述了。
出师一表真名世
我的堂叔杨庆章在他那篇题为《忆爸爸——金家凤的后半生》的回忆录中写道：“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父亲从半夜中听到广播后就泣不成声，难以平静。我向航运局领导反映后，特邀他参加了海南航运局举行的周恩来总理追悼会。事后，他再三跟我说，他的事恐怕总理去世后，再也弄不清楚了。但又坚信中央领导肯定是知道的，否则为什么‘特赦’他呢？”
有关杨庆章的这段亲历，我自是相信。但我还是尽力从相关的史料中寻找佐证与依据，进行分析与核对。经努力，我对家凤阿爹当年确实是受周恩来总理秘密派遣，潜入香港搞特殊工作一事更加笃信无疑了。主要依据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出版的《“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1981年5月出版）中第五节袁振英的回忆中找到了金家凤与周恩来一起共事的事实：“……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决定戴宅为团址，挂‘外国语学校’的招牌，我和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主持团务，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小组（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延年、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蔡畅等同志在巴黎成立的共产党小组，当时也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
二、是1978年11月5日，金家凤在获得“特赦”后给王敏贤转其长子金大康的信。信中回忆道：
“我于1937年在长沙与徐特立晤面后未复党籍而取得联系。1938年在重庆与周恩来取得联络，嘱我勿示（露）真实面目，派傅大庆与我联系。1939年在重庆我被蒋介石软禁监视，1940年周命我回沪。庆平之母（时在上海）来信拒绝，阻止说：‘有人要杀你’。6月反动政府秘书长张群向我建议‘以自动方式赴日去沪工作以疏离日伪，促成日本民主进步分子在日政变，事实危险但你若肯为国家民族牺牲事或有济’；‘蒋汪双方在沪互相残杀，日必数起，你去则汪伪或者不致加害，此一计划曾与恩来谈过，他说日共必予支援，应即日准备启行，我备飞机秘密送你赴港转沪。’我即往询恩来总理，他说：‘是我与张商量决定，我派傅大庆同行，但要绝对秘密。’故而我到沪后，绝不泄漏秘密。赴日前在沪遇暗算得脱，汉奸政府中与中共有联系者则暗中予以方便……”“我到了香港最初与民革发生关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解放后，毛、周、董电邀赴北京，因船公司不能摆脱未去……1950年初，毛、周各派一人至港与我联系，我又受台湾皇上通缉令（1949年2月在沪通缉），”“为毛、周私人工作著有成绩，曾蒙奖励。”“我在港1953年前亦受搜查拘捕两次，因被发觉我与毛、周有电报往来。1952年船员起义，船东背叛，我当然站在船员方面反对船东，但是船员不会知道我因国际上重要政策问题归来，拟与周面谈研究，以便答复对方。”
三、此外，在中共吴县委员会党史办一份编号为B8—18/32的吴县革命斗争资料卷宗中的一份金家凤写给葛蔚平的信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他确是受周恩来秘密派遣深入敌后开展特殊工作的：
“有一事可告慰者：最近王昆仑等来信，誉我‘一生忘私而为公，为民族为国家，为理念，奋战终身而不求人知’，他们知道了我1927年与党脱钩后的言行态度，也知道了1940—1945来沪去日是张与周总理所商定，终于被日寇拘捕等等，使我心中大慰！”
通过上述佐证材料不难看出，信中所述的“毛”与“周”即是指毛泽东与周恩来，而金家凤当年确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受周恩来指令，秘密潜入敌方工作的。
在这里可以明确：受周恩来指令，秘密潜入敌方工作，就是我党的特工人员“无间道”！难怪当时家凤阿爹扮演的这个“无间道”，要化名为“费君忍”。
四、有关金家凤奉周恩来之命潜入香港敌后一事，更有交通部广州海捞局向潘汉年当年在香港的情报人员张建良作调查时的记录为佐证：“日寇占领期间，我一直在上海工作。1945年在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形势陡变，内战难免。中央电令，关于潘汉年领导的有一部分同志须从上海撤退到香港。待我到港后不久，即知道金家凤其人，也知道他关心时事（当时国共两党斗争激烈，他思想左倾），家住九龙弥敦柯士甸道，家中来往客人较多……我和金家凤接触，是潘汉年授意的。时间稍长，他就知道我是潘汉年领导的，通过联系了解他的社会活动，并能按时了解各种人士言论等……我曾送他一千元港币，补贴他活动费用。当时他虽然有些拮据，但坚持不要，诚恳的拒绝，说得入情入理，这点使我和潘汉年很为感动。”
