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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理论的引导上回顾中国诗化小说的历史进程，追溯其渊源，主要从我国传统小说叙述规范孕育着突破的因子、五四时代的文化思潮、小说自身发展的内部机制以及西方小说文体的变革等方面进行论述和阐释。从创作实践上考察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发展状况，结合经典文本给予总体阐释。从当下意义指出诗化小说促进当今人们审美艺术的愉悦和精神的提升，为人们浮躁的心灵注入了平淡和消解，也为未来美好生活的设想提供了一种理想和谐的方式。
关键词：源流；理论；创作；审美；精神
在中国的小说发展史中，虽然古代传统小说也多多少少孕育了诗的成分，但由于那时的小说只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还没有被人们承认和接受，“小说基本上都是作为‘小道’而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诗歌、散文才是文学的主流和正宗。”［1］它作为文学的一种独立文体，是在二十世纪初文学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在倡导“小说界革命”中，曾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曾强调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2］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小说才获得了“文学”的资格，到了现代，小说才真正确立了它在文学中正统地位，并成为当时时代的急先锋，而诗化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文体形式真正存在，可以说从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开始，经现代作家废名的精心营造，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后沈从文、汪曾祺、何立伟等作家继承和发扬，在当代仍然作为小说的一种艺术潜流存在发展，可谓是源远流长。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必要对诗化小说这一文体形式进行回眸和追源，以使能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学长河中更好地发展，也为当今繁忙的人们在精神上有所陶冶，也为未来美好生活的设想提供了一种理想和谐的方式。本文站在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下，拟从理论先导和创作实绩两方面，对中国诗化小说进行溯源和梳理，也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其所具有的当下意义，以便从中汲取艺术精神的营养。
一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长期的创作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故事、人物、环境为核心要素的叙述规范。叙事被认为是建构小说的主要手段，时空顺序、因果关系等形成了小说模式化的结构体制。在我国，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并没有与诗天然的绝缘，五四以前许多传统小说就蕴含有诗的成分，像唐传奇、明拟话本《剪灯新语》、清小说《聊斋志异》、《浮生六记》、《红楼梦》等，这些作品都有诗情的抒发、诗意的创造。但这些传统小说的诗情抒发、诗意创造是小说家在没有文体创新意识的情况下不自觉的追求，是自然的流露，诗的艺术特点没有真正地融进小说之中，犹如水中油花浮在水面，成为了一种浮游物。尽管如此，传统小说还是有了突破规范的因子存在。
五四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又是充满蓬勃创造精神的时代。而此时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美学理论，各种流派和风格的文学作品又大量输入我国，个性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具有敏锐洞察力和感受力的小说家为了强调创作的主体意识，渲泄自己丰富复杂的情感，在进行创作时不再墨守传统小说的叙述规范，把传统抒情诗文的表现形式渗透到了创作之中。当然，
渗透的不仅是方式，积淀在作家深层意识中的传统文化也自然地融入了小说之中，因为儒释道文化对他们幻想超脱现实又不能超脱的两难处境起到了一定的化解作用。而他们对现实乞求精神超越本身又是充满诗意和想象的。
现代小说在五四时期刚刚崛起，还未形成一定规范，一些小说家受新思潮与自身思想解放、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打破了诗、散文、戏剧、小说森严的界限，所以五四时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几种文体大融合的局面。本来不同艺术门类的审美要素在本质上就有相通的一面，比如诗中的意象可以在小说中孕育和拓展，小说强化了意象，在文体风格上呈现出诗情诗意。《石头记》中的“石头”和鲁迅小说中的“头发”意象，都具有诗的涵永，由此生发出无限的联想和象征。诗、散文与戏剧、小说是抒情和叙事的两翼，终于在五四时比翼齐飞又你我不分，开创了一个迥异传统的文体新局面。
