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先民善于思想和崇拜，虽然皇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在社会上儒学占主导地位的同时，道家思想和民间宗教也十分活跃。人们在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君孝亲的伦理道德束缚的同时，在对贤君明臣、武功爵勋、贞节烈女、殉国刺客顶礼膜拜的同时，对成神为仙也充满激情，对天地山川等自然之神也是尊崇有加。他们认为万物有靈，对天上、地下的一切神灵都非常敬重。在汉画像石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无所不包的，无怪乎鲁迅先生要赞叹汉画像石艺术“深沉博大”。

　　反映历史人物故事的内容有周公辅成王、齐桓公释卫、荆轲刺秦王、聂政刺侠累、晋灵公欲杀赵盾、仓颉造字、泗水捞鼎、孔子见老子、二桃杀三士、尊老忠君等。这些内容往往刻在祠堂里，作为对家族后人道德教育的教科书。
　　泗水捞鼎
　　泗水捞鼎，也作取鼎、升鼎。鼎在先秦时代作炊煮使用，也是祭祀的礼器。夏朝大禹治水成功，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九鼎成为传国重宝、天下共主的象征。每个朝代的嬗迭更递，无不以有无“九鼎”相传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大禹收集了全国的青铜，按九州方圆，铸造了九个大鼎，并把大禹治水时所遇到的奇神怪兽一起铸在上面，让人们熟悉宝鼎上的神物和鬼魅，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分辨出好与坏、善与恶。九鼎历经夏、商至周王朝，成了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象征。
　　公元前256年，秦灭周，秦取九鼎宝器。迁鼎途中，其一飞入泗水。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去东海求觅神仙，返回途中路过彭城，他发现了这个鼎，就组织数千人入泗水打捞宝鼎。《水经注·泗水》曰：“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秦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所谓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龙齿啮断其系，故语曰：‘称乐大早，绝鼎系，当是孟浪之传耳。’”

　　鼎落泗水的具体地点，《史记·封禅书》言之凿凿：“秦灭周，周之九鼎没于秦……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古泗水北起今山东沂蒙山，四源共发，南迄古淮河入海口，蜿蜒数百里，沿途经曲阜、沛县、彭城、下邳等城邑，是古代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今天徐州市城北10公里处大运河畔，有名为秦梁洪的村庄，水流湍急，猛浪若奔，是当年泗水上的绝险之处，经常有船只在此沉没，九鼎中的一鼎就是落入这里。
　　秦始皇没有捞上来的神鼎，一直让汉家皇帝耿耿于怀，九鼎缺一，总是憾事，于是方士们投机钻营，编造谎言，用谶纬的形式取悦和蒙骗皇上。武帝时期，有方士在地下发现了一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汉武帝“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武帝十分高兴，于是“赦天下，大酺五日”，改年号为“元鼎”（《汉书·武帝本纪》），至此，捞鼎的故事圆满结束。

　　从现在已经发现的汉画像石《泗水取鼎图》来看，构图对称，已经比较程式化，多是在河面上临时搭建大型支架，支架横跨河面，上面是宽阔的平台，平台上有秦王或者官员居中指挥，支架下是捞鼎的民工。一般采用写实方法。柱端上拴有辘轳，绳子穿过辘轳系在鼎的耳朵上，拱桥的两旁有人用力拉绳取鼎。这种画面的构图毫无例外地在桥的中间刻有一人，画面上仅刻有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却象征着成百数千的百姓。无一例外的是，鼎已被捞出水面，而同时在鼎中出来一只蛟龙，咬断鼎系的一端，又转头咬向鼎系的另一端。选取绳断鼎落的瞬间，在河、堤、岸3个空间，由于鼎中蛟龙把捞鼎绳索一口咬断，岸上的官员惊慌失措，堤上的力士们倒在堤坡。
　　武利华先生认为，在《泗水取鼎图》中，鼎和龙是故事的核心。鼎象征着秦政权，龙象征着“真龙天子”。
　　水中出蛟龙咬断鼎绳使秦始皇捞鼎之举以“弗得”而告终。《泗水取鼎图》犹如一幅政治宣传画，昭示着刘氏政权存在的合天理，得民心，同时又启迪后人不要像秦始皇那样暴虐无德。《泗水取鼎图》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光大了战国时期所谓“时变”的思想，天命无常，世无常主，唯有“德”者则有天下，秦始皇暴虐无德，失去政权，刘邦诛无道、得天下，“德”的观念在此得到了弘扬。