可以想象，一个为了严守党的机密，连对自己结婚多年、生育有三个儿子的发妻也缄口不谈、守口如瓶的党的特殊工作者，怎么不会在惟一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周恩来总理逝世那天痛悔交加、泣不成声呢？！至于家凤阿爹在1979年1月9日致其二姐金家芝、我的二姑奶的家信中透露“弟于40年前在渝奉周总理命回沪去宁赴日，作釜底抽薪工作”时，周总理已经与我们人天两诀3年了，家凤阿爹认为已不存在什么保密或是机密了。
行文至此，我似乎看见了一个因对人类充满了炽烈的热爱而显得格外正直刚强的人，一个因对人生始终洋溢着丰富的感情而显得有点“执着迂腐”的人，一个一旦认准了一件事情（事业）后九牛拉不回、九死而无悔的苏州人常形容的“书毒头”（书呆子）。
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准确不准确，但我分明通过我的祖父与家凤阿爹之间的那种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书信交流，油然想到了中国古代那个动人的“望帝啼鹃”的神话传说，想起了唐代诗人成彦雄作的那首《杜鹃泣血》的绝唱：
杜鹃花与鸟，
怨艳两何赊，
疑是口中血，
滴成枝上花。
“当时前来看新鲜稀奇的人呀，立满了两岸，就连桥上也立满了人……” 对此，我的外祖父管凤鸣也作了相关的印证。
“你家凤阿爹的身体非常好，人高马大，一米八也不止，浑身都是栗子肉，总是满面红光的……”
两个阿爹为了引导与教育我，对另一个我也要叫阿爹的人的每一次大同小异、似贬似褒的议论，彻底吊起了我幼小心灵中的好奇与联想：这个我们金家门里的老祖宗，究竟是个何等样人物？他为什么一会儿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在上海、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出席团的一大，为党和团的建立做了不少工作，比毛泽东入党还要早？为什么一会儿骗了家里大把大把银洋钿，送给陈独秀建立共产党？为什么一会儿东洋人、国民党要抓他杀他，共产党也要抓他、关他？最后反被共产党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变成了人民的阶下囚，流放到天涯海角劳动改造？
渐至长大成人，这颗从小就深埋在我心底的新奇的种子，就愈发地不肯安逸了：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家凤阿爹，我这个做子孙的是该为他感到光荣还是耻辱呢？是该引以为豪还是羞于启齿呢？他和我祖父他们那一辈究竟是怎样一个家族渊薮呢？
这一个个长期以来困扰着我的疑问，直到随着我祖父与外祖父相继去世后，我才有机会开始直接探索与寻求。
数典隆宗不忘祖
这个机会，是金家凤1974年9月21日至1979年7月25日这5年多的时间里寄给他的亲弟弟、我的亲祖父金家骏的50多封亲笔家信。
抚摸着这一大叠纸张发黄变脆了的历史记录，我的内心里充满了对细心地保存下了它们的主人的感激：要不是我的祖父，也许我们还不能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真实实的家凤阿爹。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家凤阿爹和我祖父他们的家族史究竟是如何一回事呢？本来，这是首先盘旋在我心中的疑问，然而没想到在家凤阿爹的来信中早已多次提及。其中最详尽的一封是1976年6月26日写给我祖父的。摘录如下：
“……我家出于金天氏少皋之后。家谱屡失，我妻佩兰处原有一本惟一的抄本（是乾隆太师太傅太保金成墨堂公手笔抄写，仅百余页），现不知落入何人之手。我诸子走毛主席路线，是重视家史或毁灭旧谱，我不得而知。我万分挂虑此事……将来我死后你和里千哥等可找庆平谈谈，只要仍得保存，大家方便（可以抄写）。我家最早之事勿提了，我记忆有限。只知宏业公宋末抗元，封为万户侯。幼敦公任永乐（明）？或嘉靖？丞相，著作多，修史，辑‘永乐大典’，士衡士？弟兄明翰林院、太保少傅等职。葬光福铜井山麓。我曾去扫墓，已荒芜，并碑记亦失，只一断石有金士衡三字。人称金家大坟。想已开垦。满清时除墨堂公外，诰封甚多，赐‘福’、‘寿’不少。祖父是二品衔，父捐官三品衔。三才（四世祖）退舟公（五世祖）捐家资立同仁堂，至父亲手改为乡有。甪直立金公祠于‘南街西头’乡祭。我家以今日目光视之，确为反动官僚、封建势力，与常熟翁同龢、苏州顾、彭、潘、朱、宋都是亲戚。故北洋时代虽未做官，（父亲有革命思想，信社会主义），与袁、冯及李鸿章家都是远亲。我们的第一个母亲陆氏（陆润庠天官状元之孙女）；我母甪直商人宋家。其余吴江、昆山顾亭林、徐？（三鼎甲、来复堂）等等都是亲属。当然，我们的反动家世我们是反对的，然而这是历史，也当知道！至于我系直属改姓（避洪、杨）为农的如施家浜（姓施？名？我忘了），我初时也是常见面的。甪直本地金国同？……唯亭金……斜塘金……都曾通谱。宝山、杭州亦曾通谱。可知我家族中，什么样人都有，商人、官僚、农民都有。”