此时，20世纪西方小说领域内所发生的美学变革又给这些作家提供了精神鼓舞和文体创新模式。其实，诗化小说体式早在法国象征主义运动中就已经产生。象征主义诗人古尔蒙在19世纪末期就提出：“小说是一首诗篇，不是诗歌的小说并不存在。”［3］从此，作为融合小说的叙述方式与诗意方式的诗化小说在西方小说史上就开始存在，并且一直绵延不绝。如屠格涅夫的小说《猎人笔记》通过对大自然进行诗意盎然的精细摹写，传达出大自然生气勃勃的诗意境界；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评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说它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诗，更不如说是一部散文诗集；科罗琏珂“使诗与小说也几乎合而为一”，库普林的小说《晚间的来客》表明了小说不仅可以叙事写景，而且也可以抒情。因此西方诗化小说文体形式的出现表明西方作家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小说既定规范的局限性，开始探索多样化的小说文体形式。在我国早在1920年，周作人就曾指出：“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17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4］既然这种传统小说“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那么这就暗示作家在进行创作时要更新观念，创造出有别于这种传统小说体式的新体式。此后周作人又领一代风骚，最早提出了“抒情诗的小说”的概念，反映了小说与诗的艺术形式融合的倾向。周作人为中国现代小说新类型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由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诗化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在我国应运而生，从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如作家鲁迅、废名、沈从文、芦焚、萧乾、孙犁、汪曾祺、何立伟等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废名、汪曾祺为诗化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以下对个案作品给予重点观照和解读，透视创作实绩，以便梳理出诗化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发展脉络。
二
在创作实践上，我国的诗化小说从艺术溯源可以追溯到鲁迅的小说创作，如鲁迅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伤逝》，作为鲁迅惟一的一部描写男女爱情婚姻的小说，不仅作品思想内容意蕴深刻，而且其中的诗意化韵味渗透作品中，给读者更深刻的启示和启迪。作品采取第一人称的方式，对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婚姻进行了整体回顾，以主人公涓生的切身体验和感受表达了在五四落潮后男女青年在爱情上的无畏追求，然而当初的勇敢和无畏使两人走在了一起，但困境的生活终究使二人的婚姻走向了破裂。涓生在子君死后的无尽的忏悔和自责，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语言也极具抒情。可以说整部小说是以涓生的悔恨、痛苦等为基调，以涓生的情绪的变化作为结构此篇小说的主要因素。正如有评论说：“《伤逝》也可被视为新文学初期较早的‘诗化小说’”。［5］《故乡》、《社戏》、《鸭的喜剧》等都是充满诗意的，这些小说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实践的诗化小说，虽然鲁迅最早在我国现代小说中实践了这一文体形式，但并没有把这一文体的艺术真正在其创作中表现成熟，只是开创了实践创作的先河。
鲁迅之后，废名可以说是诗化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家和集大成者，在他这里，小说、诗歌的艺术得到了有机融合。废名堪称是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真正鼻祖，他的小说体式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文体，追求心灵自由的抒发，在小说中融入了诗的成分，呈现出诗化小说新体式。诗化小说，又称为抒情诗小说或抒情小说，它们都强调了小说的抒情性和诗意特征。这种新体式是废名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有意的尝试与实验，是他对现实进行精神超越和他的“文学是梦”文学观的体现，具有一定开创性、前卫性。废名的小说突破既定的传统小说文体形式的约束，以自己的感知体验方式、审美追求、气质特征，精神超越，文学观等来体现，创造了最富于个人特色的独特的诗化小说体式，并且对这一文体形式作了可能性的探索，取得了骄人的实绩。