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从古至今,文人骚客总是离不开酒。因酒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功效,而醉中作画,可神思飞逸,浮想联翩,挥笔画去,一气呵成。酒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够“悦志悦神”,文人们常常在酣醉后“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醉酒吟诗,超然物外,寄情翰墨,亦是人生坎坷、仕途不利的文人生活写照。
关键词:酒 中国文人 中国书画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从古至今,文人骚客总是离不开酒。他们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或“雅好山泽嗜杯酒”,或“醉时吐出胸中墨”,从而使“斗酒诗百篇”,“破笔秃颖放光彩”。
据考有文字记载最早著名文人为秦汉间的“千岁翁”安期生,曾“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酉阳杂俎》)。后有魏晋王羲之、竹林七贤;唐之张旭、怀素、吴道子、王墨、张志和;五代时期的励归真;宋代苏轼、梁楷;元代高克恭、郭界、钱选、元四家(黄公望、吴镇、王蒙、倪赞);明代徐渭、吴伟、祝允明、唐伯虎、郑燮及明末的归庄;清代有朱耷、汪肇、“扬州八怪”;清末的海派画家蒲华……那么诗坛书苑画界的这些文人墨客,为什么会与酒有如此深的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和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以审美为目的的绘画和书法出现,佛教和老庄及玄学思想的影响,使美学思想实现了根本突破。这首先与对绘画的审美功能的自觉认识有关,哲学的意味、理性精神、文学修养也被文人士大夫融入了绘画。突破了春、秋战国以来,绘画用于“比德”的界限,提出自然美能影响人的精神作用——“畅神”作用。在“畅神”论的指导下,南朝的宗炳提出,山水画家应“含道应物”,就是说,画家在接触自然时,要用一个完整的、主观的、哲学的、审美的、意识的“道”,去理解和表现自然。他又说山水“以形媚道”,指出画中的自然景物要服从画家的主观哲学审美意识,这就用画家的主观“神”、“意”,代替了客观对象的“神”、“意”,而成为主宰,也就是“意”主宰了“形”。
南朝陈代的姚最也强调“立万象于胸怀”,把主观的立意放到了首位。这种超出画外的“化象为意”,便是中国古典绘画艺术中最高的审美理想。中国书画艺术由重“法”而趋向尚“意”,画取意,诗写意,书法也要求通意。“意”,包含着心意、真意、率意、意趣等意思。尚意,旨在摆脱束缚。一是严峻法度的束缚,二是法帖的束缚,三是一些技法的束缚。核心是要自由表现人的心意和性灵。这无疑是符合艺术特性的,有助于艺术的发展。而酒,在书画家尚意的追求中,在自然的心性表达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 “醉则兴发”——酒酣能激发创作欲望和激情
酒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功效,而醉中作画,可神思飞逸,浮想联翩,挥笔画去,一气呵成。
唐和尚怀素,在诵经之余,爱好书法,特别是草书。他不喜欢用笔书写,把所有的笔都埋在山里,叫“笔冢”。他在家乡(湖南零陵)种了很多香蕉,他就用蕉叶沾墨一挥而就。他特别喜欢喝酒,喝到酒兴大发时,不管是寺庙里的墙上、衣服还是锅碗盆缸,到处都写满了字。他曾经一天之内喝醉过九次,人们就叫他“醉僧”。
宋代的苏轼是一位集诗人、书画家于一身的艺术大师,其作品往往是乘酒醉发真兴而作,黄山谷题苏轼竹石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
梁楷是南宋时期的减笔人物画家,行为狂放,得了个梁疯子的绰号。平时嗜酒自乐,常常“醉来亦复成淋漓”。其画一改因袭模拟之旧习,喜用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泼墨匀染,水墨淋漓,不求形似求神似,着眼于生韵的体现,同时抒发“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悲愤情感,以及历劫不磨的旺盛生命力。
元代画家钱选,“酒不醉,不能画”。明朝遗臣朱耷,往往于醉后挥毫。待“酒兴大发”,他便开始泼墨,或“攘笔搦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见《清朝艺苑》)。
