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出生于山西省永济县，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同八路军在山西开辟创建了太行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刘邓大军南下开辟新区，为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中南局、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华北局、北京市委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李雪峰的一生中，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年代，他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光荣革命传统。
　　一
　　1947年11月，李雪峰率南下干部从太行山出发，进军大别山，与先期抵达的刘伯承、邓小平所率大军会合，开辟中原新区。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李雪峰任第三副书记，主要负责新区工作。
　　其时正是中原局最为艰苦的时候。敌人大军压境，战斗频繁，解放军千里跃进，远离后方，补给困难。想要在新区站稳脚跟，土地问题急待解决。这时，中央正好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都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大别山区也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这一运动。
　　土改一开始，一些干部有急躁情绪，想一步就完成土地改革，急于搬用老解放区平分土地的作法，普遍开仓济贫、分浮财、分土地。但是，当时广大群众对于土地改革既缺少思想准备，又无组织准备。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是剿匪、合理负担与清算恶霸。对于广大群众的这些要求和反映，当地的干部没有认真地体会，缺乏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观念。在新区，实行走马点火，急性土改，乱打乱杀，结果伤害了中农，破坏了工商业，造成不良后果。等到解放军一走，贫雇农害怕地富报复，又把斗争果实还给地富，贫雇农并没有得到好处，而且阶级斗争骤然激化，地富阶级拼命反抗，社会动荡不安。陈毅曾用打油诗来形容急性土改的危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初割犹有豆，再割抱蔓归。”
　　李雪峰在行军途中对这种情况有所察觉，但初到新区，对其状况不很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雪峰牢记毛泽东的这一教导。为了尽快掌握中原地区农村的具体情况，李雪峰不顾战斗还在进行中的危险，深入到淮西等一些地区，调查研究新区斗争策略和农民运动。在调查中，李雪峰发现，土改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在分浮财中，贫雇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大部分果实落到流氓、地痞、地主狗腿子手中，不仅造成了新的贫富分化，而且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群众很不满意。有的贫苦农民担心解放军站不稳，怕遭报复，表面接受了土地，暗地却向地主赔礼道歉；白天分田，夜晚又偷偷地把地契送还地主。此外，在土改中破坏工商业，没收小商人财产，乱抓人、乱杀人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影响了群众的生活。所有这些结果，都同当初新区土改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给工作带来巨大损失。
　　通过调查研究，李雪峰认为，新解放区与老解放区比较，土改条件还有不成熟的几个方面：环境尚未安定，敌人的残余武装力量还未肃清，土匪、恶霸猖獗，干部被杀的事件频频发生，革命秩序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新区广大农民因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和国民党的宣传，觉悟程度一般比较低，存在着“贫穷是由于命运”“分土地是取分外之财”等错误观点，加之共产党在大别山曾四进四出，群众疑虑甚多，对于土地斗争缺乏精神准备；由于新区发展得很快，党的武装力量和干部力量还不足以在各个农村同时展开深入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机械地搬用老解放区的那一套办法来领导大别山新区的土改运动，就犯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
　　他认为，广大新区农民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必须满足，土地改革必须进行，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动摇。但在大别山这样的新区，土地改革的环境条件和群众、干部条件都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稳定，可以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再进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这样做要稳妥得多。
　　李雪峰向邓小平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邓小平深以为是，在行军途中两次给毛泽东写报告，实事求是地谈到了大别山在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在大别山应暂时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毛泽东复电同意，明确了在新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中原局立即下发通知，停止土改，改为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很快制止了在新区照搬老区经验、推行“大轰大嗡、急性土改”的错误。随后，李雪峰等从大别山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中央的方针，制订出更加符合大别山斗争特点的具体政策，提出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公粮合理负担以及“利用保甲长”等新区开展工作的方法，保证中央的土地政策真正得以贯彻，为人民解放军在新区站稳脚跟打下了稳固基础。
　　二
　　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战争向着国民党统治地区迅猛发展。中原地区全部解放后，中央决定在中原局的基础上，建立华中局（后改为中南局），辖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六省和武汉市。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李雪峰为常委、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长。林彪主要在前线指挥部队，罗荣桓始终未到任，华中局的全面工作主要由邓子恢负责，李雪峰则成为邓子恢的主要助手。
　　李雪峰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加班加点。这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开始困扰李雪峰，这就是新区工作重心问题。
　　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总揽全局，从战略高度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依靠工人阶级，进行工业化建设。同时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在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东北、华北等很多地区都把工作重心很快转到了城市。
　　李雪峰是北方人，又长期在北方工作，对南方地区了解不全面，为了更好地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一路南下，一路调查研究。他深入城市的街道工厂，农村的田间地头，直接听取群众意见，了解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和居民、农民的生活情况，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在调查研究中，李雪峰把华中的城市和农村情况与东北、华北进行了比较，认为，东北和华北目前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乡村的反封建斗争，大城市人口及工业的比重又均较大，转向以城市为中心问题不大。而华中地区则不一样：华中城市人口比重不大。各城市除武汉、广州等地较有工业基础外，一般城市均系商业为主的消费城市，工业占的比重很小。而且仅有的一些工业对农业的依赖性很大，它依赖于农业生产的配合，依赖于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华中广大农村不但人口众多，而且土地肥沃，工业生产原料丰富，如果华中各省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组织农产品入城与出口，将会带动全国各大城市工业的发展。而当时华中区农村的情况是，战争刚刚结束，土改尚未完成，土匪、反动会道门猖獗，农民生活困难，情况极不稳定。这导致了粮食与工业原料缺乏，又引发了几乎所有城市物价的上涨。
　　经过比较研究，李雪峰认为，华中区的实际情况和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相比，还带有基本条件上的不同，在目前还应加强农村工作，若农村阵地还没稳固便马上转到以城市为中心，则不但部队无立足之地，新接收的城市也不能巩固。
　　但是，这样的意见一旦提出，在提法上必然要与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有所不同，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对。要不要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呢？他私下与个别同志交流，有的人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应该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该不该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及时向中央报告新区的工作呢？李雪峰犹豫了。可是，他又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首先应该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区先开展农村工作正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与七届二中全会并不矛盾，只有把农村工作搞好了，城市工作才能开展起来。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雪峰决定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他先找即将渡江作战的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小平很赞同。接着，他又同接任的第一书记林彪谈了这一看法，也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此时，华中局的一些同志，也和李雪峰有相同的观点，在李雪峰的带动下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今天，没有革命的乡村，就没有革命的城市。”“封建的乡村绝对不能把民主的城市搞好。”……在林彪和邓子恢的主持下，经过研究讨论，华中局大多数人达成了共识。
　　随后，李雪峰协助林彪，以华中局名义，就华中区工作方针问题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报告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各地在贯彻时应根据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实现。华中有别于东北、华北，应经过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的总精神是，先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发展城市。第一步，接管城乡，特别要接管城市。第二步，在党的全部工作中以最大力量进行乡村改革，从剿匪反霸直到完成土改。第三步，以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兼顾农村。
　　中共中央听取了华中局的意见，很快批复说：“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即可以按照你们所设计的三个步骤去布置城乡工作，这样做并不违背二中全会，而正是二中全会总方针的正确执行。”
　　华中局由于贯彻执行了先以农村为重心的正确决策，在广大乡村中部署了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所以才保证了后来中南区在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发动农民方面取得伟大胜利，也为城乡反封建斗争的开展和经济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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