其实他早期小说《竹林的故事》、《桃园》就已初步呈现出诗化小说的文体特征：叙事表现出散淡性，语言上呈现出诗意，结构上呈现出“风景画集成”式，并且极注重意境的营造，这曾被周作人称为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具有“含蓄的古典趣味”［6］。废名开始在创作上实践诗化小说体式，并逐步把这种小说体式发展到了极致，使诗化小说达到了一种顶峰，最终产生了诗化小说的代表《桥》，是他历经十年时间创作的，被朱光潜称为“破天荒”的作品。文中充满了镜花水月的幻美色彩，它的乌托邦般的田牧歌情调是通过对女儿国、儿童乐园、乡土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世界等几个层面的诗性观照体现的，最终使小说生成为一个东方理想国的象征图式。［7］在技巧上，《桥》运用了“唐人写绝句”的手法。废名用诗的方法来写小说，正如他自己曾说：“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8］他有意地运用“唐人绝句”的方式来写小说，把诗和小说有机地结合，使其小说偏离传统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结构紧凑等因素构成的稳定坐标。他的小说文本是通过人物、景物的情趣，人物意念的波流去传达某种生活，营造某种意境，让人们感到一种美好的人景合一的景象，分不清是以景物表现人物还是以人物点缀景物，一切显的那么诗意化。长篇小说《桥》叙述的是主人公小林、琴子、细竹三人之间的感情故事，但从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出他们各自为感情所伤感，也没有传统小说所呈现的缠绵悱恻，他们的情感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平淡，他们在一起尽情玩耍、嬉笑，尽显少年的纯真、自然和欢快，尽管小林、琴子“是两个孤儿”，人生的悲哀和伤感作者有意在他们身上给与消解和淡化。“琴子过桥，看水……与水并是流——桥上她的笑貌。”不仅如此，废名还突破了传统小说叙述模式中恪守时空顺序的逻辑，尤其打破了我国古代小说顺时叙述的成规，运用故事中人物的思想去联接与组合不同的时空，可以说，废名的小说文体革新在当时给人一种陌生感，并以陌生化的体式增加着艺术的价值和活力，逐渐成为他小说文体的一种审美显示方式，启发和影响了同时代以及以后的作家在创作上的文体表现，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体式的多样化发展。
此后，废名的诗化小说影响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承续。著名作家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使这种文体形式得以继承和发展，并且到了沈从文这里，诗化色彩不仅从人物身上、景物体现，而且也从作品风格等方面得到统一呈现。《边城》讲述了湘西边城里的人们的和谐和对生命命运的幻美畅想，同时也展示了老年人的思想痼结和青年人的爱情悲剧。小说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可谓是天然纯美，景色诱人，如山水依傍，竹翠透人等。作品展现了自然、健康、优美的理想生命形式，即便结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也令人深思和幻想。整篇作品始终洋溢着一种浓浓的诗意意境，诗意葱茏的自然风光，天真、单纯、可爱的翠翠，浓厚的“牧歌”式的乡土抒情格调，等等，使读者犹如在世外桃源一样享受着人性的美好，自然的本真，和谐的氛围。其后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展示了战争背景下的人们生活和对和平的渴望，同时也展示女性对家庭的支持和对家人抗战的积极配合以及困境之下的智慧头脑，文本中女性的柔性和刚性的统一融合在普通农村女性身上，尤其是女性的内心柔美和纯净随处可见，可以说孙犁小说的诗化意境浓郁，洋溢着纯美和谐的人性世界。
现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也深受废名小说的影响，他本人曾说：“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9］代表作《受戒》是作者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讲述了一对年轻人小英子和明子的天真无邪纯净质朴，在他们的思想里自由、平等、地位、阶级、身份等没有明显的区别，有的只是心灵的自然释放，代际间的尊敬，他们的爱情也是自然的、水到渠成，没有轰轰列列，也没有缠缠绵绵，有的只是感情的自然流露，一切都显得自然，作为和尚的各种戒规在这部作品中也不存在，他们与凡人的生活也没大区别，除了和尚这个职业应该做的事，如念经、打坐等。整篇作品充满了浓浓的人性人情味，和尚们的生活令人羡慕，逍遥自在，随心所欲，诗性的语言传达给了读者无尽的韵味，优美的和谐的环境，人们犹如生活在乌托邦社会里。正如作者在《晚翠文谈》中所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异秉》《大淖纪事》《故里三陈》等作品，也都以诗化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展示了主要人物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自己对生活的倾诉，寄托了作者对健康自由生命力的礼赞和和谐美好人性的向往。汪曾祺在为何立伟《小城无故事》小说集作序时曾指出，“我觉得立伟的小说与废名早期小说有些相通“，何立伟本人也曾说”“发觉我与他（废名）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颇接近，便极喜