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善画人物、山水、花卉,草书亦精。清凉道人《昕雨轩笔记》中说他“性嗜酒,求画者具良酝款之,举爵无算,纵谈古今,旁若无人。酒酣捉笔,挥洒迅疾如风”。许齐卓《瘦瓢山人小传》中则说“一饮辄醉,醉则兴发,濡发献墨,顷刻飘飘可数十幅”。马荣祖在《蚊湖诗钞》序中说:黄慎“酒酣兴致,奋袖迅扫,至不知其所以然”。几条记载共同讲述黄慎的上乘佳作,多是酒酣耳热之际信笔挥洒而成,意足而神定。黄慎作画时运笔疾速如骤雨狂风,清凉道人见过黄慎作画时的情景,说黄慎的画“初视如草稿,寥寥数笔,形模难辨,及离丈余视之,则精神骨力出也”。
可见酒可使人精神亢奋,才思敏捷,从而激发出珍贵的灵感,推助高质量艺术品的诞生。
二 酒能为嗜酒的书画家调节良好的艺术创作状态
古代文人画家气质与性格特征鲜明,多愁善感,醉酒吟诗,超然物外,寄情翰墨的生活是自然和内在精神追求的契合。
唐张志和“喜酒,常在酣醉后,或击鼓吹笛,舐笔成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唐王洽以善画泼墨山水被人称之为王墨,其人疯颠酒狂,放纵江湖之间,“每欲画必先饮到醺酣之际,先以墨泼洒在绢素之上,墨色或淡或浓,随其自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烟,变化万千,非一般画工所能企及。”这在某种意义上,又与魏晋尚韵追求冲淡神远、新鲜活泼,情趣盎然、自然天成有相通之处,是在上追晋人的神韵和真趣。
宋代包鼎,为画虎专家,每画之前,“洒扫一室,屏人声,塞门涂牖,穴屋取明,一饮斗酒”,然后“脱衣,据地卧、起、行、顾”,感到自己真像老虎时,又“复饮斗酒,取笔一挥尽意而去”(见《后山谈丛》)。
明周晖《金陵琐事》记载:有一次,吴伟到朋友家去做客,酒阑而雅兴大发,戏将吃过的莲蓬,蘸上墨在纸上大涂大抹,主人莫名其妙,不知他在干什么。吴伟对着自己的杰作思索片刻,抄起笔来又舞弄一番,画成一幅精美的《捕蟹图》,赢得在场人们的齐声喝采。姜绍书《无声诗史》记载:吴伟待诏仁智殿时,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一次,成化皇帝召他去画画,吴伟已经喝醉了。他蓬头垢面,被人扶着来到皇帝面前。皇帝见他这副模样,也不禁笑了,于是命他作松风图。他踉踉跄跄碰翻了墨汁,信手就在纸上涂抹起来,片刻,就画完了一幅笔简意赅、水墨淋漓的《松风图》,在场的人们都看呆了,皇帝也夸他真仙人之笔也。
三 酒能“悦志悦神”
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悦志悦神”,文人们常常在酣醉后“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物我两忘”是一种超功利、超感官、超心意的涤除了一切杂念的艺术境界。其一,“忘物”:对审美对象的超越。酒酣的人精神兴奋,头脑里一切理性化和规范化的藩篱统统被置之度外,心理上的各种压力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实现心灵与情感的深度满足和愉悦。酒的麻醉下,主体突出的感受是“悦志”,是大大超越了审美对象的心灵的愉悦,是离开对象之“形”的人格与精神的升华。这就是最高层次的审美体验与享受。其二,“忘我”:自我的超越。它由最初的“神与物游”,渐渐转为“离形”、“神与物合”,达到对对象“出乎其外”的最深层的理解与反思。这种理解与反思不依靠抽象的逻辑概念,而是建筑在整个心灵对“无形之象”的意境意味的直觉与体验上。主体的心灵也正是借此得以净化的。因此在酒酣状态的“物我两忘”境界下,创作欲望和信心的增强,使创作能力得到了升华。自己掌握的技法不再受意识的束缚,作起画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达到“相忘于江湖”、“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之境,水平得到了超常的发挥。这时,往往会有上乘的佳作产生。
如:“书圣”王羲之流传千古的“兰亭序”,就是酒后之作。在不多的324个字当中,“之”字出现了20多次,但没有一个“之”字写得相同。写完后,所有的朋友都赞不绝口,王酒醒以后也大吃一惊,怀疑这不是自己写的。据说,他以后又照着原文反复写过很多次,却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字来了。“草圣”张旭的草书,与当时李白的诗歌、裴雯的剑舞并称三绝。其作品往往是酒后激情方起,醉后大呼狂走才索笔,有时甚至不用笔,而“以头濡墨,一甩而就”,“变化无穷,若有神助”,待酒醒后自己看了也感到神奇。再写,竟“不可复得”(《唐书·张旭传》)。