　　孔子见老子
　　老子一生，除了在东周王室做过守藏史外，其余时间主要在沛地隐居。《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礼记》中说：“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吕氏春秋·当染》讲：“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庄子》又记载老子弟子子阳、子居、庚桑楚、南矩邾和柏矩等，都曾先后至沛地向老子请教问道。老子在37岁时，因受甘禅公的迫害而逃往鲁国，孔子从其习助葬。后来辗转至沛地隐居，躬耕授徒。
　　“孔子见老子”的故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鲁南宫敬叔言鲁君：‘请与孔子造周。’鲁君予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造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家语》亦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而达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即吾之师也。遂至周，问礼于老聃焉。”《礼记·曾子问》中有四处记载了孔子向老子求学之例。 　　项槖的形象是手推着独轮鸠车，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年长的孔子手拉着项槖向其请教问题。《战国策·秦策》曰：“项槖生七岁，而为孔子师。”王重民《敦煌变文集》卷三《孔子项槖向问书》记述了项槖连问孔子几个问题，孔子回答不出来，因此，再无心周游列国，赶快回家继续研究学问。
　　老子会见孔子漢画像石出自山东省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北麓的武氏祠，距今1800余年。武氏祠是一组东汉后期武氏家族墓群地面上的石构装饰建筑，现存汉画像石50余幅，其内容题材、思想意识和雕刻技法等均居全国汉画像石之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评价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埃及石刻和希腊瓶画。

　　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者，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倡导者，两位哲人的相遇可称得上是儒道两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见证。尤其是一代宗师长途跋涉、虚心求教于博学多才的老子所表现出来的诚恳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后世学者感叹羡慕不已。这一事实成了我国文化史上一个动人的故事。
　　“孔老相见”汉画像石长285厘米，宽56厘米，一端上部微残。上层画面一列共30人，左起第8人手扶曲木杖，以礼迎宾，其榜题为“老子也”，身后7名弟子手捧书册，表示让孔子阅览;左起第10人与老子相向站立，双手捧雁，诚心诚意，榜题为“孔子也”。据《仪礼·士相见礼》载：“士大夫相见以雁。”即孔子把雁作为初会老子时赠送的礼物。他身后恭恭敬敬地站着21名弟子，包括榜题分别为颜回、子路和子张的3位得意门生。该画像石创作的主题、风格，与史书中关于“孔子适周问礼”的记载吻合。
　　在《庄子》一书里，孔老以不同的会谈方式出现多次，其中还有孔氏弟子颜回、子贡与道家圣者邂逅的趣闻。对于二人相见之事，《礼记·大戴礼》和《史记》中均有记录，如《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庄子去，“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且孔子见老聃，云：“甚矣道之难行也。”
　　老子是周守藏吏，广览群书，知识渊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已皆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尝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如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见龙耶。”
　　龙，汉人王符言之为“九似之物”。《说文解字》亦云龙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毫无疑问，孔子以龙比喻深思博学的老子，正是其内心对老子充满敬佩之情的真实流露。
　　春秋战国从旧的统一体向新的统一体过渡调整时期的一系列变法改革，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社会财富的重新积累和宗法式群体结构的改善等，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目睹乱世，老子和孔子以不同的人生观和出发点著书立说，详细地阐明自己对社会、人生等的理论主张，并完善体制，自圆其说，成为道儒两学派的创始人。从这幅孔老相会汉画像石的艺术创作，和史书中关于两位哲人简短的对话记载里，不难看出处于乱世的老子和孔子各有一套修身治世的学说或主张，孔老相会是两种学说的相互交流，预示着儒道两家学说在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关系之前提下共同发展进步。