其实，类似家谱式的回忆，家凤阿爹在1973年10月10日给他的女儿杨庆华的一封长达4页的长信中，也有着更加详尽的叙述。在此长信中，家凤阿爹从上祖是黄帝少皋金于氏之后谈起，一直谈到他当年参加革命、蒙受冤狱为止，整整纵贯了上下二三千年！
无疑，家凤阿爹这两封因权威而更显其珍贵的家信，不单是一部微缩了的家族史，还几近一部浓缩了的民族革命发展史呢。
同时，我在我祖父的遗札中找到了一纸残存的家谱。这纸家谱详细地记载了我祖父他们一辈的家族延续，使我从中了解到了我祖父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详细的排行、生卒年月乃至时辰八字等。从这纸家谱中不难看到，我太祖父太祖母这一辈共生育子女多少人，其中儿子多少人，女儿多少人，无一遗漏。为此，通过这份权威的家谱，我知道金家凤位居儿子第二，字冠三，他出生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壬戌丙子日壬辰时（八月二十五日），而我祖父金家骏位居儿子第三，字云岫，出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五月初六日已时……
与我们金氏家族的衍变史同样重要的，当然是我的太祖父与太祖母们了。
略览家凤阿爹的所有书信中，他几乎隔三差五都要提及生他养他的亲生父母，尤其是他恢复公权、重获自由、步入暮年的70年代的中后期，在他的来信中的提及尤为频繁与细致：
“我想回乡来安葬父母，请你告诉我父亲尸骨在哪里？我母骨灰是否在绣谷公墓？”（摘自金家凤1974年9月21日致金家骏亲笔信）“我父母已于1954、1964年死去，至今尚未合葬！”（摘自金家凤1973年10月10日致女儿亲笔信）
至于当年我的太祖母宋乔特地赶回家乡甪直打点家产细软，并向娘家和姨妹葛家筹借，与大女儿分三次将6000银元送到了上海交给金家凤，而我的家凤阿爹竟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悉数交给了陈独秀，有效地支持了中共在建党初期顺利迈出第一步、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的事实，他更是在致不同亲友的信中多次提及，表达了他对父母的不尽的深厚情感与愧疚之意： “我在上海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押，释出后，随陈独秀组共产党。陈身无分文，连生活及招致同志吃住都无着，我商求我母给我前后留学法国十年费用大洋六千元（我母要我离国，我根本未去），作为基金。”（摘自金家凤1973年10月10日致女儿亲笔信）
我们国人的姓氏，历来是作为一门家族得以繁衍兴旺的象征，所以显得极为重要与关键。家凤阿爹自也不能脱俗：由于与杨瑾所生的一女两男三个孩子有人随母姓了杨。所以金家凤对此一直难以释怀，感到有愧于列祖列宗。为此，当他一旦获得自由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这胸中块垒向女儿倾诉了，甚至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请求道：“我希望你们儿子中有一人回复我家姓氏（姓金），这是不情之请，更不知佳婿能否同意？写此信的目的在此。当然盼望得到复信，知道‘可’与‘否’？”
同胞手足血浓水
1974年9月21日，我祖父终于收到了家凤阿爹在断了音讯整9年后寄来的第一封信。家凤阿爹在此信中写道：“骏弟，1965年后我再没有收到来信，时刻怀念着。你情况怎样？我于1968年下放农村，曾有信通知你，却无回音。”因不知家乡变故的家凤阿爹在寄出这封信时特别慎重，他因唯恐此信仍然难以抵达到我祖父的手中。所以，这封信在寄出时，他来了个漫天撒网法，特意在信封上开具了金家骏、金家驹（里千）2个同门弟兄、及侄儿金庆忠的姓名，对故乡亲人的殷切惦念与迫切联系之情，跃然纸上。
果然有效：自从此信重新恢复了弟兄之间的联络后，从此鸿雁往来，他和我祖父他们之间的联系再没有中断过；同时，他们同胞手足之间的深情，也再没有中断过。