欢。”［10］其小说中的诗化也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在张承志、贾平凹等作家的小说文本中，把诗的成分融入到作品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可见，诗化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在当代文坛上的承续和发展，虽然它并不是小说文学形式的主要呈现者，但随着当今社会的迅猛发展，文学生态环境的多元化，人们在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中，为调节身心的平衡，在慰藉心灵时必将取向诗意化的陶冶情操的文学作品，而诗化小说正好迎合人们的这种内心需求和渴望。
从当下来看，诗化小说具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它使当今物欲横流、消费文化社会中的人们在艺术和精神上都得到了升华，促进了审美艺术的愉悦和精神的提升，为浮躁的心灵注入了平淡和消解，也为未来美好生活的设想提供了一种理想和谐的方式，昭示人们的前进方向，共建和谐大家庭、大社会。并且当下的文学生态环境也适宜它的生长和发展，随着人们生存激烈的竞争和自由的艺术精神的内在追求，这一小说文体形式的作用也将日益凸显。正如汪曾祺先生谈到小说风格时所说：“废名的影响并未消失，它象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汩汩地流到地面上来的。”［11］相信废名及其所探索的中国诗化小说在当今的影响和价值，我们翘盼这“一天”的到来。
［参考文献］
［1］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3.
［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7.
［3］20世纪法国小说史［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37.
［4］周作人译.《晚间的来客》译后记［J］.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4-1.
［5］叶立文.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导读［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13.
［6］周作人.《桃园》跋［M］.知堂序跋.长沙：岳麓书社,1987:302.
［7］吴晓东.镜花水月的世界——废名《桥》的诗学研读［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8］废名.废名小说选•序［C］.废名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9］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6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5.
［10］汪曾祺.何立伟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序［C］.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127.
［11］汪曾祺.谈风格［J］.文学月报,1984，(6).
关键词：源流；理论；创作；审美；精神
在中国的小说发展史中，虽然古代传统小说也多多少少孕育了诗的成分，但由于那时的小说只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还没有被人们承认和接受，“小说基本上都是作为‘小道’而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诗歌、散文才是文学的主流和正宗。”［1］它作为文学的一种独立文体，是在二十世纪初文学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在倡导“小说界革命”中，曾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曾强调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2］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小说才获得了“文学”的资格，到了现代，小说才真正确立了它在文学中正统地位，并成为当时时代的急先锋，而诗化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文体形式真正存在，可以说从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开始，经现代作家废名的精心营造，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后沈从文、汪曾祺、何立伟等作家继承和发扬，在当代仍然作为小说的一种艺术潜流存在发展，可谓是源远流长。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必要对诗化小说这一文体形式进行回眸和追源，以使能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学长河中更好地发展，也为当今繁忙的人们在精神上有所陶冶，也为未来美好生活的设想提供了一种理想和谐的方式。本文站在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下，拟从理论先导和创作实绩两方面，对中国诗化小说进行溯源和梳理，也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其所具有的当下意义，以便从中汲取艺术精神的营养。