这类酒神型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往往是本性的化身,是艺术家对真善美认识的具体反映。作品大多都痛快淋漓,自然天成,毫无娇柔造作之态,透出一种真情率意。从这个意义上讲,酒却能使艺术家“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不但易于促成书画艺术品的诞生,而且可提高作品的质量。
四 醉酒吟诗,寄情翰墨——人生坎坷、仕途不利的文人生活写照
明徐渭是著名的书画家、戏剧家、诗人,也以纵酒狂饮嗜酒如命著称。徐渭经常与一些文人雅士到酒肆聚饮狂欢。其画常为醉中所作,甚至被称为“醉画”,成为中国花鸟画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传,徐渭作画时杯不离手,手不停笔,边饮边画,酒醉画成。这正如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朱彝尊评论徐渭画时说的那样,“小涂大抹”都具有一种潇洒高古的气势。蕴含着一股狂傲澎湃的激情。他的画集中,有许多“醉款”。如《初春未雷而笋有穿篱者,醉中狂扫大幅》、《大醉为道士抹画于卧龙山顶》等,可以想到当时徐渭乘酒兴醉意作画的情形。此外,还有一些题诗款,亦洋溢着浓郁的酒香。如“今日与君饮一斗,卧龙山下人屠狗……酒深耳热白日斜,笔饱心雄不停手。”“芭蕉叶下鸡冠花,一朵红莲不可遮。老夫烂醉抹此幅,雨后西天忽晚霞。”徐渭其画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能够强烈抒发内心情感的最高境界,被公认为青藤画派的鼻祖。
此一类画家还有清初朱耷。明朝遗臣朱耷,国破家亡使其性格变得十分乖戾,佯狂避世,借酒消愁,往往于醉后挥毫。人们知其嗜酒,闻字、画“皆得其醉后”,便“置酒招之”,将纸、墨置于席边,待酒兴大发,他便开始泼墨,或“攘笔搦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醒时,欲觅其片纸只字不可得,虽陈黄金万镒于前不顾也!”(见《清朝艺苑》)。
五 “醺醺然,手、心调和时是其画趣。”——酒后创作的佳境
诚然“酒酣”能“兴发”,能“悦志悦神”、“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但是,酒喝到什么程度才是最佳呢?什么状态才是最理想的创作时刻?
被誉为“画圣”的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道释人物有“吴带当风”之妙,被称之为“吴家样”。吴道子作画时,一定要喝得“酣畅淋漓”才下笔。《历代名画记》中说他“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唐王洽“每欲画必先饮到醺酣”之际(《历代名画记》)。黄慎“酒酣捉笔”,(马荣祖《蚊湖诗钞》)徐渭“边饮边画,酒醉画成”。元朝画家马瑰“……酒酣落笔皆成趣……”(贝琼《清江诗集》)……可见,酒酣是喝酒的一种境界,此时下笔便思绪活跃,挥笔洒墨,酣畅淋漓。这种境界就是“惟将醉醺醺然,手、心调和时,是其画趣。”只因“……酒不醉不能画,然绝醉不可画矣”。这里的“醺醺然”将醉未醉、似清醒又糊涂时,“手、心调和”状态是“形醉意不醉”,“身醉心不醉。”这应该是每位嗜酒画家最理想的创作时刻。
总之,中国古代文人、画作,有不少与酒有缘。在特定的环境、氛围中,仰仗酒兴,走笔如飞,直抒心胸,把平日积累的艺术功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幅平淡、天真、得意之作成于顷刻之间。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艺术家的学识、修养、人生观,当然还有入“道”的高“技”,酒只是艺术家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一种催生剂。当然,这也是中国艺术史上,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 黄宗贤:《中国美术史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孔令伟:《中国美术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3] 杨欣:《青年美育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杨思寰、梅宝树:《书法艺术教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李砥,男,1966—,河北秦皇岛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燕山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酒 中国文人 中国书画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从古至今,文人骚客总是离不开酒。