当信奉家族延续、人丁兴旺的家凤阿爹从萼姑奶的信中得知我祖父膝下有我这样一个儿孙后，特在致我祖父的信中直言不讳：“萼妹对我说，你的弟媳很好，且有一孙，使我安慰！愿望你常常通信！”接连两个感叹号，表达了家凤阿爹当时欣慰与高兴的心情。
我不知我祖父在复信中是怎么写的，但从家凤阿爹的每一封复信中，我分明触摸到了他那一颗滚烫炽热的手足亲情之心：
“我亲爱的老弟：我俩是同细胞的弟兄，怎不亲爱！你的健康怎样？心脏病痊愈了么？血压高否？家乡医生怎样？过去的殷季达、叶心铭等医生很好，现在还在甪直么？堂兄（注：指我的堂祖父金里千。）医道本是很好的，他怎么说？现在服什么药？”、“可敬可尊的我惟一的老弟”、“老弟：2个多月未得手书，想念之殷，与时俱积！”、“时届清明，怀念着父亲和我的生母！现在，在家乡最亲近的只有你了……在可能时，望你多多地给我写信，这是惟一的安慰了！”
从家凤阿爹的复信中还可以知道，我祖父他们还不时向家凤阿爹寄去衣物与食品。因为当时家凤阿爹出狱后还没“脱帽”，还在广东清远县归沄公社白花塱农场“劳动改造”中，不难想像当时他物品匮乏与生活艰难之情状。然而，面对同胞手足物质上的无私援助，家凤阿爹深感不安，他在1974年12月1日寄给我祖父的信中写道：
“接你十一月二十二日来信，所述诸事，足见多蒙关怀，铭感无似！关于冬衣问题，萼妹也曾来信，我已复谢。我二十年劳改，就业在农村，落户六年，生活上和贫下中农完全同化。衣服不以褴褛破薄为念，饮食也能节约简单。棉衣勉强可以度过（旧式很紧小），无需寄来。他日如果离开偏僻农村，需要进入城市时，必须改换服装。届时，我将央求援助、借用，我当写信给你们。现在，口无一牙，食物也无需寄来。香港家中寄包裹和食品到就业场所，诸多手续……”
萼姑奶向他邮寄了食物，他同样深感不安，在致我祖父的信中不无愧疚地写道：“这里又没有什么可寄的东西，无法还敬，只好剥削她，心殊不安！”
在所有来信中，家凤阿爹提及最多的除了我的萼姑奶外，还有德芳大姑奶：
“我想念表妹（你的表姐），她的北京地址，我至今不知道。你能告我么？”“我很想念你的表姐德芳，你能否和她通信？”（摘自金家凤1974、1975年致金家骏信）
真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一个古稀老人，纵然身陷囹圄，仍一往情深地时时想念着远在天边的同胞手足，时时为他人着想，这除了体现出了他那细腻丰富的情感外，还充分折射出了他那优秀的人品与人格。
今夜月明人尽望
在我祖父与家凤阿爹俩弟兄诸多私密家信中，其中有封信最令我震憾，因为家凤阿爹当年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居然对和他生育了三个儿子的发妻毛一鸣也严守着党的机密和组织的纪律，长期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情感炼狱而无处宣泄。这从家凤阿爹通过王敏贤转给长子金大康的一封长信中便可见一斑：
“她（注：毛一鸣。）革命是秘密的，即使亲人骨肉之间亦不可稍有泄露。当然我之所思所言所行，一贯是对任何人决不表示（即使是暗示），我俩绝无真言。我对香港庆章之母相识至今，从无一句真话，决不表露我的思想关系……总之，我为个人思想意识与行动诡秘，我也顾不得个人自己的什么利与益。遭到家人共弃是必然无疑的，所恨的是她死了！而我没有让她了解我的真实面目，她也毫无所知（在我是不求人知），也是死有余怨！事实上我一生行险道危，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应当对家人无真言，譬如我族中堂兄胞姐屡次有求于我，我都冷以处之，引起反感，至今我亦不想与姐妹来往，而实际上当年也是怕连累大家！”
家凤阿爹信中这段的最后几句，使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早年我祖父曾对他有“不近人情”、“捉摸不透”之贬词，另有堂兄弟妹也对他的变幻无穷的“费君忍”、“冠三”、“品三”、“凤三”等化名与波谲云诡的言行举止颇有微词呀，甚至于在国难当头时断然抛妻弃子……原来家凤阿爹是有着他的难言的苦衷呢！
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性与坚定性，由此可见一斑！
惜乎现在解之一切都已太晚了。
为了严守党的机密性与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他连对发妻与亲生儿子都守口如瓶“无一真话”了，那么，对于其他人遮掩瞒骗更是在情理之中了： “我在上海时，我对那些所谓学生门人等等也从不暴露真相，我只说我们中华民族应有气节，应求解放那些话。罗冠中、李寿葆、沈延燕以及敏贤等等至今也是不会理解的，在我是毫不介意，我行我素，我有我的理想和人格！”
然而，所有亲人与孩子却时时在他的念中：
“我的毛妻和诸儿，你能设法探听一下？现在地址和地位？她是否回苏城了？住在何处？”（摘自金家凤1974年10月10日致金家骏信）
