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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党宣言》中表述的有关资产阶级的发展逻辑，在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中的地主阶级身上同样可以找到，其中包括：历史发展的长期性、阶级的二元对立性、阶级发展的政治过程、曾经有的積极作用、危机及其处理方式、革命性的来源、观念与行动的连接、“掘墓人”逻辑等。两者的这种逻辑互动，无论对于历史研究还是政治研究，都有着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中国古代 共产党宣言 历史发展逻辑 资产阶级 地主阶级
在阅读《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产阶级发展过程的内容时，联系中国古代史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所描述的这一过程与中国古代封建史中地主阶级的发展逻辑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的这种逻辑互动，无论对于历史研究还是政治研究，都有着一定的价值。引入中国古代封建史作为映照，可以更生动形象地理解《共产党宣言》所要表达的逻辑内涵；而遵循《共产党宣言》的理论表述，我们也能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古代封建史的发展动力和轨迹。
首先，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开篇，马克思就向我们论证了：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农奴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工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与行业组织的消失、大工业及其世界市场，在对这一系列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描述，让我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由萌芽到茁壮成长的发展有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认知。而在中国历史中，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天下，从铁器的出现，到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地主阶级作为一种新生的阶级，从新生到成为统治阶级，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见，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亦或是同样遵循这一逻辑的无产阶级，其发展和壮大不是一蹴而就的，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在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之后不断走向成熟。
其次，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阶级对立被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而我们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可以看到，贯穿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二元对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二元对立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全部，因为正如中国封建社会中仍然存在商人等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时代中也仍然存在一些中间等级，如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但这些人都会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断挤压而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同样如此，商人阶级虽然游离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二元对立之外，但是他们在经商获得利益之后，通常会将利益用于购置田地而不是商业利益的再扩大，其最终的宿命一如资产阶级时代中的中间等级，仍旧逃不脱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这两个主要阶级之外的社会阶级都会或多或少的被卷入到这一主要矛盾中去，或成为两者之一，或成为两者开展阶级斗争的工具。
第三，从“被压迫的阶级”到“同贵族抗衡的势力”，再到建立“独占的政治统治”，《共产党宣言》向我们说明了资产阶级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而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资产阶级也经历了“帝国主义”和“国家垄断”等阶段，这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古代封建史中的地主阶级也经历了这样的地位和形态上的变化，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产生之初都是在生产力上具有先进性的阶级，而这种先进性的体现和进一步发展相当程度上是以摧毁旧的生产制度和社会阶级为代价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得到了体现——新生阶级遭遇到了旧有阶级的强力压制。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的革新，社会经济力量不断向新生阶级聚合，导致阶级斗争的天平逐渐向新生阶级倾斜，而后者出于维护自身既有利益也渴望获得政治权力，于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性质最终实现了变更。
之后，马克思论述了资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比如斩断了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解放了一定的生产力活动、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社会、建立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世界联系、将各种资源由“分散的”聚合为“统一的”、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和要求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而这种积极意义在中国封建史中的地主阶级身上同样存在过，其主要体现于秦的崛起和最终统一中国的历史表象和逻辑中。作为战国末期的诸侯国之一，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以“奖励耕战”的方式，斩断了旧贵族对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控制，国家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使得秦国国力迅速从七国之末上升为七国之首。与此同时，农奴通过战争和耕作可以获得相应的过去由旧贵族垄断的国家爵位，使得社会的阶级壁垒在某称程度上被打破，赋予了社会内部一定的动态流动性。而秦朝通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以及修建四通八达的“五尺道”，加快了全国各地的交流速度和效率。这些积极作用，都是地主阶级在诞生和发展初期带给中国古代社会的积极性的表现。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当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了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时，这种关系就不再是积极性的了，而变成阻碍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因素。而如果生产关系拒绝通过改变自身而解放生产力（如西方），或者没有能力找到更合适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如中国）的话，那么系统性的社会危机便会产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危机的具体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表现为经济危机，后者表现为农民起义乃至王朝更替。在如何缓解或解决危机方面，中西方却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一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其目的是恢复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只不过西方是在降低供给，而中国是在降低需求而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主要方式则是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和王朝更迭，这意味着大量人口的消灭。