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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学管理实践中，我们曾经见过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好校长”，也见过一些口碑一般的校长，这些校长的个人修养与学校发展水平高低有时并不完全一致。那么领导者的个人修养与其领导力到底有何关系？个人的修养与团队的发展有多大联系？儒家极为重视领导者的个人修养，认为这是其事业成败的关键，是领导力之本。孔子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许多具有警示性的重要论述，值得广大中小学管理者认真品读，细致思考。
—正身以示下依然是最重要的政治
孔子认为“政”的定义就是一个“正”字，这是孔子对政治独特的诠释。当时的鲁国权臣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此句意在告诫季康子应当正身为表率，引领社会风气的好转，着重强调了领导者正人必先正己的道理。孔子所说的“正”，放到当时的语境中理解，主要是指从政者正身以示下的德行之“正”，认为这就是政治。这是对“政治”所做的道德化的诠释，属于道德至上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包括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国家以及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政治地位以及相互间政治关系等内容，绝不仅仅是领导者的道德素养。[2]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孔子的认识还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些经济问题也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如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均而导致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领导者严重贪污腐化行为等等。因此，社会的道德风气往往是衡量治国理政成效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谓“政者，正也”！
孔子曾一针见血地指斥统治者的贪腐是造成社会风气恶化的重要原因。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防患偷盗之风，孔子答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只要身居上位的人不贪欲，老百姓就不会去偷盗，即使悬赏盗窃，老百姓耻于贪婪也不会去偷盗的。[3]季康子又问孔子，如果说用杀无道之人的办法，是不是就可以使民众就于有道之途呢？孔子立即予以制止说，为政哪里需要采用杀伐的手段啊，只要一心向善，民众就自然会跟着向善的。领导者的德行犹如是风，居于下位民众的道德行为就像小草，风在草上吹过，草必定跟着风向倒，孔子此番言论揭示了领导者自身修养对民众影响的必然性。[4]“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5]孔子告诫统治者，其自身的修养不仅影响一国的风气，关乎国家的人心向背，甚至具有国际影响力，不可不慎之又慎！
—“治己”修身之方与“治人”管理之道相通
在孔子看来，领导与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修身即为“治己”，是对自身的“管理”，它与“治人”及治天下的道理是相通的，是“推己及人”之道在领导与管理上的应用。孔子曾举周文王为例，认为周文王有王季这样明智的父亲，太任这样贤惠的母亲，太姒这样聪慧的妃子，又生了武王、周公这样得力的儿子，说明文王治家有方，是其修身有成的重要表现；他还举用了像太巅、闳夭这样的贤臣，如此修身有道，是文王能够使“小邦周”崛起的根本原因。周武王也是先修自身，再去治天下，他一行动，天下就大治了。总之，统治者“其本美矣”，即“治己”有成，就必定“万民皆治”。周公正是“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他修己“诚至矣！”[6]
孔子所阐述的“治己”与“治人”相通的依据，是他的“天人观”。孔子曾经告诫鲁哀公，只有“成其身”，才能“安其土”。怎么才能“成身”？孔子对曰：“夫其行己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合天道也。”[7]哀公进一步追问，君子为何要尊崇天道呢？孔子曰：“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8]言外之意是指统治者应当像天道那样日新其德，使自己的统治如自然天成一样。自己修养成功，再发扬光大惠泽天下，这就是依照“天道”来治国了。思孟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形成领导力的教诲，故《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是从修己与治人一致性的角度论述了应当修身为本的道理。《礼记·大学》中明确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则包括“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并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
—领导者要用好权力这柄“双刃剑”
“道”在古代有许多含义，总体指领导者的管理指导思想，具体包括管理目标、方向、原则、方法、道路以至道德原则等内容。领导者应当尊崇“道”，以道为心来修身治国，否则将身亡国灭。“道”在历史上是具有具体阶级性和历史性的，在孔子看来，“道”的核心是“爱人”以及是否顺民心，这是他和先秦儒家判断领导者是否得道的重要标准，也是他们管理思想中具有民本精神的表现。后世儒家，特别是到荀子所处的时代，各诸侯国都面临存亡绝续的境遇，这时领导者自身素养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因为它直接关系自身的安危和国家的存亡。故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领导者应当以道为心，加强自身修养的论述，他指出领导者处于“利势”，即居于最利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为利器，犹如一把“利剑”，如果依据“道”去把握，就可能“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9]诚然修身治国之道，是成就美德荣誉的本源。孔子经常以上古时代的五帝为例，正面阐述从政者要重德修身的成效。例如：他曾论及帝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四海之内，舟舆所及，莫不夷说”，这是因为他“富而不骄，贵而能降”，谨言慎行，从不做违背道德的事情，故能享誉千年。[10]