其他手足与同族弟兄、人称“金一帖”的名中医金里千和金家钫等堂弟兄他们，同样也都不时出现在他那手潇洒流利的行书里：
“里千哥和他的子女，家钫弟和他的家庭，龙弟的后裔和弟媳等情况怎样？福姐和诸甥、甥女等情况怎样？德芳妹的最近可靠的通信处等，统希见示！”（摘自金家凤1974年10月10日致金家骏信）
“堂兄曾来信，手足情挚，存者我辈四五人耳！”（摘自金家凤1976年11月8日致金家骏信）
他还希望家族中所有后代子孙不要中断了联系，中断了亲情：
“假使你和你侄庆皋（在英国）侄女通通信，是我所希望的。我年老了，也好使他们知道，在甪直还有你这个叔父。”“我儿女有无信件给你？我多次写信要她们和你及五妹多联系。我年衰孱弱，风烛之年，旦不知夕。所望我的子女和老家不失关系！”（摘自金家凤1975年5月1日致金家骏信）
“庆章、朱素贞夫妇想念哥嫂，屡欲写信，深恐对庆平或有顾虑之处，故我阻之。其实两个妯娌通讯或孙辈通信当无不可。便时可向庆平一提。庆平、庆卓（即毛祖德，从母亲毛一鸣姓）情况如何亦念。”（摘自金家凤1978年11月5日致王敏贤转金大康信）
不知秋思落谁家
1975年12月15日，时年72足岁的金家凤终于获得了身心的双重解放，并在当地政府的寻找与安置下，被安排在他暌别了20多年的儿子庆章家中，与他的儿子及从未见过面的儿媳及孙子生活在一起，使他“极为喜欢”。从他1976年3月3日写给胞弟家骏的信封上不难看出，当时家凤阿爹确实已经离开了广东清远县的那个农场，来到了海南岛海口市秀英海南航运局的儿子住宿处。此时此刻，他的思乡之情更加强烈了。故乡的一事一人乃至一草一木、一碗面一块酱肉，都在频频地呼唤着他与诱惑着他，潜入他的睡梦中：
“回忆初时家母时时煨饲炒米粉，在沪读书时以至转往北京，从不间断。数十年来得此珍品，益增乡思！尤感吾弟情深意重，永志不忘！”（摘自金家凤1976年11月8日致金家骏信）
“每忆幼时爱食板桥头豇豆糕、油煎斗，高胜馆小妹的汤面，兴味无穷。家乡菜油面筋、肉包百叶、昆山鸭面（半山桥面店）、苏州陆稿荐酱猪肉、马永兴酱鸡、三珍斋酱肉，独有余香。何况古物馆事，陆龟蒙墓、斜塘张士诚坟，当极注意。甪直居家所藏元明书画甚多，如严家董字所等等，可见家乡文风最盛。六世祖墨堂公手笔遗留在苏州昆宁京甚多，凡此均与家乡有关，梦寐思之！”（摘自金家凤1976年11月9日致金家骏信）
家乡盛产的丝绸，自是家凤阿爹引以为豪的骄傲。他从海口儿子家写给我祖父的一封信中，就明显流露出了他的自豪感：“但是媳妇听说有苏州出口纺绸之类亦是心慕，她平时穿‘的确良’，当然不如丝织品好。她开了尺寸，想拜托在甪直缝制（听说甪直成衣是上海服装公司定制。上海的式样好，比广州的时新些），并顺寄来，先制上一套。”
就连家乡的中医土方，这位古稀之年的家凤阿爹仍记忆犹新。看，这封信都封好口了，想必他忽又想起了胞弟家骏的高血压，还不忘在信封的背面写下一则治疗高血压的土方：“水芹、茄子、西瓜、芹菜等有降压作用，野外的‘蕲湘子’煎成药亦好。”
位卑未敢忘忧国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病起书怀》中的这两句诗写得何其准确！
是的，现在是到了为金家凤盖棺论定的时候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家凤阿爹是个政治家——尽管他是个背运的政治家，但这不是他的个人原因。
历史上，作为一个政治家，都必须与他的祖国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始终不忘报效祖国，纵然是泰山压顶、洪流逆峰的时候。
这从他1974年10月1日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时写给我祖父的信中便可以领略到：
“将来万一摘帽，我要贯彻归国拥护报效的初衷，我报国条件依然还是存在着的……我在农村时定了《人民日报》。现将满年，明年拟继续下去。但是江苏上海的报纸久未见到，希望你寄几天旧报（最好是1975年元旦三天的），使我了解家乡（苏、沪）消息，也有利于改造世界观和激发积极性（注意，苏沪省市大会政协名单，寄给我知道一下人事情况）。”
“当然，如果脱帽，我会争取恢复（去北京）1949—1953年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工作。否则，也就打算在此了却一生，服从调配……”（摘自金家凤1974年11月9日致金家骏信）
在家凤阿爹一封年月不详的致我祖父的信中，他的报效祖国的思想再次得到反映：“此时除感荷主席隆恩，更进一步知罪知错，改造世界观，等待报国之机。我年老身健，报恩条件，完全存在。此外，自然拥护政策措施，学习形势与理论。请释念！”
细阅到此，不由让人肃然起敬，要知道此时此刻的家凤阿爹正是戴罪之人，他每月只有12元5角的伙食费呀！可他却始终从自己的牙缝里硬抠出部分钱，自费订阅党报，自觉加强学习！