而所谓的“夺取新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意味着夺取新的殖民地，在世界历史进入近当代、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毕之后，对于新的市场的争夺就意味着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与日本最终走上了对外扩张侵略的不归路。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夺取新的市场”在早期意味着开垦新的农田，即“废井田、开阡陌”，而当一个地区内的农田被开垦完毕之后，便意味着向其他可耕作地区的扩张和征服的开始，所谓华夏概念从黄河流域向淮河、长江、珠江等流域的扩大，就是这一过程的观念产物。在后期则意味着精耕细作的劳动方式或新的更高单位产量的农作物，通过增加粮食的总产量来增加社会供给，以求社会总供求趋向平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玉米和土豆传入中国，提升了中国粮食的单位亩产量之后，中国人口随即实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在远远超过以往历代人口巅峰的同时，社会仍旧保持总体上的稳定。 前面提到，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始终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与此相類似的是，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也存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二元对立。马克思为了说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代替的必然性，论述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的来源，归结起来就是：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保证在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同时维持后者最低状态的生活，不得不让他们沦落到不能养活自己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不能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这样的中国封建历史的映照，就让人不得不想到秦朝末年的社会状况：秦国在国家治理上实行“严刑峻法”，导致“苛政猛于虎”的社会局面，使得对广大农民阶级的剥削不再能使其维持自身的生活状态，“戍卒叫，函谷举”，当秦朝统治阶级的生存与整个社会不再相容时，秦朝的统治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或无产阶级革命。
而在将革命性的现实条件与意志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也给出了相应说明，即，一方面，大工业生产让无数无产者的境遇走向同质化，使得他们的诉求和力量走向联合成为一种可能。另一方面，更加便捷的交通，让各地区的无产者在信息沟通的便捷性和行动的协同性上都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与此同时，工业的进步把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乃至统治阶级中的整批成员，都抛到了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而这种相似的情况在秦朝末年也发生过，即由于秦国对于其它六国的强制征服、度量衡等标准的强制统一和严刑峻法的无差别施行，让“天下苦秦久矣”的无数前六国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境遇走向同质化，使得他们的联合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秦朝修建五尺道、灵渠等基础设施，原意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无意间让各地区更容易地形成了反秦统一战线。其实，相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末期都在一次次地上演，只不过“暴秦”的历史形象被不断换上新的代言者而已。同质化的遭遇使得同一化的情绪和行为表达成为可能，统一战线在情感上就有了坚实的基础；统治阶级为了加强自身统治而修建的各种基础设施，也同样可以被反抗阶级拿来用于反抗事业，成为加速瓦解统治阶级权柄的一把利器。
有人说，“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但是细读《共产党宣言》不难发现马克思想要传达的这样一种观点：一切使得资产阶级走向灭亡的力量和方式，都是由资产阶级自身创造的，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他自己。而对应到中国古代历史，一个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大多都可以归结于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评价秦朝灭亡时所总结的那样：“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而非天下也。”
参考文献：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关键词：中国古代 共产党宣言 历史发展逻辑 资产阶级 地主阶级
在阅读《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产阶级发展过程的内容时，联系中国古代史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所描述的这一过程与中国古代封建史中地主阶级的发展逻辑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的这种逻辑互动，无论对于历史研究还是政治研究，都有着一定的价值。引入中国古代封建史作为映照，可以更生动形象地理解《共产党宣言》所要表达的逻辑内涵；而遵循《共产党宣言》的理论表述，我们也能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古代封建史的发展动力和轨迹。
首先，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开篇，马克思就向我们论证了：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农奴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工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与行业组织的消失、大工业及其世界市场，在对这一系列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描述，让我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由萌芽到茁壮成长的发展有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认知。而在中国历史中，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天下，从铁器的出现，到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地主阶级作为一种新生的阶级，从新生到成为统治阶级，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见，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亦或是同样遵循这一逻辑的无产阶级，其发展和壮大不是一蹴而就的，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在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之后不断走向成熟。
其次，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就是阶级对立被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而我们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可以看到，贯穿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二元对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二元对立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全部，因为正如中国封建社会中仍然存在商人等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时代中也仍然存在一些中间等级，如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但这些人都会由于资产阶级的不断挤压而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同样如此，商人阶级虽然游离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二元对立之外，但是他们在经商获得利益之后，通常会将利益用于购置田地而不是商业利益的再扩大，其最终的宿命一如资产阶级时代中的中间等级，仍旧逃不脱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这两个主要阶级之外的社会阶级都会或多或少的被卷入到这一主要矛盾中去，或成为两者之一，或成为两者开展阶级斗争的工具。
