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5亿元，0.96%，这是2013年一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的官方统计数据。相对于2012年末的数据，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反弹了0.01%，但对照实体经济增长的低速徘徊，这一数据低于各界的预期。
　　“当前，如果想用不良率的数据来衡量银行业的真实风险，已经没有意义了。”一位中国银监会官员对《财经》记者直言，银行贷款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融资获得展期，部分风险已经递延，不在即期显现。这位官员对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判断，代表业界的某种共识。
　　情况究竟如何？《财经》记者调查发现，银行真实的不良的确可能比账面数据更高，出于业绩考核压力，一些银行进行了账务处理，减少了部分不良。而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代表的政府性融资，则通过非银信贷渠道，进行债务滚动、展期，借新还旧，将非银渠道融资为到期债务的展期进行垫资，降低了金融资金的整体效率，一些债务风险事实上扩散至银行以外。
　　从宏观金融数据看，M2与M1的走势呈现多年未见的剪刀差。2012年， M2的增速为13.8%，较上年加快了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M1增速为6.5%，较上年回落6.1个百分点。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 M1是活期存款，其中的大户是企业，增速回落只有两个解释，要么企业现在经营能力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多采用理财方式，而降低了活期存款；要么就是企业应收账款上升，企业的活力并不够，只是库存在增加。
　　对应今年前四个月的经济数据，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下降。汇丰银行4月的PMI终值为51.1%，低于3月的54.3%，创近20个月的最低增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PPI同比下降2.6%，创6个月最大降幅， 连续14个月同比负增长。显然，实体经济复苏乏力，M1下降的原因不是前者。
　　今年1月至4月社会融资总量达7.91万亿元，同比增加3.06万亿元，同比增幅达39%。这种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背离，意味着真实信用并没有完全展开，部分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构成了金融体系内的货币空转和自我循环。
　　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金融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协调，金融过度扩张不仅挤压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这种扩张不可持续，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实体经济也会出大问题。2012年，中国上市银行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超过一半，银行信贷显著超过M2，显示出非银行部门杠杆率偏高。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当前看似复杂的套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金融层面的“自循环”，削弱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联系，可能给实体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如抽离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存在引发资产泡沫的隐患，等等。
　　如果经济主体将大量社会融资用来偿还到期债务，在当前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有的企业债务规模可能超出其承受能力。上述银监会人士认为，借新还旧，以及实际投资收益无法覆盖实际贷款偿付需求的结果，将加大金融系统性风险。但这一风险究竟有多大，目前无法量化。

资产质量微降

部分研究者担忧，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拐点是否正在形成，2013年资产质量温和释放，区域风险值得关注

　　5月15日，中国银监会公布2013年一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情况，不良再现“双升”，不良率持稳两个季度后，再度反弹。不良贷款余额增速达到三年内最高值。
　　今年以来，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微弱下降，事实上已经有所显现。
　　16家上市银行披露的今年一季报数据显示，不良贷款余额达4240亿元，较去年末增加219.4亿元。其中仅两家银行实现不良“双降”，大部分银行不良“双升”，但幅度不大。
　　各家银行未在一季报中披露先行指标逾期贷款数据，但从2012年末的信息看，形势不容乐观，16家上市银行的逾期贷款数额为5329亿元，较2011年的4026亿元增加1303亿元，绝对数据和增幅均较为可观。
　　更能真实反映资产质量的“关注类”贷款，在今年一季度持续攀升，个别股份制银行上升明显。3月末，平安银行关注类贷款达到90.6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6.35%；兴业银行该类贷款余额77.68亿元，较上年末增14.1%；浦发银行为193.69亿元，增12.77%。
　　“还没有看到见底的迹象。”一位国有大行高层人士表示，今年一季度，不良大幅上升的地区已经由此前的浙江扩展到江苏和广东，不良贷款率攀升至0.96%。另外一位国有大行分行行长透露，目前该行的不良多发地区已经扩展至南方六省，一季度平均新增五六十亿元的不良，相关分行对不良反弹一度较为紧张。
　　德勤研究发现，从贷款结构来看，正常和关注类贷款的迁徙在加快，个别银行关注类贷款迁徙已经从约7%上升至26%左右。在德勤中国全球金融服务行业主管合伙人王鹏程看来，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拐点已经形成，2013年资产质量温和释放，区域风险值得关注。
　　但从数据统计看，上述判断有待商榷。自2000年国有商业银行启动股改以来，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进入下行通道，2003年6月末，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规模一度高达2.54万亿元。十年后，不良贷款余额超过5000亿元。相对于历史数据，目前情况似乎不值得过度担忧。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早在2011年三季度，即为银行业资产质量恶化的转折点，在该节点上，不良率为0.9%，以温州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为导火索，实体经济的疲软立刻反映在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中。 　　在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看来，通常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经济周期波动导致的不良资产出现，经济回落，企业效益不好，一旦经济扩张，企业盈利改善，企业不良资产就会减少。第二是结构性的不良资产，因为结构、机制问题并未化解，而出现大面积的不良资产。他进一步分析认为，目前中国不良资产的出现是周期性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回落，盈利恶化，带来的不良上升。
　　本轮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小幅反弹，也体现出显著的区域和行业特征。
　　从区域看，2012年，外向型集中的经济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良贷款升幅比较显著。
　　浙江省银监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浙江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由2011年末的491.4亿元翻倍至951.5亿元，增加额近1倍，不良率由年初的0.92%上升至1.6%，是全国上升最快的区域。今年一季度，不良延续反弹势头，不良余额首次超过1000亿元，不良率攀升至1.64%。