“利剑”往往是双刃的，如果不修德，则其危害也将十分严重，即“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11]，偏离“道”的要求去进行领导和管理，将十分危险，不仅自己不能享誉千年，而且背负的将是沉重的“大累”，甚至陷入身亡国灭的地步，更遑论“垂拱而治”。如果不具备治国的素养，那么有权还不如无权，到国家危难关头，想求得普通百姓的命運都不能了。荀子以身亡国灭的齐湣王和宋康王为例说，他们虽都曾居于统治天下的“利势”，却由于没有遵循“道”来修身治国，结果都死于非命，“不能自安也”。要想“自安”，必须遵道而行，荀子郑重告诫国家的最高决策人：“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12]领导者不可不以道为心，不可不重德。须知，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何用权，不可不慎之又慎。这些论述对于身居高位的领导者，无疑是极好的警示。
—领导者需正身垂范，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孔子曾多次奉劝统治者，治国理政必须奉行正道，进德修身，他曾指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3]面对众多统治者贪婪凶残的状况，孔子着重强调领导者必须正身垂范，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4]又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5]这是针砭当时有些统治者只知道规定法令，自身却不遵守，结果法令形同虚设，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乱政局面。这句话既指出正其身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可以促进政令的推行，同时又指出不正其身则政令无法推行的严重性。孔子将正身修德同施政的效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非常重视培养有德行的统治人才，并将对当权者的德行劝教，同样视为是从政。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改变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况，孔子的教诲，对每一个身负领导职责的人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3][4][5][13][14][1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王胜元.孔子家语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7][8][10] 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
[9][11][12] 楼宇烈.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政者，正也”
—正身以示下依然是最重要的政治
孔子认为“政”的定义就是一个“正”字，这是孔子对政治独特的诠释。当时的鲁国权臣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此句意在告诫季康子应当正身为表率，引领社会风气的好转，着重强调了领导者正人必先正己的道理。孔子所说的“正”，放到当时的语境中理解，主要是指从政者正身以示下的德行之“正”，认为这就是政治。这是对“政治”所做的道德化的诠释，属于道德至上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包括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国家以及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政治地位以及相互间政治关系等内容，绝不仅仅是领导者的道德素养。[2]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孔子的认识还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些经济问题也会转化为政治问题，如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均而导致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领导者严重贪污腐化行为等等。因此，社会的道德风气往往是衡量治国理政成效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谓“政者，正也”！
孔子曾一针见血地指斥统治者的贪腐是造成社会风气恶化的重要原因。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防患偷盗之风，孔子答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只要身居上位的人不贪欲，老百姓就不会去偷盗，即使悬赏盗窃，老百姓耻于贪婪也不会去偷盗的。[3]季康子又问孔子，如果说用杀无道之人的办法，是不是就可以使民众就于有道之途呢？孔子立即予以制止说，为政哪里需要采用杀伐的手段啊，只要一心向善，民众就自然会跟着向善的。领导者的德行犹如是风，居于下位民众的道德行为就像小草，风在草上吹过，草必定跟着风向倒，孔子此番言论揭示了领导者自身修养对民众影响的必然性。[4]“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5]孔子告诫统治者，其自身的修养不仅影响一国的风气，关乎国家的人心向背，甚至具有国际影响力，不可不慎之又慎！
“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
—“治己”修身之方与“治人”管理之道相通