一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长期的创作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故事、人物、环境为核心要素的叙述规范。叙事被认为是建构小说的主要手段，时空顺序、因果关系等形成了小说模式化的结构体制。在我国，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并没有与诗天然的绝缘，五四以前许多传统小说就蕴含有诗的成分，像唐传奇、明拟话本《剪灯新语》、清小说《聊斋志异》、《浮生六记》、《红楼梦》等，这些作品都有诗情的抒发、诗意的创造。但这些传统小说的诗情抒发、诗意创造是小说家在没有文体创新意识的情况下不自觉的追求，是自然的流露，诗的艺术特点没有真正地融进小说之中，犹如水中油花浮在水面，成为了一种浮游物。尽管如此，传统小说还是有了突破规范的因子存在。
五四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又是充满蓬勃创造精神的时代。而此时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美学理论，各种流派和风格的文学作品又大量输入我国，个性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具有敏锐洞察力和感受力的小说家为了强调创作的主体意识，渲泄自己丰富复杂的情感，在进行创作时不再墨守传统小说的叙述规范，把传统抒情诗文的表现形式渗透到了创作之中。当然，
渗透的不仅是方式，积淀在作家深层意识中的传统文化也自然地融入了小说之中，因为儒释道文化对他们幻想超脱现实又不能超脱的两难处境起到了一定的化解作用。而他们对现实乞求精神超越本身又是充满诗意和想象的。
现代小说在五四时期刚刚崛起，还未形成一定规范，一些小说家受新思潮与自身思想解放、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打破了诗、散文、戏剧、小说森严的界限，所以五四时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几种文体大融合的局面。本来不同艺术门类的审美要素在本质上就有相通的一面，比如诗中的意象可以在小说中孕育和拓展，小说强化了意象，在文体风格上呈现出诗情诗意。《石头记》中的“石头”和鲁迅小说中的“头发”意象，都具有诗的涵永，由此生发出无限的联想和象征。诗、散文与戏剧、小说是抒情和叙事的两翼，终于在五四时比翼齐飞又你我不分，开创了一个迥异传统的文体新局面。
此时，20世纪西方小说领域内所发生的美学变革又给这些作家提供了精神鼓舞和文体创新模式。其实，诗化小说体式早在法国象征主义运动中就已经产生。象征主义诗人古尔蒙在19世纪末期就提出：“小说是一首诗篇，不是诗歌的小说并不存在。”［3］从此，作为融合小说的叙述方式与诗意方式的诗化小说在西方小说史上就开始存在，并且一直绵延不绝。如屠格涅夫的小说《猎人笔记》通过对大自然进行诗意盎然的精细摹写，传达出大自然生气勃勃的诗意境界；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评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说它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诗，更不如说是一部散文诗集；科罗琏珂“使诗与小说也几乎合而为一”，库普林的小说《晚间的来客》表明了小说不仅可以叙事写景，而且也可以抒情。因此西方诗化小说文体形式的出现表明西方作家已经意识到了传统小说既定规范的局限性，开始探索多样化的小说文体形式。在我国早在1920年，周作人就曾指出：“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17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4］既然这种传统小说“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那么这就暗示作家在进行创作时要更新观念，创造出有别于这种传统小说体式的新体式。此后周作人又领一代风骚，最早提出了“抒情诗的小说”的概念，反映了小说与诗的艺术形式融合的倾向。周作人为中国现代小说新类型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由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诗化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在我国应运而生，从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如作家鲁迅、废名、沈从文、芦焚、萧乾、孙犁、汪曾祺、何立伟等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废名、汪曾祺为诗化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以下对个案作品给予重点观照和解读，透视创作实绩，以便梳理出诗化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发展脉络。
