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马岩松凭借加拿大多伦多梦露大厦的设计一举成名，成为首位在国外赢得重大标志性建筑项目的中国建筑师。这件事让更多非业内的中国人开始谈论建筑，也让更多的“异形”建筑出现在中国─在设计上，马岩松总会被冠以“炫技”、“形式主义”、“风格化”这样的词汇。就和他的事务所取名MAD一样，这是个天马行空的建筑师。


　　在广西北海，他们设计了一片几千户居民居住的高密度住宅区，所有的住户都面向海边，在原本的规划中，一百米的高楼就有十几栋，而他们的设计却如一片连绵的山峰，因此，所有住户都可以最大视野地看到海景。他们将这个项目命名为“假山”，目前已经在建设 中。
　　不久前，他所设计的哈尔滨中国木雕博物馆建成，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与之同时完工的，是一个充满着欧陆风情的高层住宅建筑群。如MAD对它的介绍，博物馆像是一股冰雪洪流，被冻结在位于城市中心的狭长基地上，长有两百米，外表覆盖以银色不锈钢板。
　　他受到各类业主的欢迎─同期在建的还有在天津、南京、安徽等城市所设计的各种大型建筑群。“在中国，大建筑就是城市的现实。”他说道。
　　这些建筑物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和地形地貌结合在一起。如果从上面这些渲染图的角度，它们与自然融为一体。但如果凑进了看，它们依然是梦露大厦式的建筑物，扭曲的不规则立面带来一种张扬的感觉。有评论认为他的部分设计受前东家、普利兹克奖得主扎哈·哈迪德的影响，他先后在中国设计了广州歌剧院以及银河SOHO。


　　梦露大厦是MAD最著名的产品，至少在2013年之前是。它成为这家公司开拓全球市场的起点，也将马岩松与其他中国建筑设计师区别开来。此后，他在吉隆坡、泰国、日本、哥斯达黎加、南美、巴西等国家和地区都做过设计提案，其中不乏因梦露大厦慕名而来的地产商─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建筑师，梦露大厦不应该是一个偶然。
　　在2013年下半年，马岩松主导的罗马和巴黎历史街区改造项目即将投入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它会超越此前梦露大厦带给马岩松的声誉。
　　位于罗马的是一栋建成于1920至1930年代的现代建筑，建筑面积约为2.4万平方米。它坐落于一个包括四条街道以及一座300多年历史的教堂的老街区之中。开发商希望把这栋建筑改造成一个住宅项目。而巴黎的项目则是一幢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住宅，地上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高50米─在住宅平均高度只有7层的小巴黎，这样的高层项目非常少见。
　　马岩松没有把他在中国的设计风格带到罗马和巴黎。在采访过程中，他至少提及了两次自己的身份问题。“我想在巴黎做项目，因为它是欧洲文明的中心。但巴黎是经典建筑云集的地方。中国建筑师来可以做什么？”另一次则是，“作为一个来自北京的年轻人，对罗马有这种姿态，我很欣慰，当时没脑袋一热要干吗的冲动。”马岩松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在罗马这样的历史名城，建筑师通常采用两种设计方式，一种是仿古设计，以便与其他古老的建筑协调，另一种就是采用极其现代的材质和外立面，以与之造成反差。马岩松选择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尊重这个城市的历史：他在设计图中去掉了传统的大楼立面，只留下楼板和柱子的基本结构，看起来像是一个停车楼。新的居住单元安插在其中，这样，就产生了好多平台和花园的公共空间，人们在这种自然空间里的生活一览无余。由于古典建筑在立面上有很强势的表达，而这栋缺少立面的建筑在整个街区中就显得虚化了。
　　在罗马，他希望用一种消隐的方式来表现身处今日的建筑师的创造 力。而在中国，MAD想要为千篇一律的城市规划注入强心针，并把这看作是对现代主义城市的一种批判。
　　“这样一座像极了博物馆的城市，你如何去表达一种真实的现代人的生活，人在哪儿？”马岩松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这就是他不断追问自己的原因，他在强大的历史感面前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
　　接下来，你还会看到他在巴黎项目中的再定义。这个在如今的欧洲经济状况下看起来不可能的项目是2001年巴黎市长Bertrand Delano及其助理Anne Hidalgo最初的计划，也是萨科齐政府时期的“大巴黎计划”的遗留产物，原本用于申办2012年奥运会，在落败伦敦后，土地空置。巴黎政府遂邀请了全球500多家建筑事务所，参与设计包括一个公园在内的住宅群落，其中包括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这样的竞争者。


