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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28日正值非典疫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走进中南海，成为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第一位医学专家。
他的专业是流行病学，这些年又乐此不疲地深入研究公共卫生问题，认真总结中国公共卫生饱尝的酸甜苦辣。他认为，正是这些酸甜苦辣让中国学者对公共卫生的体会更深，也使他本人讲公共卫生问题更有说服力，“国外专家讲不出我所亲身经历的风风雨雨。”
非典期间，他受首都非典联合指挥部的派遣率队到北大人民医院实地调查、现场办公，作出了对医院整体封闭隔离的建议，立即被决策者采纳、落实。这十余年来，非典中积累的经验，在历次流感、禽流感疫情防控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要与决策者对话
《瞭望东方周刊》：埃博拉在西非四国暴发，作为流行病专家，你关注的是哪些细节？
曾光：埃博拉太嚣张了，事实上它不应该这么严重。西非四国的公共卫生基础太差，疫情防控不到位，最关键的是找到并落实适合当地的流行病学防控对策。
防控首先要做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一定要弄清每个病例传播的来龙去脉，这工作最艰苦。中国援非工作组有相关专家，我的学生就在里面，但他们没有应邀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任务。这工作受语言、习俗等多因素制约，更适合当地人做，而又受专业水平的限制。即使中国专家提出科学决策建议，也不一定能被采纳。
最为关键的是，靠治疗为主去应对埃博拉病流行，肯定不靠谱，还得靠科学防控。传染病“治得不如传得快”，下功夫“治”是扬汤止沸，控制“传”才是釜底抽薪。
自非洲发现埃博拉出血热至今已经38年，但全球范围内仍然没有被批准使用的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药物。近期，一些药物也只是处于试验阶段。
在非典期间我们也曾对疫苗和抗病毒药抱过希望，但远水不解近渴，我们很快采取了隔离为主的防控策略。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西非四国提出的有效策略，面对疫情扩散束手无策。偶尔也有一些亮点，但是不足以遏制疫情局势。
《瞭望东方周刊》：公共卫生的建议是否被决策者采纳，似乎不单取决于公共卫生专家的一厢情愿，请问你的体会是什么？
曾光：建议和决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流行病学专家更多是从技术层面，研究疾病怎样传播和怎样消灭。流行病学的产出首先是决策建议，人命关天，决不能把发表几篇文章当主要目的。建议要能被政府接受并组织落实，这也考验着决策者的悟性和公共卫生知识。
公共卫生专家不仅要精通医学，还需要对国情、老百姓、决策者、政府实施能力有深刻理解。没有这些综合能力，怎么能跟决策者对话？
专家跟决策者对话成功的前提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获得与决策者对话的机会，获得信任，否则有再多的想法也没用。机会往往稍纵即逝，而信任来自于长期甚至毕生的专业积累。有了这两个前提，还需要你有独到的见解、诚恳的态度、通俗表述的能力，这样才有可能调动决策者的积极性。这的确很难。
当时，我作为首都非典联合防控指挥部的顾问，决策者们集体开会我每次都能出席，经常提出建议。偶尔有一次我没发言，散会之前领导总是会问“曾教授，你有什么意见”。
谁有能力看透 “皇帝的新衣”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非典之后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有哪些进步？
曾光：传染病是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处理任何公共卫生问题都需要遵循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的“五公原则”，否则必然吃大亏。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当时，应对北大人民医院非典疫情的关键是依法对全院隔离，非常有效。事后，有人认为，提出医院隔离好像戳穿“皇帝的新衣”一样容易，关键是看谁有能力看透 “皇帝的新衣”，并且有勇气戳穿它。
2003年4月21日，我受命率队到人民医院调查，听完院方的汇报后，我提出要去门诊、病房考察，实际上是基于职业道德和职业习惯去现场找灵感。三个小时的现场调查后，我觉得无论如何医院必须停止“控制医院感染的战斗”，将患者全部转移到郊区。后来很快建立了小汤山医院。中国的做法也许对西非国家应对埃博拉有参考意义。
进入病房之后，我实际开展的不是流行病学调查而是社会学调查，我要搞清楚的问题是“照目前对策，控制医院感染有没有希望”。
当时一批批医务人员倒下了，留置病人没有一间正规病房，洗衣房、锅炉房都住着病人，空间太小，病毒浓度很高。在那种情况下，空喊“攻克感染”的口号，简直是开玩笑。
中国政府经过非典一役，能力明显进步。过去十余年又经历过多次疫情，每一次大家对传染病“瞒报”都如过街老鼠一样喊打。不同的疫情还会再来，以前做得好，不一定这次做得好。疫情信息能否公开，实际上跟政府官员的自信心有关。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政府在公共卫生中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能否详细解释？
曾光：目前实施的“三级预防”包括病因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临床预防。仅仅这个三级预防，还远远没有做好。