二
在创作实践上，我国的诗化小说从艺术溯源可以追溯到鲁迅的小说创作，如鲁迅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伤逝》，作为鲁迅惟一的一部描写男女爱情婚姻的小说，不仅作品思想内容意蕴深刻，而且其中的诗意化韵味渗透作品中，给读者更深刻的启示和启迪。作品采取第一人称的方式，对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婚姻进行了整体回顾，以主人公涓生的切身体验和感受表达了在五四落潮后男女青年在爱情上的无畏追求，然而当初的勇敢和无畏使两人走在了一起，但困境的生活终究使二人的婚姻走向了破裂。涓生在子君死后的无尽的忏悔和自责，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语言也极具抒情。可以说整部小说是以涓生的悔恨、痛苦等为基调，以涓生的情绪的变化作为结构此篇小说的主要因素。正如有评论说：“《伤逝》也可被视为新文学初期较早的‘诗化小说’”。［5］《故乡》、《社戏》、《鸭的喜剧》等都是充满诗意的，这些小说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实践的诗化小说，虽然鲁迅最早在我国现代小说中实践了这一文体形式，但并没有把这一文体的艺术真正在其创作中表现成熟，只是开创了实践创作的先河。
鲁迅之后，废名可以说是诗化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家和集大成者，在他这里，小说、诗歌的艺术得到了有机融合。废名堪称是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真正鼻祖，他的小说体式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文体，追求心灵自由的抒发，在小说中融入了诗的成分，呈现出诗化小说新体式。诗化小说，又称为抒情诗小说或抒情小说，它们都强调了小说的抒情性和诗意特征。这种新体式是废名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有意的尝试与实验，是他对现实进行精神超越和他的“文学是梦”文学观的体现，具有一定开创性、前卫性。废名的小说突破既定的传统小说文体形式的约束，以自己的感知体验方式、审美追求、气质特征，精神超越，文学观等来体现，创造了最富于个人特色的独特的诗化小说体式，并且对这一文体形式作了可能性的探索，取得了骄人的实绩。其实他早期小说《竹林的故事》、《桃园》就已初步呈现出诗化小说的文体特征：叙事表现出散淡性，语言上呈现出诗意，结构上呈现出“风景画集成”式，并且极注重意境的营造，这曾被周作人称为是“所梦想的幻景的写象”，具有“含蓄的古典趣味”［6］。废名开始在创作上实践诗化小说体式，并逐步把这种小说体式发展到了极致，使诗化小说达到了一种顶峰，最终产生了诗化小说的代表《桥》，是他历经十年时间创作的，被朱光潜称为“破天荒”的作品。文中充满了镜花水月的幻美色彩，它的乌托邦般的田牧歌情调是通过对女儿国、儿童乐园、乡土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世界等几个层面的诗性观照体现的，最终使小说生成为一个东方理想国的象征图式。［7］在技巧上，《桥》运用了“唐人写绝句”的手法。废名用诗的方法来写小说，正如他自己曾说：“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8］他有意地运用“唐人绝句”的方式来写小说，把诗和小说有机地结合，使其小说偏离传统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结构紧凑等因素构成的稳定坐标。他的小说文本是通过人物、景物的情趣，人物意念的波流去传达某种生活，营造某种意境，让人们感到一种美好的人景合一的景象，分不清是以景物表现人物还是以人物点缀景物，一切显的那么诗意化。长篇小说《桥》叙述的是主人公小林、琴子、细竹三人之间的感情故事，但从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出他们各自为感情所伤感，也没有传统小说所呈现的缠绵悱恻，他们的情感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平淡，他们在一起尽情玩耍、嬉笑，尽显少年的纯真、自然和欢快，尽管小林、琴子“是两个孤儿”，人生的悲哀和伤感作者有意在他们身上给与消解和淡化。“琴子过桥，看水……与水并是流——桥上她的笑貌。”不仅如此，废名还突破了传统小说叙述模式中恪守时空顺序的逻辑，尤其打破了我国古代小说顺时叙述的成规，运用故事中人物的思想去联接与组合不同的时空，可以说，废名的小说文体革新在当时给人一种陌生感，并以陌生化的体式增加着艺术的价值和活力，逐渐成为他小说文体的一种审美显示方式，启发和影响了同时代以及以后的作家在创作上的文体表现，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体式的多样化发展。