有关此事，不妨可以从他1975年3月9日寄给我祖父的信中获取信息：
“这月可能调到老弱组，劳动时间改为七八个小时；每月只给伙食费（12.50），不敷（超越）时，由本人缴还。”
由于家事国事天下事始终是他老人家心中的头等大事，所以他在身心不得自由的那些岁月里，仍然执着地把这一腔浓烈的感情，具体融化在他对家乡的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开发上：
“我原意想把古物馆扩大为（改为）历史博物馆，收集江浙古代文物（尤其是苏州甪直、昆山等）。原想将张陵、赵陵、陈墓出土古物一并归入进去。这些东西过去听说曾有一小部分发现（我处没有），收集起来或非难事。”（摘自金家凤1976年3月3日致金家骏信）“甪直古物馆应予改名（去除保圣寺三字）。不知现归何处管理？是中央（哪一机构）？还是省？县？便请告知。” 事实确也如此，为保护家乡甪直镇保圣寺中的这9尊出自唐代杨塑之之手的极其珍贵的泥塑罗汉像，金家凤早在他18岁就开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关心。1920年仅18岁的家凤阿爹与堂兄金里千在拜读到先祖金成于乾隆年间有关保护修复保圣寺的诗稿，趁在北大求学密切接触蔡元培、顾颉刚等名人的机会，极尽邀约众多的社会名流呼吁修复甪直保圣寺。1929年蔡元培便在教育部邀请叶恭绰、陈去病、金家凤、陈万里、马叙伦、陈剑修等19人组成教育部保存唐塑委员会。会员推选蔡元培、叶恭绰、陈去病、陈万里、马叙伦、陈剑修、金家凤为常委，蔡元培为会长，马叙伦、叶恭绰、陈万里为副会长，叶恭绰主持修馆、修复罗汉塑像的工作。保圣寺古物馆于1929年秋开始兴建，到了1932年夏完工，费时3年。其间，家凤阿爹和其堂兄金里千两人承担了全程繁重的后勤接待与具体事务工作，致使极有艺术价值的唐塑古迹，得以保存；解放后又列为国务院重点保护文物之一。现存苏州甪直镇修建后的保圣寺的纪念碑上，清晰地镌刻着金家凤的姓名。当时家凤阿爹亲自撰文写下并发表在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吴县日报》上的那篇题为《保存甪直保圣寺唐塑小记》文章，成为了如今一件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
然而，当他从骏弟的来信中得知家乡的保圣寺又再次面临自然侵害的危险时，身陷囹圄的他又再也坐不住了。他当即想到了当年在修复甪直保圣寺唐塑文物时立下大功的雕塑大师滑田友，于是，他写信从堂兄金里千处问得了滑田友的地址后，又亲自向滑田友写去了邀请信，试仍邀请滑大师前往甪直保圣寺一展神手，主持修复事宜：
“请告诉庆哥（注：金里千），滑田友处我曾去信（说明不必复我）。这次修理曾未扩建？如何图式？主持者何人？旧碑拓本甪直有人保存否？（我所藏拓片，日人大村西崖著《塑壁残影》及全国著名文艺界顾问都遗失了。）”（摘自金家凤197？年3月3日致金家骏信）
何日片帆离锦浦
1975年12月15日，身陷囹圄20多年的金家凤终于以他坚忍不拔的意志与坚定不移的信心，换来了他的自由身，收回了他的公民权！他在把此喜讯首先向我祖父通报时，仍不忘写上“我们都应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等字样。
按理说，此时的他总算可以一解思乡之苦，择日返回家乡、与众多手足亲友重逢了。要知道当他独自一人飘泊在天涯海角、受困于铁窗囹圄的时候，他可是不知多少回只能在梦中才回到过家乡呀！
回乡之事，是在家凤阿爹获赦的一年前就摆上了他与我祖父之间的议事日程上的，这从家凤阿爹1974年10月10日写给我祖父的信中就有透露了。纵然当时自由返回家乡一事八字还没一撇，但在家凤阿爹的心中却油然升起了重重的矛盾：
“骏弟：前几天曾通知你关于我归乡之事，谅已收到。我感激你劝我回家，才写出了那封信……我深怕因回家乡，会不会影响到你和其他兄弟姐妹的所有亲属。如果不妥当，我就不要回老家甪直镇，就回镇郊的农村如大队（街坊等等），他们不会同意吧？当然，回家乡一事千妥万妥，而且破镜可以重圆。”（摘自金家凤1974年11月9日致金家骏信）
“萼妹退休后，想回苏州居住，她嘱我也计划回苏州（不是家乡）城乡居住，将来彼此还可相聚。这点，你也可以留意一下。如果萼妹回苏州市，我也会作此想。那时，你我就很近。”（摘自金家凤1974年11月9日致金家骏信）
然而，在他1974年12月1日致我祖父的信中，他曾经犹豫不决过：
“我目前戴帽对你们的不利，而且家乡无直系子女，于政策文件恐亦不能符合，故已打消此念……”甚至还写出了“准备埋尸岭巅，不作出山之思”的绝望之句。
也许正因为在这种种矛盾思想的左右下，家凤阿爹自1975年年底正式获得自由后，他并没有马上动身回家乡。当然，这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只因顾虑“尚在国外（香港）的他妈姐弟（注：指夫人杨瑾等。）此刻无消息，正在查访中。”所以他只得对胞弟家骏的一再邀请，作出婉复：