　　其中受民间借贷风险影响的温州，情况最为糟糕，截至2013年一季度末，温州银行业不良率已经超过4%。据银行业人士透露，今年一季度，包括浦发、广发、平安等在内的多家银行温州分行不良均超过了10%。
　　浙江省银监局前任局长杨小苹近日对《财经》记者表示，浙江银行业未来形势依然严峻，由经济下行诱发的银行不良资产反弹还未结束。
　　从行业视角看，德勤认为，未来应重点关注三个领域的潜在风险。
　　首先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2012年投融资平台贷款的不良贷款虽未显著增加，但仍然需要监控潜在风险。
　　其次是房地产贷款，总额约为12万亿元，宏观调控仍在加码，房地产贷款潜在风险不容小觑。
　　再次是批发零售行业贷款，过去两年，这一行业不良贷款的增速几乎每年都超过30%，由于这一行业规模小，户数多，相关配套制度缺失，再加上跟民间借贷息息相关，去年的不良贷款有所反弹，从前年的1.16%升至去年的1.61%，其中钢贸、铜贸领域尤其值得重点关注。

隐匿不良资产

相比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隐匿的不良资产对银行业安全的潜在威胁更大

　　虽然潜在风险上升成为共识，但仅看银行数据和报表，似乎难以判断。原因何在？
　　“对不良贷款进行账面处理、掩盖，这几乎是银行业当前普遍的做法。”某股份制银行高层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不这样做，一些银行的账面会很难看。”
　　按照国际惯例，1998年央行发布《贷款分类指导原则》，要求商业银行依据借款人的实际还款能力进行贷款质量的五级分类，按风险程度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后三种为不良贷款。
　　目前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均在 “五级分类”的框架内构建了自身的贷款细分体系，这种细化分类从7类到12类不等。而由于分类的统一量化指标很少，各家银行在实际执行时有较大弹性。
　　一位股份制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透露，有的银行只要贷款还不了就降低信贷等级，而同一个客户，另外一家银行可以因为“有抵押物，并认为相对安全”，而维持分类等级。
　　更大的偏离产生于季末和年末等关键的数据节点上。一位银行审计人士称，信贷质量分类是有灵活性的，“冲时点的数据就像拉存款的数字一样，有办法可以来做”。
　　一种在商业银行系统存在的方式是，预期某个客户还款有困难，可以先找另外一家银行接过去，即卖掉相关贷款，适当情况下再买回来，变身新贷款。为了保证时点数据好看，这种银行之间互相帮忙的情况并不少见。
　　除了通过这种弹性化的会计手段压低不良，有的商业银行还会通过信贷账务操作手法故意隐匿不良，以满足监管要求。
　　以当前不良重灾区浙江省银行业为例，一种操作手法是在贷款清分上做手脚。一位国有大型银行浙江省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透露，如果企业具备强有力的抵押物，在企业即将产生不良的情况下，银行会修改贷款合同，重新放贷，或者将这笔贷款放在贷款11级分类的“关注三”，这种操作，可以给企业一年的腾挪期。
　　去年下半年起，一种更为隐蔽的操作手法在浙江银行业出现，圈内人称之为“贷款平移”。基本的操作流程是：如果A企业银行借款1亿元到期无法偿还，企业在银行的配合下找到B企业，银行承诺增加对B企业的授信，B企业贷款发放后，其中1亿元用于帮助A企业偿还贷款，在此类交易中，银行有可能承诺给B企业未来贷款利率优惠、额度倾斜等利益输送作为交换条件。这种操作也被称为贷款重组。