在孔子看来，领导与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修身即为“治己”，是对自身的“管理”，它与“治人”及治天下的道理是相通的，是“推己及人”之道在领导与管理上的应用。孔子曾举周文王为例，认为周文王有王季这样明智的父亲，太任这样贤惠的母亲，太姒这样聪慧的妃子，又生了武王、周公这样得力的儿子，说明文王治家有方，是其修身有成的重要表现；他还举用了像太巅、闳夭这样的贤臣，如此修身有道，是文王能够使“小邦周”崛起的根本原因。周武王也是先修自身，再去治天下，他一行动，天下就大治了。总之，统治者“其本美矣”，即“治己”有成，就必定“万民皆治”。周公正是“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他修己“诚至矣！”[6]
孔子所阐述的“治己”与“治人”相通的依据，是他的“天人观”。孔子曾经告诫鲁哀公，只有“成其身”，才能“安其土”。怎么才能“成身”？孔子对曰：“夫其行己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合天道也。”[7]哀公进一步追问，君子为何要尊崇天道呢？孔子曰：“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8]言外之意是指统治者应当像天道那样日新其德，使自己的统治如自然天成一样。自己修养成功，再发扬光大惠泽天下，这就是依照“天道”来治国了。思孟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形成领导力的教诲，故《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是从修己与治人一致性的角度论述了应当修身为本的道理。《礼记·大学》中明确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则包括“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并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
“修道则安，失道则危”
—领导者要用好权力这柄“双刃剑”
“道”在古代有许多含义，总体指领导者的管理指导思想，具体包括管理目标、方向、原则、方法、道路以至道德原则等内容。领导者应当尊崇“道”，以道为心来修身治国，否则将身亡国灭。“道”在历史上是具有具体阶级性和历史性的，在孔子看来，“道”的核心是“爱人”以及是否顺民心，这是他和先秦儒家判断领导者是否得道的重要标准，也是他们管理思想中具有民本精神的表现。后世儒家，特别是到荀子所处的时代，各诸侯国都面临存亡绝续的境遇，这时领导者自身素养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因为它直接关系自身的安危和国家的存亡。故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领导者应当以道为心，加强自身修养的论述，他指出领导者处于“利势”，即居于最利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为利器，犹如一把“利剑”，如果依据“道”去把握，就可能“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9]诚然修身治国之道，是成就美德荣誉的本源。孔子经常以上古时代的五帝为例，正面阐述从政者要重德修身的成效。例如：他曾论及帝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四海之内，舟舆所及，莫不夷说”，这是因为他“富而不骄，贵而能降”，谨言慎行，从不做违背道德的事情，故能享誉千年。[10]
“利剑”往往是双刃的，如果不修德，则其危害也将十分严重，即“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11]，偏离“道”的要求去进行领导和管理，将十分危险，不仅自己不能享誉千年，而且背负的将是沉重的“大累”，甚至陷入身亡国灭的地步，更遑论“垂拱而治”。如果不具备治国的素养，那么有权还不如无权，到国家危难关头，想求得普通百姓的命運都不能了。荀子以身亡国灭的齐湣王和宋康王为例说，他们虽都曾居于统治天下的“利势”，却由于没有遵循“道”来修身治国，结果都死于非命，“不能自安也”。要想“自安”，必须遵道而行，荀子郑重告诫国家的最高决策人：“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12]领导者不可不以道为心，不可不重德。须知，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何用权，不可不慎之又慎。这些论述对于身居高位的领导者，无疑是极好的警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领导者需正身垂范，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孔子曾多次奉劝统治者，治国理政必须奉行正道，进德修身，他曾指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3]面对众多统治者贪婪凶残的状况，孔子着重强调领导者必须正身垂范，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4]又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5]这是针砭当时有些统治者只知道规定法令，自身却不遵守，结果法令形同虚设，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乱政局面。这句话既指出正其身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可以促进政令的推行，同时又指出不正其身则政令无法推行的严重性。孔子将正身修德同施政的效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非常重视培养有德行的统治人才，并将对当权者的德行劝教，同样视为是从政。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改变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况，孔子的教诲，对每一个身负领导职责的人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3][4][5][13][14][1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王胜元.孔子家语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7][8][10] 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
[9][11][12] 楼宇烈.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