我倡导的是“零级预防”，与“三级预防”不一样。三级预防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老百姓的责任，比如老百姓可以戴口罩、锻炼身体、积极治疗疾病，可以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主动参与预防。“零级预防”主要得依靠公共政策，它只有政府责任，老百姓没办法参与，但它的预防效率是最高的。
比如戒烟，仅依靠老百姓的配合努力，吸烟率可能会降低，但是达到一个水平之后就处于动态平衡，再也难以降低。如果政府通过经济发展政策、税收政策、商标规范等施加办法，吸烟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
我们这些专家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在替政府思考如何弥补国家公共卫生的一些漏洞。
传染病的传播之谜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新的传染病似乎越来越密集，例如SARS和埃博拉，为什么会这样？
曾光：这些与生态环境改变、经济发展、人的行为、政府的对策都有很大关系。
由于我国传染病发病率已经降得较低，可供研究的病例样本变少了，很多传染病的症状感染科大夫可能都没见过。非典时期，就存在一些医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的表现。
根据目前WHO发布的信息，埃博拉的致死率比非典高得多。埃博拉是接触性传播，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动物能够通过呼吸道传播该病，人类也得小心。根据公共卫生的基本原则，只要“存疑”就应该采取全方位防控，预防级别就高不就低。
这个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埃博拉疫情一旦传到中国，我会主张全方位防控。特别在埃博拉病毒不断出现新变异的情况下，我更相信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证据，更相信中国现场流行病学的调查结论。
即便像流感病毒和SARS病毒，人类都遭遇了，对最基本的问题还是不知道答案。可能会永远都不知道——其实不知道才是正常的，要是知道的话，除非是人造的。“人造”是指，或者病毒是人造的，或者消息是人造的。
《瞭望东方周刊》：联系你自己，谈点公共卫生人的酸甜苦辣好吗？
曾光：中国各学科医学专家应该为公共卫生做更多努力。公共卫生人苦在，中国目前还遵循旧的模式，重医轻防，这不是现代公共卫生模式。如果不重视公共卫生，不突出预防，医改就永远不可能成功。依我观察，现在远远没有很好地突出预防。
做公共卫生几十年，我总感觉在孤军奋战，有时候甚至是孤人奋战，不被理解。
比如，昨天下午还有“恐艾”的人打电话攻击我，别说语言了，就是人身威胁都有。事实上，中国没有谁像我这样主动替他们做过很多事情，而且还是完全义务的。
我们主动组织他们做调查，出差旅费接他们到北京，管吃管住，免费检测，甚至把标本送到美国去检测。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
其实我非常同情他们，因为他们身体或精神方面可能正在遭受疾病的折磨，而我的苦口婆心还不足以说服所有的人。
这反而使我对公共卫生的体会更深了。但是，我确实觉得自己能力有限。社会应该鼓励真正的有识之士主动走出来为公众服务，不然伪科学倒很有市场。
他的专业是流行病学，这些年又乐此不疲地深入研究公共卫生问题，认真总结中国公共卫生饱尝的酸甜苦辣。他认为，正是这些酸甜苦辣让中国学者对公共卫生的体会更深，也使他本人讲公共卫生问题更有说服力，“国外专家讲不出我所亲身经历的风风雨雨。”
非典期间，他受首都非典联合指挥部的派遣率队到北大人民医院实地调查、现场办公，作出了对医院整体封闭隔离的建议，立即被决策者采纳、落实。这十余年来，非典中积累的经验，在历次流感、禽流感疫情防控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要与决策者对话
《瞭望东方周刊》：埃博拉在西非四国暴发，作为流行病专家，你关注的是哪些细节？
曾光：埃博拉太嚣张了，事实上它不应该这么严重。西非四国的公共卫生基础太差，疫情防控不到位，最关键的是找到并落实适合当地的流行病学防控对策。
防控首先要做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一定要弄清每个病例传播的来龙去脉，这工作最艰苦。中国援非工作组有相关专家，我的学生就在里面，但他们没有应邀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任务。这工作受语言、习俗等多因素制约，更适合当地人做，而又受专业水平的限制。即使中国专家提出科学决策建议，也不一定能被采纳。
最为关键的是，靠治疗为主去应对埃博拉病流行，肯定不靠谱，还得靠科学防控。传染病“治得不如传得快”，下功夫“治”是扬汤止沸，控制“传”才是釜底抽薪。
自非洲发现埃博拉出血热至今已经38年，但全球范围内仍然没有被批准使用的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药物。近期，一些药物也只是处于试验阶段。
在非典期间我们也曾对疫苗和抗病毒药抱过希望，但远水不解近渴，我们很快采取了隔离为主的防控策略。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西非四国提出的有效策略，面对疫情扩散束手无策。偶尔也有一些亮点，但是不足以遏制疫情局势。
《瞭望东方周刊》：公共卫生的建议是否被决策者采纳，似乎不单取决于公共卫生专家的一厢情愿，请问你的体会是什么？
曾光：建议和决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流行病学专家更多是从技术层面，研究疾病怎样传播和怎样消灭。流行病学的产出首先是决策建议，人命关天，决不能把发表几篇文章当主要目的。建议要能被政府接受并组织落实，这也考验着决策者的悟性和公共卫生知识。
公共卫生专家不仅要精通医学，还需要对国情、老百姓、决策者、政府实施能力有深刻理解。没有这些综合能力，怎么能跟决策者对话？
专家跟决策者对话成功的前提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获得与决策者对话的机会，获得信任，否则有再多的想法也没用。机会往往稍纵即逝，而信任来自于长期甚至毕生的专业积累。有了这两个前提，还需要你有独到的见解、诚恳的态度、通俗表述的能力，这样才有可能调动决策者的积极性。这的确很难。