　　尊老忠君两相成
　　在中国古代，尊老是优良传统，是以忠君为标志的家法制度的基础和前提。与之相应，寿星自来是深受礼敬的。寿星作为民间信仰中主人间寿夭之神，有两种说法：一是指二十八宿中东方的角、亢二宿;一是指南极老人星。秦汉时所说及立祠所祀的寿星指南极老人星，彼时它被认为掌国运兴衰、国命长短。《史记·封禅书》说，秦时“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史记·天官书》也说：“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张守节《正义》中说：“见，国长命，故谓之寿昌，天下安宁;不见，人主忧也。”
　　老者扶杖，早在西周时已作为尊老礼制推行。《礼记·王制》载：“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是说官员70岁就该退休了，如有特殊情况不能辞官而须继续贡献余热，政府就要赐给他可以倚靠着休息的坐具和手杖。扶杖者有年龄限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古时的杖，一般是用木、藤、竹制成，略高于人。
　　两汉时期，国家对敬老风尚的倡导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刘邦即位次年（前205年），颁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给予其“与县令丞以事相教”的政治地位，免除徭役以及每年十月“赐酒肉”的优待政策。
　　据20世纪中叶发现的汉代《三老赵掾之碑》述，郡三老在本郡享有太守对其“师而不臣”，以及“听讼理怨，教诲后生”的尊贵地位。惠帝、吕后在位期间，经济初步恢复，政府养老力度有所加强。 　　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仁君、明君，就在于他所采取的基本国策是与民休息、安定百姓。他即位不久，就连下两道情真意切的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在春天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正在面临死亡，而为人民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第二道诏书说：“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子孙孝敬赡养他们的老人？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老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个法令出来。”有关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道（少数民族区域的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下达了法令：“年八十以上，每人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年九十以上，每人另加帛二匹，絮三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九十岁以上老人的物品，由县丞（位次于县令的官职）或县尉（位次于县丞）送到他们手中;不满九十岁的，由啬夫、令史（低于县丞、县尉的官职）送到他们手中。郡太守派都吏（负责检查的官职，后世称督邮）巡行各县，对不合规定的，予以督责。对刑徒和有罪未及判决的，不用此令。”
　　汉文帝二十年（前168年），又对孝悌者予以物质奖励和精神褒扬。此后，汉代诸帝均将重孝养老视为治国方略中的重要环节。一些“循吏”竭力宣扬孝道，汉代主流文化经学将尊老看作立国之本，西汉后期兴起的谶纬从神学的角度推动着孝道，这些实践和理论也得到大众的积极回应，敬老尊老成为时代潮流。
　　根据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竹简记载，西汉时期就已规定了尊敬和赡养老人的法令。对70岁以上的老人，由朝廷授予一种顶端雕有斑鸠形象的手杖—王杖，持有者享有各种优待。如他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年俸600石的地方小官吏;侮辱或殴打这些老人的官民，都要被定为大逆不道的罪名而处以斩首之刑。宣帝下旨称：吏民对持鸠杖老人“有敢骂殴詈辱者，逆不道”。如云阳白水亭长张熬因“殴受王杖主，使治道”，结果“即弃市”。汝南郡男子王安世“坐桀黠，击鸠杖主，折伤其杖，弃市”。
　　1959年和1974年，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和广西平乐银山岭汉墓场出土有木制鸠杖。1968年，河北满城1号汉墓也出土有银制鸠杖头。
　　以鸠为饰的意义有三种说法。一是采用《风俗通义》的说法：“俗说，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间，遁丛属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为必无人，遂得脱。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人也。”二是《后汉书·礼仪志》的说法：“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也就是扶杖在手，时时防噎，以保长寿之意。三是在我国古文字中，“鸠”、“九”同音相通。而“九”乃数之极，又称天数，象征极高、极深、极多、极长、極大、极广。同时按《易经》说法又具有吉祥之意。
　　鸠杖的意义尽可见仁见智，尊老敬贤的传统美德在两汉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并且形成法令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汉家君主之所以把尊老提高到空前绝后的地位，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家是国的基础，不尊老就很难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