他们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或“雅好山泽嗜杯酒”,或“醉时吐出胸中墨”,从而使“斗酒诗百篇”,“破笔秃颖放光彩”。
据考有文字记载最早著名文人为秦汉间的“千岁翁”安期生,曾“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酉阳杂俎》)。后有魏晋王羲之、竹林七贤;唐之张旭、怀素、吴道子、王墨、张志和;五代时期的励归真;宋代苏轼、梁楷;元代高克恭、郭界、钱选、元四家(黄公望、吴镇、王蒙、倪赞);明代徐渭、吴伟、祝允明、唐伯虎、郑燮及明末的归庄;清代有朱耷、汪肇、“扬州八怪”;清末的海派画家蒲华……那么诗坛书苑画界的这些文人墨客,为什么会与酒有如此深的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和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以审美为目的的绘画和书法出现,佛教和老庄及玄学思想的影响,使美学思想实现了根本突破。这首先与对绘画的审美功能的自觉认识有关,哲学的意味、理性精神、文学修养也被文人士大夫融入了绘画。突破了春、秋战国以来,绘画用于“比德”的界限,提出自然美能影响人的精神作用——“畅神”作用。在“畅神”论的指导下,南朝的宗炳提出,山水画家应“含道应物”,就是说,画家在接触自然时,要用一个完整的、主观的、哲学的、审美的、意识的“道”,去理解和表现自然。他又说山水“以形媚道”,指出画中的自然景物要服从画家的主观哲学审美意识,这就用画家的主观“神”、“意”,代替了客观对象的“神”、“意”,而成为主宰,也就是“意”主宰了“形”。
南朝陈代的姚最也强调“立万象于胸怀”,把主观的立意放到了首位。这种超出画外的“化象为意”,便是中国古典绘画艺术中最高的审美理想。中国书画艺术由重“法”而趋向尚“意”,画取意,诗写意,书法也要求通意。“意”,包含着心意、真意、率意、意趣等意思。尚意,旨在摆脱束缚。一是严峻法度的束缚,二是法帖的束缚,三是一些技法的束缚。核心是要自由表现人的心意和性灵。这无疑是符合艺术特性的,有助于艺术的发展。而酒,在书画家尚意的追求中,在自然的心性表达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 “醉则兴发”——酒酣能激发创作欲望和激情
酒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功效,而醉中作画,可神思飞逸,浮想联翩,挥笔画去,一气呵成。
唐和尚怀素,在诵经之余,爱好书法,特别是草书。他不喜欢用笔书写,把所有的笔都埋在山里,叫“笔冢”。他在家乡(湖南零陵)种了很多香蕉,他就用蕉叶沾墨一挥而就。他特别喜欢喝酒,喝到酒兴大发时,不管是寺庙里的墙上、衣服还是锅碗盆缸,到处都写满了字。他曾经一天之内喝醉过九次,人们就叫他“醉僧”。
宋代的苏轼是一位集诗人、书画家于一身的艺术大师,其作品往往是乘酒醉发真兴而作,黄山谷题苏轼竹石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
梁楷是南宋时期的减笔人物画家,行为狂放,得了个梁疯子的绰号。平时嗜酒自乐,常常“醉来亦复成淋漓”。其画一改因袭模拟之旧习,喜用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泼墨匀染,水墨淋漓,不求形似求神似,着眼于生韵的体现,同时抒发“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悲愤情感,以及历劫不磨的旺盛生命力。
元代画家钱选,“酒不醉,不能画”。明朝遗臣朱耷,往往于醉后挥毫。待“酒兴大发”,他便开始泼墨,或“攘笔搦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见《清朝艺苑》)。