　　在此之前，马岩松已经凭借2012年3月份在法国城市规划馆做的精彩讲座获得了市政府的注意，并最终得以中标，设计其中一栋住宅。MAD力图使得这栋建筑与其他设计师的设计区别开来。
　　“我强调自然，让建筑每一层都有花园，有一种自然生长感。”马岩松说。尽管受高度和形体的控制，在这栋建筑上，建筑师仍然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其曲线的外观，并且在每一层设计了环绕整个楼层的平台，这将作为楼上花园和公共的空间。最终，这栋有着流畅轮廓的建筑成功与周围建筑师设计的方盒子区别开来。
　　马岩松承认，那个野心勃勃的自己暂时隐匿起来了。“是强势，还是退一步的姿态都跟环境有关系，在欧洲这个环境中，我要说句话，但不希望是咋咋呼呼的。”这还是一个追问自己身份和意义的人。
　　但另一方面，一个更加理性的城市规划环境制约了这位建筑师，无论此前他有多么的天马行空，在对待旧街区改造这样的项目时，他必须变得更加谨慎。 　　在欧洲做设计的真正困难来自于设计完成之后。在对外公布罗马项目的方案之前，他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小心翼翼地等待这栋建筑周围居民的听证表决，来自这些居民任何的反对意见都会导致这个方案无法顺利通过。某种程度上，这些民主程序也让这位来自中国的设计师采用了更低调谨慎的态度。
　　而在巴黎项目上，从7月开始一直到12月，每个星期，政府会组织一个2到3天的Workshop，派专家团来跟4个地块的11家建筑事务所讨论项目。“他们来自城市规划、环境景观、交通地铁、节能环保、结构水电等各个领域，是来帮助你也是来限制你。每块地的所属设计师和甲方也会到场，各地块之间的设计也要互动讨论，尤其是光照和间距，政府希望所有地块要协调。”
　　“比如，这是一个高端生态社区，使用了最新的垃圾回收系统，垃圾会通过连接入楼层的管线从地下自动回流。专家们要求我们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要符合这些系统的配置，能源专家要求我们必须满足多少太阳能板的覆盖面积等等。”MAD巴黎项目主要负责人江彬说，即使他长期居住在巴黎，也惊叹于这个城市政府强大的规划体系。
　　得知中标后，马岩松与周围其他建筑师紧密合作，每个星期飞一次巴黎。在经过政府、左右派、当地邻居好几轮听证后，终于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肯定。
　　在欧洲大多数城市，这样的规划体系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导致了欧洲建筑设计普遍单一的问题。“根据规定的容积率、限高、建筑间距、街道退后的间距等等的限制，剩下的就只是一个建筑体块了。”江彬说。
　　这样的海外合作部分也源于海外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中国市场的示好。巴黎项目的开发商Emerige的CEO Laurent Dumas曾对《纽约时报》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选择MAD是一种尝试，希望能与人人垂涎的中国市场建立联系。”他表示，这栋楼还没开始修建，自己就已经接到一些潜在中国客户的电话。
　　他们与此前的中国客户有所不同。“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建筑师和决策层是平等的。在欧洲各个阶层，商人、政府、建筑师都有这个对话平台，会谈论建筑和你的理念；在中国则是好看不好看，或花多少钱。”马岩松说。
　　一个崇尚锋芒的马岩松让位于一个谦逊的马岩松，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风格的变化，也可以说不同的城市规划背景给予了他不同的自由。或者，你可以跳脱出来看所有这些：马岩松要做的都是让建筑隐入自己所属的环境。中国的大建筑在近处看虽然惊世骇俗，但它在整体上多少都隐入城市，或者山水。
　　在中国目前的市场背景下，MAD最擅长的依然是此前让马岩松出名的那种建筑。事务所另一位合伙人党群认为，在这几年的成长中，在异形建筑设计的控制上，没有几个事务所像MAD如此富有经验。“我们知道世界上哪些团队、幕墙材料公司、施工方是最好的，并与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材料和团队，去实现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建筑。”
　　美国建筑师Neil Denari有一次在听完马岩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讲座后，曾在与该校博士候选人谭峥的对话中这样感叹：“在美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40岁不到的建筑师能够同时进行这么多的项目，就是50岁的建筑师也不可想象。”他认为马岩松非常成功地利用了年轻这个资本，因为年轻，也因为中国市场的年轻，很多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事情就有了理由。
　　而马岩松反复问自己的那个问题，几乎就成了一个隐喻。作为一个来自北京的年轻人，当他身处各地时，他应该摆一个什么样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