第三，从“被压迫的阶级”到“同贵族抗衡的势力”，再到建立“独占的政治统治”，《共产党宣言》向我们说明了资产阶级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而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资产阶级也经历了“帝国主义”和“国家垄断”等阶段，这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古代封建史中的地主阶级也经历了这样的地位和形态上的变化，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产生之初都是在生产力上具有先进性的阶级，而这种先进性的体现和进一步发展相当程度上是以摧毁旧的生产制度和社会阶级为代价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得到了体现——新生阶级遭遇到了旧有阶级的强力压制。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的革新，社会经济力量不断向新生阶级聚合，导致阶级斗争的天平逐渐向新生阶级倾斜，而后者出于维护自身既有利益也渴望获得政治权力，于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性质最终实现了变更。
之后，马克思论述了资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比如斩断了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解放了一定的生产力活动、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社会、建立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世界联系、将各种资源由“分散的”聚合为“统一的”、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和要求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而这种积极意义在中国封建史中的地主阶级身上同样存在过，其主要体现于秦的崛起和最终统一中国的历史表象和逻辑中。作为战国末期的诸侯国之一，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以“奖励耕战”的方式，斩断了旧贵族对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控制，国家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使得秦国国力迅速从七国之末上升为七国之首。与此同时，农奴通过战争和耕作可以获得相应的过去由旧贵族垄断的国家爵位，使得社会的阶级壁垒在某称程度上被打破，赋予了社会内部一定的动态流动性。而秦朝通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以及修建四通八达的“五尺道”，加快了全国各地的交流速度和效率。这些积极作用，都是地主阶级在诞生和发展初期带给中国古代社会的积极性的表现。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当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了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时，这种关系就不再是积极性的了，而变成阻碍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因素。而如果生产关系拒绝通过改变自身而解放生产力（如西方），或者没有能力找到更合适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如中国）的话，那么系统性的社会危机便会产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危机的具体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表现为经济危机，后者表现为农民起义乃至王朝更替。在如何缓解或解决危机方面，中西方却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一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其目的是恢复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只不过西方是在降低供给，而中国是在降低需求而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主要方式则是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和王朝更迭，这意味着大量人口的消灭。而所谓的“夺取新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意味着夺取新的殖民地，在世界历史进入近当代、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毕之后，对于新的市场的争夺就意味着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与日本最终走上了对外扩张侵略的不归路。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夺取新的市场”在早期意味着开垦新的农田，即“废井田、开阡陌”，而当一个地区内的农田被开垦完毕之后，便意味着向其他可耕作地区的扩张和征服的开始，所谓华夏概念从黄河流域向淮河、长江、珠江等流域的扩大，就是这一过程的观念产物。在后期则意味着精耕细作的劳动方式或新的更高单位产量的农作物，通过增加粮食的总产量来增加社会供给，以求社会总供求趋向平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玉米和土豆传入中国，提升了中国粮食的单位亩产量之后，中国人口随即实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在远远超过以往历代人口巅峰的同时，社会仍旧保持总体上的稳定。 前面提到，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始终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与此相類似的是，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也存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二元对立。马克思为了说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代替的必然性，论述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的来源，归结起来就是：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保证在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同时维持后者最低状态的生活，不得不让他们沦落到不能养活自己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不能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这样的中国封建历史的映照，就让人不得不想到秦朝末年的社会状况：秦国在国家治理上实行“严刑峻法”，导致“苛政猛于虎”的社会局面，使得对广大农民阶级的剥削不再能使其维持自身的生活状态，“戍卒叫，函谷举”，当秦朝统治阶级的生存与整个社会不再相容时，秦朝的统治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或无产阶级革命。
而在将革命性的现实条件与意志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也给出了相应说明，即，一方面，大工业生产让无数无产者的境遇走向同质化，使得他们的诉求和力量走向联合成为一种可能。另一方面，更加便捷的交通，让各地区的无产者在信息沟通的便捷性和行动的协同性上都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与此同时，工业的进步把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乃至统治阶级中的整批成员，都抛到了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而这种相似的情况在秦朝末年也发生过，即由于秦国对于其它六国的强制征服、度量衡等标准的强制统一和严刑峻法的无差别施行，让“天下苦秦久矣”的无数前六国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境遇走向同质化，使得他们的联合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秦朝修建五尺道、灵渠等基础设施，原意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无意间让各地区更容易地形成了反秦统一战线。其实，相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末期都在一次次地上演，只不过“暴秦”的历史形象被不断换上新的代言者而已。同质化的遭遇使得同一化的情绪和行为表达成为可能，统一战线在情感上就有了坚实的基础；统治阶级为了加强自身统治而修建的各种基础设施，也同样可以被反抗阶级拿来用于反抗事业，成为加速瓦解统治阶级权柄的一把利器。
有人说，“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但是细读《共产党宣言》不难发现马克思想要传达的这样一种观点：一切使得资产阶级走向灭亡的力量和方式，都是由资产阶级自身创造的，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他自己。而对应到中国古代历史，一个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大多都可以归结于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评价秦朝灭亡时所总结的那样：“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而非天下也。”
参考文献：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