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善画人物、山水、花卉,草书亦精。清凉道人《昕雨轩笔记》中说他“性嗜酒,求画者具良酝款之,举爵无算,纵谈古今,旁若无人。酒酣捉笔,挥洒迅疾如风”。许齐卓《瘦瓢山人小传》中则说“一饮辄醉,醉则兴发,濡发献墨,顷刻飘飘可数十幅”。马荣祖在《蚊湖诗钞》序中说:黄慎“酒酣兴致,奋袖迅扫,至不知其所以然”。几条记载共同讲述黄慎的上乘佳作,多是酒酣耳热之际信笔挥洒而成,意足而神定。黄慎作画时运笔疾速如骤雨狂风,清凉道人见过黄慎作画时的情景,说黄慎的画“初视如草稿,寥寥数笔,形模难辨,及离丈余视之,则精神骨力出也”。
可见酒可使人精神亢奋,才思敏捷,从而激发出珍贵的灵感,推助高质量艺术品的诞生。
二 酒能为嗜酒的书画家调节良好的艺术创作状态
古代文人画家气质与性格特征鲜明,多愁善感,醉酒吟诗,超然物外,寄情翰墨的生活是自然和内在精神追求的契合。
唐张志和“喜酒,常在酣醉后,或击鼓吹笛,舐笔成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唐王洽以善画泼墨山水被人称之为王墨,其人疯颠酒狂,放纵江湖之间,“每欲画必先饮到醺酣之际,先以墨泼洒在绢素之上,墨色或淡或浓,随其自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烟,变化万千,非一般画工所能企及。”这在某种意义上,又与魏晋尚韵追求冲淡神远、新鲜活泼,情趣盎然、自然天成有相通之处,是在上追晋人的神韵和真趣。
宋代包鼎,为画虎专家,每画之前,“洒扫一室,屏人声,塞门涂牖,穴屋取明,一饮斗酒”,然后“脱衣,据地卧、起、行、顾”,感到自己真像老虎时,又“复饮斗酒,取笔一挥尽意而去”(见《后山谈丛》)。
明周晖《金陵琐事》记载:有一次,吴伟到朋友家去做客,酒阑而雅兴大发,戏将吃过的莲蓬,蘸上墨在纸上大涂大抹,主人莫名其妙,不知他在干什么。吴伟对着自己的杰作思索片刻,抄起笔来又舞弄一番,画成一幅精美的《捕蟹图》,赢得在场人们的齐声喝采。姜绍书《无声诗史》记载:吴伟待诏仁智殿时,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一次,成化皇帝召他去画画,吴伟已经喝醉了。他蓬头垢面,被人扶着来到皇帝面前。皇帝见他这副模样,也不禁笑了,于是命他作松风图。他踉踉跄跄碰翻了墨汁,信手就在纸上涂抹起来,片刻,就画完了一幅笔简意赅、水墨淋漓的《松风图》,在场的人们都看呆了,皇帝也夸他真仙人之笔也。
三 酒能“悦志悦神”
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悦志悦神”,文人们常常在酣醉后“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物我两忘”是一种超功利、超感官、超心意的涤除了一切杂念的艺术境界。其一,“忘物”:对审美对象的超越。酒酣的人精神兴奋,头脑里一切理性化和规范化的藩篱统统被置之度外,心理上的各种压力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实现心灵与情感的深度满足和愉悦。酒的麻醉下,主体突出的感受是“悦志”,是大大超越了审美对象的心灵的愉悦,是离开对象之“形”的人格与精神的升华。这就是最高层次的审美体验与享受。其二,“忘我”:自我的超越。它由最初的“神与物游”,渐渐转为“离形”、“神与物合”,达到对对象“出乎其外”的最深层的理解与反思。这种理解与反思不依靠抽象的逻辑概念,而是建筑在整个心灵对“无形之象”的意境意味的直觉与体验上。主体的心灵也正是借此得以净化的。因此在酒酣状态的“物我两忘”境界下,创作欲望和信心的增强,使创作能力得到了升华。自己掌握的技法不再受意识的束缚,作起画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达到“相忘于江湖”、“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之境,水平得到了超常的发挥。这时,往往会有上乘的佳作产生。
如:“书圣”王羲之流传千古的“兰亭序”,就是酒后之作。在不多的324个字当中,“之”字出现了20多次,但没有一个“之”字写得相同。写完后,所有的朋友都赞不绝口,王酒醒以后也大吃一惊,怀疑这不是自己写的。据说,他以后又照着原文反复写过很多次,却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字来了。“草圣”张旭的草书,与当时李白的诗歌、裴雯的剑舞并称三绝。其作品往往是酒后激情方起,醉后大呼狂走才索笔,有时甚至不用笔,而“以头濡墨,一甩而就”,“变化无穷,若有神助”,待酒醒后自己看了也感到神奇。再写,竟“不可复得”(《唐书·张旭传》)。