“承蒙你邀我到家乡的事，暂时尚有所等待！”“因为我行址或者还有移动，这里或者是暂时的，据说以后还要给予工作，且待完全确定后再说。我愿望和你们早日见面，必然不远了。现在是自由的人了。”
但是，家凤阿爹却在即将移居香港前，特地在儿子的陪同下，于1976年夏先后去了贵阳与湖南韶山，分别探望了我的萼姑奶和瞻仰了韶山毛泽东故居，后来还把在韶山的留影寄给了我祖父。
既然都到贵阳了，为什么就不能到上海呢？不能到苏州呢？不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家乡甪直与亲友手足重逢团聚呢？
在家凤阿爹身上再次出现的这种波云诡谲的举止，使得远在姑苏水乡的我祖父他们再次成了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猜测内中必定另有蹊跷。果然，在家凤阿爹1977年中秋节写给我祖父的信中和杨庆章所著的《忆爸爸——金家凤的后半生》一文中，这种矛盾想法的根源得到了披露。
家凤阿爹1977年中秋节写给我祖父的信中写道：
“请注意：××（注：作者隐去姓名）已来信，但信后面用红笔注‘今后你勿再来信，免得干扰家庭幸福生活’。大约是妹丈的手笔。因此我不能再与××直接通信……”
杨庆章所著的《忆爸爸——金家凤的后半生》一文中这样披露道：
“……从贵阳返回，原说好要去上海看冯英子伯伯及回到日思夜想的甪直，他多想去看看保圣寺还在吗？但到株州转车时他却反悔了，说不能去，上海还是柯庆施的天下，我去了一旦被他知道，上海的大哥庆平和这些亲朋又必遭难。”
一切真相大白！原来，我的家凤阿爹强压下心头渴盼已久的回乡之情，最终还是为了家乡的同胞手足的安全呀！
一场政治的风波或是历史的误会，就这样，在当时已被极“左”思潮整治得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亲友和家凤阿爹的心中，笼罩上了浓重的、久久不能散去的阴影，对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施予了不公平的待遇。可以想象，这一切在家凤阿爹的心灵上划下了如何痛楚的创伤？可以想象，一个几十年来一直梦牵魂绕想着叶落归根回到家乡的老人，而当他一旦真正获得自由时，却因这种种人为的阻力与矛盾不得不硬是打碎了夙愿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痛苦与难受？！ 然而，家乡是他的血土之地，在家乡的大地上，长眠着他的父母，健在着他的“同细胞”的亲弟弟等，有着他太多的美好的回忆与思念，金家凤还是决定要克服矛盾给他内心中所带来的种种阻力，择日返回家乡。
令人扼腕的是，就在他时刻准备跨越海峡、动身返回家乡的时候，1979年9月11日，他在去医院探望他病重的夫人杨瑾半途中，被飞来的一场横祸夺去了生命：疾驶而过的肇事车当场把他拖行出了几十米路，把他的生命与所有的梦想在顷刻间化为了乌有！
往下的事，都有他人的文章记载，这里就不赘述了。
出师一表真名世
我的堂叔杨庆章在他那篇题为《忆爸爸——金家凤的后半生》的回忆录中写道：“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父亲从半夜中听到广播后就泣不成声，难以平静。我向航运局领导反映后，特邀他参加了海南航运局举行的周恩来总理追悼会。事后，他再三跟我说，他的事恐怕总理去世后，再也弄不清楚了。但又坚信中央领导肯定是知道的，否则为什么‘特赦’他呢？”
有关杨庆章的这段亲历，我自是相信。但我还是尽力从相关的史料中寻找佐证与依据，进行分析与核对。经努力，我对家凤阿爹当年确实是受周恩来总理秘密派遣，潜入香港搞特殊工作一事更加笃信无疑了。主要依据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出版的《“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1981年5月出版）中第五节袁振英的回忆中找到了金家凤与周恩来一起共事的事实：“……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决定戴宅为团址，挂‘外国语学校’的招牌，我和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主持团务，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小组（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延年、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蔡畅等同志在巴黎成立的共产党小组，当时也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