当时，我作为首都非典联合防控指挥部的顾问，决策者们集体开会我每次都能出席，经常提出建议。偶尔有一次我没发言，散会之前领导总是会问“曾教授，你有什么意见”。
谁有能力看透 “皇帝的新衣”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非典之后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有哪些进步？
曾光：传染病是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处理任何公共卫生问题都需要遵循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的“五公原则”，否则必然吃大亏。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当时，应对北大人民医院非典疫情的关键是依法对全院隔离，非常有效。事后，有人认为，提出医院隔离好像戳穿“皇帝的新衣”一样容易，关键是看谁有能力看透 “皇帝的新衣”，并且有勇气戳穿它。
2003年4月21日，我受命率队到人民医院调查，听完院方的汇报后，我提出要去门诊、病房考察，实际上是基于职业道德和职业习惯去现场找灵感。三个小时的现场调查后，我觉得无论如何医院必须停止“控制医院感染的战斗”，将患者全部转移到郊区。后来很快建立了小汤山医院。中国的做法也许对西非国家应对埃博拉有参考意义。
进入病房之后，我实际开展的不是流行病学调查而是社会学调查，我要搞清楚的问题是“照目前对策，控制医院感染有没有希望”。
当时一批批医务人员倒下了，留置病人没有一间正规病房，洗衣房、锅炉房都住着病人，空间太小，病毒浓度很高。在那种情况下，空喊“攻克感染”的口号，简直是开玩笑。
中国政府经过非典一役，能力明显进步。过去十余年又经历过多次疫情，每一次大家对传染病“瞒报”都如过街老鼠一样喊打。不同的疫情还会再来，以前做得好，不一定这次做得好。疫情信息能否公开，实际上跟政府官员的自信心有关。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政府在公共卫生中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能否详细解释？
曾光：目前实施的“三级预防”包括病因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临床预防。仅仅这个三级预防，还远远没有做好。
我倡导的是“零级预防”，与“三级预防”不一样。三级预防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老百姓的责任，比如老百姓可以戴口罩、锻炼身体、积极治疗疾病，可以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主动参与预防。“零级预防”主要得依靠公共政策，它只有政府责任，老百姓没办法参与，但它的预防效率是最高的。
比如戒烟，仅依靠老百姓的配合努力，吸烟率可能会降低，但是达到一个水平之后就处于动态平衡，再也难以降低。如果政府通过经济发展政策、税收政策、商标规范等施加办法，吸烟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
我们这些专家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在替政府思考如何弥补国家公共卫生的一些漏洞。
传染病的传播之谜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新的传染病似乎越来越密集，例如SARS和埃博拉，为什么会这样？
曾光：这些与生态环境改变、经济发展、人的行为、政府的对策都有很大关系。
由于我国传染病发病率已经降得较低，可供研究的病例样本变少了，很多传染病的症状感染科大夫可能都没见过。非典时期，就存在一些医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的表现。
根据目前WHO发布的信息，埃博拉的致死率比非典高得多。埃博拉是接触性传播，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动物能够通过呼吸道传播该病，人类也得小心。根据公共卫生的基本原则，只要“存疑”就应该采取全方位防控，预防级别就高不就低。
这个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埃博拉疫情一旦传到中国，我会主张全方位防控。特别在埃博拉病毒不断出现新变异的情况下，我更相信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证据，更相信中国现场流行病学的调查结论。
即便像流感病毒和SARS病毒，人类都遭遇了，对最基本的问题还是不知道答案。可能会永远都不知道——其实不知道才是正常的，要是知道的话，除非是人造的。“人造”是指，或者病毒是人造的，或者消息是人造的。
《瞭望东方周刊》：联系你自己，谈点公共卫生人的酸甜苦辣好吗？
曾光：中国各学科医学专家应该为公共卫生做更多努力。公共卫生人苦在，中国目前还遵循旧的模式，重医轻防，这不是现代公共卫生模式。如果不重视公共卫生，不突出预防，医改就永远不可能成功。依我观察，现在远远没有很好地突出预防。
做公共卫生几十年，我总感觉在孤军奋战，有时候甚至是孤人奋战，不被理解。
比如，昨天下午还有“恐艾”的人打电话攻击我，别说语言了，就是人身威胁都有。事实上，中国没有谁像我这样主动替他们做过很多事情，而且还是完全义务的。
我们主动组织他们做调查，出差旅费接他们到北京，管吃管住，免费检测，甚至把标本送到美国去检测。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
其实我非常同情他们，因为他们身体或精神方面可能正在遭受疾病的折磨，而我的苦口婆心还不足以说服所有的人。
这反而使我对公共卫生的体会更深了。但是，我确实觉得自己能力有限。社会应该鼓励真正的有识之士主动走出来为公众服务，不然伪科学倒很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