　　此类操作达成的前提是，A、B企业和银行达成默契，而其操作成功的关键是逃避监管部门和银行的资金流向监控。据了解，为规避监管，通常B企业拿到银行贷款后，不会直接将钱汇至A企业的账户，而是资金跨行绕圈，甚至出省再回来，先分散再汇集到A企业的账户，参与者比较警觉，从面上很难看出来。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家银行只能监控本行账户的资金流向，资金跨行流动便成为监控盲点。该行在进行专项的资金流向监控检查中发现，有些操作堪称天衣无缝，到最后一步，A企业刚好和前一家企业是上下游关联企业，很难分辨交易的真实目的。
　　在此类交易过程中，通常B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不佳。上述建行知情人士透露，如果未来经济形势转好，这笔损失3年-5年内可以逐年消化，如果经济依然低迷，B企业也可能会出风险，这种操作的本质是时间换空间，赌国家货币再度宽松，一旦货币再度宽松，这些企业的资金链就可接续盘活。 　　据他推测，去年浙江省银行业通过类似贷款平移手段化解的不良在200亿元左右。而这种操作手法在广东、内蒙古等地也存在。
　　为了压低不良数据，一些银行还加大了不良核销力度。此前财政部和银监会公布新的核销政策，允许银行利用较好的经营形式消除潜在风险。德勤监测，2012年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核销银行坏账256亿元，五家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核销坏账56亿元，仅十家大型商业银行，核销额就超过300亿元。超过最后公布的去年坏账新增额。
　　借助上述种种隐匿手法，2012年末，全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均值为0.95%，较2011年的1%再降0.05%。而由于此前宏观经济形势持续走低，中小企业贷款不良攀升，据全国范围内小微企业不良率超过3%。另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陆续到期，市场对银行业资产质量恶化早有预期。
　　但这种预期并没有在监管层公布的数据中得到验证，遂引发业界对不良贷款数据真实性的质疑。随着一季度银行业统计数据的发布，0.96%的银行不良率，再次引发“失真”争议。
　　显然，相比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隐匿的不良资产对银行业资产安全的潜在威胁更大。部分商业银行隐瞒不良操作已引起银监会注意，今年开始，银监会将在去年对中小银行进行贷款分类检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现场检查范围，重点检查关注类贷款、欠息贷款、逾期贷款和循环授信，根据检查情况采取整改和处罚措施。
　　事实上，过去几年银监会不时对银行信贷质量分类的偏离度检查，但相关监管人士也无奈地表示，“哪里有那么多人去定期做现场检查”，一般是通过非现场数据发现个别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异常，才会去检查。该人士也对目前的信贷质量数据的准确性有所怀疑，“一些不良数据的处理是很随意的”。
　　很多类似操作美化业绩报告，但“并不能一直这么绷着”，上述审计人士说，“不良反弹就更可能反映在季度数据上。”另外，近期各商业银行在新老领导交替后，相关的数据或可以有所显现，“大家都不愿意为前任的问题买单”。

信贷需求疲软

四大国有银行利润增长预期下调至个位数，持续数年的银行高利润增长越来越难

　　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它们更多的融资需求正在寻找非银行渠道，由此，信贷风险可能随着银行资产规模扩张放缓而有所显现。
　　根据央行公布的一季度数据，当季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 44.7%，大降18.6个百分点。
　　“大客户正在寻找债券、股票等融资渠道。”一位中西部地区国有大行分行人士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该行4月前20天新增传统业务贷款不足10亿元。综合前四个月，该大行新增信贷总量相比去年同期降1000余亿元。
　　相应的贷款利率也有所下调，反映了信贷需求可能不足。今年一季度，各家银行基本完成了存贷款重定价。根据央行公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金融机构利率小幅走低，3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6.65%，比年初下降 0.19个百分点。