二、是1978年11月5日，金家凤在获得“特赦”后给王敏贤转其长子金大康的信。信中回忆道：
“我于1937年在长沙与徐特立晤面后未复党籍而取得联系。1938年在重庆与周恩来取得联络，嘱我勿示（露）真实面目，派傅大庆与我联系。1939年在重庆我被蒋介石软禁监视，1940年周命我回沪。庆平之母（时在上海）来信拒绝，阻止说：‘有人要杀你’。6月反动政府秘书长张群向我建议‘以自动方式赴日去沪工作以疏离日伪，促成日本民主进步分子在日政变，事实危险但你若肯为国家民族牺牲事或有济’；‘蒋汪双方在沪互相残杀，日必数起，你去则汪伪或者不致加害，此一计划曾与恩来谈过，他说日共必予支援，应即日准备启行，我备飞机秘密送你赴港转沪。’我即往询恩来总理，他说：‘是我与张商量决定，我派傅大庆同行，但要绝对秘密。’故而我到沪后，绝不泄漏秘密。赴日前在沪遇暗算得脱，汉奸政府中与中共有联系者则暗中予以方便……”“我到了香港最初与民革发生关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解放后，毛、周、董电邀赴北京，因船公司不能摆脱未去……1950年初，毛、周各派一人至港与我联系，我又受台湾皇上通缉令（1949年2月在沪通缉），”“为毛、周私人工作著有成绩，曾蒙奖励。”“我在港1953年前亦受搜查拘捕两次，因被发觉我与毛、周有电报往来。1952年船员起义，船东背叛，我当然站在船员方面反对船东，但是船员不会知道我因国际上重要政策问题归来，拟与周面谈研究，以便答复对方。”
三、此外，在中共吴县委员会党史办一份编号为B8—18/32的吴县革命斗争资料卷宗中的一份金家凤写给葛蔚平的信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他确是受周恩来秘密派遣深入敌后开展特殊工作的：
“有一事可告慰者：最近王昆仑等来信，誉我‘一生忘私而为公，为民族为国家，为理念，奋战终身而不求人知’，他们知道了我1927年与党脱钩后的言行态度，也知道了1940—1945来沪去日是张与周总理所商定，终于被日寇拘捕等等，使我心中大慰！”
通过上述佐证材料不难看出，信中所述的“毛”与“周”即是指毛泽东与周恩来，而金家凤当年确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受周恩来指令，秘密潜入敌方工作的。
在这里可以明确：受周恩来指令，秘密潜入敌方工作，就是我党的特工人员“无间道”！难怪当时家凤阿爹扮演的这个“无间道”，要化名为“费君忍”。
四、有关金家凤奉周恩来之命潜入香港敌后一事，更有交通部广州海捞局向潘汉年当年在香港的情报人员张建良作调查时的记录为佐证：“日寇占领期间，我一直在上海工作。1945年在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形势陡变，内战难免。中央电令，关于潘汉年领导的有一部分同志须从上海撤退到香港。待我到港后不久，即知道金家凤其人，也知道他关心时事（当时国共两党斗争激烈，他思想左倾），家住九龙弥敦柯士甸道，家中来往客人较多……我和金家凤接触，是潘汉年授意的。时间稍长，他就知道我是潘汉年领导的，通过联系了解他的社会活动，并能按时了解各种人士言论等……我曾送他一千元港币，补贴他活动费用。当时他虽然有些拮据，但坚持不要，诚恳的拒绝，说得入情入理，这点使我和潘汉年很为感动。”
可以想象，一个为了严守党的机密，连对自己结婚多年、生育有三个儿子的发妻也缄口不谈、守口如瓶的党的特殊工作者，怎么不会在惟一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周恩来总理逝世那天痛悔交加、泣不成声呢？！至于家凤阿爹在1979年1月9日致其二姐金家芝、我的二姑奶的家信中透露“弟于40年前在渝奉周总理命回沪去宁赴日，作釜底抽薪工作”时，周总理已经与我们人天两诀3年了，家凤阿爹认为已不存在什么保密或是机密了。
行文至此，我似乎看见了一个因对人类充满了炽烈的热爱而显得格外正直刚强的人，一个因对人生始终洋溢着丰富的感情而显得有点“执着迂腐”的人，一个一旦认准了一件事情（事业）后九牛拉不回、九死而无悔的苏州人常形容的“书毒头”（书呆子）。
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准确不准确，但我分明通过我的祖父与家凤阿爹之间的那种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书信交流，油然想到了中国古代那个动人的“望帝啼鹃”的神话传说，想起了唐代诗人成彦雄作的那首《杜鹃泣血》的绝唱：
杜鹃花与鸟，
怨艳两何赊，
疑是口中血，
滴成枝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