此后，废名的诗化小说影响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承续。著名作家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使这种文体形式得以继承和发展，并且到了沈从文这里，诗化色彩不仅从人物身上、景物体现，而且也从作品风格等方面得到统一呈现。《边城》讲述了湘西边城里的人们的和谐和对生命命运的幻美畅想，同时也展示了老年人的思想痼结和青年人的爱情悲剧。小说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可谓是天然纯美，景色诱人，如山水依傍，竹翠透人等。作品展现了自然、健康、优美的理想生命形式，即便结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也令人深思和幻想。整篇作品始终洋溢着一种浓浓的诗意意境，诗意葱茏的自然风光，天真、单纯、可爱的翠翠，浓厚的“牧歌”式的乡土抒情格调，等等，使读者犹如在世外桃源一样享受着人性的美好，自然的本真，和谐的氛围。其后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展示了战争背景下的人们生活和对和平的渴望，同时也展示女性对家庭的支持和对家人抗战的积极配合以及困境之下的智慧头脑，文本中女性的柔性和刚性的统一融合在普通农村女性身上，尤其是女性的内心柔美和纯净随处可见，可以说孙犁小说的诗化意境浓郁，洋溢着纯美和谐的人性世界。
现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也深受废名小说的影响，他本人曾说：“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9］代表作《受戒》是作者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讲述了一对年轻人小英子和明子的天真无邪纯净质朴，在他们的思想里自由、平等、地位、阶级、身份等没有明显的区别，有的只是心灵的自然释放，代际间的尊敬，他们的爱情也是自然的、水到渠成，没有轰轰列列，也没有缠缠绵绵，有的只是感情的自然流露，一切都显得自然，作为和尚的各种戒规在这部作品中也不存在，他们与凡人的生活也没大区别，除了和尚这个职业应该做的事，如念经、打坐等。整篇作品充满了浓浓的人性人情味，和尚们的生活令人羡慕，逍遥自在，随心所欲，诗性的语言传达给了读者无尽的韵味，优美的和谐的环境，人们犹如生活在乌托邦社会里。正如作者在《晚翠文谈》中所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异秉》《大淖纪事》《故里三陈》等作品，也都以诗化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展示了主要人物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自己对生活的倾诉，寄托了作者对健康自由生命力的礼赞和和谐美好人性的向往。汪曾祺在为何立伟《小城无故事》小说集作序时曾指出，“我觉得立伟的小说与废名早期小说有些相通“，何立伟本人也曾说”“发觉我与他（废名）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颇接近，便极喜
欢。”［10］其小说中的诗化也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在张承志、贾平凹等作家的小说文本中，把诗的成分融入到作品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可见，诗化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在当代文坛上的承续和发展，虽然它并不是小说文学形式的主要呈现者，但随着当今社会的迅猛发展，文学生态环境的多元化，人们在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中，为调节身心的平衡，在慰藉心灵时必将取向诗意化的陶冶情操的文学作品，而诗化小说正好迎合人们的这种内心需求和渴望。
从当下来看，诗化小说具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它使当今物欲横流、消费文化社会中的人们在艺术和精神上都得到了升华，促进了审美艺术的愉悦和精神的提升，为浮躁的心灵注入了平淡和消解，也为未来美好生活的设想提供了一种理想和谐的方式，昭示人们的前进方向，共建和谐大家庭、大社会。并且当下的文学生态环境也适宜它的生长和发展，随着人们生存激烈的竞争和自由的艺术精神的内在追求，这一小说文体形式的作用也将日益凸显。正如汪曾祺先生谈到小说风格时所说：“废名的影响并未消失，它象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汩汩地流到地面上来的。”［11］相信废名及其所探索的中国诗化小说在当今的影响和价值，我们翘盼这“一天”的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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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废名.废名小说选•序［C］.废名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9］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6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5.
［10］汪曾祺.何立伟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序［C］.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127.
［11］汪曾祺.谈风格［J］.文学月报,19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