　　压力还表现在储备项目不足上。“寻找优质客户越来越难，指标压力更大了。”上述人士说，可能会关注一些资质不那么好的项目，“硬着头皮上”。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商机，他表示在产业园建设、城中村改造等方面的市场空间应该有，但风险也增加了，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周期里。
　　相比于股份制银行和区域性小银行，国有四大行在资产质量方面表现一贯稳健，但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微妙改变。不良率高低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资产规模扩张速度，做大规模即可以稀释不良率。然而今年以来，国有大行在这方面也面临挑战。
　　根据央行公布的一季度数据，国有大型银行一季度同比多增人民币贷款783亿元，落后于股份制银行的1259亿元和区域性中资银行的1129亿元。
　　“今年的利润指标可能完不成。”一位国有大行高管判断。据了解，今年四大国有银行利润增长预期均下调至个位数，持续数年的银行高利润增长已难延续。
　　根据一季度运行情况，“我们调整了不同区域的信贷资源”，一位国有大行人士称，其中浙江和上海地区略有减少，加大中东部地区的投放力度。他透露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江浙一带不良反弹过快，另一方面也是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信贷需求明显下降。而中东部地区有大规模基建投资预期，“这些项目暂时不会出问题，综合收益有保障。”
　　最新披露的4月信贷数据显示，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疲软仍在继续。今年4月信贷数据显示，对公中长期贷款依旧低迷，仅增加1750亿元，比上月进一步少增780亿元；对公短期贷款仅增加了536亿元，较上月大幅下降；票据融资增加了1687亿元，较上月多增了504亿元。
　　对公中长期贷款持续低迷反映了实体经济复苏缓慢、企业对未来盈利预期不好。短贷少增而票据多增，则可能是因为在票据贴现利率持续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倾向于增加票据融资，因而减少了对短贷需求，国家统计局的最近宏观经济运行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趋势。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认为，新增贷款回落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回升较缓慢，企业信贷需求不旺。另一方面，季初存款减少，存贷比压力也限制了银行放贷能力。但前期住房成交量回升带动住房按揭贷款保持高位，是当月新增贷款降幅不大、同比多增的主要原因。
　　曾刚认为，一季度的信贷数据相较全年是偏高的，其中包括为了保证收益而提前释放的信贷需求。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是趋势性下降。过去几年债务总量大幅攀升不可持续。一方面，企业资金杠杆率上升意味着风险加剧，再融资的能力正在减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虽然仍有空间，但如果调结构力度加大，则大幅增长就没有可能。

关注债务循环

过去两年间，地方政府性债务交叉对冲越来越多，银行与银行之间的贷款置换，银行贷款、债券、信托等各种融资方式之间相互“对敲”

　　相对于银行不良反弹、信贷需求低迷，社会融资总量反向激增，背后的风险链条传导，尤其值得细究。
　　今年1月至4月的社会融资总量规模高达7.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6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39%。若资金循环正常，社会融资增长，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
　　事实上，近十年来，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即从2002年的91.8%一路下降至今年4月的44.7%。社会经济主体的融资活动愈发依赖于非银行信贷融资。结构上看，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承兑汇票及企业债券净融资继续保持高位，非信贷融资一路快增。
　　如果说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占比下降，具有金融脱媒及利率市场化的突出意义，那么非银信贷融资的快速增长，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在有效复苏？并非如此。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显著低于市场预期。而4月中国的PPI同比下降2.6%，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预示经济动能不足，后续增长乏力。
　　那么，大量增加的社会融资跑到哪里去了？一位接近货币当局人士分析，实体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的背离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统计局高估了去年四季度经济数据，而一季度金融数据有虚增的成分，比如委托贷款；二是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下降，资金主要投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三是去产能背景下货币政策时滞更长；四是汇率的影响，比如近期人民币升值而日元贬值。
　　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例，2010年审计署审计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为10.7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9.2万亿元。今年以来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这一债务总规模约在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之间。而银监会公布的最新银行业数据显示，融资平台贷款在2010年基础上仅仅增加0.1万亿元。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正从城投债、信托等非银行信贷领域获得资金。
　　从银行间债券市场看，2012年城投类债务发行了6000多亿元，较2011年增加了3000多亿元，同比增长148%，到目前为止，银行间市场城投债存量约1.4万亿元，比前年增长74%，占整个银行间当年发行债务总量的11%，信用类债券发行总量达到三分之一。而此类债券的主要持有人仍然是银行，这意味着一旦出现风险事件，对银行业将构成不小打击。
　　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政信合作业务一季度末余额超过6500亿元，同比增长161%，环比增长31%，远超近几年平均水平。
　　审计署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到期偿还的占24.49%和17.17%，分别约为2.62万亿元、1.84万亿元。过去两年间，地方政府性债务交叉对冲越来越多，银行与银行之间的贷款置换，银行贷款、债券、信托等各种融资方式之间相互“对敲”。
　　以5月15日完成发行的2013年云南城投第二期中期票据为例，该笔债券募集资金共计20亿元，其中12亿元用于偿还本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贷款分别4亿元、8亿元，60%的新举债资金用于偿还旧债。大量的到期债务正在通过债券市场、信托融资等融资渠道借新还旧， “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并非个案。
　　再以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为例，2012年第一批三年期债券到期，在各省公开的2012年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和用途看，大量的省份都会安排不同比例新募集资金偿还2009年到期债券本息。其中，甘肃省近八成资金用于偿还旧债。而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募集资金受到严格监控，仅限公益性项目和保障房建设使用，避免用于经常性开支。
　　另据审计署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专项审计结果显示，从债务偿还看，当年有358家融资平台公司通过借新还旧方式偿还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1059.71亿元，借新还旧率平均为55.20%。同时，2010年全国高速公路的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借新还旧率达54.64%。