这类酒神型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往往是本性的化身,是艺术家对真善美认识的具体反映。作品大多都痛快淋漓,自然天成,毫无娇柔造作之态,透出一种真情率意。从这个意义上讲,酒却能使艺术家“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不但易于促成书画艺术品的诞生,而且可提高作品的质量。
四 醉酒吟诗,寄情翰墨——人生坎坷、仕途不利的文人生活写照
明徐渭是著名的书画家、戏剧家、诗人,也以纵酒狂饮嗜酒如命著称。徐渭经常与一些文人雅士到酒肆聚饮狂欢。其画常为醉中所作,甚至被称为“醉画”,成为中国花鸟画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传,徐渭作画时杯不离手,手不停笔,边饮边画,酒醉画成。这正如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朱彝尊评论徐渭画时说的那样,“小涂大抹”都具有一种潇洒高古的气势。蕴含着一股狂傲澎湃的激情。他的画集中,有许多“醉款”。如《初春未雷而笋有穿篱者,醉中狂扫大幅》、《大醉为道士抹画于卧龙山顶》等,可以想到当时徐渭乘酒兴醉意作画的情形。此外,还有一些题诗款,亦洋溢着浓郁的酒香。如“今日与君饮一斗,卧龙山下人屠狗……酒深耳热白日斜,笔饱心雄不停手。”“芭蕉叶下鸡冠花,一朵红莲不可遮。老夫烂醉抹此幅,雨后西天忽晚霞。”徐渭其画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能够强烈抒发内心情感的最高境界,被公认为青藤画派的鼻祖。
此一类画家还有清初朱耷。明朝遗臣朱耷,国破家亡使其性格变得十分乖戾,佯狂避世,借酒消愁,往往于醉后挥毫。人们知其嗜酒,闻字、画“皆得其醉后”,便“置酒招之”,将纸、墨置于席边,待酒兴大发,他便开始泼墨,或“攘笔搦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醒时,欲觅其片纸只字不可得,虽陈黄金万镒于前不顾也!”(见《清朝艺苑》)。
五 “醺醺然,手、心调和时是其画趣。”——酒后创作的佳境
诚然“酒酣”能“兴发”,能“悦志悦神”、“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但是,酒喝到什么程度才是最佳呢?什么状态才是最理想的创作时刻?
被誉为“画圣”的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道释人物有“吴带当风”之妙,被称之为“吴家样”。吴道子作画时,一定要喝得“酣畅淋漓”才下笔。《历代名画记》中说他“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唐王洽“每欲画必先饮到醺酣”之际(《历代名画记》)。黄慎“酒酣捉笔”,(马荣祖《蚊湖诗钞》)徐渭“边饮边画,酒醉画成”。元朝画家马瑰“……酒酣落笔皆成趣……”(贝琼《清江诗集》)……可见,酒酣是喝酒的一种境界,此时下笔便思绪活跃,挥笔洒墨,酣畅淋漓。这种境界就是“惟将醉醺醺然,手、心调和时,是其画趣。”只因“……酒不醉不能画,然绝醉不可画矣”。这里的“醺醺然”将醉未醉、似清醒又糊涂时,“手、心调和”状态是“形醉意不醉”,“身醉心不醉。”这应该是每位嗜酒画家最理想的创作时刻。
总之,中国古代文人、画作,有不少与酒有缘。在特定的环境、氛围中,仰仗酒兴,走笔如飞,直抒心胸,把平日积累的艺术功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幅平淡、天真、得意之作成于顷刻之间。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艺术家的学识、修养、人生观,当然还有入“道”的高“技”,酒只是艺术家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一种催生剂。当然,这也是中国艺术史上,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 黄宗贤:《中国美术史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孔令伟:《中国美术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3] 杨欣:《青年美育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杨思寰、梅宝树:《书法艺术教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李砥,男,1966—,河北秦皇岛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燕山大学艺术学院。