货币空转隐忧

发展长期债务工具以及股权融资市场，可以优化金融结构，降低期限和资本结构错配的风险

　　社会融资总量表征着实体部门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但其过快脱离实体经济真实需求或获得资金总量的情况，则是金融空转的表征。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可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降低利率可以让企业提前发生负债，提前投资，从而抚平危机。但是日本的前车之鉴正好倒过来，尽管收入增加，但是由于负债很高，因此企业赚得的大部分收入都要去还银行贷款，把负债率减少。

　　曹远征分析，这样一来，金融杠杆便很难在经济运营中起作用，现在企业的债务水平并不高，但是由于经营效益下降，企业赚的钱几乎都给了银行还债。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宽松，并不能带来有效的实体经济回升。
　　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资深研究员张涛通过统计发现，中国当前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正在上演这一幕。
　　根据国内16家上市商业银行年报所提供的资产期限分布情况，大致可估算出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实际发生额为44万亿元，其中一季度到期债务有38万亿元，整体债务的利息支出1.2万亿元，实际新增融资仅为4.9万亿元，因此，在一季度央行公布的6.1万亿元社会融资中，利息支出占20%，新增融资占80%；而且2013年全年到期债务估计在70万亿元左右，一季度存在债务集中到期的现象。
　　自2008年以来，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和金融机构的表内外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都很快，而且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环境下，无论是资金融出方，还是资金融入方，均会采取短、长期的融资策略，包括以短期新增债务来置换已有的长期债务，这样自然就产生了债务集中到期的局面。 　　张涛认为，如果短期债务积累没有带来债务主体经营性现金流的实质性改善，那么债务的快速积累必定会沿着“财务负担的不断加重——到正常付息出现困难——导致融资的资信力下降——直至既有债务的本金偿还出现实质性违约——最终导致系统性债务危机”的路径演变。
　　所谓债务主体经营性现金流的实质性改善，则有赖于实体经济的有效复苏，也就是企业盈利能力的改善，否则实体经济难以摆脱债务循环。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撰文指出，债务堆积在货币层面反映的是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货币量虽快速上升，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依然高企，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新增货币的推动。由于货币沉淀，每年社会净融资规模虽大，但形成增量部分的比例越来越低，很多信用的投放是维持存量债务的存续。
　　每年新增企业存款占社会净融资的比例从2002年以来显著下降，在2008年以前平均在58%以上，而2012年降至28%，2012年社会净融资高达16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0%。
　　中金公司最新研究报告认为，货币信用周期往往比实体经济的周期长，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以实体经济逆周期操作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可能对货币信用扩张的中长期影响重视不够。如何将金融体系不平衡的风险，纳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是一个挑战。该报告警示，中国要控制信用扩张速度，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非常重要。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为，决策层应该理顺社会融资结构，考量不同的融资渠道的资金使用效益，确保社会融资进入实体经济，不要在金融体系空转，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曾刚认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展开，部分企业盈利能力下滑、部分行业和地区金融风险上升等，都属于正常现象。在发展仍有空间，改革和结构调整仍需深入的阶段，未来的重点不应在过于严格的债务紧缩和限制，而在于根据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优化资金使用的结构与效率，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长期来看，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债务规模本身并非至关重要。
　　他建议，通过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发展长期债务工具以及股权融资市场，可以优化金融结构，以降低期限和资本结构错配的风险。与此同时，优化现有的监管体系，加强跨部门监管，弥补监管空白；稳步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放松对数量方面的管制；强化资本监管，推动银行风险管理体制的完善，继续提高风险抵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